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政府腸子都悔青了！印度對外資頻頻上演“殺豬盤”，信譽早已坍塌，如今重新敞開大門，中企還會往里跳嗎？

新德里，二〇二六年七月。印度財政部大樓的會議室里，空調開得很足。一份外資準入優化方案的執行評估報告攤在桌上，翻到了第四頁，數據欄里填著幾個讓人沉默的數字。新政落地四個月，沒有一家中國大型企業提交投資申請。連一支正式的企業考察團都沒有去過印度。

窗外是德里夏天標志性的熱風，吹得院子里的菩提樹葉子發蔫。幾個官員坐在長桌邊，有人解開了領口的扣子，有人反復翻著那幾頁紙，好像多看幾遍數字就會變。

他們原本的預期不是這樣的。今年三月新規出臺的時候，財政部的內部測算模型給出了一個相當樂觀的曲線，在快速審批通道打開后的半年內，至少會有一批中等規模的中方投資陸續落地。電子元器件、光伏電池、資本設備，這三個領域的缺口最大，中國企業在這幾個賽道上的全球份額又最高，供需結構看起來匹配得非常完美。

但四個月過去了，那條曲線還躺在模型里，一動不動。

這間會議室里的焦慮，并不是四個月前才開始的。它已經累積了不止十年。

二〇一四年莫迪上臺的時候，站在紅堡的城墻上喊出“印度制造”的口號，底下人山人海。他要讓印度變成下一個全球工廠，要把制造業占GDP的比重拉高到百分之二十五，要新增一億個制造業就業崗位。世界銀行和IMF的分析師們在報告里反復引用印度的人口紅利、年輕勞動力、英語優勢，把印度的增長前景寫在各大投行的封面上。

那幾年，全球資本確實在往印度涌。二〇二〇至二〇二一財年，印度的外國直接投資達到峰值，四百三十億美元。三星去建廠了，蘋果去鋪供應鏈了，小米和vivo把印度變成了自己最大的海外市場。新德里的招商官員們滿世界飛，PPT上印著十四億人口的消費市場、年均GDP增速百分之七的曲線圖，還有莫迪那張微笑的臉。

但從那之后，數字開始斷崖式往下掉。掉的速度快得讓很多跟蹤印度市場的分析師都來不及調整預測模型。二〇二一至二〇二二財年掉到三百八十六億美元，二〇二三至二〇二四財年掉到不足二十七億美元。到了二〇二五至二〇二六財年，凈外資直接投資暴跌超過九成半，只剩三億多美元。把一個國家的年度外資凈流入從四百三十億縮水到三億多，只用了五年。這不是經濟周期能解釋的。這是信譽的坍塌。

讓這些數字變成現實的，是一長串名單。名單上企業的國籍不同，行業不同，規模不同，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都在印度賺過錢，也都把賺到的錢賠在了印度。

土耳其切萊比航空控股的創始人卡南·切萊比奧盧，是個做了一輩子民航地勤生意的老人。他的公司從一九五八年開始起家，做的是機場廊橋對接、行李裝卸、客艙清潔這些重資產低利潤的苦活。二〇〇八年，印度正缺地勤配套，新德里的招商團隊跑去找他，承諾了一大堆優惠條件。切萊比奧盧選擇相信他們。

他在印度干了十七年。從孟買一個航站樓開始，做到了覆蓋德里、班加羅爾等九座核心空港，雇員一萬四千人，年營收穩定在兩億美元上下。他公開說過很多次，印度是他的第二故鄉。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五日，印度民航安全局永久吊銷了他的經營安全許可。沒有提前通知，沒有申訴程序，沒有出示任何實質性的證據，理由是國家安全。九座機場當天全部終止合作，本土企業火速接管了他十七年搭建的運營網絡、客戶資源和設備資產。前后折合五億美元的投資一夜清零。切萊比奧盧告到了德里高等法院。法院的裁定很簡潔：國安事務屬于政府自由裁量權，司法不介入。切萊比奧盧后來在面對土耳其媒體時說了一句流傳甚廣的話：我們不是共建者，只是被養肥后等待收割的對象。

三星在印度的遭遇則展示了另一種收割方式。二〇二五年三月，印度海關對三星印度分公司開出補稅加罰單，金額相當于該公司上一年度全部營收的一半。到年底印度方面又追加了一筆六億美元的罰款。而三星印度當年的凈利潤是九億多美元。大半利潤被一口吞掉。一家韓國電子巨頭在印度市場耕耘了這么多年，最后發現自己不是在經營一家公司，而是在給印度的稅務部門打工。

大眾汽車的數字更觸目驚心。印度稅務部門對大眾印度子公司開出了十四億美元的天價稅單，業內評估后續追加罰款后總額可能達到二十八億美元。而大眾在印度二十多年，市場份額只有百分之二出頭，上一個財年的凈利潤不過區區一千多萬美元。一張罰單，抹平了幾十年的全部收益。

蘋果碰到的套路則更有針對性。就在蘋果辛辛苦苦把印度iPhone產能拉升到全球四分之一、累計投入數百億美元之后，印度修改了《競爭法》，把反壟斷罰款的核算基數從印度本土營收調整為全球總營收，最高可罰全球營收的一成。然后一張三百八十億美元的罰單就砸了下來。金額遠超蘋果在印度經營多年累計的全部利潤。

還有可口可樂，被要求向本土合作方轉讓六成股權。沃達豐，被追溯稅法追討數十億美元。現代和起亞，分別被處以百萬和上億美元罰款。惠普，在二〇二六年又被裁定串通圍標政府采購項目，開出超十四億盧比的罰單。

這張名單可以一直列下去，越列越讓人覺得這不是個別現象，是一種被精心設計過的商業模式。外資企業帶著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進來，辛辛苦苦建廠、招人、鋪渠道，等到花開結果了，突然有一天，一張通知、一紙新規、一次突擊檢查，就把果子全摘走了。蘋果、三星、大眾這種跨國巨頭尚且被割得毫無還手之力，一般的中型企業進來了，更是一點生還的機會都沒有。

在所有外資來源地中，中國企業遭到的對待是最嚴苛的。可能是因為政治上的互信赤字，也可能是因為中企在印度手機和電子消費品市場上的市場份額太大了，大到讓新德里覺得必須出手。

小米從二〇一四年進入印度市場，投入數十億資金建廠擴產、搭建線下渠道、完善本土供應鏈，常年占據印度智能手機銷量榜首。然后印度執法局一紙凍結令，四十八億元人民幣資產被永久凍結，相當于小米印度近十年利潤總額的六倍。處置結果至今懸而未決，小米只能持續收縮印度業務。

vivo的遭遇更加慘烈。二〇二二年，一百一十九個印度銀行賬戶被凍結，涉案金額超四十六億盧比。此后又被指控跨境轉移資金，多名中印高管被反復傳喚。到了二〇二六年，在經歷了漫長而絕望的法律拉鋸之后，vivo被迫交出企業控股權，十二年重金打造的產能體系、供應鏈和線下渠道被本土資本全面接手。一場投資走到最后，變成了一場被迫的資產移交。

OPPO長期被稅務部門反復突擊檢查，業務規模持續萎縮。長城汽車本來打算砸十億美元收購通用汽車的印度工廠，搭建整車的印度生產基地，結果項目被印度審批流程無限期拖延，直到徹底流產。比亞迪在二〇二三年準備投十億美元建電動車合資公司，項目全面擱置，同年又被印方指控逃稅超七億盧比。而比亞迪當年在印度只賣出了一千九百多輛汽車。

二〇二〇年六月，印度單方面封禁了TikTok等五十九款中國應用，沒有任何舉證，沒有任何預警。當時TikTok在印度的月活用戶已經突破兩億，是名副其實的國民級應用。字節跳動數十億美元的投資瞬間蒸發。這還沒完，到了二〇二六年一月，這項封禁令被正式宣布為永久性的。

那些深耕印度基建和電力領域多年的中資工程企業，遇到的則是另一種收割模式。保質保量地完成了工程項目之后，印方不僅不付尾款，還會疊加各種名目的罰款，硬是把盈利項目拖成虧損項目。中方出錢、出技術、出設備，幫助印度修路建廠拉電網，最后不僅賺不到錢，連本錢都拿不回來。

這樣一個一個地收割，一輪一輪地清場。印度政府有沒有算過，割走的那些錢加起來，跟因此流失的全球資本信任相比，到底是賺了還是賠了。從外資凈流入暴跌九成多這個數字來看，答案已經很清楚了。

資本是最誠實的。它不會因為PPT做得好就留下來，也不會因為招商官員的承諾說得動聽就回頭。它只有一個判斷標準——你這個地方能不能保護產權，你的法律是不是透明的，你的政府是不是守信的。在這三條上，印度近些年的答卷做得一塌糊涂。

它的規則隨時可以變。反壟斷法可以為罰一家公司專門修改，征稅可以用追溯條款往回追二十年，關稅分類可以一夜之間調整。合法經營的行為，新規一出臺就能變成違規。合規的利潤，一紙罰單就能全部沒收。這種營商環境下，任何理性的商業決策都不會把重資產、長周期、低流動性的項目放在印度。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把印度GDP等核心經濟數據的質量評為C級，這是IMF體系內的最低等級。一個國家連最基本的經濟統計數據都拿不到高分，又怎么可能讓跨國企業的投資委員會相信它在產權保護和司法公正方面是值得信賴的。全球資本市場對印度的投票結果已經很清楚了。二〇二六年上半年，境外投資者拋售印度股票高達二百九十五億美元，比上一年全年的一百八十九億多出了一大截。外資在印度股市的累計持倉跌到了二〇一六年以來的最低水平，超過三千家外資企業徹底關停了在印度的業務。

印度央行對此有一個非常嘴硬的說法，說外資大進大出是市場機制成熟的體現。成熟到五年內崩盤式縮水九成九，大概連寫這句話的人自己都不太信。

而把所有這些問題串在一起的更大背景，是印度制造業振興戰略本身正在遭遇的根本性困境。莫迪喊了十二年的“印度制造”，制造業占GDP比重不僅沒有漲到百分之二十五，反而從二〇一四年的百分之十五點多跌到了百分之十四點多。制造業PMI在二〇二六年三月創下了四十五個月以來的新低。行業年均增速只有百分之三點三，連GDP整體增速的一半都不到。印度經濟越來越依賴服務業，金融和IT服務貢獻了GDP的百分之五十五以上，而需要長期資本投入、穩定政策環境、完整的供應鏈配套的制造業，始終沒有真正發展起來。

問題出在結構上，也出在信譽上。制造業跟金融投資不一樣，建一個工廠要選地、要鋪路、要架電、要培訓工人，投資回報周期動輒十年起步。如果企業連五年之后這個國家的政策法規會變成什么樣都無法預測，沒有人敢把一座工廠的未來押在這里。

印度政府不是不知道這一點。二〇二六年三月和五月兩次主動放松中資準入，從電子元器件到光伏電池，從審批流程縮短到六十天，這些政策調整本身說明新德里內心是清醒的。它知道自己的制造業缺技術、缺設備、缺完整的產業鏈配套，放眼全球，能提供這些的只有中國。美國企業不會把核心產業鏈搬到印度來，日本企業已經在收縮東南亞以外的新增投資，歐洲企業正在應對自身的能源和競爭力危機。只有中國企業具備印度當下最需要的東西——全產業鏈的制造能力、龐大的設備供應能力、在發展中國家建設工業園區的成套經驗。

但想要這些，光開門是不夠的。門開得再大，門口的土地上鋪滿了前任投資者的殘骸，也沒有人敢邁進來。

新規本身的誠意也嚴重不足。持股比例不高于百分之十、不謀求控股權、不走大額投資通道——這套條件說白了就是讓中企出錢、出技術、扛風險，而經營管理權和核心利潤仍然牢牢控制在印度本土資本手里。沒有一家具備全球布局能力的中國企業會接受這樣的投資條件。這不是合作，是變相的技術轉讓和資金輸血。等中企把技術和管理經驗輸出到位了，本土企業學會了，再找個理由把中方踢出去——這套劇本前面已經上演過太多次，中企早就看透了。

印度前駐華大使戈卡萊說過一句很坦率的話，他說印度對美國企業的信任度在走低，未來很可能會更加依賴中國的技術和商品。話是實話，但問題的關鍵不在于依賴誰，而在于能不能讓對方也得到公平的回報。用印度中國商會的表態來說就是，這次政策調整的適用范圍太窄，缺乏普遍合作價值。翻譯成更直白的商業語言就是，這點誠意還不夠填坑。

一個國家要重建已經崩塌的信譽，時間線是用十年、二十年這種尺度來計算的。不是發幾份政策文件、開幾場招商推介會就能做到。它需要幾十年如一日的穩定法律環境，需要政府在每一次契約爭議中恪守承諾，需要法院在面對外資權益受損時做出公正的裁決，需要稅務和監管部門用透明而可預期的標準對待每一家企業，不管它來自哪個國家。

這些條件印度具備了多少，看看那份外資撤離數據就能得出答案。

新德里對這個問題并非毫無感覺。二〇二六年夏天，印度主流財經媒體開始密集發聲，語氣一改過去的民族主義高調，罕見地承認了問題的嚴重性。他們說，長期失信收割外資的行為，讓印度錯失了承接中國制造業轉移的黃金窗口期。中美貿易摩擦那幾年，原本是全球產能從中國部分外溢的最佳時機，東南亞抓住了，墨西哥抓住了，印度卻因為忙著圍堵和收割中資，眼睜睜看著機會從指縫里流走了。

現在再想追，資本已經不給你機會了。全球資金用腳投票，優先流向那些政策穩定、產權安全、規則透明的市場。越南、印尼、墨西哥，這些國家正在接住印度沒能接住的東西。印度的地緣政治盟友也幫不上什么忙。歐美企業對印度的定位很清楚——一個終端銷售市場，不是一個產業轉移目的地。它們愿意在印度賣東西，不愿意在印度造東西。因為賣東西的投入周期短、風險可控，一旦政策有變隨時可以收縮。造東西就不一樣了，工廠建好了想搬就難了。

這才是莫迪政府最焦慮的地方。制造業振興喊了十二年沒有成效，外貿逆差繼續破千億美元，外匯儲備被能源進口和資本外流雙重擠壓，大選的選票又跟就業崗位牢牢綁定。沒有制造業就沒有足夠的就業，沒有就業就沒有社會穩定，沒有社會穩定一切發展戰略都是一紙空文。死結就在這里。

但資本市場是不負責解死結的。資本市場只負責識別風險，然后把錢放到風險最低、回報最確定的地方去。印度想要重新贏回資本的信任，不是在財政部里寫幾份評估報告就能做到的。它需要的是一種從根本上重新定義政府與企業之間關系的決心。能不能給外企一個不被任意收割的承諾，能不能讓法院成為真正的獨立裁決者而不是政府意志的執行人，能不能讓法律變成一面透明的墻而不是一根隨時可以砸下來的棍子。這些東西不改變，不管開多少扇門，門里面都不會有人來。

小米、vivo、TikTok、三星、大眾、蘋果、切萊比奧盧，這些名字連在一起，構成了印度營商信用的真實檔案。每一個名字后面，都是一筆被沖銷掉的投資，一個被清空的銀行賬戶，一群被遣散的工人，和一次跨國投資委員會里高管們拍著桌子說“再也不去印度了”的決定。這種決定一旦做出了，再逆轉的成本會高得讓人絕望。

莫迪政府或許真的后悔了。但信譽這種東西，毀掉它只需要幾年，重建它需要很多年。而現在，資本市場甚至連那個重建的倒計時都還沒有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