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甲智：古籍整理“責任者項”在參考文獻中的著錄

GB/T7714-2025《信息與文獻 參考文獻著錄規則》于2025-12-02發布，已于2026-07-01開始實施，此為第三次修訂版（以下簡稱“2025年版”）。

GBT7714-2025《信息與文獻 參考文獻著錄規則》

這一版的變化中，有一項是刪除了術語“主要責任者”，相應地增加了“責任者”及其定義。

與第二次修訂版（GB/T 7714-2015《信息與文獻 參考文獻著錄規則》）進行比較，第二次修訂版對“主要責任者”的定義是：

主要責任者 creator

主要負責創建信息資源的實體，即對信息資源的知識內容或藝術內容負主要責任的個人或團體。主要責任者包括著者、編者、學位論文撰寫者、專利申請者或專利權人、報告撰寫者、標準提出者、析出文獻的著者等。

2025年版對“責任者”的定義是：

責任者 creator

在開展個人或團體活動時負責創造、積累和/或保管信息資源的任何實體(團體、家族或個人)。

“責任者”的定義比“主要責任者”范圍擴大，不僅文獻的創造者，文獻流傳過程中的再創作者、再整理者、加工者和保管者等也都包含在內。

刪除“主要責任者”這一術語，使用“責任者”這一包含范圍更大的術語，似乎頗意味著“主要責任者”和“其他責任者”的融合。實際并非如此。

GBT 7714-2015《信息與文獻 參考文獻著錄規則》

2025年版《參考文獻著錄規則》中8.2.2規定：

圖書應按以下格式著錄：“主要責任者.題名:其他題名信息[文獻類型標識/文獻載體標識].其他責任者.版本.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引文頁碼.獲取和訪問路徑.永久標識符.”

在“主要責任者.題名:其他題名信息[文獻類型標識/文獻載體標識].其他責任者”的格式上，這一規定與第二次修訂版中4.1.2的規定完全相同，仍然明確了“主要責任者”和“其他責任者”。

第二次修訂版例舉了“主要責任者”的類型，但是沒有例舉“其他責任者”包含哪些。根據前后諸版《參考文獻著錄規則》中的舉例，可知“譯者”是被明確歸屬于“其他責任者”的。

那么，古籍整理中的整理者（本文所謂“整理者”作為廣義的統稱，包括校點者、輯校者、匯校者、校注者、箋注者、匯注者、匯評者、評批者等），在著錄時應如何歸屬呢？

《古籍整理概論》

2025年版《參考文獻著錄規則》8.2.1“圖書著錄項目”中規定，“其他責任者”的著錄是“可選”項。而對于古籍整理本來說，整理古籍實際上是對古籍進行“再加工”，甚至是一場跨越時空的與原作者的“合作”。

越是被社會推崇的作品，其整理本就越多，整理形式也就越多樣。假如參考文獻中不著錄整理者，會造成一些必要信息的缺失。

可以先從大家比較熟悉的古代通俗小說說起。古代通俗小說雖然被“經史”的“正統”古籍排斥于“大雅之堂”外，但是它的愛好者和讀者是遠遠超過“經史”古籍的。

以《紅樓夢》為例，《紅樓夢》擁有非常多樣的整理本，其整理形式，或僅標點，或有校有注，或輯評，種種不一。

僅人民文學出版社一家就出版過三大種《紅樓夢》：以程乙本為底本的《紅樓夢》，以庚辰本為底本的《紅樓夢》（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校注），以戚序本為底本的《紅樓夢》（俞平伯校，啟功注）。

這三大種《紅樓夢》，書名都相同，出版年份也有重合的，假如在參考文獻中不著錄整理者的信息，所指向的版本就有可能不夠準確。

這種情形下，題名與原著者完全對應，校注者是“其他責任者”，較為明確，比如紅研所的校注本，其引文參考文獻格式可著錄作：

人民文學出版社版《紅樓夢》署名情況

曹雪芹,無名氏.紅樓夢[M].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校注.4版.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引文頁碼).

另一種情形是，雖然原著是《紅樓夢》，但內容和題名都有了很大的變化，比如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新批校注紅樓夢》。

該書的責任者及其責任方式：原著者為“曹雪芹”，評批者為“張俊、沈治鈞”。題名《新批校注紅樓夢》與原著者、評批者兩組責任者都不是單純的對應關系，題名中的“新批校注”對應責任者“張俊、沈治鈞”，“紅樓夢”對應責任者“曹雪芹”。

這種情形下，假如不著錄評批者，或將評批者置入“其他責任者”，那么，可能容易引起誤會：曹雪芹“著”或“編”了一部名為《新批校注紅樓夢》的書。

而實際上，從《紅樓夢》到《新批校注紅樓夢》，信息資源本身發生了內容上的實質性的變化，《新批校注紅樓夢》這部書是曹雪芹創造的信息資源（《紅樓夢》）結合了張俊、沈治鈞批評和校注（“再加工”）而成。

《新批校注紅樓夢》

因而，根據題名及信息資源內容來具體分析，《新批校注紅樓夢》的評批者就不應簡單化地歸入“其他責任者”，而應作為“主要責任者”來著錄，其引文參考文獻格式宜著錄作：

曹雪芹.張俊,沈治鈞,評批.新批校注紅樓夢[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引文頁碼).

“著”或“編”的責任方式可以默認省略，但宜區分出此外的著作方式，可以清晰地表明這種“跨越時空”的“合作”方式，避免產生“合著”或“合編”的誤會。

古籍整理本身，就是文獻在流傳中被積累的現象，假如新生成的信息資源名稱與其原始文獻題名已不同時，尤其是對由原著者（信息資源的創造者）與后來的積累者“共同生成”的信息資源，在參考文獻著錄中，都宜將題名對應的責任者列入“主要責任者”，并區分該信息資源的“創造者”和“加工者”。

整理者以“整理”為著作方式，這也是中國久遠的傳統，從“經史子集”到通俗文學都有，比如：

明王延喆刻本《史記集解序》

《史記集解》：司馬遷.裴骃,集解.史記集解[M]

《漢書補注》：班固.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M]

《杜詩鏡銓》：杜甫.楊倫,箋注.杜詩鏡銓[M]

《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施耐庵.金圣嘆,評批.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M]

《聊齋志異新評》：蒲松齡.但明倫,評.聊齋志異新評[M]

從這些例子來看，整理者對其所整理的文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大家在表述中常常略去了“原作者”而將這個新文獻直接歸給了整理者，比如說“王先謙的《漢書補注》”“盧弼的《三國志集解》”“余嘉錫的《世說新語箋疏》”，等等。

現在，還有很多直接把整理者的名字寫入書名中的，即“整理者+整理方式+原著書名”的形式，如：《周汝昌校訂批點石頭記》《蔡義江新評紅樓夢》《陳批儒林外史》《鮑鵬山新批水滸》等。

《蔡義江新評紅樓夢》

如果將“主要責任者.題名”兩項分別著錄為“曹雪芹.周汝昌校訂批點石頭記”“曹雪芹.蔡義江新評紅樓夢”“吳敬梓.陳批儒林外史”“施耐庵.鮑鵬山新批水滸”，會顯得有些不倫不類。

這種由原著者和整理者“共同生成”信息資源的情形，在古籍整理中實在是太常見的，它與譯作的情形完全不同，也不是“合著”或“合編”。然而國標《信息與文獻 參考文獻著錄規則》中并沒有對此種情形的處理作出規定或示例，留下了一個空白。

也正因為整理者對于古籍整理本具有重要作用（責任），引用古籍整理本時，參考文獻中應著錄出整理者及其責任方式，并根據該文獻的題名和具體內容，來確定整理者應歸屬于“主要責任者”還是“其他責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