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情至理》：在基層治理的實踐中，情與理并不是對立的

在《至情至理：城市基層治理中民意分類邏輯與實踐》中，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劉怡然關注的就是這個切口。這本書以北京、成都、臺州三城近五十個田野案例為基礎，構建了宏觀、中觀、微觀三層民意分類框架，深入剖析民意在城市基層治理中的情感邏輯與理性運作。

在一次“《至情至理》新書思享沙龍”上，作者劉怡然與該書的責編孫瑜圍繞成書歷程、研究方法及知識生成等議題展開對談。以下為本次對談的節選整理。

劉怡然，牛津大學碩士，清華大學博士，哈佛燕京學社2011—2012年訪問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后。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城市社會學研究室副研究員，The Journal of Chinese Sociology兼職編輯。主要研究方向為政治社會學、經濟社會學，專注于社區建設、基層治理等研究領域。

情理碰撞是基層治理最生動的部分

問：當你把選題交給我時，我看到“至情至理”這個名字真的是眼前一亮，包括英文書名Sense and Sensibility：一方面很符合你的個人氣質，另一方面又傳遞出你的學術主張——基層治理中，既要講“情”，也要講“理”。你是怎么想到這個書名的？

《至情至理：城市基層治理中民意分類邏輯與實踐》

作者：劉怡然

版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25年1月

劉怡然：我特別喜歡這個問題。這本書出版后，我收到最多的兩種贊美——第一是封面好看，第二是書名好聽——這讓我覺得挺欣慰的。

之所以會想到“至情至理”，其實是因為在田野中看到太多讓人印象深刻的“情”和“理”的交鋒。舉兩個小例子：

一個是前幾年北京推行的老舊小區抗震加固工作。按道理說，這是一個為了公共安全從長遠看對居民有利的政策，有非常明確的“理性收益”，符合居民的“安全需求”，可以讓他們住得更安全、更踏實。但在執行過程中，很多居民并不愿意配合：因為加固過程中，他們要搬出去臨時安置，不僅擔心家里東西被弄亂、弄丟，還要多付一筆房租，這些很具體、很切身的生活煩惱，讓他們在情感上抗拒這個項目。

調研過程中，有一個案例讓我特別受觸動：某個社區的抗震加固推進不下去，并不是因為居民單純“反對項目”，而是夾在一個家庭內部長期的遺產糾紛之中——兩兄弟多年來積怨很深，房子歸屬、債務問題糾纏不清，導致誰也簽不了字，基層干部為此幾乎天天跑法院、跑居民家里。這位干部最后到處找人湊款，甚至自己掏腰包，幫這個家庭在法律層面把遺產問題解決了，加固項目才得以真正落地。事情做完之后，很多居民都非常感激他，他自己卻在那段時間幾乎每天睡不著。

還有一個是日常生活中的漏水糾紛：三樓裝修漏水，二樓沒人，水直接泡到了一樓新裝修的房子。一樓找上門來，二樓說不在家，三樓說“施工的不是我”，各執一詞，誰都不愿認賬，矛盾越拖越僵。最后還是要靠社區書記一戶戶上門聊天、做工作，靠的是熟悉、信任、面子、人情，一點點把情緒降下來，才有可能談理性、談解決方案。

在這些故事里，“情”不僅是個人情緒，也是人情、感情、道義；“理”不僅是政策道理，也是規則、制度和理性計算。很多項目一開始是“情緒的宣泄場”，大家走進會議室先是吵架，吵了一次、兩次、三次……才漸漸把議題從純情緒推向理性、可討論的規則，最終形成某種公約。

所以，“至情至理”不是一個唯美的文學式題目，而是我在田野里反復看到的：情緒與理性，情感與道理的不斷碰撞、交鋒、彼此塑形，最后找到某種平衡的過程。這個過程本身，就是基層治理最生動的部分。

問：從學術分析的角度，“情”和“理”在基層治理研究中意味著什么？它們的關系是什么？

劉怡然：從層級來看，越到宏觀，邏輯越理性；越到微觀，情感因素越重要。基層政府其實是一個樞紐：它既要承接上面傳下來的理性化的政策目標，又要面對下面居民情緒化的、個體化的需求，必須在兩者之間不斷轉化和尋求平衡。

我覺得“情”這個維度在以往的基層治理研究中是被相對忽視的。大家更多關注制度、機制、資源分配這些“理”的層面，把“情”當作背景噪聲來處理，或者干脆不去分析它。

但我在田野里一再看到，當情感連接建立起來之后，很多依靠規則和利益計算無法推進的項目，反而能夠向前走。居民說“（社區）書記，給你面子”，這不是什么行政壓力的結果，而是真實的人際情感在發揮作用。

當然，這本書并不是在主張“情大于理”，而是想說明：在基層治理的實踐中，情與理并不是對立的，它們在多元主體的互動中相互纏繞、彼此塑造，最終走向某種動態的平衡。這個過程，其實也呼應了我們國家法治、德治、自治“三治融合”的理念。

問：書中重點梳理了北京、成都、臺州三個城市的48個案例，還專門做了“案例目錄”。為什么是北京、成都、臺州這三個城市？這些案例是如何選出來、串起來的？

劉怡然：從田野調查的時間上講，我在研究室快10年了，調研了不少地方，但最后重點選了北京、成都、臺州這三個城市作為主樣本。

一是因為在這幾個地方的田野時間最長，資料積累最扎實。二是它們在地理空間和治理環境上確實具有代表性——東部、中部、西部各有一個樣本。三是它們的治理外部環境各有特色。北京市政府自上而下的動員能力強，從上級到基層的傳導比較直接，治理的行政色彩更濃。成都市的社會活力比較高，社會組織和社區自組織發達，壩壩會、院落議事這類傳統使得居民的凝聚力較強，社區本身有很強的內生動力，治理方式因此也更多元。臺州市則是“楓橋經驗”的重要發源地，對矛盾調解、平安建設、科技賦能治理等方面，都有比較突出的實踐樣態。

在案例編排上，一條主線是“城市化進程”：從早期城市拆遷、整村改造，到老舊小區修繕，再到日常生活中的買菜、停車、電梯加裝，再往后發展到文化服務、老年照護、兒童與青年服務，以及安全、秩序、社區發展等議題。另一條線，是“后單位制的治理轉型”。過去很多城市社區是依附在大單位之上的，住房、福利、養老、秩序都由單位承擔。隨著單位制淡出，很多原來由單位兜底的事務轉嫁到城市社區：公共區域沒人打掃、物業費沒人愿意交、公共責任邊界模糊，這些“碎小又頑固”的問題都跟這場結構性轉型有關。48個案例其實就是沿著這兩條線索，我一邊跑田野，一邊不斷整理、分類、提煉出來。

只靠“理”，研究是堅持不下來的

問：很多青年學者走上工作崗位后，都會面臨一個困境：一邊是課題、任務要求，一邊是自己的學術興趣和長期主線。你是怎么在工作中，把自己的那條學術主線堅持下來？

劉怡然：老實說，這個過程并不輕松。學生時代做研究，有更多整塊的時間可以讀書、思考和進行田野調查，想不清楚的地方還可以找導師討論。

工作以后，時間是碎片化的，不能完全由自己安排支配。各種課題有明確的方向和時間節點，必須配合完成，這是工作的“硬性要求”——有時候難免和自己的研究議題有沖突。但我后來也逐漸發現，這些看似“分散”的課題，在中國式現代化的總體背景下，其實是可以串起來的。對我來說，共同體如何在城市化進程中產生變化和重建，是持續關注的主線。順著這條線，我找到“民意”這個有彈性的概念：無論是拆遷、物業服務、停車問題、電梯加裝、文娛組織，還是居住安全、社區秩序，它不僅關乎“居民如何理解和表達自己的訴求”，也關乎他們如何在變遷中重建人與人的關系。

隨著資料積累得越來越多，你會有一種“自然分類”的沖動——就像小朋友拿到一堆小汽車，一開始可能只按顏色分，后來會按大小、功能、結構分，并找到一種更好的結合方式。分類的過程，其實就是理論化、結構化的過程。這本書某種意義上是我作為學生、博士后、青年學者這幾個身份轉換過程中，不斷試錯、積累，再整理之后，形成的一次階段性梳理。

問：很多學者的第一本書，往往就是博士論文的改寫。你選擇了另一條路：沒有直接出版博士論文，而是把拆遷研究放在新書的開篇，把它嵌進一個更長的城市化進程敘事里。你是怎么做這個取舍的？

劉怡然：我的博士論文一直沒有拿出來單獨出版，一方面是因為拆遷本身有一定敏感性，需要謹慎對待；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它的時代性很強——當年我調研的拆遷案例，放在當時是城市化進程中的結構性事件，但放在今天再看，很多政策語境、民眾反應、治理邏輯已經發生了變化，需要重新理順。

后來我意識到，拆遷其實可以作為整個城市化敘事的“歷史起點”。它是城市空間擴張中繞不開的一個環節；它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居住和生活基礎，是后續很多“社區日常問題”的前史。

所以在這本書的結構里，我選擇把拆遷作為開篇，用一種“歷史視角”去呈現它，而不是把它當作一個孤立的、只服務于某一時期的案例。這樣做的好處是，讀者能在同一本書里，看到從拆遷問題到老舊小區電梯加裝，再到文化活動和智慧治理的連續性，也能看到民意在不同階段的形態變化。

問：在整個成書過程中有沒有特別艱難或者讓你觸動很深的時刻？

劉怡然：老實說，最難的不是技術層面的困難，而是作為研究者的專業身份和作為普通人的道德直覺之間的張力。在田野里會遇到一些家庭，他們生活得很艱難。他們中有人愿意跟你聊，是把你當成一根稻草——覺得你在北京的“大單位”，是不是能幫上點什么。

但我只是一個研究者，我能做的就是聽，就是記錄。這種無能為力的感覺，是真實存在的。

有時候會想起那個非洲攝影師的故事。一個孩子餓得快死了，身后有只禿鷲盯著。攝影師站在那兒，按快門的那一刻，他就成了一個職業者，只能做自己該做的事。之后那張照片也引發很大爭議，但是，照片被很多人看到，產生的社會影響也許遠遠大于趕走一只鳥。這個選擇本身，始終是復雜的。

當然，田野里也有很多讓我感動的時刻。有居民握著我的手說感謝黨，有基層干部在凌晨還在反復協調復雜的矛盾，有社區書記把每家每戶的細瑣之事都記在心里，默默維系著鄰里關系。這些經歷讓我覺得，這個研究是有意義的，值得做。

問：如果要用一句話來概括你做這個研究、寫這本書的內在動力，你會怎么說？是責任感、興趣，還是別的什么？

劉怡然：如果只用理性來回復，這當然是我的工作，是科研任務、成果要求的一部分——我要謀生，要寫論文，要寫書，這是“理”的一面。

但如果只剩下這一面，我是堅持不下來的。研究里還有更重要的“情”的一面，也就是“每一個研究里，都包含著我們讀過的書、走過的路和愛過的人”。

你做的每一個研究，其實都帶著你的情感、你的經驗、你的困惑和你想對世界說的話。有時候你會懷疑自己的研究有沒有意義，但當你在田野中被某一個人、某一個瞬間再次打動時，那種小小的火苗又會被點燃。

更何況，做社會學研究，不可避免地要用別人的人生去建構自己的成果，你必須對這件事保持清醒和敬畏。所以，對我來說，這本書既是一個學術成果，也是對那些故事、那些人、那些基層工作者和居民的一種回應：我看見你們了，也希望通過這本書，讓更多人看見你們。

這或許正是學術研究最動人的地方：理性的框架之下，始終流動著真實的情感；而那些情感，才是讓研究得以扎根反哺大地的真正通路。

整理/孫瑜（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群學分社）

編輯/申璐 何安安

校對/盧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