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高成鳶先生的學術苦旅

（來源：天津日報）

轉自：天津日報

　　接到噩耗的時候，我正在開會，手機屏幕忽然一閃，傳來方博兄的微信：“高成鳶先生已于前日（2026年3月22日——編者注）離世。”方兄的導師與高先生是摯友，他正在幫助料理后事。由于高先生沒有子女，夫人年邁，怕吊唁人多，無法應對，只通知了很小范圍。方兄說，看到高先生去年病中與我的合影，想了想還是把這個消息告訴了我。我陷入了沉思，高先生瘦削但矍鑠的樣子浮現在我眼前，會議的后續內容已聽而不聞。

　　高成鳶先生是當代學界的一位奇士。說起來，他身體一直不好，中學時因病輟學，沒能讀大學，便到天津圖書館做了一名普通館員。然而他并未因此沉淪。沒有文憑的他，幾乎靠自學，寫出了許多科班出身的學院派都難以企及的學術作品，得到眾多名家大儒的贊許。體弱的他，說話稍久都要喘上一陣，可求學之志讓他有了頑強的生命力，最終得享九旬高齡。直到去年病中見面，聊起學問，他眼里仍立時泛出光彩。

　　余生也晚，2014年末才得識高先生。那是我第一次參加天津文史界的盛會——問津書院年會，散會時天色已晚，我開了車，便送幾位老先生去地鐵站。路上聊天，高先生得知我是南開大學的，就說起他不久前發表的《被遺忘的大教育家黃鈺生》一文。黃鈺生是南開辦學重要的先賢，聽了高先生的介紹，我立刻請求他將文章發給我學習。

　　這是一篇全面述論黃鈺生一生事業，并為其鳴不平的文章，其中也包含高成鳶先生本人的心史。黃鈺生曾任南開大學秘書長，西南聯大建設長、師范學院院長，是全國聞名的大教育家，后因種種原因遭不白之冤，轉任天津圖書館館長。雖然改革開放后，年邁的他獲得了較高的待遇，但他當年在教育界作出的卓越貢獻，長期被湮沒在歷史中，甚至在南開也知者甚少。而黃鈺生正是高成鳶先生的伯樂。當年老館長慧眼識珠，看到這位身體不好的館員有志讀書治學，特許他“半脫產”從事學術研究。高先生感嘆，這在全國圖書館界“別無他例”。他一直視黃鈺生為“恩師”，抱持強烈的感恩之心，經過多年挖掘，才寫出了這篇萬字長文。

　　拜讀之后，我通過電子郵件回信給高先生，寫道：“您在文末論教育家，指出‘中國近代的教育家不等于educationist，而是仁人志士’，確為高論……教育工作者本身如非仁人志士，如何能培養出以天下為己任、志存高遠的學生？發人深思！”此后，我們之間的交流越來越多，了解越深入，高先生的學問人格就越讓我肅然起敬。

　　沒有高校的背景，反倒讓高成鳶先生對學問的追求更加自由。他關注的學術領域非常廣泛，歸根到底，是追尋中華文明獨特的文化基因。他晚年受聘為天津市文史研究館館員，文史館為他出版的著述專輯即名為《華夏幽境辟蹊：中華文化史源頭課題論集》。分科治學、高度專業化的高校學者恐怕會覺得這樣的題目大而無當、不可思議；高先生長期在圖書館工作，當然也懂得學問的“分門別類”，可他卻能夠跨學科、跨領域甚至跨文化思考問題。

　　說到跨文化，讓我沒有想到的是，高成鳶先生治學的起點是世界語。1957年，他利用天圖館藏書籍開始自學，20世紀80年代參與創辦天津世界語協會，最終成為該會的榮譽會長。得知高先生的這段經歷時，我不禁錯愕，當年那個幾乎與世隔絕的青年，為什么會迷上世界語呢？在他的心中，似乎摒棄了現實生活的一切紛擾，完全著迷于探尋人類文明的未來與根源。或許就是因此，常人眼中的磨難從沒真正困擾他，相反圖書館的環境讓他如魚得水。同樣心底澄澈而身處逆境的黃鈺生館長，或許也是因此，對這位青年館員倍加愛惜。

　　在寬松的治學環境下，高成鳶先生的研究逐漸深入。他經過東西文化比較，發現“尊老”在中國是比“孝”更根本的傳統，進而他做了系統梳理與闡釋。為此，著名學者龐樸盛贊他有“存亡繼絕”之功。季羨林先生則親筆寫信向海外推薦，指出這項研究對“弘揚東方文化，振興東方倫理，拯救世界道德淪喪”有重要意義。高成鳶先生關注的另一個題目是“中華飲食文化”，尋繹文化背后的物質基礎。他認為，中國素有“民以食為天”的說法，食物問題可說是中國人的“天問”。他綜合運用文獻考證、文字訓詁、跨文化比較、自然科學等方法，直追“味”中之“道”。國際著名的飲食文化研究專家弗朗索瓦絲·薩班稱他是中國食學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高成鳶先生對學問的追求是持續的、執著的，每一部專著的出版，都不是思考的終止，而只是階段性小結與新的開始。他做了許多具體研究，但他反對只注意瑣碎問題，缺乏宏觀視野。我與高先生相識時，他已近80歲。十幾年中，我們的電子郵件和微信對話記錄，差不多都是圍繞他的新思考展開的，比如對“水火”之道、獨特的扁擔文化、石的缺乏與中華文化的關系等物質與文化問題的解謎。在欽佩高先生的同時，我也逐漸感到，盡管他取得了很多榮譽，可內心仍是孤寂的。他在治學的過程中得到快樂，但他更渴望與學界對話，渴望聽到各種意見，哪怕是批評。可是隨著季羨林、龐樸等老一輩通儒的遠去，學界似乎對宏大命題的討論逐漸失去興趣。高先生的著作不斷在名刊名社發表、出版，他期待的熱烈討論卻并沒有發生。

　　對于高成鳶先生的學問，我當然只是一個不夠資格的對話者。不過，因為對文明問題也充滿興趣，所以在讀到高先生的高論后，常常欣喜無似，有時便也會評論幾句，甚或疑問求教。回看通信記錄，有一次，我就高先生對“甘”字本意的解讀提出了一點不同意見。高先生回復：“蒙直率賜教，真夠朋友。”學人的純粹與交流帶來的快樂躍然屏上。我也常把自己寫的文字發給高先生，請他指教，而他每次都會在認真看后加以評點，毫不敷衍。

　　對高成鳶先生的離世，我多少有些心理準備。他曾患重病割去了一肺，能得高壽，除了心無旁騖，主要也得益于夫人的悉心照料。高先生是鄉音未改的威海人，高師母則是很細心也很熱心的天津人。一生漂泊異鄉的高先生得到夫人的愛護，真是令人欣羨的幸事。我自己也曾嘗過高師母的手藝，樸素而別致，大蝦、茄盒，據說是按威海風味“改造”后的天津菜，還有專為潤肺的自制果茶。然而三年前，我去見高先生時，突然得知高師母出現了失智的癥狀。雖然當時高先生還醉心于學問，向我展示了他新置辦的小自行車，說是每天到圖書館去查資料，但我感到深深不安。去年中秋前，我發信息說要去看望他時，他回復：“千萬別帶月餅，吃不動了。”見面后，看到瘦骨嶙峋的他，心中難過，再問方知高師母已無法交流。這對于高先生無疑是致命的打擊。高先生是對的，文化的追求，終究離不開物質基礎。

　　那是我和高先生最后一次面談。他仍然有很多話想說，但已經沒有力氣多說。交流時間很短，不舍卻也只好匆匆告別。我用手機自拍了合影，高先生把照片發給了一些朋友。也正是這張照片，提醒了方博兄將高先生去世的消息告訴我。

　　高成鳶先生曾感慨：“人事代謝，老一代學人惠予我的順境，如今已不可想象。”我想，高先生本人可能也只屬于上個時代。未來還會有這樣的學者嗎？還能有這樣的學者嗎？他是“別具一格”的奇士，命運的開局并不順利，可他循著自己的志趣而生，純粹、充實。他的研究未必都能成為定論，但這些尋根溯源的終極問題值得我們不斷探討。更引人深思的是他的經歷——沒有“資質”的他，創造了一段學界傳奇、生命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