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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沁水的第三天,著名作家抵達“文學‘縣’場”。活動內容是,陳建功、張二棍、榆木三位老師要去山西沁水煤層氣公司給礦工講一堂文學課。我曾在礦山打過工,便跟了過去。會議廳里坐滿了穿藍色工裝的礦工,有的捏著筆記本,有的舉著手機,都聽得認真。礦工作家給礦工講文學,本身就是講家里話。
陳建功先開口。他在礦山工作過十年,京腔京味,語氣平淡,像在拉家常。他告訴大家,早些年,被礦車撞折過一條腿。在醫院養好之后,干不了井下活,就在井口篩沙子,幾個家屬工陪著。他說起那幫窯哥們兒,就是一塊兒下井挖煤的兄弟們,不光給了他友愛,還給了他面對生活的態度:對悲劇性人生的喜劇性態度。他講這話時,眼睛放亮,仿佛那些與死神擦肩的日子都化作了尋常。
我在臺下,想起當年我們一群人從井下出來,滿身煤灰,一天重活干下來渾身酸疼,可那下班的嬉笑聲能掀翻屋頂。那笑聲里有一種通透,明知生活辛苦,偏要用快樂去包住它。這讓我想起自己在國外礦山的那些夜晚,站在營地望見異域的星空,支撐我的,大概也是同類的東西:把勞累嚼碎了咽下去,然后與伙計們會心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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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我舉手問陳主席:“作為一個普通礦工,怎么把自己真實的經歷,用文學的藝術方式表達?”
陳建功接過話頭說:“寫小說我是懂的,詩歌我不在行。你要是寫小說,就把你認識的人、熟悉的人、想到的人,都堆在一塊兒,讓他們熱鬧熱鬧。把你的理解、你的愛、你對人性復雜的把握都放進去,這才構成藝術的再創造。”他舉趙樹理的例子。趙樹理深入鄉土,把父親的原型擱進去,把三仙姑的原型擱進去,最后成就了《小二黑結婚》。
他說趙樹理既深入農村,又能看出新時代與舊勢力碰撞的艱難。老百姓在掙扎中的艱難,他都寫出來了。最后,陳主席推薦了一本書給我讀,老舍先生1935年寫的《文學概論講義》。告訴我,這本書里有我想要的。
接下來是榆木老師。他體態敦實,與我一樣挺著個圓肚子,我們一路坐車時還互相打趣,說這肚子是被“文學”慣實出來的,如今不下礦井,就是因為裝了一肚子文學。他開口先講自己與書的關系。最初買書時,一摞一摞碼在書房里,不是為了讀,是為個面子。后來某個契機,忽然就讀進去了。他瞇起眼,像在回憶什么,隨即抬高了聲音,環顧著大家說:“如果我在井下少扛一根柱,或者少拖一趟電纜,少開一次開關,少在洞子里坐一個小時,都不可能遇到文學。”
他停頓了一下,語氣沉緩下來:“我覺得礦工這個群體,本身就是一首詩歌,一部作品。當年我在井下上夜班,快下班時睡著了,安全員巡視發現,把我拍醒。我撒腿就跑,最后還是被他追上。安全員瞪著眼睛說:‘你再跑啊,你以為自己是土地公呢?’”臺下都被這幽默逗得喜笑顏開,這也是文學的魅力吧。
榆木老師話音里有種珍惜。那些在黑暗里度過的日子,原來都在為某一天與文字的相遇做著準備。我突然明白了,礦工不是不會寫,而是他們的語言往往埋得太深,需要光來照一照。
張二棍老師最后發言。他在非洲礦山待過四年,那些經歷讓他對很多東西有了不同的感受。他話不多,聲音不高,但話語里透著力量。他說,作為一個卑微的人,一定要想方設法讓自己看起來沒那么糟。用語言也好,用熱愛也好,用對生活的信念也好,要讓自己心頭永遠有一座寺廟。那里面住著一個神——不是宗教的神,是心神。讓心里時時刻刻保持一種警覺,帶著一種吉祥氣、安詳氣,與這個世界相處。他頓了頓:“其實每個人生來不一定是善的。但我們慢慢會發現,擁有的越來越少,屬于我們的也越來越少。正因如此,心頭那點光才格外重要。”張二棍這番話,像一粒石子投進深井,漣漪散開,觸到了每個人心底最柔軟的那層。
礦工的文學課結束了。榆木老師說的礦工本身就是一部作品,井下打盹被叫醒的瞬間也是;陳主席說要把認識的人堆一塊兒熱鬧熱鬧;張二棍說要讓心頭住著神——其實都是一樣的道理。我想,這就是沁水之行帶給我的禮物。這個坐落在煤層氣上的小城,礦工作家的課堂告訴我,文學是可以在礦工生活里生長發芽,能長得枝繁葉茂的。
作者:卜雪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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