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淮安人是中國古代的道德楷模！

在中國古代道德的星空中，北宋孝子徐積是一座屹立千年不倒的豐碑。他以至純至孝感天動地，被蘇軾譽為"古之獨行"，成為華夏千古傳頌的道德楷模。然而，歷史的塵埃有時不僅掩埋真相，更會遮蔽榮光。撥開歷史迷霧的，往往只需要一塊石頭。2009年，市民趙向東路過當時閘口村馮陳組的一條溝渠時，腳下的橋面引起了他的注意，這座不起眼的小橋，橋面竟是一整塊盤龍石碑。

盡管石碑經歷風化，大多數字跡已經模糊，但“淮陰舊城東門外三里”這一行字依然隱約可辨。這行殘存的銘文，不僅是地理坐標，更是一份關鍵的歷史鐵證——它精準地將“淮陰舊城”與淮安府城聯系在了一起，讓兩者畫上了等號。

這是明代戶部侍郎胡璉撰寫的《忠孝書院碑》記，它記載了明正德年間，巡按御史成英在淮陰郡城東門外，以宋代楚州孝子徐積和南宋丞相陸秀夫為忠孝典范，修建了忠孝書院，教化后世學子。明代的胡璉一樣將淮陰郡城和淮安府城劃上了等號。歷史再一次以無可辯駁的史實。打臉了諸如@毛以發 、@嚴冰等人，僅憑現代地名，就肆意杜撰吳鞠通相關歷史的錯誤行徑。

好在，清代的《淮安藝文志》中有明確地記載，清代吏部尚書朱士彥所撰的《吳鞠通傳》也有詳細地記載，徐積時代的碑記中也有淮陰城的記錄。然而我們淮安的文史界卻發明了，找幾個鄉間老農，就能隨意改編正史記載、篡改歷史人物籍貫。這種離譜的研究方式，在全國文史研究領域都堪稱首例，讓淮安文史“專家們”成了一個笑話。

說實話，每每翻閱這些史料，我都義憤填膺，淮安文史界何時變得如此墮落？那些業內專家，究竟是學藝不精、濫竽充數，還是刻意敷衍、一味做老好人，罔顧史實肆意曲解？歷史終會記住你們所做的一切！

有一種精神，可以穿透千年的時光；有一種堅守，能讓頑石為之動容。 當我們循著這塊盤龍石碑的指引回到原點，與之一同重見天日的還有一塊《重修節孝先生祠堂碑》——淮安城東門外三里塘，正是一代道德楷模徐積先生祠墓所在。望著石碑上的碑文，我不禁要問：當我們在爭論地名的歸屬時，是否還記得這座城市曾經挺立的靈魂？

徐積，字仲車，北宋楚州山陽（今淮安區）人，他三歲喪父，因父親名中帶“石”，便終生不忍踏石；母親在世時，他不婚不仕，躬身侍奉；母親離世，他結廬墓旁，守孝三年。這份至純至孝，感天動地。

王資深是徐積先生的兒女親家，他曾做過尚書郎，監察御史、揚州知州等職，他在《宋節孝徐先生行狀》中說：每年徐積母親的墳塋之上都會降下甘露，持續一個月之久。這件奇事很快傳遍全城。城里大大小小的官吏百姓，天天趕到東郊墳前焚香祭拜，還送來糧食、藥材與布匹。消息越傳越遠，鄰縣的百姓也成群結隊趕來。人越聚越多，就連集市都臨時搬到了墓地邊上，熙熙攘攘，整整一個月人群才漸漸散去，而離墓地不遠，后來有了個甘露村，不知村名和天降甘露會不會有一絲淵源？

徐積不只以孝聞名，他還飽讀詩書，文章出眾，只因常年耳疾纏身，雖然中了進士，卻始終不肯出外做官，長期隱居鄉里教書育人，安貧守禮、以德行聞名東南。一眾朝廷大員與地方官吏接連上書，爭相向朝廷舉薦他。稱贊他品行學識冠絕一方，是難得的教化人才。曾布曾任北宋時期宰相、唐宋八大家曾鞏的弟弟，他也向朝廷舉薦徐積，皇帝宋哲宗采納舉薦，任用他為楚州教授，主持地方文教，于是崇文行孝的風氣在楚州大地蔚然興起。

徐積的好友，北宋文壇領袖蘇軾在《東坡志林》中給予了他至高的評價：“徐積，古之獨行也，于陵仲子不能過。”意思說：徐積是千古難得的特立高潔之人，就連戰國時期的著名賢士于陵仲子，也未必能超過他。

徐積有一個很"硬核"的朋友圈，他們都是當時北宋文壇的名流，除了蘇東坡外，他與“蘇門”的黃庭堅、秦觀、張耒惺惺相惜；與同鄉名士李之儀和鄒浩、陳瓘等人詩文唱和。元祐年間，朝廷感其德才，任命他為楚州教授。讓他用忠孝道義教書育人。徐積一生寫了大量文章，傳世有《節孝先生文集》，多篇詩、詞、文章被收入進《全宋詩》、《全宋文》、《全宋詞》，足見其文壇地位。

徐積也是歷史上認定甘羅城就是淮陰城的第一人，后世《清河縣志》也延用這一認定，徐積說：“所謂甘羅城，非也，謂之淮陰故城，可也”。你要問這是不是徐積考古論證，我只能跟你說：猜的，沒任何依據，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文人嘛，誰還沒有武斷的時候，畢竟徐積他是個聾人。說實話甘羅城在十幾年前就經過鉆探，考古報告卻是千呼萬喚出不來。我倒是建議政府可以進行一次小規模的考古發掘，徹底解決歷史迷局，省得淮安的歷史云遮霧繞的，而且秦漢時期的淮陰一旦得到考古認證，絕對可以說是轟動全國的重大發現。

徐積一生克己復禮，修身治學，將自己活成了士大夫的榜樣，成為華夏千古道德楷模，1103 年，徐積在在他七十六歲時去世，史書講，徐積離世那天，家里房屋莫名震動，安葬徐積時。上千名門生前來送葬，沿路圍觀的百姓，無一不落淚惋惜。

朝廷中上百名官員上書皇帝下詔賜謚。政和六年，宋徽宗感念其德行，下詔賜謚“節孝處士”。

自此，淮安陸續興建了多處祭祀徐積的祠廟。據《輿地紀勝》載，淮安首座趙康州、徐夫子廟，是北宋楚州郡守苗仲淵始建，選址在州衙郡圃之中。苗仲淵曾作詩：“世推忠與孝，訓俗知所止。殺身趙康州，錫類徐夫子。雖非萃一門，死葬同閭里。” 將為守康州而壯烈殉國的山陽人趙師旦與孝子徐積合祠共祀，以忠孝教化百姓，成為淮安文脈的重要基石。

苗仲淵的身份相當顯赫，他是宋仁宗貴妃的親侄子。因為是皇親國戚，他被外放到商稅排名全國第四的楚州。可以說這是一個肥缺，但奇怪的是苗仲淵在楚州時間很短，那時徐積正值壯年，難道這是徐積的生祠還是史書中記錯了時間？

北宋名臣李邴在《楚州教授廳題名記》中說：當時楚州學宮中也有祠堂和碑記，到了南宋年間，由于戰火。學宮受到損毀，知州應純之重修州學，合并文廟、擴建校舍、并將徐積、趙師旦、陳瓘、張耒四人塑像在祠中，樹立榜樣的力量，用來教化地方風氣。

天順二年，知府邱陵在墓地的祠堂中辦起節孝書院，并親自講學。

我接下來要說的官員，有點厲害，他叫曹于汴，起初，他只是淮安府的一名推官，他在淮安六年，五次受命代理知府，他鐵腕治弊、整頓吏治、平反冤案、安定民生、振興教育、整肅軍備，憑借過人才干，一路擢升，最終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去世后更被追贈為太子太保，成為東林黨中舉足輕重的領袖人物。在明萬歷年間，曹于汴在官府祭祀徐積活動時得知，山陽縣衙東側，也就是現在的縣東街，原來是徐積故居，于是捐出自己的俸祿二十兩，委托中軍宋承祖等人，修建了徐節孝總祠。設立講孝會，每月聚眾宣講孝道。

淮安自古流傳著"石邊孝、海底忠"的千古美譽——"石邊孝"指的就是結廬守墓、終身盡孝的徐積；"海底忠"指的南宋楚州鹽城人陸秀夫，南宋末年，元軍大舉南下，百官望風奔逃，唯有陸秀夫與張世杰逆勢死守、誓死不離，共同撐起南宋最后的海上流亡政權。祥興二年，崖山海戰宋軍全軍覆沒，丞相陸秀夫為保社稷尊嚴，背負幼帝趙昺慨然投海殉國，一個楚州人用生命為大宋王朝畫下了悲壯的句號。

曹于汴在修建徐積孝祠堂的同時，在祠的東側興建了陸丞相祠，并親撰楹聯："淚灑西風，濕透朝衣，渾身是血；身沉南海，洗清宋骨，不沾風塵。"正式確立了淮安"忠孝并舉、節義長存"的地域精神內核，使之成為全城士子百姓共同的修身標桿。曹于汴以徐積之孝教化百姓守禮向善，以陸秀夫之忠勉勵士子守節立身，用看得見的先賢風骨替代空洞的道德說教，真正做到以祠弘道、以賢育人、以德化民。待到曹于汴奉旨調任京城，全城百姓沿街相送，感念他造福淮安，人們在積孝祠的西側又修建了曹于汴生祠。

明清兩朝，淮安地方官都會舉辦積孝祠的祭祀活動。一些有作為的地方主官，都會把重修積孝祠當作任內功德善事。史志不僅記下了歷朝修繕祠宇的官員，還記錄了修繕祠宇的參與者，到了清代，漕運總督張之萬，還先后兩次劃撥山陽、寶應兩地幾十畝秧麥田，給節孝祠堂，作為祠田，田租用于春秋祭祀、祠宇修繕、奉祠生等日常開支。

上世紀六十年代，徐節孝祠被征用成淮安縣標準件廠。1969 年，祠堂由房管部門收歸國有。1985 年，這座積淀千年文脈的祠宇被公布為原淮安市（區級）文物保護單位。可改革開放時期，這個文保古跡竟被變賣成了私宅；祠中原有文物被新住戶棄之街頭。相信歷史同樣也會記住這一年的地方主官。

徐積孝祠堂的興廢沉浮，折射的是一城歷任地方官吏的為政格局與操守水準。我曾在“大膽，究竟是誰將“淮安市文物保護單位”變成了私宅”一文中用了這樣的一段話，如今，我依然愿意用它作為全篇文章的結尾：一個人會因為自己的德行而自帶光環，一條街也會因為一群人而有了靈魂，縣東街因為有了徐節孝、陸秀夫、關天培而忠孝兩全。我們不能忘記他們曾給這個城市樹立起的標桿和帶來的榮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