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拿馬：被水抬升的百年時空

巴拿馬運河的閘門合攏的時候，我正站在船舷邊。閘門一寸一寸地收攏，七萬多噸的郵輪被緩緩抬起，水從閘室底部涌入，海平面在十分鐘里上升了近十米，沒有轟鳴，沒有震動，一切都發生在最安靜的秩序里。《創世記》寫“將水分為上下”，上帝分開的是天與海，而人類在地峽之上，割裂又重新連通兩片大洋，咸水淡水在此交匯，厚重鐵閘像一本沉默開合的書，反復翻卷著跨越百年的工程史詩。

全世界大約5%的貿易從巴拿馬運河經過，每年通行船只超過一萬艘。1881年法國人最先動工修建巴拿馬運河，平地開鑿海平面運河的構想敗給了熱帶疫病與山體塌方，近兩萬兩千名勞工葬身叢林，項目于1889年破產。美國接手工程后調整方案，以船閘蓄水抬高航道，耗時十載方才貫通，又有五千六百余名勞工倒在瘧疾、塌方與高溫之下，七萬人用生命換來一條八十公里長的水路。這是一個被打開了缺口的大陸，運河就像一道縫合線，把太平洋和大西洋勉強縫在一起，可是那道歷史留下的傷痕，始終清晰可見。

船行駛在巴拿馬運河（歐陽霞 攝）

從船上往下看，岸上的棕櫚樹在后退，像有人把一座森林從水底推上來。太陽升起來的時候，船駛過加通湖。這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湖，水面寬闊如海，兩岸是望不到頭的熱帶雨林。幾只白鷺貼著水面飛過，翅膀在晨光里鍍了一層金邊。

加通湖水面寬闊如海（歐陽霞 攝）

經過巴拿馬運河，像讀完一部人類和自然彼此博弈的歷史，那些精密的工程數據，那些令人炫目的閘門起落，最終都歸于這寂靜的湖面。

莫拉：無聲的民族語言

巴拿馬運河的北端是科隆，南端是巴拿馬城。我下了船，沒有立刻走進那座被高樓大廈環抱的新城，而是往森林深處去了。

車從港口駛出兩個小時，兩側的風景從樓房變成了灌木，又從灌木變成了密不透風的叢林，我們的目的地是一個庫那族的村落。那些高大的棕櫚樹、低垂的芭蕉葉，逐漸取代了城市里的一切秩序，空氣中混著泥土和腐葉的氣息，悶得人喘不過氣。

我們走進庫那族村落，腳下泥土松軟，一群小男孩圍了上來，他們推推搡搡地看著我，目光里沒有警惕，只有一種純粹的未被規訓的好奇。女孩子們站在更遠的地方，羞怯地往這邊張望。導游說，這座村落極少接待外來訪客。

可愛的庫那族男孩（歐陽霞 攝）

庫那族女人坐在樹蔭下，拿著針線，頭也不抬地繡著她們手中的活計。她們的服飾色彩濃烈，大紅色的頭巾裹緊額頭，衣衫綴著一塊叫“莫拉”的刺繡方布。“莫拉”是庫那文化獨有的織物，多層彩布鏤空堆疊，以反面貼繡勾勒飛鳥、走獸與族群圖騰，每一種紋樣都在訴說著部落的傳說，像是無聲的民族語言。在巴拿馬，莫拉刺繡早已是國家的文化符號，甚至遠赴北京、重慶展出，可在閉塞悶熱的雨林村落里，它只是婦女穿在身上的日常裝飾。

庫那族婦女制作傳統刺繡“莫拉”（歐陽霞 攝）

一個白發年輕人站在不遠處，沉默地望著我們。他的皮膚近乎雪白，頭發淺得像被太陽漂過一樣。導游說，庫那族的白化病發生率是所有民族中最高的，約每150人中便有一名白化族人。我不知道那是基因的偶然，還是某種深幽印記，當地稱他們是“月光之子”，是族群神話里靠近神明的存在。我望向那個年輕人，他便轉過身去，留下一個單薄的背影，像一道被刺眼的光灼傷了的影子。

離開村子時，那群男孩還站在路邊的樹蔭下，朝我們用力揮著手。他們追著車跑出了村口，像是要把這個下午再留得久一點。我大聲地朝他們喊著“再見”。不知道他們聽不聽得懂，但在那一刻，語言根本不重要了。

雙城記：被切割的時空

從部落出來，車往回開，密林漸漸退去，樓房重新冒出來，像一幅被慢慢展開的畫卷。

巴拿馬城和庫那族部落，像是被放在天平兩端的兩個世界，中間只隔了一個小時的車程，卻恍如隔世。庫那族婦女還在用針線繡著莫拉，而巴拿馬城的高樓里，西裝革履的白領正在用電腦敲著金融代碼。我曾在一部紀錄片里看到過類似的畫面，鏡頭從肯尼亞的原始部落一路推到內羅畢的摩天大樓，中間沒有過渡，像兩個時代被生硬地剪接在一起。而巴拿馬的不同在于，這兩個世界并存于同一個城市里，像一個人同時穿著西裝和草裙，不解釋，不調和，理所當然。

巴拿馬城新區高樓林立（歐陽霞 攝）

巴拿馬城的新區，像任何一座國際都市一樣忙碌。我站在路邊等紅燈，對面是玻璃幕墻的反光，晃得人睜不開眼。不遠處，一艘貨輪正緩緩駛出運河，汽笛聲隔著幾條街傳過來，低沉而悠長。兩種時空并行的荒誕感，讓我想起博爾赫斯筆下那些融匯了真實與虛構的街道，他筆下的布宜諾斯艾利斯有一種“同時是過去和未來”的氣質。巴拿馬給我的感覺更直接，它同時是原始和現代，森林和鋼筋，手工針線和自動閘門。

殘鐘：沉默的見證

傍晚，我走進了巴拿馬老城遺址Panamá La Vieja，1519年西班牙殖民者在此建立了美洲太平洋沿岸首座歐洲城鎮，1671年遭海盜摩根劫掠焚毀，此后再未重建。如今只剩下一些斷壁殘垣，幾堵被歲月啃噬過的舊墻，在夕照里泛著暗金色的光。

巴拿馬城舊城街頭的廣州酒樓（歐陽霞 攝）

走在那片廢墟上，腳下是碎石，眼前是裂開的拱門，殘破教堂墻體斑駁風化。西班牙人在這里建過教堂、市政廳、監獄和港口。太平洋的船從這里出發，載著秘魯的白銀、波托西的錫礦繞過合恩角，橫穿大西洋運回西班牙。那些船帶走了這片土地上最貴重的東西，也帶走了無數人的生命。殖民者在這里立下十字架，也豎起了絞刑架。可磚石遺跡遠比強權符號活得更長久，它一言不發地站在那里，讓所有人都變成它的過客。

不遠處，有一面墻的涂鴉寫著：“LA PATRIA ES DE TODOS”——祖國屬于每一個人。我站在那面墻前，看著那行字在暮色里慢慢變暗。這片土地的祖國換過太多次了，西班牙殖民地、大哥倫比亞領土、美國管控運河區、獨立巴拿馬共和國。政權更迭如同運河水閘升降，岸上世代居民始終被時代洪流反復沖刷，浮沉不由己。

廢墟盡頭有一座殘破的鐘樓，傍晚的海風穿過空蕩蕩的拱門，仿佛那些被火焚毀的教堂仍在響著晚鐘。四百年前的船早已沉沒，殖民者的劍銹在了土里，而那些被運走的白銀，也早已在別處熔鑄成不同的形狀。只有這座鐘樓還在，像一個被時間落在原地的見證者，它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說。

2017年，巴拿馬正式與中國建交，而我踏足這片廢墟是2011年，彼時兩國尚未互通外交，我的護照蓋著簽證章，可那枚章印之下隔著萬水千山，也隔著一條未被鋪好的路。

巴拿馬運河米拉弗洛雷斯船閘（歐陽霞 攝）

船再次駛入運河，是在離開的那天清晨。太陽還沒升起來，水面泛著青灰色的光。兩岸的雨林籠罩在薄霧里，鳥在看不見的地方叫著。閘門再次合攏，水再次涌進來，這一次，船從高處被降下來，朝著加勒比海方向前行。

郵輪駛出了最后一道閘門，大西洋在眼前鋪開。巴拿馬運河的水閘在身后緩緩合攏，像一頁沉重的書被輕輕合上。

（作者 歐陽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