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個好人”：一封來自不得意門生的紀念

2026年，Peter被評為芝加哥大學杰出服務教授。攝影：John Zich

撰文｜大光子

2026年6月15日，理論物理學家Peter Littlewood（彼得·利特爾伍德），我的導師，我們的朋友，因病驟然離世。此時，他剛度過71歲生日，仍是芝加哥大學物理系系主任，系里的中流砥柱；而我，在他組里已受訓8年，終于快要來到完結(jié)時刻。可我沒等到Peter給我撥穗，也沒能等到他看我成為更有沉淀的學者、更有力量的人。

導師悼念文，幾乎默認由得意門生撰寫；但我，一個不得意門生，一個讓Peter操碎心的學生，也想寫一篇故事。這一篇，不是學術(shù)訃告，因為我自知不夠了解他早年最重要的學術(shù)成就；不是傳記，因為我與他的重合只在他“成為Peter”之后；更不是瞻仰，因為Peter不會想要一篇贊歌。

我一直以為，他涉獵寬廣、既治學也育人，只因身居高位，無須向誰再證明什么；但他事業(yè)初期所在機構(gòu)的悼文[2-4]卻道明，他研究興趣的廣泛、培養(yǎng)下一代科學家的熱情，一以貫之。

我一直以為，我眼中的Peter那么溫暖、寬容、耐心、笑容可掬，是我個人坎坷博士經(jīng)歷的濾鏡加成；但他走后第三天的一場全組追思會，令我驚訝發(fā)現(xiàn)：我認識的Peter，與大家看到的，竟是同一個人。

我一直以為，只有學生們念著Peter的好，他的同僚們所見到的，或是另一個人；但我陸續(xù)聽到他的合作者、系里教授、教學部實驗老師、行政人員等，不約而同講出，“First of all, he is a good person.”（最重要的是，他是個好人）

他到底是有多少能量和熱忱，才在這么多人身上，留下如此印跡。

有位遠在東南亞的大學好友聽聞我導師去世，發(fā)信息說，“雖然我從沒見過你導師，不過想起你上周電話里還說，他總是鼓勵你每個很小的進步，那就好像，他也抱過我一樣。”

我想讓Peter抱抱更多人。抱抱科研初期掙扎的人，抱抱被自然科學滋養(yǎng)、也為之傷害過的人，抱抱回不了家的國際學生，抱抱所有在“硬派”學術(shù)文化里未能被好好善待的人。

所以，這將只是關(guān)于一位好人的故事。

多么諷刺。“Being a good person”在如今學術(shù)界，竟越來越成罕事、成為需要強調(diào)的事。可越是如此，Peter的故事，越是需要被講述。

那個“接盤俠”

2018年夏，博士三年級剛結(jié)束，剛確定下不久的前導師突然要離開芝加哥大學（后稱“芝大”），去往其他國家任職。對平均畢業(yè)時間6-7年的項目而言，這是一個極尷尬的時間，不前不后，沖擊巨大。彼時的我，尚未做好離開美國的準備，四處打探，便問到了Peter這里。可翻看一下他的履歷，很難不感到心悸：劍橋大學物理系主任、卡文迪許實驗室主任、美國貝爾實驗室理論物理組主任、美國阿貢國家實驗室主任等等。一方面，這些全是我從求學伊始就向往的物理學圣地，那他收學生的標準到底有多高？另一方面，如此樂于行政工作的教授，會花多少時間在學生身上？

第一次見面時，他正在英國劍橋家中。視頻一開，對面這個英國人被舒服地包裹在單人沙發(fā)里，跟照片上一樣笑容可掬。我們聊了我做過的項目，在非費米液體相變、開放量子系統(tǒng)中找到了共同話題，打算繼續(xù)在非平衡系統(tǒng)動力學里做點探索。

一個當天的小插曲令我印象深刻。前一年，Peter剛退任阿貢實驗室主任，潛心于芝大物理系。他的家人大概早聽聞Peter想收些新學生，于是中途“八卦”地過來鏡頭前張望。Peter立即互相介紹，甚是溫暖。而這樣的可愛場景，在日后的視頻會議里多次出現(xiàn)，我也因此，算是見過了他所有家人。

那時的我，跟Peter相處時還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履薄冰。畢竟，Peter的大名，加上前導師剛離開，讓我十分害怕他隨時把我踢出師門。但很快，Peter就開始向其他教授介紹起我。我不記得我們最終是否討論過正式確定指導關(guān)系，但從他介紹的語氣里能聽出，他大概是決定收留我了。之后，他又用8年讓我看到，在把脆弱的我撿起來（pick me up）的那一刻，他就已經(jīng)決定好了，要把我托舉到底（shoulder me up）。

我是Peter在芝大的第三個學生，之后，又有了第四個、第五個……最多時，組里同時有8個博士生、2個碩士和2個本科生，這在理論組里，是十分罕見的。可是，哪怕是在任系主任的這幾年，他都還是能保證每兩周跟每個學生見一次面，似乎他的時間怎么都擠不完，只要問，就有空。有時候，他也會告訴我們，“啊，這個時間點不行，我得跟一個捐贈人吃飯，可能會有大筆捐款。”“啊，那個點我在送兒子去機場，我們好久沒見了。明晚如何？”因為我的主要合作者身在亞洲，整個博士期間幾乎沒在正常工作時間開過會；不過，朝九晚五之外的時段，恰好是Peter最有空的時候。記得有次會議開到晚9點半，他終于說，“不行了，我得去搞點東西吃了”，于是趕緊放他走。

當然，Peter不可能申請到這么多基金來同時資助我們。所以，幾乎每個學生，都靠每周16小時的額外助教工作拿資助（TA），從進組到畢業(yè)。對理論學生來說，每年做三個學期助教意味著研究時間被嚴重占用。我們雖有抱怨，但也體諒Peter的不易。他剛從自己的大本營跳轉(zhuǎn)到統(tǒng)計物理在生物中的應用；而在這個新領(lǐng)域，他資歷尚淺，很難拿到大基金。不過，Peter也已盡力把有限的科研助理經(jīng)費（RA）平均分配給我們，還常轉(zhuǎn)發(fā)獎學金（fellowship）等其他資助來源信息。尤其，當大家慢慢發(fā)現(xiàn)，Peter居然是全系最大的“接盤俠”后，更多了些理解和欽佩。

來源：芝加哥大學物理系網(wǎng)站[5]

美國博士項目入學時不確定導師，學生在某個研究組初試后不合適，可自行聯(lián)絡(luò)新導師合作（當然，也有從上一組被迫離開的狀況）。這個無人掛靠的過渡期，對學生而言是最艱難的。而對導師來說，接轉(zhuǎn)組學生也多有顧慮：畢竟，博士項目已被吃去幾年，能否按時畢業(yè)已成問題，再加上，不得不轉(zhuǎn)組的學生往往在前一組遇過困難、成果不多，工作態(tài)度和能力也難以考證。所以，在中文語境里，我們會將愿意接手轉(zhuǎn)組學生的導師戲稱為“接盤俠”——沒有譏諷，唯有感激。

我們組四分之三的學生有轉(zhuǎn)組經(jīng)歷，每個人被接下時，都是一身狼狽。而Peter的老派學者風范，恰恰適合接住這樣的人。他從無惡言，講話輕松幽默，有泰山般寬厚的耐心，對于我這樣一個“冒名頂替綜合征”（imposter syndrome）重度患者來說，尤其對癥。

當問了簡單的基礎(chǔ)問題，他從不會讓我覺得“你連這都不懂，自己看書去”，而總是先現(xiàn)場解釋一遍，必要時，再推薦文獻或課本。

每次只要課題推進了一點，他就會說，“Great progress！”（進展不錯！）“This is exciting!”(這真令人興奮！)

有時講的東西不自洽，聽著混亂，他會先說，“Let me understand this”（讓我來先理解一下你說的）；要是有邏輯疏漏，他也會及時介入，“Be careful ”(這里需要小心一點)。

當總是找不到想要的結(jié)果，持續(xù)沮喪、自我懷疑時，他會反復說“Sorry for putting you into this difficult project”（抱歉把你卷進這么難的項目），然后再給鼓勵“You already have a good story”（你已經(jīng)有一個好故事了）。

當在寫文章上拖了太久，開始為自己的完美主義愧疚自責，Peter會先安慰，“Well, a bit of perfectionism is good for science.”（哎呀，做科研嘛，有一點完美主義也不是壞事），然后再推一把，“But it’s important to stop somewhere”(但先停在那兒，也很重要)。

當文章獲得期刊肯定時，Peter已患病離開了一陣子。我發(fā)郵件去慰問，他的回復里還不忘加上對我的激勵：“ Your work is going very well. You can be pleased with yourself.”（你的工作進展得很好，你可以為自己感到滿意了）五月底，他回復我答辯委員會的郵件，結(jié)尾是，“Well done.”（做得不錯）

那是我最后一次收到他的消息。

起初，我很難相信他是真的看到了我身上的潛力：興許對他來說，一句鼓勵永遠比一句打壓的話值得說？反正，對一位功成名就的導師而言，多說幾句這樣的話，并不會讓他損失什么。后來，當真的一步步走到了他相信我能夠抵達的位置，才恍然發(fā)現(xiàn)：原來，我真的有這樣的能力。

另外，我猜測，Peter從不出惡語，除了英式英語本身的含蓄，也因他太了解科研的不可預測，知道科研中完美主義者居多，而學生才是自己最嚴厲的批評者——所以有些話，不必、也不該由他來講。以上，并不全然是猜測，因為Peter是會主動暴露一點脆弱的導師。

在我心理狀況堪憂時，他一臉慈祥，小心提醒我這個東亞小孩，“Learn to ask for help.”（你該學著求助）。后來，我有點面露難色地告訴他，我開始見心理咨詢師了，他笑答，“Well, everyone in academia needs a little therapy at some point.”(沒事兒，學術(shù)圈的人，總會有那么個時候需要點兒心理治療)。而當他自己身陷沖突，大家過問他狀況時，他一臉疲憊地低頭苦笑，“This is nonsense.”（這有點荒唐了）。

原來，Peter也有搞不定的事。那我們搞不定，也很正常。

Peter對學生一視同仁，無論是自主性高的、還是更需要指導的，發(fā)表數(shù)多的、還是暫時沒文章的，他都一樣有耐心。對于后進者，他不會放逐不管或急于脫手，反而會更悉心維護。他曾對剛拿到教職的一位前博后說，“指導學生是很有滿足感的，因為你總能看到他們的成長。有的長得快些、有的長得慢些，但無論如何，都能成長。”

此外，對于他接手的眾多答辯委員會，哪怕不是我們組學生，他也一樣幫忙。有個同學在答辯后還收到Peter推薦相關(guān)文章的郵件，說可以考慮做成下個方向。有同學的導師中途跳槽去別處、研究進程被嚴重影響，Peter幫著跟系里爭取更長項目時間。有個畢業(yè)多年的同學，在今年父親節(jié)時發(fā)郵件，祝他節(jié)日快樂，然而第二天才從訃告里得知，Peter沒能看到那封郵件。

“我覺得，他身上的人文精神，與他的科學精神一樣耀眼，甚至更耀眼。”一位同門說。

“正是。”我回道。

把物理與物理，物理與世界，織成網(wǎng)

有些物理學家是建樓的，有些物理學家是建橋的。Peter把前者稱為系統(tǒng)性思維（systematic thinking），后者叫做整合性思維（integrative thinking）。傳統(tǒng)物理學界更容易肯認的是建樓的人（基本到今天還是），但對于橋梁作用的織網(wǎng)型物理學者，大家還是會有些偏見，認為其投機取巧、懸浮而不扎實，要不是申請基金的手段，要不是建不了樓才去碰容易出成果的問題。“橋梁”這個意象，聽起來浪漫，但又處境危險，因為兩邊都可以說，“你不屬于我們。”

至于Peter本人，在多個領(lǐng)域建過樓；但我猜，他大概更自認是織網(wǎng)型學者吧——至少，他自己十分驕傲這個站位。他有一句很妙的辯護，“Physics is what physicists do.”(“物理學家做的，就叫物理”)【1】。“蜘蛛俠”般的Peter，對于我，一個初來乍到，尚未放下驕傲、尚未打開思路的理論物理學生來說，正是一劑細水長流的解藥。

記得跟Peter確定合作后，我正要離開芝大物理系里最數(shù)學、最理論的一座辦公樓。和一位超弦理論學生告別時，他有點遲疑地問我：“你真的要跟著Peter去研究章魚了嗎？那里面，沒有太多物理吧…”盡管，我只是要搬去另一棟物理樓。開始研究有自主性(agency)的生物系統(tǒng)后，跟一位傳統(tǒng)凝聚態(tài)理論學者解釋道，一大隊鳥群中的一只鳥，就是我模型里的“微觀粒子”。這位量子系統(tǒng)研究者，還沒等我繼續(xù)，先下起了定義：“在我心中，只有量子體系里的粒子才叫‘微觀粒子’，其他的，都是宏觀的。”

這兩位學者的典型反應，便是我在理論物理學術(shù)文化中日常要面對的真實阻力。這阻力里暗含了一個古典假設(shè)：極致的，才是值得追求的。比如，微觀到量子層面的世界，才值得研究；宏觀到宇宙演化尺度的問題，才是真問題。必須承認，曾經(jīng)的我也是我想要吐槽的人，兩個極端都跳進去過，以至于到了Peter組好一陣，還難以大大方方對外承認，我已經(jīng)離真正的量子研究，相去甚遠。那時，我心里還抱有一絲顧慮：是不是，我要把物理人最厲害的能力——洞察和描述量子世界的能力——給丟掉了？當Peter推介我博后階段考慮整合型領(lǐng)域時，我第一反應竟是被否定了，似乎不再被認可為一個理論物理人。

在我的內(nèi)部，一場不斷對抗外界規(guī)訓、掙脫自我設(shè)限的斗爭，始終進行著；而這樣的斗爭，在年輕自然科學學者中，或許都不陌生。它的源起，是充滿偏見的流行科學敘事；而后者，在不同成長時期、以不同形式，形塑了我。

她，是那個只看到宇宙和基本粒子的高中生，也是那個看到跟實驗對話的唯象理論就先皺眉的高年級本科生。她，是那個遲遲不愿上手編程、也遲遲不愿接觸跨學科研究的低年級博士生；更是那個在上帝視角中待了太久，仿佛看見一切，卻終于懸浮于世界之外、落入虛無的局外人。

在這場漫長的蛻殼過程中，Peter始終是那個溫潤如玉、不聲不響地替我一點點松開硬殼子的人。縱觀他的學術(shù)軌跡，結(jié)合他指導我們的方式，我越來越相信：不存在學術(shù)金字塔，不存在等級差別；任何生命的驚喜，都是好視角，而任何好視角，都是值得進入的。

Perter醉心物理理論。

隸屬劍橋大學的英國卡文迪許實驗室，是電子、中子、DNA結(jié)構(gòu)、脈沖星等的發(fā)現(xiàn)地。Peter的成名作多于此完成，貫穿在高溫超導、超流、玻色凝聚等多體物理體系中。這個時期的工作，還多是物理學界認為的傳統(tǒng)凝聚態(tài)“正統(tǒng)工作”。

他還在意工程和應用。

美國貝爾國家實驗室，是激光、晶體管、太陽能電池等技術(shù)的發(fā)明地，曾是通訊技術(shù)的研究重地。Peter來到這里后，其半導體方面的理論，正與光纖技術(shù)等工程問題相遇，幫助解決了一些技術(shù)挑戰(zhàn)。幾十年后，他還會在組會上饒有興趣地把某種神經(jīng)元脈沖信號和半導體里的隨機電報噪音做類比。這種類比，可能會讓有些學科守門人皺眉：“這是工程吧，這還是物理嗎？”但Peter不會在意這種爭論。對他來說，踏出去、幫理論找到落腳處，也是理論人的義務，而不是其他同事的專職。這其中，對我最重要的啟示可能是：在他心里，理論從沒有那么了不起。他總是說，“多跟實驗學家們聊聊天。”

他關(guān)心現(xiàn)實世界。

美國阿貢實驗室，是幾乎所有現(xiàn)代民用核能發(fā)電廠技術(shù)的發(fā)源地。離開劍橋再回美國的契機，正源于他對能源問題的新興趣。他在芝大開設(shè)了一門面對文科背景學生的物理課，Physics for Future Presidents（未來總統(tǒng)的物理課），其中便包含了在物理系專業(yè)課中不會討論的電力與能源專題。一位畢業(yè)多年、在業(yè)界AI領(lǐng)域工作的前輩也提及，就在前幾個月，Peter還和他討論過雨后春筍般建起的數(shù)據(jù)中心的能耗問題。

他熱愛生命和自然。

回到芝大物理系的最后幾年、也就是與我們相遇的幾年，他開始把視角轉(zhuǎn)向生物物理、神經(jīng)系統(tǒng)、生物進化，把他擅長的多體物理集體行為理論，應用在他感興趣的動植物身上。神經(jīng)科學系兼物理系教授Stephaine Palmer在學校訃告里寫道[1]：“從數(shù)論到本土植物，他總能從生命萬象中找到樂趣。”這倒讓我念起Peter那無窮無盡的好奇心。記得跟他討論物理時，能收到的最高評價就是，“Aha! I learned something new today.”（哈！我今天又學到了點新東西。）

現(xiàn)在，借了Peter的勇氣，走出一條“粒子物理/宇宙學→凝聚態(tài)物理→生物物理”的反傳統(tǒng)審美路線后，我終于不再只允許一種極致形態(tài)的存在，而開始反身擁抱各種有限視角。我也不再把簡潔、統(tǒng)一與線性數(shù)理邏輯視為唯一，不拿這個太窄的標準，反復追問“我到底夠不夠聰明”。這本身，就是一種認知上的解放。

實際上，這種變化并非只發(fā)生在我身上。近半個世紀以來，物理學本身，也一直在學習欣賞另一種美：非平衡、非晶、非對稱、摻雜、無序、噪聲……那些一百年前還被視為“不夠理想”的真實物理狀態(tài)，如今反而孕育出豐富萬象，構(gòu)成了物理學中最活躍、最龐大的研究方向之一。

某日，回翻到我的博士申請文書，發(fā)現(xiàn)開頭第一段便寫道，“我著迷于建立聯(lián)系”。可實在是過了這么多年，我才真正允許自己成為那個愛織網(wǎng)的小孩，放心大膽地享受各種滋養(yǎng)。受教于Peter最幸運的事之一，便是在智識層面上，不曾被砍掉任何一只觸角，也不覺得需要自斷觸角，去擠進一個太小的盒子。就像他癡迷的章魚——所有柔軟的觸角連著同一個大腦，才能舞出不可思議的舞步。我想，Peter若有靈，還會繼續(xù)勸我：博士訓練只是一個階段，耐心點，再耐心點。保持自己的風格，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地做下去，終會連成網(wǎng)。

做科學的“人”，或任何人

2022 年10 月，攝于The Morton Arboretum （莫頓林植物園）

在物理之上、科學之上，Peter還有太多維度。他樂于分享這些維度，但不是長篇大論地“你聽我說”，只是偶爾在話題合適時塞幾句逸聞趣事。然而，通過這些隨意分享，他允許自己、也允許我們，成為做科學的“人”，或任何人。

最后一次跟Peter的線下討論是在四月中旬，在他的系主任辦公室。討論結(jié)束后，他開心地說，當晚要去芝加哥交響樂團（CSO）聽他心愛的鋼琴家Evgeny Kissin的演奏。我說，我也一直想去聽Kissin但今晚去不了，他便隨口講：“我回頭告訴你今晚的演出怎樣。”然而，我再沒機會問，那一晚的莫扎特鋼琴協(xié)奏曲第十二號，是否合他的口味。大概，那也是他聽的最后一場芝加哥交響樂團演出。

得知Peter去世消息的當晚，我反復播放這一部協(xié)奏曲的Kissin錄音版，順手翻CSO演出票根。撲克牌一般的票根，怎么竟沒有一場，撞見過另一位CSO常客Peter呢？頭幾年的我，還是害怕在學校以外的場合碰到他，怕被他認為不好好工作，耽擱了研究；可現(xiàn)在，我多期望我曾在CSO劇場里碰到過Peter，跟他打過一聲招呼，聊過幾句他對當晚演出的觀感啊。畢竟，Peter自己從不避諱說到這些，他甚至樂意談論自己的愛好。想起有一次約開會時間，他說那天只能線上參加，因為工人要來搬家，他得在家看著，“保證他們不把我的鋼琴抬到廁所里去”。

氣質(zhì)古典、甚至會資助歌劇院的Peter，也是《紐約時報》的長期訂閱者。他會玩玩里面的數(shù)獨，但他首先，是時政版面的長期訂閱者。這一層對現(xiàn)實世界的關(guān)注和由此轉(zhuǎn)化成的關(guān)懷，讓過去8年的我——被中美關(guān)系惡化沖擊得體無完膚的我——感到被安穩(wěn)地接住了。國際學生的艱難，他未必都懂；但他知道，他得聽，他得接。

2018年底，特朗普政府收緊中國留學生簽證，我正撞上槍口。回國續(xù)簽，一等就是五個月。期間，每天都不知道下一天身在何處的我，認真考慮過放棄美國博士項目，轉(zhuǎn)往其他國家求學。但系里行政人員幫我給大使館寫信，推動了幾乎停滯的審查流程，我最終得以回到芝加哥，繼續(xù)完成學業(yè)。

2020年，疫情席卷全球。這一時期，中美關(guān)系也不斷惡化，從疫情、到經(jīng)濟、到地區(qū)安全，無不在經(jīng)歷嚴重撕裂。對于中國留學生，最具體的沖擊是：一邊是中美航班大批取消、幾乎沒有飛機回國，一邊是特朗普政府天天盤算著如何讓留學生離境。對理工科學者而言，即使搶到了天價回國機票，也要在美國機場經(jīng)歷聯(lián)邦調(diào)查局的長時間盤查。更何論，這一時期，多位華人科學家在美直接被扣押審查，關(guān)停實驗室；同時，中美雙方都以“間諜”之名對留學生保持著忌憚。那時的感覺就像，我與兩邊世界相連的引橋，隨時可能被雙雙炸除，而我，也會隨時墜入汪洋。

這期間的一次組會上，Peter電腦上突然彈出《紐約時報》的一條通知，投屏在了大屏幕上，大概內(nèi)容是“中美就氣候問題開啟對話、達成初步共識”。看到通知，Peter立刻朝我看了一眼，想要確認我也看到了這為數(shù)不多的好消息。我會永遠記得那一眼。那一眼，無關(guān)乎政治站位，只關(guān)乎“人”本身，微小而巨大。

2021年秋，我們的攀巖伙伴鄭少雄，因槍擊意外離世。那天，我們原本約好當晚照例去攀巖。之后，關(guān)于校園安全的爭論愈演愈烈，而中美學生對“校園”以及“風險與責任”理解上的深刻差異，也被一下子推到了臺前。對于與少雄本人有過交集的人來說，這場爭論，讓哀悼變得更加艱難。次周組會，我還是努力出現(xiàn)了。會后，Peter從工作平臺發(fā)來私信，只有短短一句：“It’s brave of you to show up.”（你今天能來，很勇敢。）只是這樣一句簡單的肯認，就讓我覺得，自己被看見了。

2023年夏，最親近的外婆病危。因疫情已四年沒回國的我，小心翼翼找到Peter，說“家人病重，但我也知道現(xiàn)在是項目緊要關(guān)頭，我在猶豫回不回去。”Peter想都沒想，就說：“You should go. Tell me how I can help.”(你應該回去。告訴我能怎么幫你。)然而這次，哪怕帶著導師解釋信，簽證也再進黑洞，又是四個月的漫長等待。此間，我們保持線上討論，Peter也一直用科研助理資金資助我，防止我的在美學生身份被凍結(jié)。他還寬慰我，如果回不去，還是可以遠程畢業(yè)。撐過三個半月后，我真的要撐不住了，便跳上火車獨自去旅行，想要向自己證明，我還有拋棄一切、再仗劍走天涯的勇氣。可就在旅途中，簽證通過的消息來了。懷著復雜的心情，我又開始收拾大號行李箱。日后，某次Peter回英格蘭開會，臨時有機會跟女兒共進午餐，需要取消訂在他那邊周日中午的討論。他不好意思地解釋了許多，但我完全知道此時應該說什么，“No apology at all. You should go.”（完全不必抱歉，你應該去。）

我該多慶幸，在這個特殊歷史時期里，我碰到的導師，是Peter。他縱然無法單憑己力，保護我們免于被“時代的一粒灰”壓垮；但他給的空間和時間，允許我們自己發(fā)展出充分的力量，去扛住自己要面對的那一座山。

與Peter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理工科領(lǐng)域里，其實到處是硬派導師，而他們也往往要求學生們凡事都自己硬撐過去。就好似，只要保持積極，只要足夠?qū)Ｗⅲ磺芯筒怀蓡栴}。此外，PhD項目的制度設(shè)計，似乎期待的也是7年的生活真空：全速短跑，不受任何外界紛擾。可科研從來不是生活的真空地帶。生活遲早會闖進來，要求你面對它。記得一位女性友人曾講：“科學，不該只為科學本身服務，也該為做科學的‘人’服務。”Peter大概會十分認同吧。

此外，Peter還抱持著另一個更樸素的觀念。他說過：“你不一定要成為在學院里做科研的人，你可以去任何地方。”

在事業(yè)道路迷茫期，我跟Peter講過許多天馬行空的想法。疫情剛過時想回國從事科普和傳媒工作，他便提議我跟他兒子聊天，說他曾涉足出版行業(yè)。我也曾短暫找過量化金融、數(shù)據(jù)科學的業(yè)界實習，Peter也放我去探索，祝我好運。某個暑假想去社工系旁聽“現(xiàn)當代行為心理治療”課程，自我療愈的同時也探索下未來職業(yè)可能，Peter只說“Oh, I care about humanity”（哦，我一直很關(guān)心人的事），就把我指向一位可請教的前輩。而當研究終見起色，被各種困境消磨的研究熱情回漲到最佳狀態(tài)、想再開拓點新領(lǐng)域時，Peter仍是熱情滿滿地推介博后的各個方向，對我之前走過的探索，似乎全無顧慮。后來到了追思會上，我才得知，Peter是這么對待每一位學生的：他從不會讓你覺得，你不能找他聊其他職業(yè)的可能；他讓你覺得，你可以成為任何人。

我一直不明白，Peter為何如此博學、慷慨、謙遜、又為人寬厚，難道他是學二代？或者真如傳言，littlewood在英國是個名門望族？直到看到學校訃告，才驚訝發(fā)現(xiàn)：Peter出生在英格蘭一個小農(nóng)莊上，小時候有很多時間在鋤地，家里從沒人上過大學。他介紹這一段經(jīng)歷的契機，是在一個訪談[6]里談及“冒名頂替綜合癥”。他說，“…但后來發(fā)現(xiàn)，如果你特別想做一件事，有時候，它真的就會發(fā)生”。原來，Peter也出自一個小地方，也是第一代大學生啊。這大概部分解釋了，他為何始終對教育抱有熱情，又為何始終愿意扶持那些缺乏機會的年輕人。

我已不再是博士伊始那個給學院派學術(shù)加上理想光環(huán)的少年，也不再是認為人生道路只通向一端的二十歲女性了。再回看，我會認為，其實博士項目停在哪個節(jié)點，都未必是壞事。但，有幸在Peter的托舉下走到了今天，等到一切豁然貫通,給博士階段畫一個“pleased with yourself”的句號，對個人信心，也有巨大增益。更重要的是，我深知：被人善待過、被命運善待過的人，會百般地珍惜生活，也會留更多心力，去善待和幫助其他人。

領(lǐng)導者：“我需要幫助”

從學生角度看去，“領(lǐng)導者”這三個字放在Peter身上，讓我想到的，不是權(quán)力/特權(quán)，而是服務。

評上美國科學院院士時，他只請學生在學校旁邊的小酒館，站著喝了杯啤酒，沒有勞請系里任何一位教授。酒館里，我們剛要開始祝賀，他就開始講笑話，“評上科學院院士是這么一回事。他們第二天就給你發(fā)郵件，提醒你從現(xiàn)在開始要交會費了，還會讓你選幾個委員會去服務。”記得那天我問他，你60歲時有照慣例辦學術(shù)回顧大會、請所有弟子回來嗎？70歲時要不要呢？他笑答，從來沒有，明年也不會，不想太費周章。

想起幾年前，被選任芝大物理系主任時，我們在組會上祝賀，他也是笑稱，“Well, it’s too late to say no.”（沒什么，就是輪到我說‘不’的時候，已經(jīng)太晚了。）之后得知，此言并非虛詞。當時，已經(jīng)有兩位教授拒絕了這個服務性崗位，輪到Peter時，很可以想見他的責任心突然上身，就答應下了。

在系主任的職位上，他是那種不給人找事的領(lǐng)導。借一位管教學的實驗老師的話：“他與人為善、不強硬,該后撤時后撤，讓我們能安心做自己的事。”可他也不是凡事大撒手。有一位教授跟我說過：“系里有麻煩事誰都不敢站出來，但Peter不怕，幫我們攔下很多事。他會說，‘I don’t care.’（我不在乎）”。面對學生事務時，據(jù)一位負責研究生事務的行政人員回憶，Peter反而總是盡量避免沖突、息事寧人；可到了面對芝大校長，他卻使對方說出：“他始終不懈地敦促我們看得更遠，而這一切，又總帶著幽默，也帶著對我們很高的期待。”【5】這么看下來，他并非不懂權(quán)力，而恰恰是最懂權(quán)力：對下屬放權(quán)、對學生保護、對同事有擔當、對上級提要求。

可真正讓我理解他如何使用權(quán)力的，是他的一句口頭禪：“I need help.”(我需要幫助。)

平日，若有學生找到他，哪怕是幫忙看課程論文、給些助教工作意見這種小事，他也會放在心上，隨手轉(zhuǎn)發(fā)給組內(nèi)高年級學生，請求幫忙。若是他自己的工作需要代勞，Peter則更會放低姿態(tài)，也提前設(shè)置好邊界。在他生病期間，系里有一項由捐贈人設(shè)立的本科生論文比賽，想要Peter邀請一批教授擔任評審。Peter深知“召集一群教授來做任何事幾乎都是不可能的”，于是轉(zhuǎn)而向高年級博士生求助。提出請求時，他先說明系里會按工時支付酬勞，隨后表達“I need help. Please help out.”（我需要幫助。請幫幫我。）

我想，Peter大概一直知道，權(quán)力自帶威懾感。所以，他才會把那一句邀請，說得那么真誠自然，讓人愿意站出來，與其共事。人與人的網(wǎng)絡(luò)，也就這樣一點點織了出來。

而站在學生一側(cè)，這樣的邀請還有另一層意義。能在工作中真正幫到導師，本身就是一種賦權(quán)。更何況，Peter好似總能看見我們可貢獻的地方，無論這個人當時處在怎樣的狀態(tài)里、怎樣的位置上。往往，我會發(fā)現(xiàn)，“啊，原來我比我以為的懂得更多”“啊，原來我還能在這里幫上忙。”

一個個“原來可以這樣”的時刻，慢慢重建了我的配得感。直到最近，我才更加意識到，這種領(lǐng)導方式真正改變我的，甚至不是工作本身，更是我看待自己的方式。

在單一評價體系里成長起來的我，最初有這樣的畏懼：如果我科研沒做好，別的事，我也統(tǒng)統(tǒng)不該插手。具體到校園生活中，這種思維會以各種形式出現(xiàn)：工作上，如果科研暫時沒做好，其他工作——包括助教工作——做再好也是白搭；國際學生身份上，既然獲得資助來到留學國，就不該再爭取任何合理權(quán)益；在女生這里，這還會發(fā)展成“工作沒做好，我甚至沒底氣打扮自己，顯得過于跳脫”。可這些想法，對自己是多么苛刻啊，苛刻到令人心疼。在Peter身邊待了這么多年后，我似乎才變得可以相信：不必等到足夠優(yōu)秀、足夠有話語權(quán)，才配成為一個豐富的人。

現(xiàn)在，我身邊的物理系姑娘們各個神采奕奕，風格鮮明，包括我們組三位博士和兩位本科生。我們敢打趣說：讓我來穿出一道亮色，點亮一下令人審美疲憊的物理樓～我們哪里是在打擾，我們應該被感謝～

現(xiàn)在，我可以好好承認，我從教學中得到非常多樂趣，跟物理系本科生創(chuàng)造出一種“我在乎，他們也在乎；我認真，他們也認真；我玩樂，他們也玩樂”的理想教學/合作關(guān)系，一起為每一個發(fā)現(xiàn)驚呼、為每一點擴展慶賀。

現(xiàn)在，我會發(fā)揮自己在照顧團體方面的擅長，在Peter走后迅速反應，幫忙組織追思會、安排接下來的組會、做紀念冊贈予他的家人（也幫助我們自己來消化這場大地震）。盡管，這全是因為待的年頭太久，不小心就成了貫穿開門弟子到關(guān)門門徒的穿線人；可當真正需要有人站出來做這些事時，我終于不再覺得，那個人不能是我。

結(jié)語

學術(shù)界從來沒有教過我們，該如何面對導師的衰老、疾病、與死亡。Peter也還沒準備好從中流砥柱的位置上退下來，更沒準備好與他熱愛的世界告別。這一切，都太快了。我很感謝，他在去世之前半年，坦誠面對學生的關(guān)心和詢問，讓我們一一了解到他的健康狀況。在最近一次入院后，他不斷與我們更新醫(yī)院時間表，一句“Will keep you posted”（有新消息，我會告訴你們），感到我們被允許進入他生命的內(nèi)層、他的最后時刻。

在他不能正常參與到組內(nèi)事務的近一年里，我們比以往更親近、更獨立、更主動擔當，好似真的多了一群“學術(shù)樹”上的家人。在他走后，有那么多人主動過來提供協(xié)助，也算是他生前勤懇耕種的證明吧。他用生前用心編織的網(wǎng)絡(luò)，兜住了他離開之后的沉重與空洞。

寫這篇文章的過程，也是我重新認識Peter、再度給自己松綁的過程。寫著寫著，我不再懷疑Peter為什么會支持我這么久，因為我在自己身上，看見了許多他的碎片。我甚至開始相信，Peter當時也看見了。科學上，也許還要很多很多年，我才能做出讓他眼前一亮的東西；但我知道，他早已為我感到驕傲了：為那個正在成長的學生，為那個堅韌而有力量的年輕女性，為那個始終因好奇而喜悅的人——也為我，僅僅因為，我是我。

我非常想念你，Peter。

參考文獻：

[1] https://news.uchicago.edu/story/peter-b-littlewood-condensed-matter-physicist-and-internationally-recognized-leader-1955-2026

[2] https://www.simonsfoundation.org/2026/06/18/remembering-physicist-and-emeritus-trustee-peter-littlewood/

[3] https://www.anl.gov/article/remembering-peter-b-littlewood-former-argonne-director-and-renowned-physicist

[4] https://www.phy.cam.ac.uk/news/professor-peter-littlewood-1955-2026/

[5] https://jamesfranckinstitute.uchicago.edu/people/profile/peter-littlewood/

[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ixdDUDJ_k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