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古人常說，讀史可以明智。但歷史到底讓人明白什么？
是帝王將相的成敗，是王朝更替的興亡，還是那些早已遠去的權謀與戰爭？
圖｜影視劇《大秦賦》
如果說《史記》寫盡了人物的傳奇與命運，那么《資治通鑒》更像一部冷靜、務實，甚至有些殘酷的“處世之書”。
它更關心的是：一個人為什么會贏，又為什么會輸；一個組織為什么會興盛，又為什么一步步失控；還有權力如何運轉，制度如何建立，又如何被打破。
司馬光《資治通鑒》手稿殘卷
國家圖書館古籍館藏
金庸先生就曾說：“我讀《資治通鑒》幾十年，一面看，一面研究……《資治通鑒》令我了解中國歷史規律，差不多所有中國人也按這個規律行事”。
不過，《資治通鑒》這樣的書，并不是那么容易讀下去。更好的方式，是先找到一把鑰匙。《〈資治通鑒〉中的政治謀略（兩晉—五代）》就是這樣一本書。
作者是法律史與政治制度研究專家，跳出傳統歷史敘述窠臼，從“禮”“法”“名分”的制度層面切入，揭示王朝興衰背后的深層邏輯。
1
規矩一壞，亂世就開始了
第一個啟人深思的小例子，就藏在《資治通鑒》的開篇。這部記載戰國到五代一千三百多年史實的巨著，開頭沒有寫驚天動地的戰爭，也沒有寫橫空出世的英雄，而是寫了一件普通的事：
公元前403年，周天子封晉國的三個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明代天啟年間陳仁錫評閱本《資治通鑒》
周天子是天下共主，封誰為諸侯，似乎本就是他的權力，司馬光卻在這里鄭重其事地批評了周天子。
為什么？因為在司馬光看來，魏、趙、韓三家原本只是晉國的大夫，晉國才是正統諸侯。
現在三家公然瓜分晉國土地，已經破壞了名分；而周天子不僅沒有維護秩序，反而正式承認他們的地位。
這不僅是魏、趙、韓三家在破壞規矩，更是周天子自己在破壞規矩。于是，舊秩序崩塌，中國歷史真正進入戰國時代。
戰國時期韓趙魏三國形勢圖
圖源：簡明中國歷史地圖集
司馬光說：“天子之職莫大于禮，禮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商鞅是從“法”的角度來談名分，司馬光則是從“禮”的角度來談名分。
如果我們撇開其中的糟粕性內容，可以看到，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所強調的“禮”和“名分”，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一種依法確立的基本的權利—義務關系和權力—義務關系。
2
有志氣的人，如何走向失敗？
知道規矩重要，并不意味著一個人就能成事。
西晉末年，“八王之亂”使北方陷入混亂。劉琨和祖逖，就是那個時代試圖力挽狂瀾的人。
他們年輕時同為司州主簿，親如兄弟，常常同床共臥，夜深不能入睡，便擁被起坐，縱論世事。一天半夜，祖逖聽見雞叫，用腳踹醒劉琨，說“此非惡聲也”，隨即起舞練劍。
后來，“聞雞起舞”成了后人熟知的勵志典故。
明 佚名 雞圖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劉琨聽說祖逖被起用，也曾寫信說：“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
這是何等壯烈的志向。但《資治通鑒》的冷峻之處在于，它不只停留在熱血和理想。
劉琨不善于駕馭人才，不改名士習氣，喜歡排場和聲色。他重用通曉音律的徐潤，任命其為晉陽令，并對其言聽計從。護軍令狐盛多次勸告，劉琨不但不聽，反而將令狐盛殺掉。
劉琨的母親看得很清楚，批評他說：“汝不能駕御豪杰以恢遠略，而專除勝己，禍必及我。”
果然，令狐盛之子令狐泥為父報仇，投奔漢國，引兵攻打晉陽。劉琨大敗，晉陽失陷，父母也被令狐泥殺死。
劉琨畫像，圖源：紀錄片《百家講壇》
一個心懷大志的人，未必敗給敵人，可能先敗給自己的用人失誤。
有志向，只是開始；能不能容人、識人、用人，才決定一個人能走多遠。
3
最危險的不是無法，而是法有例外
還有比劉琨更復雜的案例，譬如說梁武帝蕭衍。
蕭衍是南北朝時期在位時間最長的君主之一。他博學多通，好籌略，有文武才干，早年與沈約、謝朓、范云等人并稱“竟陵八友”。稱帝后，他勤于政務，冬天四更天就起來處理政事，手被凍得皺裂。
在他治理下，南梁一度獲得數十年的安定與繁榮。這樣的蕭衍，當然稱得上“明”。
史載“逮有梁之興，君臨天下，江左建國，莫斯為盛”
圖｜央視紀錄片《中國通史》
可是，他也有極“昏”的一面。他的“昏”，首先在于賞罰不明。
蕭淵藻殺死宿將鄧元起，并誣告其謀反。蕭衍查明真相后，只是輕輕貶了蕭淵藻的官號。
《資治通鑒》引用李延壽的話批評說：“冠軍之貶，于罰已輕，梁之刑政，于斯為失。”
更嚴重的是，蕭衍對親屬過于寬縱。臨川王蕭宏平庸無能，卻被委以重任。北伐時，蕭宏懦弱怯戰，導致洛口之戰慘敗；后來甚至派刺客謀殺蕭衍。
蕭衍得知后，不僅沒有追究，反而哭著對他說：“我人才勝汝百倍，當此猶恐不堪，汝何為者？”事后還進封蕭宏為司徒。
石碑畫像（碑額之陰拓片、碑側），南朝梁普通七年（526），江蘇南京臨川靖惠王蕭宏墓
司馬光評論道：“宏為將則覆三軍，為臣則涉大逆……王者之法果安在哉！”
一個英明的君主，最后敗在賞罰不公、親疏不分上。
真正傷害一個組織的，未必是沒有制度，而是制度只約束普通人，卻繞開了親近的人、有權的人。
4
一個人能力再強，也經不起信用破產
如果說蕭衍的問題是“太寬”，劉牢之的問題則是“太反復”。
劉牢之是一代名將。隆安三年，孫恩起兵，東南陷入戰亂，劉牢之自告奮勇率軍征討，在劉裕等部將協助下屢戰屢勝，聲望和官職不斷提升。
可他最致命的問題，是反復無常。桓玄起兵討伐司馬元顯時，劉牢之見桓玄聲勢浩大，又擔心即使平定桓玄，自己功蓋天下，也不會被司馬元顯所容，便猶豫不決。
后來他決定投降桓玄，桓玄趁勢攻入建康，處死司馬元顯父子。
可桓玄掌權后，削奪劉牢之軍權。劉牢之自覺“禍將至矣”，又想反叛桓玄。
荊州，桓溫、桓玄父子崛起的根據地
這時，參軍劉襲對他說：“將軍去年反王究州（王恭），近日反司馬郎君（司馬元顯），今復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
劉牢之最終匆忙北走，半道自縊而死。桓玄下令將其開棺斬首，曝尸于市。
王夫之后來感嘆：“前有呂布，后有劉牢之，勇足以戡亂，而還為亂人。”
在權力場中，審時度勢不等于反復無常。選擇可以改變，但信用經不起一次次透支。
5
再有遠見的人，也不能只靠自覺
貞觀時期，李世民對權與法的關系有比較清醒的認識。
李世民畫像，圖源：中國歷史博物館保管部編《中國歷代名人畫像譜》
他處理長孫無忌帶佩刀進宮一案時說：“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
他也曾對房玄齡等人說，自古帝王多因喜怒任情，喜歡時濫賞無功，憤怒時濫殺無罪，天下喪亂往往由此而來。
貞觀初年，諫議制度和納諫風氣也防止了皇帝權力過于任性。魏征說：“貞觀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
但李世民并不總能克制自己。貞觀二年，盧祖尚不愿出任交州都督，李世民大怒，在朝堂上將其斬首。事后他后悔說：“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亦為太暴。”
后來張蘊古案中，李世民又因一時盛怒，將張蘊古處斬，事后再次后悔。于是規定死刑案件必須覆奏，后來發展為“五覆奏”制度，“自是全活者甚眾”。
唐太宗書帖，西安碑林博物館藏
可是到晚年，李世民又常常固執己見。張亮因收養五百義子被告發謀反，李世民認為他“養此輩何為？正欲反耳！”眾人順從旨意，只有李道裕認為張亮“反形未具，罪不當死”。
李世民仍堅持處死張亮。事后又承認，李道裕說得對，“朕雖不從，至今悔之”。
這說明，即使是李世民這樣的君主，也會被個人情緒和權力沖動左右。制度的意義，正是在個人失去冷靜的時候仍能發揮作用。
人在復雜世界中，究竟該如何自處？
《〈資治通鑒〉中的政治謀略（兩晉—五代）》精選《資治通鑒》兩晉至五代六十多個經典案例，以“禮”“法”“名分”為框架，剖析王朝興衰背后的權力邏輯與人性法則。
從八王之亂到玄武門之變，作者殷嘯虎以曉暢文筆還原歷史現場，聚焦用人之道、決策得失、制度變遷等永恒議題。
書中案例獨立成篇又環環相扣，讓千年歷史與現實職場、組織治理形成深刻對話。
它告訴我們，處世不是隨順的圓滑，也不是一味的強硬；不是只會算計別人，也不是只靠一腔熱血。
無論管理者、職場人還是歷史愛好者，都能從中讀懂人性、學會博弈、掌握進退分寸。
你覺得《資治通鑒》中許多人物的成敗，
是由個人品格、能力、時勢還是制度決定的？
如果讓你從中挑選出必修的案例，
你會選擇哪一些？
歡迎在留言區暢所欲言，
小北將從留言中選出2位優秀讀者，
送出這本“人際博弈實操手冊”。
圍繞《資治通鑒》中兩晉至五代的
一些重大歷史事件和重要人物展開論述
讓讀者通過這些歷史事件和人物
領悟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精髓
了解其中所反映出來的
治國理政、為人處世的道理
-End-
觀點資料來源：
《〈資治通鑒〉中的政治謀略（兩晉—五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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