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粉絲不用我們操心，倒是明星應該注意心理健康

熱搜榜上，與明星藝人相關的話題，大概總是過半。而其中每次曝光的負面新聞，更是一次次掀起話題熱潮。

拋開其中的商業邏輯，流量明星的職業素養過低以及一些粉絲對于明星的無腦追捧，或許恰好是我們越來越難以聽到好的音樂、看到好的電影的原因之一……

對于演藝圈種種亂象，又有專家建議，對演藝人員實行持證上崗制度，然而這種看似“教條”的規則深究下去其實并不適用，因為“很多演員的才能，是無法用世俗的一些標準衡量，比如學歷、生活的城市、工作經驗等。”（賈樟柯）

作家王小波早在 20 多年前，就寫下了自己的觀察：“現在有明星，但沒有出色的表演，更沒有可以成為經典的藝術片”……我們從他的文集《我的精神家園》摘選其中的關于明星、演出與創作的三篇短文，看一下在王小波的眼中，什么樣的演出更打動人，以及何為良好的藝術創作。

《明星與癲狂》

筆者在海外留學時，有一次清早起來跑步，見到一些人帶著睡袋在街頭露宿。經詢問，是大影星埃迪·摩菲要到這座城市來巡回演出，影迷在等著買票。

摩菲的片子我看過幾部，覺得他演得不壞。但花幾十塊錢買一張票到體育場里看他，我覺得無此必要，所以沒有加入購票的行列，而是繼續跑步，這樣我就在明星崇拜的面前當了一回冷血動物——坦白地說，我一直是這樣的冷血動物。

電影《丘奇先生》劇照，左為埃迪·摩菲

順便說一句，那座城市不大，倒有個很大的體育館，所以票是富余的，白天也能買到，根本用不著等一夜。而且那些人根本不是去等買票，而是終夜喝啤酒、放音樂、吵鬧不休，最安靜的人也在不停地咯咯傻笑，搞得鄰居很有意見。

憑良心說，正常人不該是這個樣子。至于他們進了體育館，見到了摩菲之后，鬧得就更厲害，險些把體育館炸掉了。所以我覺得他們排隊買票時是在醞釀情緒，以便晚上縱情地鬧。此種情況說明，影迷（或稱追星族）是有計劃、有預謀地把自己置于一場癲狂之中。

這種現象并不少見，每有美式足球比賽，或是搖滾歌星的演唱會，就會有人做出這種計劃和預謀。當時我很想給埃迪·摩菲寫封信，告訴他這些人沒見到他時就瘋掉了，以免他覺得這么多人都是他弄瘋的，受到良心的責備。后來一想，這事他準是知道的，所以就沒有寫。

現在我回到國內，翻開報紙的副刊，總能看到有關明星的新聞：誰和誰拍拖，誰和誰分手了等等。明星做生意總能掙大錢，寫本書也肯定暢銷。明星的手稿還沒有寫出來就可以賣到幾百萬元，真讓筆者羨慕不已。

至于那文章，我認為寫得真不怎樣——不能和我崇拜的作家，也不能和我相比。在電視上可以看到影星唱歌，我覺得唱得實在糟——起碼不能和帕瓦羅蒂相比（比我唱得當然要稍好一些，但在歌唱方面，筆者絕不是個正面的榜樣），但也有人鼓掌。

電影《甲方乙方》劇照

房地產的開發商把昂貴的別墅送給影星，她賞個面子收下了，但絕不去住，開發商還覺得是莫大的榮耀。最古怪的是在萬人會場里擠滿了人，等某位明星上臺去講幾句話，然后就瘋狂地鼓掌。

我相信，假如有位明星跑到醫院去，穿上白大褂，要客串一下外科醫生的角色，肯定會有影迷把身體獻上任她宰割，而且要求不打麻藥；假如跳上民航的客機要求客串機長，飛機上肯定擠滿了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影迷，至于她自己肯不肯拿自己的生命來冒險，則是另一個問題。總而言之，在我們這個社會里，也開始出現了針對明星的癲狂，表面上沒有美國鬧得厲害，實際上更瘋得沒底。這種現象使我陷入了沉思之中。

我認為明星崇拜是一種癲狂癥，病根不在明星身上，而是在追星族的身上。理由很簡單：明星不過是一百斤左右的血肉之軀，體內不可能有那么多有害的物質，散發出來時，可以讓數萬人發狂。所以是追星族自己要癲狂。

追星族為什么要癲狂不是我的題目，因為我不是米歇爾·福柯。但我相信他的說法：正常人和瘋子的界線不是那么清楚。筆者四十余歲，年輕時和同齡人一樣，發過一種癲狂癥，既毀東西又傷人，比追星還要有害。所以，有點癲狂不算有病，這種癲狂沒了控制才是有病。

總的來說，我不反對這件事，因為人既有這樣一股瘋勁，把它發泄掉總比郁積著好。在周末花幾十元買一張票，把腦子放在家里，到體育場里瘋上一陣，回來把腦子裝上，再去上班，就如脫掉衣服洗個熱水澡，或許會對身心健康有某種好處，也未可知。

我既然不反對這種癲狂，也就不會反對這種癲狂的商業利用（叫作“明星制”吧？）。大眾有這種需求，片商或穴頭來操辦，賺些錢，也算是公道。至于明星本人，在這些癲狂的場合出現，更沒有任何可責備的地方。我所反對的，只是對這件事的誤解。雖然有這種癲狂，大家并沒有瘋，這一點很重要。

如前所述，追星族常常有計劃、有預謀地發一場癲狂，何時何地發作、發多久、發到什么程度、為此花費多少代價，都該由那些人自己來決定。倘若明星覺得自己可以控制這些人的癲狂，肯定是個不合理的想法，因為他把影迷當成了真的瘋子。

據報載，我國一位女影星晾臺，涮了四川上萬影迷，這些影迷有點發火了，這位女影星卻說這些影迷不懂什么叫作明星制，還舉了邁克爾·杰克遜為例，說這位男歌星涮了新加坡無數的歌迷，那些歌迷還覺得蠻開心云云。我以為女影星的說法是不對的。四川的影迷雖然沒有新加坡的歌迷迷得那么兇，但迷到何種程度該由那些人自己來決定。倘若由你決定他們該達到哪個程度，人家就迷到什么程度，有這種想法就不正常。

邁克爾·杰克遜演唱會現場

幾年前就從報上看到有位男明星開車撞了人，不但不道歉，反要把受害者打一頓。顯然，該男明星把受害者看作追星的影迷，覺得他該心甘情愿地挨頓揍，但后者有不同的看法，把他揪到警察那里去了。

總而言之，用晾和揍的方法，讓大家領略明星制的深奧，恐非正常人所為。最后的結論是：追星族不用我們操心，倒是明星，應該注意心理健康。

最后再來說點題外之語。國外（尤其是指美國）對待影星的態度有兩重性：既有冷靜地欣賞其表演的一面，也有追星起哄的一面。大影星同時也是優秀的演員，演出了一些經典的藝術片。好萊塢的影業也玩鬧起哄，但恐怕另有些正經的。他是個有城府的拳師，會耍花拳繡腿；但也另有真招，不讓你看到。

鑒于這種情形，我懷疑所謂“明星制”，是帝國主義者打過來的一顆陰險的糖衣炮彈——當然我也沒有任何憑據，只是胡亂猜測——香港的影業已經中彈了。你別看它現在紅火，群星燦爛，但早晚要被好萊塢吃掉。不信你就拿兩地的片子比比看。至于在大陸，首批中彈的是演員。現在有明星，但沒有出色的表演，更沒有可以成為經典的藝術片。假如我沒理解錯，這些明星還拿玩鬧起哄當了真，當真以為自己是些超人。這個游戲玩到此種程度，已經過了，應該回頭了。

《賣唱的人們》

有一次，我在早上八點半鐘走過北京的西單北大街，這個時間商店都沒有開門，所以人行道上空空蕩蕩，只有滿街飛揚的冰棍紙和賣唱的盲人。他們用半導體錄音機伴奏，唱著民歌。

我到過歐美很多地方，常見到各種殘疾人乞討或賣唱，都不覺得難過，就是看不得盲人賣唱。這是因為盲人是最值得同情的殘疾人，讓他們乞討是社會的恥辱。再說，我在北京見到的這些盲人身上都很臟，歌唱得也過于悲慘；凡事他們唱過得歌我再也不想聽到。當時滿街都是這樣的盲人，就我一個明眼人，我覺得這種景象有點過分。

我見過各種各樣的賣唱者，就屬那天早上看到的最讓人傷心。我想，最好有個盲人之家，把他們照顧起來，經常洗洗澡，換換衣服，再有輛面包車接送他們各處賣唱，免得都擠在西單北大街——但是最好別賣唱。很多盲人有音樂天賦，可以好好學一學，做職業藝術家。美國就有不少盲人音樂家，其中有幾個還很有名。

本文的宗旨不是談如何關懷盲人，而是談論賣唱——當然，這里說的賣唱是廣義的，演奏樂器也在內。

電影《夜空總有最大密度的藍》中的街頭藝人

我見過各種賣唱者，其中最怪異的一個是在倫敦塔邊上看到的。這家伙有五十歲左右，體壯如牛，頭戴一頂獵帽，上面插了五彩的鴕鳥毛，這樣他的頭就有點像兒童玩的羽毛球；身上穿了一件麂皮茄克，滿是污漬，但比西單的那些盲人干凈——那些人身上沒有污漬，整個人油亮油亮的——手里彈著電吉他，嘴上用鐵架子支了一只口琴，腳踩著一面踏板鼓，膝蓋栓有兩面鈸，靴子跟上、兩肘栓滿了鈴，其他地方可能也藏有一些零碎，因為從聲音聽來，不止我說的這些。他在演奏時，往好聽里說，是整整一支軍樂隊，往難聽里說，是一個修理黑白鐵的工場。演奏著一些俗不可耐的曲子。初看時不討厭，看過一分鐘，就得丟下點零錢溜走，否則就會頭暈，因為他太吵人。我不喜歡他，因為他是個嘩眾取寵得家伙。他的演奏沒有藝術，就是要錢。

據我所見，賣唱不一定非把身上弄得很臟，也不一定要要嘩眾取寵。比方說，有一次我在洛杉磯乘地鐵，從車站出來，走過一個很大的過廳。這里環境很優雅，鋪著紅地毯，廳中央放了一架鋼琴。有一個穿黑色燕尾服的青年坐在鋼琴后面，琴上放了一杯冰水。有人走過時，他并不多看你，只彈奏一曲，就如向你表示好意。假如你想回報他的好意，那是你的事。無心回報時，就帶著這好意走開。我記得我走過時，他彈奏的是“八音盒舞曲”，異常悠揚。時隔十年，我還記得那樂曲，和他的樣子，他非常年輕。人在年輕時，可能要做些服務性的工作，糊口或攢學費，等待進取的時機，在公共場所演奏也是一種。這不要緊只要無損于尊嚴就可。我相信，這個青年一定會有很好的前途。

下面我要談的是我所見過的最動人的街頭演奏，這個例子說明在街頭和公共場所演奏，不一定會有損個人尊嚴，也不一定會使藝術蒙羞——只可惜這幾個演奏者不是真為錢而演奏。

一個夏末的星期天，我在維也納，陽光燦爛，城里空空蕩蕩，正好欣賞這座偉大的城市。維也納是奧匈帝國的首都，帝國已不復存在，但首都還是首都。到過那座城市的人會同意，“偉大”二字決非過譽。在那個與莫扎特等偉大名字聯系在一起的歌劇院附近，我遇上三個人在街頭演奏。不管誰在這里演奏，都顯得有點不知寒磣。只有這三個人例外。拉小提琴的是個金發小伙子，穿件毛衣、一條寬松的褲子，簡樸但異常整潔。他似是這三個人的頭頭，雖然專注于演奏，但也常看看同伴，給他們無聲的鼓勵。有一位金發姑娘在吹奏長笛，她穿一套花呢套裙，眼睛里有點笑意。還有一個東亞女孩坐著拉大提琴，烏黑的齊耳短發下一張白凈的娃娃臉，穿著短短的裙子，白襪子和學生穿的黑皮鞋；她有點慌張，不敢看人，只敢看樂譜。三個人都不到二十歲，全都漂亮之極。至于他們的音樂，就如童聲一樣，是一種天籟。這世界上沒有哪個音樂家會說他們演奏得不好。

我猜這個故事會是這樣的：他們三個是音樂學院的同學，頭一天晚上，男孩說：敢不敢到歌劇院門前去演奏？金發女孩說：敢！有什么不敢的！至于那東亞女孩，我覺得她是我們的同胞。她有點害羞，答應了又反悔，反悔了又答應，最后終于被他們拉來了。除了我們之外，還有十幾個人在聽，但都遠遠地站著，恐怕會打擾他們。有時會有個老太太走近去放下一些錢，但他們看都不看，沉浸在音樂里。我堅信，這一幕是當日維也納最美麗的風景。我看了以后有點嫉妒，因為他們太年輕了。青年的動人之處，就在于勇氣，和他們的遠大前程。

《藝術與關懷弱勢群體》

前不久在《中華讀書報》上看到一篇文章，作者在北大聽戴錦華教授的課，聽到戴教授盛贊林白的《一個人的戰爭》，就發問道：假如你有女兒，想不想讓她看這本書？戴教授答曰：否。于是作者以為自己抓到了理，得意揚揚地寫了那篇文章。

《一個人的戰爭》，林白， 作家出版社，2009-9

讀那篇文章時，我就覺得這是一片歪理，因為同樣的話也可以去問謝晉導演。謝導的兒子是低智人，筆者的意思不是對謝導不敬，而是說：假如謝導持有上述文章作者的想法，拍電影總以兒子能看為準，中國的電影觀眾就要吃點苦頭。大江健三郎也有個低智兒子，若他寫文章以自己的兒子能看為準繩，那就是對讀者的不敬。

但我當時沒有作文反駁，因為有點吃不準，不知戴教授有多大。倘若她是七十歲的老人，兒女就當是我的年齡，有一本書我都不宜看，那恐怕沒有什么人宜看。昨天在一酒會上見到戴教授，發現她和我歲數相仿，有兒女也是小孩子，所以我對自己更有把握了。因為該文作者的文藝觀乃是以小孩子為準繩，可以反駁他（或者她）的謬見。

很不幸的是，我把原文作者的名字忘了，在此申明，不是記得有意不提。任何社會里都有弱勢群體，比方說，小孩子、低智人——順便說一句，孩子本非弱勢，但在父母心中就弱勢得很。以筆者為例，是一絕頂聰明的雄壯大漢，我媽稱呼我時卻總要冠個“傻”字——社會對弱勢人群當有同情之心。文明國家各種福利事業，都是為此而設。但我總覺得，科學、藝術不屬福利事業，不應以關懷弱勢群體為主旨。這樣關懷下去沒個底。

就以弱智人為例，我小時候鄰居有位弱智人，喜歡以屎在墻上涂抹，然后津津有味地欣賞這些圖案。如果藝術的主旨是關懷弱勢群體，恐怕大家都得去看屎畫的圖案。倘若科學的主旨是關懷弱勢群體，恐怕大家都得變成蜣螂一類——我對這種前景深為憂慮。

最近應朋友之邀，作起了影視評論，看了一些國產影視劇，發現這種前景就在眼前，再看到上述文章，就更感憂慮。以不才之愚見，我國的文學工作者過于關懷弱勢群體，與此同時，自己正在變成一個奇特的弱勢群體——起碼是比觀眾、讀者為弱。戴錦華教授很例外地不在其中，難怪有人看她不順眼。

筆者在北大教過書，知道該校有個傳統：教室的門是敞開的，誰都可以聽。這是最美好的傳統，體現了對弱勢群體的關懷。但不該是誰都可以提問。羅素先生曾言，人人理應平等，但實際上做不到，其中最特殊的就是知識的領域……要在北大提問，修養總該大體上能過得去才好。

說完了憂慮，可以轉入正題。我以為科學和藝術的正途不僅不是去關懷弱勢群體，而且應當去冒犯強勢群體。使最強的人都感到受了冒犯，那才叫作成就。以愛因斯坦為例，發表相對論就是冒犯所有在世的物理學家；他做得很對。藝術家也當如此，我們才有望看到好文章。以筆者為例，杜拉斯的《情人》、卡爾維諾的《我們的祖先》，還有許多書都使我深感被冒犯，總覺得這樣的好東西該是我寫出來的才對。我一直憋著用同樣的冒犯去回敬這些人——只可惜卡爾維諾死了。如你所見，筆者犯著眼高手低的毛病。不過我也有點好處：起碼我能容下林白的《一個人的戰爭》。

本文節選自

《我的精神家園》

作者: 王小波

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
出版年: 2016-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