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才雖盛，卻為晉用——兩位中國籍數學家獲菲爾茲獎的冷思考

特約撰稿|梁伯鈞

2026年7月23日，美國費城，國際數學家大會。當國際數學聯盟主席念出王虹與鄧煜的名字時，國內媒體瞬間沸騰。

這是菲爾茲獎九十年來首次頒給中國籍數學家，且一次兩人。

但當我們仔細查看兩人學習研究經歷時，卻驚訝發現，兩人早期從天才起步，但都無法適應國內的環境，是轉到海外學習后，才取得了現在的成就。王虹甚至被認為不是學數學的料。

王虹出身廣西平樂一個教師家庭，她16歲考入北大地球與空間科學學院，大二轉入數學科學學院。但轉系之后，她面對的是一群奧賽金牌扎堆的同學。沒有競賽背景的她，成績一度墊底，長期被質疑“不是學數學的料”。以致她一度想放棄數學，轉去學建筑。后來本科畢業出國，在法國讀工程師學位、在美國MIT讀博，師從Larry Guth。

鄧煜只在北大讀了兩年，因為“受不了國內的環境”，果斷轉學MIT。其后其基本在美國完成學業，并從事數學研究。

兩人能取得如此成就，我們理應為他們高興、祝賀，但這只是“精神勝利法”，我們更加需要的是，認真思考國內的學術環境，認真反思國內的人才成長空間。

一、兩條殊途同歸的"出走"軌跡

王虹，1991年生于廣西桂林平樂縣沙子鎮。 一個中國南方最普通的小鎮，父親是中學數學老師。2007年，16歲的她參加高考，以653分考入北京大學地球與空間科學學院——因為北大數學系當年在廣西只招一人。入學第一天，她就在為轉系做準備。大二通過"二次高考"式的轉系考試進入數學科學學院，卻在奧數金牌云集的班級里淪為"小透明"。她不是競賽生，沒有保送光環，在一眾"大神"中成績中下，"一直在掙扎，能生存下來就不錯了"。

本科畢業后，她赴巴黎綜合理工學院攻讀工程師學位與數學碩士。在法國，她曾短暫"出走"——去建筑事務所實習一個月，試圖逃離數學的艱深。一個月后她回來了，不是因為失敗，而是因為發現"建筑需要先說服別人投資，創作自由受到限制；而數學可以完全靠自己'建設'想法"。2014年進入麻省理工學院讀博，師從調和分析大師Larry Guth。2019年博士畢業后，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UCLA、紐約大學柯朗研究所、法國高等科學研究所（IHES）——她的學術生涯像一列單向行駛的特快列車，從未在中國境內停靠任何一站。

鄧煜，1989年生于深圳。 如果說王虹是"非典型"的逆襲者，鄧煜則是"標準模板"的精英產品：小學就讀于蛇口育才一小，初中高中深圳高級中學，2006年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IMO）金牌，2007年保送北京大學數學科學學院。在北大讀了兩年，2009年轉學到麻省理工學院，2010年獲Putnam Fellow（全美大學生數學競賽最高獎），2015年普林斯頓大學博士畢業，2018年南加州大學任教，2024年加入芝加哥大學。

一個是小鎮做題家，一個是奧賽金牌機器；一個曾懷疑自我、差點轉行，一個一路開掛、從未偏離軌道。他們的成長路徑截然不同，卻在同一個節點完成了命運的合流——離開中國。

王虹在北大數院時，同班同學鄧煜已是"鄧神"般的存在；當她2014年剛到MIT讀博時，鄧煜一年后就要拿到博士學位。時間差里藏著殘酷的隱喻：當中國的拔尖學生還在本科階段內卷時，美國的學術體系已經為他們鋪好了通往世界之巔的階梯。

二、掛谷猜想與希爾伯特第六問題：為何在異國開花？

王虹的成名作是2025年與Joshua Zahl合作發表的127頁論文，證明三維掛谷猜想——一個困擾數學界逾百年的幾何測度論核心難題。菲爾茲獎得主陶哲軒評價這是"幾何測度論領域的驚人進步"，萊斯大學數學家Nets Katz稱之為"百年一遇的數學突破"。

鄧煜的破題之作則是與合作者解決希爾伯特第六問題的核心難點——從微觀牛頓力學嚴格推導出宏觀玻爾茲曼方程及流體力學方程。這一成果被科普界譽為"華人數學的奇跡年"，為1900年希爾伯特提出的23個問題之一畫上了句號。

兩個問題，一個幾何，一個分析；一個直覺驅動，一個物理溯源。但它們的誕生有一個共同背景：都需要長達數年的、不受干擾的、免于考核焦慮的沉浸式思考。

王虹在接受采訪時說，證明掛谷猜想是"一個漫長而平靜的過程"，其間"沒有特別興奮的時刻"。她習慣在紐約曼哈頓的公園里散步，"想不想數學，依心情而定"。鄧煜則在知乎上分享過自己"花一個星期讀完85頁論文并驗證每一個細節"的日常，也坦言"對數學專業的學生來說，最擔心的事情就是沒有產出。唯一能夠對抗這種擔心的方式，就是持之以恒的努力，以及對于將來能做出成果的盲目自信"。

這種"盲目自信"從何而來？它來自一種免于恐懼的自由。

在中國現行的科研評價體系下，一個青年學者如果五年沒有"代表性成果"，可能面臨非升即走的壓力；如果十年沒有國家級項目，可能失去獨立帶團隊的資格。掛谷猜想從1917年提出到2025年被證明，歷時108年；希爾伯特第六問題從1900年提出到2024年取得突破，歷時124年。這種時間尺度，與中國學術界"三年一考核、五年一評估"的短周期機制，存在根本性的結構沖突。

王虹在法國IHES獲得終身教職，該所成立60多年來僅有12位數學終身教授，其中7位拿過菲爾茲獎。IHES的治理邏輯是：給你絕對的自由與優渥的待遇，不考核、不評估、不問產出，只問你是否在思考真正重要的問題。鄧煜在芝加哥大學，美國頂尖研究型大學的tenure制度雖有壓力，但前六年相對寬松，且學術共同體對"大問題的長期攻堅"有充分的文化認同。

丘成桐曾尖銳指出："很多中國的小孩看不到數學最精華的地方，認為只要將題目做對、將考試考好，就很高興。但數學的真諦不是做題、特別不是做別人出的題，而要自己發掘好的研究方向、好的問題，走出一條自己的路。"

王虹和鄧煜，恰恰是在離開中國后，才獲得了"自己發掘問題"的空氣與土壤。

三、北大"黃金一代"的集體出走：一個系統性現象

王虹與鄧煜并非孤例。他們是北大數學科學學院2007級同班同學，而那一屆的"出走"幾乎是集體性的。

2000年前后，北大數學系涌現了被譽為"黃金一代"的群星：許晨陽、惲之瑋、張偉、朱歆文、袁新意……他們無一不在本科或碩士階段赴美深造，最終全部留在美國頂尖高校任教。許晨陽曾短暫回國，在北大和北京國際數學研究中心工作六年，2018年卻又返回MIT，留下一句令人唏噓的感慨："國內學術環境對年輕人不夠友好。"

這不是個人選擇的問題，而是系統性人才虹吸的結果。美國頂尖高校的數學系，如普林斯頓、MIT、哈佛、芝加哥、柯朗研究所，形成了對全球數學人才的"黑洞效應"：它們擁有最充裕的經費、最自由的學術氛圍、最成熟的導師傳承體系，以及最關鍵的——對"無用之學"的寬容與尊崇。

一個值得玩味的細節：王虹在北大數院時的數學分析課老師陳天權教授，是統計物理與動理學領域的資深學者，而希爾伯特第六問題的特殊情形正是他長期的研究目標之一。鄧煜后來與合作者圓滿解決此問題并獲菲爾茲獎，被學界視為一種"學術傳承"。但傳承者本人，卻早已不在中國。

中國播下了種子，美國收獲了森林。 這不是"楚才晉用"的現代翻版，又是什么？

四、國籍與歸屬：一面模糊的旗幟

值得注意的是，王虹與鄧煜獲獎時，官方報道均強調其為"中國籍數學家"。王虹更是被特別指出"始終保留中國國籍"，是"首位中國籍菲爾茲獎得主"。

這種強調本身，恰恰暴露了某種深層焦慮。

國籍是一個法律概念，而學術歸屬是一個文化概念。王虹現任法國IHES終身教授兼紐約大學教授，鄧煜是芝加哥大學教授。他們的學術網絡、合作者、學術會議軌跡、研究生培養，全部在歐美學術體系內循環。他們的論文發表在《數學年刊》（Annals of Mathematics）、《數學發明》（Inventiones Mathematicae）等西方頂級期刊，引用者以歐美學者為主。他們的學術"祖國"，早已在事實上遷移。

丘成桐1982年獲菲爾茲獎時，身份是"華裔"而非"中國籍"；陶哲軒2006年獲獎時，是"澳籍華裔"。王虹與鄧煜的"中國籍"標簽，在民族主義敘事中是一劑強心針，但在學術共同體的實際運作中，它更像是一面插在異國土地上的模糊旗幟——看得見，卻難以真正觸摸。

更值得追問的是：如果王虹當年沒有轉系成功，如果鄧煜沒有獲得IMO金牌保送資格，他們在中國現有的教育體系中，是否還能走到今天？王虹在北大數院時的"中下等"成績，在中國現行的保研、直博、人才計劃篩選機制下，大概率會被系統性地淘汰。鄧煜若非奧賽金牌的"護身符"，也未必能在大二就獲得轉學MIT的機會。

我們慶祝他們的成功，卻不敢直面一個事實：他們的成功，恰恰是在逃離中國學術評價體系的篩選之后取得的。

五、從"數學大國"到"數學強國"：還有多少里路？

中國每年在國際數學奧林匹克（IMO）上斬獲的金牌數量全球領先，奧數培訓產業規模龐大，中小學數學教育以"難"著稱。但丘成桐一針見血："奧數就像是在可以預知的條件下進行短跑比賽，而數學研究則是在現實生活不可預知的條件下進行的一場馬拉松。"

王虹和鄧煜的獲獎，不能簡單解讀為"中國數學教育的勝利"。恰恰相反，它是一記警鐘：我們擅長培養解題者，卻不擅長培養提問者；我們精于選拔天才，卻拙于留住天才；我們長于短期沖刺，卻短于長期深耕。

丘成桐在2025年預測："中國本土的菲爾茲獎將在10年后出現。"他為此創辦了求真書院，試圖打通從本科到研究生的培養鏈條，打破"教育與研究割裂"的痼疾。

但十年太長，只爭朝夕。當王虹和鄧煜在費城的領獎臺上舉起金質獎章時，中國的數學教育界應當感到驕傲，更應感到刺痛。驕傲的是，燕園的風曾吹拂過他們的青春；刺痛的是，那陣風沒能留住他們，讓他們飛向更遼闊的天空。

六、楚才晉用，何時楚才楚用？

《左傳》記載，子木問伍舉何以在晉得志，伍舉答："臣才晉用，晉君用之，故得志焉。"

兩千多年后的今天，王虹與鄧煜的"得志"，同樣是"晉用"的結果。這里的"晉"，不再是春秋諸侯，而是那個擁有普林斯頓、MIT、IHES、芝加哥大學的學術霸權體系。

我們當然可以自豪地說：看，中國人多聰明！我們培養的人才站在了世界之巔！但這種自豪，與印度人為硅谷CEO的印度裔身份歡呼、與非洲人為法國足球明星的移民后裔血統鼓掌，在邏輯上并無二致——都是人才輸出國的自我安慰，都是智力殖民的委婉修辭。

真正的強大，不是輸出天才讓他國栽培，而是建立讓天才愿意扎根的土壤。王虹在采訪中說："做數學能留下一些東西，說不定哪天就能證明一個定理。"這種樸素的"野心"，需要的是一個不問她"什么時候發論文"、不催她"盡快出成果"、不逼她"申請重點項目"的環境。

楚才雖盛，卻為晉用。盛的是才，痛的是楚。

當下一屆菲爾茲獎揭曉時，我們能否看到一位從未離開過中國、從本科到博士到教職全在本土完成、用中文思考并解決世界級難題的數學家？那才是"數學強國"的真正標志。

在此之前，所有的歡呼，都不過是離別宴席上的祝酒詞。

（作者為哲學博士，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