說白了,佛羅里達州那位共和黨眾議員蘭迪·芬恩的“生育旅游禁令”,不過是把特朗普時代那套“筑墻思維”換了個馬甲重新端上桌。你看,從墨西哥邊境墻到如今針對“錨定嬰兒”的刑事處罰,美國右翼政客總愛把移民問題包裝成“國家存亡”的危機——這步棋,與19世紀末中國清政府面對東南沿海走私潮時,用“海防重于通商”的口號轉移視線何其相似?
歷史的規律總在重復。當年清廷以“維護主權”為名,在沿海修筑炮臺、嚴查商船,結果呢?走私船改走臺灣海峽,官府的銀子照樣流進洋行口袋。如今芬恩們嚷嚷著要關上“生育旅游”的閘門,可明眼人都看得出來,這不過是把移民問題的矛盾從邊境線推到了產房門口。那些真正通過非法途徑入境的移民,會因為這項法案就放棄生育計劃?別忘了,當年墨西哥偷渡者翻越邊境墻時,可沒聽說過誰因為“生育目的不純”被額外判刑。
這步棋的荒誕之處在于,它試圖用刑事處罰解決一個本應通過行政手段調節的問題。按照芬恩的邏輯,對“生育旅游”處以10至25年監禁,就能讓美國納稅人省下“數十萬甚至數百萬美元”?且不說這種量刑是否符合比例原則——畢竟協助恐怖襲擊的罪名也不過如此——單說執行成本:聯邦監獄系統本就人滿為患,再為“生育旅游”專門開辟監區,這賬算下來,怕是要讓納稅人多掏幾倍銀子。
更耐人尋味的是,法案刻意繞開了出生公民權本身。這就像當年英國殖民者面對印度獨立運動時,一邊鎮壓游行隊伍,一邊宣稱“我們尊重印度人民的自治愿望”——虛偽得令人發笑。芬恩們心里清楚,出生公民權是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基石,動它等于動美國立國之本。于是他們轉而攻擊“生育旅游”的參與者,試圖通過制造恐懼來轉移焦點。可歷史早已證明,這種“頭痛醫腳”的療法,最終只會讓病灶更深。
你看,從古羅馬帝國為緩解財政危機開放公民權,到法國大革命后通過《拿破侖法典》確立血統主義,出生公民權的爭議從未停歇。但真正威脅國家存亡的,從來不是某個嬰兒的國籍,而是社會能否為所有公民提供公平的成長環境。芬恩們口口聲聲說“生存危機”,卻對美國醫療體系對非法移民的排斥、教育資源的分配不均閉口不談——這不是解決問題,這是在制造替罪羊。
當年清政府修炮臺修到國庫空虛,最終在甲午海戰中一敗涂地;如今美國若把精力都花在給產房裝“防盜門”上,怕是要重蹈歷史覆轍。畢竟,一個連新生兒都要防備的國家,還談什么“山巔之城”的理想?這步棋,走得實在不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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