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觀園中，哪處住所勾起了賈政的“歸農之意”？

野圃茅屋

大觀園諸景之中，以正殿地位最高，但若說景致的重要性，當首推三位主人公所居的怡紅院、瀟湘館和蘅蕪苑。除了這幾處而外，接下來該數到哪一個景點？說來可能有點出乎大家的意料——不是迎春、探春、惜春三姐妹的住所，而是寡嫂李紈所居的稻香村，與前三景并稱大觀園中“四大處”。

稻香村舊名“杏簾在望”，元妃省親時先賜名“浣葛山莊”，后改“稻香村”，還親口說過：“此中‘瀟湘館’‘蘅蕪苑’二處，我所極愛，次之‘怡紅院’‘浣葛山莊’，此四大處，必得別有章句題詠方妙。”于是當場命寶玉以此四景為題，各作五言律詩一首。

第十七回賈政等人游園：

一面走，一面說，倏爾青山斜阻。轉過山懷中，隱隱露出一帶黃泥筑就矮墻，墻頭皆用稻莖掩護。有幾百株杏花，如噴火蒸霞一般。里面數楹茅屋，外面卻是桑、榆、槿、柘，各色樹稚新條，隨其曲折，編就兩溜青籬。籬外山坡之下，有一土井，旁有桔槔轆轤之屬。下面分畦列畝，佳蔬菜花，漫然無際。

庭院外用新發的樹枝編成青色籬笆，與怡紅院的竹籬略顯不同。其院墻是黃泥砌筑的矮墻，與其他地方的白粉墻、灰磚墻迥異。這種墻比較簡陋，容易塌陷，一般會在黏土中摻入一些曬干的稻草以加強韌性。籬笆旁邊有土坡，坡下開辟了一大片菜圃，里面分成整齊的田埂菜畦，種植各種蔬菜，并專門打了一口土井，以備灌溉。

這完全是一派農家田園風光，賈政夸贊：“倒是此處有些道理。固然系人力穿鑿，此時一見，未免勾引起我歸農之意。”眾人更是齊聲稱妙，說：“非范石湖田家之詠不足以盡其妙。”“范石湖”即南宋詩人范成大，擅長寫田園詩，晚年在蘇州西南郊的石湖造園隱居，號石湖居士。

院中房舍都是“茅屋”“茆堂”，也就是茅草屋。對于其內部的景象，書中交代：“引眾人步入茆堂，里面紙窗木榻，富貴氣象一洗皆盡。”建筑內外都和真正的農家茅舍一樣，非常簡樸。

這樣的地方與其他精致的庭院截然不同，正適合李紈這樣長年守寡、孤苦伶仃的少婦帶著兒子一起居住。后來起詩社，李紈便以“稻香老農”為號，越發像一個木訥清貧、與世無爭的農婦。實際上李紈雖然命運很苦，但畢竟是賈府長媳，地位不低，每月享受特殊津貼，本人賢淑寬厚，也有很好的學識修養和一定的管理才干，并非無能庸碌之輩。

此處名為“稻香村”，但田里似乎以蔬菜為主，不過后面第五十六回提到園中有“一片稻地”，應該也在這一帶。古人經常把農田和菜圃混為一類，不加嚴格的區分。

外圍種的樹種是桑樹、榆樹、木槿、柘樹。桑樹和柘樹的葉子都可以用來養蠶，有生產價值；榆樹的樹皮和果實榆錢都可以食用，經常與桑樹一起種植在庭院西側，傍晚時以夕陽為背景，形成獨特的“桑榆晚景”；木槿是一種低矮的落葉灌木，可以充作綠籬。

這里唯一的花卉品種是紅杏，有幾百株之多，綻放時宛如“噴火蒸霞”。杏樹通常早春開花，花朵呈粉紅色，極為爛漫。明清北京園林經常大量種植杏樹，有時還以杏花作為梅花的替代品以渲染春色，如清末醇親王奕譞的適園中有百株紅杏，不種他樹，號稱“百株紅杏作梅看”。

但稻香村種了這么多杏樹并非為了冒充梅花，而是為了比附歷史上最著名的村落——杏花村。唐代杜牧有詩：“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是千古傳的名句——據說杏花村原址在安徽池州，其他地方也有不少古村以此為名，其中汾酒產地山西汾陽杏花村名氣最大。拋開實地不談，這三個字被歷代文人看作是郊野村落的象征符號。

眾清客見到菜圃草屋、滿地杏花，自然明白其中涵義，故而提議：“莫若直書‘杏花村’妙極。”賈政聽了，立刻笑著對賈珍說：“正虧提醒了我。此處都妙極，只是還少一個酒幌。明日竟作一個，不必華麗，就依外面村莊的式樣作來，用竹竿挑在樹梢。”賈珍答應了，又回道：“此處竟還不可養別的雀鳥，只是買些鵝鴨雞類，才都相稱了。”賈政與眾人都道：“更妙。”掛酒幌是為了進一步呼應杜牧的詩，養雞鴨鵝之類則是為了更好地凸顯農家田園的主題，因此寶玉題了一個“杏簾在望”。

清《雍正耕織圖》冊收刈頁 故宮博物院藏

田園草堂

菜圃和農田都含有一定的觀賞價值。一般學術界公認，中國古代園林的起源主要有兩個，一是帝王貴族的苑囿，規模宏大，其中通常會包含大片的山林和農田；另一個是普通人家的田園菜圃，規模小，但整治得比較細致。苑囿和園圃既是生產基地，也逐漸成為令人身心愉悅的觀賞景物。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越來越多的世族莊園將農田與園林結合在一起，還有一些文人所建的山居別墅也辟有菜地。例如西晉富豪石崇的金谷園中設有十畝金田；文學家潘岳的郊園中有一個獨立的蔬圃，他本人所寫的《閑居賦》說澆灌菜園、出售蔬菜，是一種“拙者”從政的方式——蘇州拙政園之名就來源于此。南朝大臣孔靈符在永興建園，擁有水陸田地二百六十頃。

東晉陶淵明辭官隱居后作有《歸園田居》《歸去來兮辭》《飲酒》等詩文，經過后世歷代文人的一再贊頌，“田園將蕪胡不歸”成為高逸遁世的一種象征，不少私家園林以田圃草廬之景來標榜清高脫俗，與賈政所說的“歸農之意”相同。此外，陶淵明還寫過一篇《桃花源記》，描繪了一個隱藏在武陵深山中的古村落，村外有“夾岸數百步”的桃花林，洞口內“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也成為后世園林模仿的對象。大觀園中有一處蓼汀花溆，沿水岸雜植桃杏，“溶溶蕩蕩，曲折縈迂”，再現了桃花源入口的景致，眾清客曾擬名“武陵源”“秦人舊舍”。

至唐代時，田園詩日漸興起，成為詩壇的重要流派；在文人山水畫中，也頗多表現山村野田的作品。這些都進一步引發了對田園風光的熱愛，也使得在園林中營建類似景致成為一種重要的追求，并且與詩畫之間存在相互促進的關系。為了與田園景色相協調，園林中經常設有類似鄉間竹籬茅舍風格的建筑形式，與菜圃、農田相得益彰，成為文人園林所向往的一種重要的景觀類型，甚至有許多文人園都熱衷于興建這種草堂，比如唐代就有盧鴻嵩山草堂、杜甫成都浣花溪草堂、白居易廬山草堂等等。

白居易寫過一篇《廬山草堂記》，說自己的草堂只有三間，內藏兩室，設四張木榻，兩扇素屏，窗戶上糊紙而不用窗紗，所有木構件都不刷油漆，墻面不涂白。這與稻香村茅堂“紙窗木榻”如出一轍，正是此類草堂建筑的標準樣式。

明清時期，這類以田園草舍為主的造園手法依然盛行。《園冶》“相地篇”討論園林選址，提出一種“村莊地”，就是在真正的鄉村中擇地造園，與田圃融為一體。明代文人袁宗道在北京建宅園，起名叫“抱甕亭”，里面所有的空地都種上白菜、韭菜之類，或者搭建瓜棚豆架，完全像是一個小村。清代大臣圖鞳布有一個野園，在一個亭子的東邊開辟菜畦，引井水澆灌。大學士明珠的府邸花園中也專門設了一個“茅齋”，明珠之子納蘭容若還為之寫過詩。

歷代皇家園林中也屢屢出現類似的田園景致，到了清朝更是大行其道。西苑豐澤園有數畝稻田，皇帝有時候在此親自表演耕種；西郊離宮暢春園皇子所居的無逸齋南有幾十畝菜地，北有幾百畝稻田，希望生長于宮禁的天潢貴胄們從小就認識這些農作物，以免五谷不分；玉泉山靜明園中設“溪田耕課”一景，臨河辟大片水田，農家景物歷歷在目；塞外避暑山莊特設御田，種植御稻和各類瓜果蔬菜；圓明園中更是有大量的農田菜圃和村舍茅屋，成為最重要的景觀主題，其中杏花村館一景與大觀園稻香村高度相似，武陵春色一景與蓼汀花溆一樣都是桃花源的翻版。

孫溫繪《紅樓夢》之第17回賈政游大觀園景五

重農頌圣

中國古代園林中擁有如此之多的田圃村廬，反映了多重文化內涵——既取返璞歸真、簡樸素雅的審美意象，也蘊含對自由恬淡的隱逸生活的向往。對于皇家園林來說，大片的田圃帶來春綠秋黃的景象，極有情趣，一洗鉛華的村居茅舍與其他華麗殿堂風格迥異，可以標榜崇尚儉樸的明君形象，還寄托了“重農”思想。

古代中國以農業為經濟基礎和立國根本，農民是社會的主體，國家財政的收入主要取自農業賦稅，歷代王朝多對農業高度重視，而帝王作為最高統治者，需要通過各種途徑來表示自己對農業的高度重視，為萬民作出表率，因此早在周代就有天子親耕之禮。

雖然滿人在關外原為漁獵、畜牧兼營的半農業社會，但清廷入關后完全接受了漢族的農業文明，并頗有發揚光大之力，對農業的重視絕不在任何一個漢族王朝之下。歷朝清帝經常在御制詩文和諭旨中強調農業生產的重要性，隆重祭祀多在天壇、先農壇等與農業有關的壇廟。此外，皇家園林中的田圃村舍型景觀也是一種不可忽略的重要表現形式。

清帝經常說自己在園林中生活不是為了貪圖安逸，而是為了“觀稼”——就是觀察莊稼的長勢，考量雨水是否充沛。皇家園林中農田和菜圃具有試驗田的性質，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宮禁的限制，成為皇帝了解農業生產的一個重要窗口。

大觀園不是皇家園林，但稻香村一景卻與帝王重農思想有密切關聯——此景特意向省親的貴妃重點展示，意在“頌圣”——就是拍皇家馬屁，歌功頌德。

寶玉奉元妃之命當場作詩四首，未免有些緊張。黛玉悄悄代作的一首正是詠稻香村的《杏簾在望》。這首詩寫道：“杏簾招客飲，在望有山莊。菱荇鵝兒水，桑榆燕子梁。一畦春韭綠，十里稻花香。盛世無饑餒，何須耕織忙。”

這首詩文采其實不算太好，卻被元妃贊為“前三首之冠”，原因全在于其頌圣主題。前六句描繪此處宛如掛著杏簾酒幌的山莊，鵝在布滿菱角、水草的池中戲水，燕子在桑樹、榆樹間飛翔，春天菜圃中韭菜綠，秋天田野中稻花香，大致是實景。最后兩句贊美太平盛世無人挨餓，不需辛苦耕織，純屬空話、瞎話，居然出自最清高的黛玉之筆，委實令人驚訝。

清·顧沄《杏花游騎扇面》故宮博物院藏

人工天然

大觀園中還有一景也模仿山村景致，就是蘆雪庵。書中第四十九回寫道：

寶玉來至蘆雪庵，只見丫鬟婆子正在那里掃雪開徑。原來這蘆雪庵蓋在傍山臨水河灘之上，一帶幾間，茅檐土壁，槿籬竹牖，推窗便可垂釣，四面都是蘆葦掩覆，一條去徑逶迤穿蘆度葦過去，便是藕香榭的竹橋了。

這里的建筑形式與稻香村相似，都是“茅檐土壁，槿籬竹牖”，但無人常住，僅是點景而已。

賈政和眾清客都對稻香村一景贊不絕口，惟有寶玉不以為然，認為“不及有鳳來儀（即瀟湘館）多矣”。賈政起初認為是他見識簡陋，斥責道：“無知的蠢物！你只知朱樓畫棟，惡賴富麗為佳，那里知道這清幽氣象。終是不讀書之過！”

寶玉反問：“古人常云‘天然’二字，不知何意？”眾人回答：“‘天然’者，天之自然而有，非人力之所成也。”寶玉乘勢說出一番道理：

“此處置一田莊，分明見得人力穿鑿扭捏而成。遠無鄰村，近不負郭，背山山無脈，臨水水無源，高無隱寺之塔，下無通市之橋，峭然孤出，似非大觀。爭似先處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氣，雖種竹引泉，亦不傷于穿鑿。古人云‘天然圖畫’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強為地，非其山而強為山，雖百般精而終不相宜。”

中國古典園林以崇尚自然為最大的特色，與西方幾何式園林并峙于世，被視為自然風致園的源頭。為此《園冶》曾經概括出“雖由人作，宛自天開”八個字，作為中國古代造園藝術的總綱，意思是“雖然是人工筑成，卻表現得好像是天然形成的一樣”。

隨著歷史的進程，中國人造園的手法越來越豐富，園林景觀的人工痕跡也日益加重，到了清代中葉，技藝高度成熟，堪稱精巧絕倫，但同時出現過度人工化和非自然的傾向，容易導致堆砌、造作的缺點。大觀園中的稻香村和現實世界中一些真實的名園，其實都只是拿田圃茅舍當布景使用，穿鑿附會，與環境并不協調，一望可知是矯飾之作。

由此可見，曹公并不欣賞當時園林中失去自然本色的人造天然。無獨有偶，乾隆年間蘇州文人沈復在《浮生六記》中也批評西湖諸景“皆不脫脂粉氣，反不如小靜室之幽僻，雅近天然”。又批評蘇州虎丘許多地方“半借人工，且為脂粉所污，已失山林本相”。這位沈先生有如此見識，大概可算是曹公的知音了。

（作者為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