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泰齡：“鏡”中百年，為肝病拍下“標準像”

中日友好醫院病理科的肝穿刺會診庫里，病理玻片層層疊疊，像無聲的史冊，封存著疾病的起伏印記。窗前的櫻花謝了又開、開了又謝，我國著名病理學家、肝臟病理學領域奠基人之一、中日友好醫院病理科創科主任王泰齡，就在這里伏案幾十載，在玻片上的細胞紋路里，在甲肝“風暴”和慢性肝炎的侵襲之中，為國人確立疾病診斷的標準。

前些日子，醫院和科室籌備許久，以一場隆重的慶典為王泰齡慶賀即將到來的百歲壽辰。慶典上，一部關于王泰齡的紀錄片徐徐播放。一番稀松平常話語，一條漫漫行醫長路，道不盡的是人生百年。

摸到剖開疾病真相的“金鑰匙”

1927年5月，王泰齡出生在河北唐山的一個書香門第。父親是當地中學的校長，母親是數學老師，王泰齡的兒時印象中，家里書桌上常常攤放著書本。每到盛夏，王泰齡一家會就近前往北戴河避暑，隔壁院落剛巧住著北京協和醫院內分泌科專家劉士豪教授。有一年，王泰齡突發急性胃病，絞痛難忍，劉士豪只打了一針，就很快解了病痛。“我還沒反應過來，針就打完了。”多年后回憶起那一幕，這位百歲老人眼底仍有少年時的欣喜。更讓她記了一輩子的，是劉士豪每次下鄉出診，總要拖著幾箱厚重的專業書籍。醫者濟世、向學的兩種模樣，在王泰齡的心底扎下學醫的根。

1944年，17歲的王泰齡從北京慕貞女中畢業，以榜首成績考入北京大學醫學院，成為班里年紀最小的學生。4年后，她進入北京協和醫學院實習，初心本是追隨林巧稚醫生，做一名婦產科大夫，可林巧稚的話意外鍥下了她職業生涯的轉折點：“婦產科醫生一定要先做1年病理，看不懂病理，就做不好臨床診斷。”王泰齡注意到，每一臺手術結束，林巧稚都會第一時間到病理科等候結果。年輕的王泰齡從中讀出：病理是剖開疾病真相的“金鑰匙”。

與此同時，我國現代病理學奠基人胡正詳教授看到了王泰齡在閱片方面的天賦，主動邀她轉入病理系。從此，胡正詳治學嚴苛、追求完美的行事風格，也深深影響了王泰齡。一次，她自認為已吃透了課程內容，準備登臺授課。可胡正詳當場發問：“國際上最新的炎癥機制研究文獻，你都看過了嗎？”見她搖頭，胡正詳當即讓人推著小車，從圖書館搬來數十本外文專著和前沿期刊，勒令她全部精讀吃透，才可再站上講臺。

20世紀50年代初，我國病理學領域近乎空白，全國專職從事病理解剖工作的專業人員不足50人，多數醫院無獨立病理科，臨床診療也少有客觀病理依據。1953年，一紙調令送達26歲的王泰齡手中，她當即響應國家號召，獨自踏上前往吉林長春的火車，來到解放軍第一軍醫大學（現吉林大學白求恩醫學部）開展病理學科的創建等工作。

王泰齡（左二）前往長春投身病理科建設時，同事們在火車站為她送行。

20世紀80年代，王泰齡（中）在當時的白求恩醫科大學病理生理實驗室開展解剖帶教。

20世紀80年代，王泰齡在當時的白求恩醫科大學基礎樓白求恩塑像前留影。

當時，解放軍第一軍醫大學剛剛組建，三所附屬醫院都沒有病理科，實驗設備、標本儲藏室、試劑操作臺一無所有。王泰齡帶著幾名年輕技術人員白手起家，親手制作標準病理標本，從零開始搭建實驗室，建立起東北地區第一套完整的病理診斷流程與質量控制體系。她堅持“尸檢是認識疾病最直接、最準確的途徑”，將尸檢率常年維持在60%～70%，并親自完成數千例，積攢了大量珍貴的臨床病理資料。

長春30余載，王泰齡育人才、建科室，數百名病理專業骨干從她的門下走出，成為全國各地病理學科的中堅力量；三所附屬醫院病理科從無到有，成為區域病理診斷和教學的核心；王泰齡還是國內實施免疫組化、電鏡等病理技術的先驅之一，為臨床診斷和科研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持。

肝病“風暴”中攻堅起“沉疴”

1984年，已經57歲的王泰齡人生軌跡再次發生轉變。那一年，中日友好醫院剛剛落成，病理科無設備、無團隊、無成熟規制流程。在國家的召喚下，王泰齡再度收拾行囊，闊別31年回到北京。招募團隊、采購設備、搭建標準化工作體系，同步推進尸檢、分子病理技術……短短數年，王泰齡帶領科室成為全國病理界標桿之一；她率先在國內規模化普及免疫組化技術，一舉拉高全國基層醫院病理診斷精度。

但4年后，一場突如其來的甲肝“風暴”打了她和所有同行們一個措手不及。短短幾個月內，近30萬上海市民感染甲肝。“那黃黃的皮膚、黃黃的眼珠，接連不斷出現在醫生面前。肝炎門診的老弱病殘似乎已經招架不住。甲肝、甲肝……在病歷卡上，醫生們不斷重復地寫著這幾個字。”媒體的一段記載，還原了當時上海處于疫情“風暴眼”中，多家醫院所面臨的迫切局勢。

王泰齡回憶，那時上海很多倉庫、校舍、旅館都改造成臨時病房，疫情快速蔓延至全國。北京全城也開展了大規模預防性消毒，時任中日友好醫院病理科主任的王泰齡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每天都有大量的肝病標本等待診斷，好像周圍的人都得了病似的。”她帶領全科人員輪班拆解切片、出具診斷報告，以精準的病理結論支撐臨床一線救治，平穩扛過了這場全國性公共衛生危機。

甲肝的沖擊終于消退，但潛伏在國人身體里慢性肝炎的隱患，更是一代人難以擺脫的沉疴。彼時，我國慢性肝炎患者超1億，病程綿長、分型復雜，但全國卻沒有統一的慢性肝炎病理診斷標準。王泰齡心下焦急：恰逢國際肝炎分型標準即將重新修訂，如果中國人拿不出自己的標準，就只能全盤照搬國外。

念念不忘，必有回響——王泰齡的兄長、北京友誼醫院院長、知名消化病學家王寶恩此時剛參加完一場國際會議歸來，帶回了相關國際前沿信息。兄妹二人一拍即合，決意聯合全國病理、臨床頂尖專家，制定一套貼合中國人群、與國際前沿同步的慢性肝炎病理標準。

這是一場耗時數年的攻堅。王泰齡牽頭收集數千例慢性肝炎肝穿刺標本與完整臨床隨訪病歷，在無數個深夜反復比對切片、校驗每一項病變指標，以驚人的速度制定出與國際接軌的《慢性肝炎病理分級分期標準》，并納入我國《肝炎防治方案》在全國推廣實施。

這個標準被業內稱為“王泰齡標準”，它的出臺結束了我國慢性肝炎病理診斷無統一標準的歷史，極大提高了我國慢性肝炎的診斷和治療水平。該標準將慢性肝炎的炎癥活動度分為4級，纖維化程度分為5期，采用半定量計分的方法，客觀、準確地評估肝臟病變的嚴重程度，至今仍在臨床上廣泛應用。此后，王泰齡又先后主持制定了重型肝炎、脂肪肝、酒精性肝病、藥物性肝損傷等多種肝病的病理診斷標準，“一磚一瓦”地構筑了完整的肝病病理診斷體系，為我國肝病防治事業作出了里程碑式的貢獻。

2015年，88歲高齡的王泰齡再度扛起重任，承擔起中華醫學會肝病學分會《藥物性肝損傷診治指南》中病理診斷標準的制定工作。為了兼顧科學、實用、與國際接軌，她總結了自己10余年來積累的1000多例藥物性肝損傷肝穿刺病理資料，反復修改完善；同年，她關于慢加急性肝衰竭的研究論文發表在國際期刊《肝臟病學雜志》上，影響因子達11.33，展現了中國肝臟病理研究的國際水平。

在病理科留下不滅的燈

2021年王泰齡生日期間，中日友好醫院舉行了“泰齡肝病病理發展基金”揭牌儀式。病理科主任鐘定榮對此感慨萬千：“王老退休后數十年始終堅持閱片會診，畢生積蓄全部捐贈設立基金，專門培訓基層病理醫生、扶持青年人開展科研。”對此，王泰齡趕忙揮了揮手笑著補充：“肝臟病理總得有人搞。人老了肯定有這樣那樣的‘磨損’，我得在‘報廢’之前，把應該做的事都做出來。”

事實上，直到4年前，大家都沒覺得王泰齡真正地“退休”過。早8時準時落座顯微鏡前，晚8時離開科室——這個維持了數十年的作息她從未更改。

2003年，她親手搭建了中日友好醫院肝穿刺會診庫，其中每一份病例都由她親自整理歸檔，并細致記錄患者臨床信息、鏡下病理特征、長期治療隨訪效果。至2023年，該會診庫已存納近萬例全國疑難肝病病理標本，覆蓋幾乎所有常見、罕見肝臟疾病，是國內肝病病理研究、人才培養無可替代的寶庫。“這些病例資料是我一輩子的心血，如果不把它們整理出來，將來就會變成一堆廢品，太可惜了。”王泰齡說。

除了日常病理會診和科研工作，王泰齡還不知疲倦地投身于人才培養中。她堅持為全國肝病病理學習班講課，每年都有數百名來自全國各地的病理醫生慕名而來，聆聽她的教誨。她毫無保留地將自己數十年的診斷經驗和治學心得傳授給年輕醫生，手把手教他們看病理切片、分析疑難病例。她常對學生說：“學醫的人不需要特別聰明，但一定要認真。只要肯下功夫，就一定能學好醫。”

2020年，王泰齡（右一）和病理科專家們討論疑難病例。

如今，一批批年輕醫生已接過了她的接力棒，成為病理專業的中堅力量。在她的帶領下，中日友好醫院也建立了一支梯隊合理、技術精湛的肝病病理診斷隊伍，為臨床肝病診治和肝移植的實施提供了堅實的支撐。

從17歲走進醫學院校門，到百歲猶未停下腳步，王泰齡一生以一雙慧眼勘破千萬肝病謎題，以一套套標準樹立診療坐標。“我老了，但事業不能老，要一代一代傳下去。”在王泰齡之后，相信病理科那盞曾陪她熬夜的燈，也將會繼續亮很久很久。

記者手記

迎著晨光趕路

醫院為王泰齡舉辦百歲慶典這天一早，晨光斜斜掃過中日友好醫院的大門，也給王泰齡的滿頭銀發摻進了一抹金色。從她位于櫻花園小區的家中走來，只有短短幾百米。她特意把家安在離醫院近的地方，早年腳力輕快時，她7分鐘就能到達，可如今在攙扶下得走20分鐘。今天，她照例早到，可推開會議廳的大門，滿屋的同僚、后輩已將目光穩穩地落在她身上。

活動中，《王泰齡教授畫冊及會診病例報告集》編纂工作同步啟動，這段百年人生與跨越半世紀的行醫歷程也將得以再現。王泰齡起身致辭，兩手摩挲著指尖若有似無的老繭。這雙手曾觸碰過的無數病理切片，曾是她一生的精神寄托。發言中，她頷首微笑，坦言自己人生最大的快樂，便是在顯微鏡下找到病變的關鍵線索，解開困擾臨床許久的診斷難題。這份純粹的熱愛鑄成“百煉鋼”，也化為“繞指柔”。它支撐王泰齡熬過無數個為攻克重大疾病而不眠的夜晚，也扛起過無數次從零開始的重擔；亦可讓她在轉身后，為身邊的一本小書、一朵小花而雀躍、而感恩。

聽王泰齡講述往事，最動人的就是這份舉重若輕。王泰齡家中有間小書房，門口顯眼處，一臺半舊的顯微鏡被鄭重地用絲絨布蓋好，余下的便是滿目書籍。而在書架深處一個不起眼的角落，卻不著痕跡地藏著那些耀眼的過往：國家科技進步獎一、二、三等獎，“六五”“七五”“八五”國家科技攻關證書，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結題證書……證書金邊上泛起微光，正像王泰齡在顯微鏡下幽微的目光。在微觀世界中，細胞悄無聲息地記錄著生命體與疾病反復博弈、交手的經過。它們留下了怎樣的印記，疾病的故事有怎樣的發展？人體遭到了何種攻擊，如何抗爭，最終轉向什么命運？這些問題，是王泰齡終其一生的追尋。

百歲慶典結束，王泰齡在年輕人的攙扶下離開。手中的鮮花賀禮是醫學后輩對她百歲的隆重敬意，回家的小路是她往返了幾十年的行醫軌跡。如今，她已不必再日日迎著晨光趕路了。而她一路走來留下的腳印，沿途那一棵棵櫻花定會永遠銘記。

文：健康報記者 魏婉笛 通訊員 王秀紅

供圖：中日友好醫院

編輯：魏婉笛 肖琰（實習）

校對：于洋

審核：秦明睿 徐秉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