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年老存折，近1.8萬元余額因銀行“系統查無記錄”無法兌付？法院這一判例能給儲戶什么啟示

1999年的老存折，余額近3.6萬元，沒想到取錢過程中部分款項得到兌付之后，再后續卻被銀行告知“查無此賬”。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每經記者）從中國裁判文書網獲悉，近日，河南商丘市中院公開該案二審判決書，駁回涉事銀行的上訴，維持民權縣法院一審判決銀行償還儲戶本金及利息的原判。

從存折這一“紙憑證”到銀行“新系統”，司法判決給出了一個清晰的回答——無論是因系統升級或其他原因而造成數據丟失，都是銀行自己的經營風險，不能讓儲戶買單。

在銀行核心系統經歷多輪迭代、大量老存折老存單仍在民間沉淀的當下，這份判決的意義遠超個案。

一本老存折的“縮水”之路：從35900元到17900元的20年拉鋸

1999年5月10日，李某在某銀行民權支行（以下簡稱銀行或民權支行）開戶，賬號8888，此后數年里持續用這本存折辦理存取款。2004年8月24日，他支取了800元，存折上清晰地打印出余額35900元，并加蓋信用社簽章——這是本案最關鍵的一個時間切片。

此后李某再去網點取款，銀行未辦理現金支取。他多次向民權支行工作人員催要，對方陸續支付了1.8萬元，剩余17900元始終未付。

2026年，李某訴至法院，請求判令民權支行返還17900元本金及利息。民權支行在一審中辯稱，“不排除李某存款通過掛失進行支取”，但未提交任何證據，法院不予采信。3月27日，民權縣法院作出一審判決：民權支行償還李某存款本金17900元，并以17900元為基數，按同期銀行活期存款利率承擔自2004年8月24日至存款本金支付完畢之日止的利息。

民權支行不服，向商丘市中院提起上訴，抗辯理由升級為三點：其一，經多次系統核查，未查詢到該賬戶的開戶資料、存款記錄及交易流水；其二，金融機構憑證最低保管期限為15年，案涉業務距今已超20年，客觀上無法留存超期憑證；其三，結合金融業務慣例，不排除李某已辦理掛失支取、銷戶結清，且案涉款項大概率系李某與原信用社負責人胡某的個人借貸。

4月30日，商丘市中院二審宣判：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判決書認為，現某銀行民權支行僅以“系統內查無記錄”為由抗辯，但銀行內部系統數據遷移、保存不完整等風險屬于其經營及管理風險，不應由儲戶承擔。某銀行民權支行未能提供任何證據證明其已向李某支付了該筆款項，故應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

西部地區某城商行相關業務管理人士在接受每經記者采訪時表示，這家銀行的三個核心抗辯理由，“可能掛失了”“系統查不到”“保管期過了”，本質上是把同一件事換了三種說法——銀行自己沒能拿出存款已兌付的反證。從行業視角看，這暴露出部分基層行社在歷史數據遷移、檔案全生命周期管理上的短板。系統升級是銀行主動的經營行為，其風險內部化是題中應有之義，不是可以用來對抗儲戶債權的理由。

系統無記錄”為何不是免罪金牌：舉證責任倒置背后的制度安排

商丘中院在判決中確立了一個清晰的舉證鏈條：李某提交的存折，明確記載了賬號、戶名、存款及取款記錄，并有信用社簽章，系儲戶與銀行之間儲蓄存款關系的有效債權憑證；在李某完成初步舉證后，舉證責任轉移至民權支行；若銀行主張款項已被支取或賬戶已銷戶，應提供相應的取款憑證、掛失記錄或銷戶手續等反證。

這一裁判邏輯并非商丘中院獨創，而是有著明確的制度源頭。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存單糾紛案件的若干規定》早已明確：持有人以真實憑證為證據提起訴訟的，如金融機構不能提供證明存款關系不真實的證據，或僅以金融機構底單的記載內容與憑證不符為由進行抗辯的，法院應認定存款關系成立，金融機構應當承擔兌付款項的義務。

每經記者注意到，銀行的“15年保管期”抗辯在法律上站不住腳。根據中國人民銀行《銀行會計檔案管理辦法》，銀行會計檔案保管期分為3年、5年、15年和永久保管；其中掛失登記及補發憑單收據、存貸款開銷戶記錄被列為永久保管，會計憑證及附件為15年。而《銀行會計基本規范指導意見》亦明確，會計檔案保管期滿但涉及未結清債權債務關系或其他未了事項的，不得銷毀。

應永久保管的銀行會計檔案

圖片來源：中國人民銀行網站截圖

換言之，即便案涉會計憑證已超過15年定期保管期，只要涉及未結清債權債務，銀行就負有繼續保管的義務；而掛失記錄、開銷戶記錄更是法定永久保管事項。民權支行以“超期銷毀”為由抗辯，恰好反過來提醒監管者和同行：永久保管類檔案的底線是否被守住，才是這類糾紛的真正分水嶺。

2026年1月1日起施行的《金融機構客戶盡職調查和客戶身份資料及交易記錄保存管理辦法》進一步抬高了底線：金融機構應當采取必要管理和技術措施，以電子化方式完整、準確保存客戶身份資料及交易信息，防止缺失、損毀；客戶身份資料自業務關系結束后至少保存10年，交易記錄自交易結束后至少保存10年。2018年原銀保監會《銀行業金融機構數據治理指引》更要求銀行業金融機構加強數據資料統一管理，建立全面嚴密的管理流程、歸檔制度，確保數據的真實性、準確性、連續性、完整性。

前述城商行相關業務管理人士分析，從會計檔案的永久保管要求，到客戶身份與交易記錄的10年最低保存期，再到數據治理指引下的完整性、連續性原則，監管制度對銀行數據留痕的要求是層層加碼的。一家銀行如果在三輪系統升級后連開戶資料和交易流水都全盤丟失，這不僅是技術問題，更是合規問題。“系統查無記錄”的理由在法庭上之所以顯得蒼白，是因為這首先是銀行承認了自身沒盡到妥善保存的義務。

從個案到行業：老存折兌付風險如何前置化解

實際上，與李某類似的個案也早有先例。2025年11月，“女子在銀行存款近30年無法取出”曾登上熱搜，背后同樣是部分歷史數據未能完整遷移留下的隱患。上海、山東等地也出現過類似情形。在農信社改制、城商行兼并、核心系統換代密集推進的當下，民間沉淀的老存折、老存單數量龐大，類似糾紛的潛在風險不容忽視。

前述銀行業人士表示，要從根本上化解這類風險，銀行至少需要做好三件事：

第一，系統遷移必須“雙軌并行+全程校驗”。核心業務系統變更、全轄范圍數據遷移屬于重要信息系統重大變更，按重大事項管理，必須提前報備、雙軌并行和校驗、全程審計，嚴禁隨意刪除、覆蓋原始數據。技術層面，全量多副本備份、“兩地三中心”災備、新舊系統雙軌雙寫、逐字段哈希校驗等手段已是行業成熟實踐。問題不在于技術不可行，而在于部分中小銀行、尤其是改制中的農信機構，是否在每次遷移中都嚴格落地了這些動作。

第二，永久保管類檔案的邊界必須守牢。掛失登記及補發憑單收據、存貸款開銷戶記錄永久保管，是《銀行會計檔案管理辦法》的硬性要求。對于涉及未結清債權債務的會計憑證，即便達到15年定期保管期限也不得銷毀。銀行應主動梳理歷史檔案，對尚未了結的賬戶關系對應的底卡、憑條、掛失記錄做專項保全，而不是等到訴訟階段才驚覺“查無此賬”。

第三，老存折兌付應建立綠色通道。從客戶體驗和行業聲譽雙重角度看，銀行對持有合法老存折前來兌付的儲戶，應建立專門的核查和審批通道，必要時回溯原始會計檔案、調閱歷史影像資料，而不是一刀切地以“系統查不到”拒之門外。畢竟，信譽是銀行業的從業基礎，推卸責任對銀行自身信譽的折損，遠大于單一的兌付金額。

對儲戶而言，該人士也給出務實建議：老存折、老存單受法律保護，只要有憑證在手，銀行就得認，這點已有司法共識。但為避免陷入多年的拉鋸，儲戶最好及時核對、盡早兌現，發現異常立即通過書面方式主張權利并保留證據，必要時訴諸司法途徑。同時，妥善保管好原始存折，任何涂改、遺失都可能增加舉證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