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為什么相信義和團，誅殺庚子被禍五大臣

在中國近代史上還有比八國聯軍《辛丑條約》給中華民族所帶來的恥辱更深的嗎？我們必須思考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恥辱，到底是什么原因導致的呢？

“義和拳釀成大禍難收拾，外洋的八國聯軍進北京”，這是秋瑾《精衛石》寫的。1900年義和團運動風起云涌，如何對待義和團已經成為大清朝面前的選擇。

帝國主義侵略使得中國農村經濟蕭條大量破產，有些教堂自恃有特權為非作歹，導致教案頻發。于是各式秘密會社紛起，教會、教眾和洋人、洋貨，成為了仇視的對象，最終匯聚成義和團。

慈禧派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剛毅和順天府尹趙舒翹到涿州調查。結果剛毅回京后，向慈禧報告“拳民忠貞，神術可用”。

1900年6月10日，端郡王載漪出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義和團拳民于同時開始大舉入京，最多時北京的拳民超過十萬。義和團入京以后，局面失控，《庚子國變記》記載“義和團謂鐵路電線，皆洋人所藉以禍中國，遂焚鐵路，毀電線。凡家藏洋書、洋圖皆號二毛子，捕得必殺之”，“正陽門外商場，為京師最繁盛處，拳匪縱火焚四千余家。數百年精華盡矣。火延城闕，三曰不滅。時方稱拳匪為義民，莫敢捕治之。”

慈禧太后召開四次御前會議，討論是戰還是和。“吏部侍郎許景澄，首言中國與外國結約數十年，民教相仇之事，無歲無之，然不過賠償而止。惟攻殺外國使臣，必召各國之兵，合而謀我，何以御之？主攻使館者，將置宗社生靈于何地？太常寺卿袁昶，力言拳匪不可恃，外釁必不可開，殺使臣，悖公法。”（《庚子國變記》）

光緒雖然年輕無權，但是在義和團問題上很清楚，“亂民皆烏合耳，各國兵利，亂民豈足當之？奈何以民命為戲？”

載漪、剛毅這兩頑固派卻認為，義民可恃，其術甚神，雪恥強中國，在此一舉。戶部尚書立山說義和團術多不效，結果被載漪痛罵是通夷。載漪要圍攻使館殺使臣，慈禧同意。內閣學士聯元反對，被載漪罵有貳心，罪當誅，慈禧還要斬聯元。大學士王文韶勸慈禧三思，慈禧罵他是替洋人說話。兵部尚書徐用儀奉慈禧太后的命令到使館討論緩兵的事宜，卻被主戰派認為是奸邪。

主和派苦口婆心冒死直諫，頑固派氣勢洶洶殺氣騰騰，支持義和團就是愛國，反對義和團就是賣國，光緒帝無可奈何，許景澄只能牽帝衣而哭。

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緒帝的名義宣戰。宣戰詔書到底向誰宣戰都沒有提出來，只說了幾個“彼等”。宣戰詔書是給國人看的，根本就沒有通過自己的駐外公使送到任何一個國家去。

八國聯軍逼近北京時，“太后泣，問計于左右，以新斬袁許，無敢言者”，大難臨頭的時候想讓人家說話了，看看你是怎么殺忠臣的。 7月28日，清以“任意妄奏，語多離間”等罪名，判許景澄和袁昶“棄市”。8月11日，清以通夷罪處死徐用儀、聯元和立山。

被朝廷斬殺的兵部尚書徐用儀、戶部尚書立山、吏部侍郎許景澄、內閣學士聯元、太常寺卿袁昶，史稱庚子被禍五大臣，又稱庚子五忠。

如果慈禧能聽從這五位大臣的意見，頭腦清醒一點，不輕易開戰，以至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嗎？慈禧為什么相信義和團，誅殺五大臣呢？

慈禧就是罪魁禍首，有個說法叫“上半身慈禧，下半身義和團”。沒有慈禧的支持，義和團不可能膨脹起來。人們在琢磨，是義和團忽悠了慈禧，還是慈禧忽悠了義和團呢？

慈禧在宣戰詔書真是慷慨激昂，“朕今涕泣以告先廟，抗慨以示師徒，與其茍且圖存，貽羞萬口，孰若大張韃伐，一決雌雄”，“茍其自外生成，臨陣退縮，甘心從逆，競作漢奸，即刻嚴誅，絕無寬貸”。

可是八國聯軍一來，慈禧跑得比誰都快，而且馬上變臉先把義和團給賣了：

“此案初起，義和團實為肇禍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鏟除不可”

慈禧開始找人背黑鍋了，“庚子之役，予誤聽人言，弄成今日局面，后悔無及”，大罵“果使大小臣工有公忠體國之忱，無泄沓偷安之習，何至一旦敗壞若此！”

慈禧對義和團一是迷信二是利用。慈禧玩權謀是高手，但對西方的認識和科學的認知層次與義和團基本上是一個樣。慈禧也是信鬼神信關公信風水，同樣信“天靈靈，地靈靈”之類的。高樹《金鑾瑣記》云：“李閹召義和團入宮，列八卦陣，太后拜受靈符。”

當時的輿論“謂端邸之排斥外人，非公憤，蓋私仇”，這對慈禧和載漪來說確實如此。慈禧因為維新變法與光緒水火不容，欲廢去光緒而立載漪的兒子溥儁，可是遭到外國公使的反對。這樣一來，慈禧和載漪對洋人是恨之入骨。當載漪偽造的"假照會"送到慈禧手里時，慈禧被勒令皇太后歸政的消息給氣瘋了。權力，這是慈禧太后的命根子。為了權力，慈禧可以用國家命運去賭。義和團正好成了政治利用的最佳工具。

圍繞慈禧形成的后黨頑固派，大都是一些極端頑固、愚昧、落后且不諳外情的人。載漪、載勛、載濂、載瀾均因襲王爵，毓賢、李秉衡是納貲為官者，剛毅更是“白字先生”。

義和團席卷中國北方，“初只鄉愚童稚學之，漸而工商習之，漸而士大夫信之矣”，“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優隸卒，幾乎無人不團”。大清朝的精英士大夫居然也相信刀槍不入，用神功可以打敗洋人。這是鴉片戰爭以來，面對船堅炮利的西方士大夫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神功上了。

袁昶、許景澄奏折可以看出義和團的蔓延多厲害：“盈廷惘惘，如醉如癡，親而天皇貴胄，尊而師保樞密，大半尊奉拳匪，神而明之，甚至王公府第，聞亦設有拳壇。拳匪愚矣，更以愚徐桐剛毅等，徐桐、剛毅等愚矣，更以愚王公……”(《斥釀亂大臣疏》，見粵東僑生《京津拳匪紀略》)

徐桐，典型的衛道士，《清史稿》講，“桐崇宋儒說，守舊，惡西學如仇。門人言新政者，屏不令入謁。”徐桐把義和團當成了救命稻草，“中國當自此強矣！”義和團進京先把徐桐的家給抄了還批斗一番，讓他嘗嘗義和團的鐵拳。徐桐是學問大家，最后竟愚昧至此。知識精英的淪落是最后的淪落。

主和的被殺，主戰那些也被殺。按照西方的要求，清廷對首禍諸臣進行懲處，并列出了從中央到地方174位主戰派大臣的名單，并要求慈禧自己動手。

義和團從興起到失敗，慈禧太后和頑固官僚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是禍國殃民的國賊。最倒霉的是老百姓，先被義和團折騰又被八國聯軍禍害，民不聊生苦不堪言。罪魁禍首的慈禧吹最大的牛丟最大的臉，卑躬屈膝要“量中華之物力，結萬國之歡心”。

李大釗在《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1918年7月1日）中說：“吾人所當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長，以濟吾東洋文明之窮。斷不許以義和團的思想，欲以吾陳死寂滅之氣象腐化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