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秀玲：“家治”傳統在當前鄉村治理中的轉化發展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健全發揮家庭家教家風建設在基層治理中作用的機制。”在中國，“家治”有著悠久的傳統，出現不少有名的家規家訓。作為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家治”重視家庭成員的和諧友愛、互幫互助、勤儉廉潔、忠心愛國。然而，近現代以來，由于社會結構變遷等原因，“家治”在鄉村處于缺位狀態，“家治”文化沒有得到很好繼承。近年來，家庭家教家風重新受到重視，各地在鄉村治理中宣傳家規家訓，推進“以‘孝’治村”與“德治引領”，出現不少探索創新案例。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趙秀玲在《國家治理》撰文指出，新時代鄉村治理中應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推進制度創新，以物質獎勵和精神鼓勵為抓手，緊緊圍繞基層治理現代化要求，對“家治”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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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古有“家治”傳統，《周易》“家人”卦《彖傳》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大學》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古人認為，“齊家”“正家”不僅影響家庭和諧穩定，還關乎社會秩序和天下安危。然而，近現代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結構、家庭結構發生巨變，“家治”傳統隨之發生變化，各種家庭和社會問題也出現新的特點。新時代如何繼承和發揚中國“家治”傳統，是社會治理尤其是鄉村社會治理不容忽略和回避的重要問題。

中國古代“家治”傳統中的優秀思想資源

數千年來，中國“家治”代有傳承，并逐漸形成獨特的文化，其中以家規家訓最有代表性，例如《孔氏祖訓箴規》《顏氏家訓》《徐氏家范》《鄭氏規范》《了凡四訓》《朱子家訓》，以及曾國藩、鄭板橋等人的家書等。今天看來，中國古代“家治”文化傳統中，有不少優秀思想資源，值得梳理、總結。

一是崇尚和諧友愛。中國古代家庭中，最基本的是“父慈，子孝”，還有“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這對家庭、家族和諧穩定至為重要。在此，除了按血緣倫理進行規范，很重要的是家庭成員的道德約束，即每個人都要遵守家規家訓，同時又要身體力行、率先垂范，成為有德行的人。如宋代陸九淵家“聚其祖逾三千指，合而爨將二百年”（宋·羅大經《鶴林玉露》丙編卷五）；浙江浦江“鄭義門”被稱為“江南第一家”，“同居聚食歷時三百三十余載，遠垂一十五世，食指多達百千余，恩受宋、元、明三朝旌表”。這一盛況超出今人的想象，但在過去卻是現實，若沒有“家治”的重德修行，幾乎是不可能的。

二是崇尚互幫互助。古代的大家族往往設有義學、義田、義倉，讓族人接受教育，接濟貧弱。例如宋代范仲淹設“義莊”，讓族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兇葬皆有贍給”。明代于鎰除了設“義田”，還有“義倉”，“如同宗之田，彼此皆富，無田可助，則設義倉”。明朝末年，李待問兄弟修社學和書院，明清建陽縣有“義田以給子孫之貧者不能葬者，又有役田以佐門戶里役之差徭，有學田以資讀書之燈油脯修試費”。至于在水火、盜賊、疾病、死喪、孤弱、貧乏等方面，家族成員都要“患難相恤”。如遇水火，“小則遣人救之，甚則親往，多率人救，且吊之”；對于“疾病”，“小則遣人問之，甚則為訪醫藥，貧則助其養疾之費”；至于“孤弱”，“孤遺無依者，若能自贍，則為之區處，稽其出內。或聞于官司，或擇人教之。及為求婚姻。貧者協力濟之，無令失所。有侵欺之者，力為辯理。稍長而放逸不檢，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入不義”（宋·《呂氏鄉約》）。這種互幫互助和扶貧濟弱是非常難得的優良傳統。

三是崇尚勤儉廉潔。各種傳世家規家訓，都規定家族成員要嚴守良好家風。其中以勤儉為上，廉潔奉公是其中重要內容。如朱柏廬《勸言》中有：“勤與儉，治生之道也。不勤，則寡入。不儉，則妄費。寡入而妄費，則財匱。財匱，則茍取。愚者為寡廉鮮恥之事，黠者入行險僥幸之途。生平行止，于此而喪，祖宗家聲，于此而墜，生理絕矣。”戰國的田稷因收受百鎰之金，其母嚴厲訓之：“不義之財，非吾財也。不忠之子，非吾子也。”（西漢·劉向《列女傳·母儀傳·齊田稷母》）鄭義門家規規定：子孫賭博違法而不悔改者，將被趕出家門，并從宗譜上削其名。所以，自宋至清，鄭義門家族為官者多達173人，竟無一人因貪污被罷官的。這樣嚴格的家風家訓與優秀傳統有很強的示范引領作用。

四是崇尚忠心愛國。中國傳統家教家風中非常重視忠心愛國。如少年蘇東坡“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為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邪？’”（《宋史·蘇軾列傳》）可見母親庭教的氣概。岳飛的母親在兒子背上刻下“精忠報國”四字，也是偉大的母教。三國名將虞譚的母親對兒子說：“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舍生取義，勿以吾老為累也。”（《晉書·列女傳》）中國古代家教的愛國精神可見一斑。

《論語·學而》有言：“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這也是為什么中國古代治國理政先從“治家”始，因為這是人之根本和道之所存。《廣東省蕉嶺張氏族譜》表示：“治國之道，實由家治也。”其理相同，可資借鑒。

鄉村“家治”傳統變化的主要原因

近現代以來，中國的“家治”傳統有逐漸弱化趨勢甚至開始缺位。這既與外來文化的影響有關，也與中國社會結構的改變相關。在劇烈的社會變遷中，舊傳統受到懷疑、批判甚至否定，而新的傳統尚未真正建立起來，“家治”文化處于尷尬狀態。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家庭結構發生巨變。中國古代家庭人員多，除父母和多子女外，更有宗族大家庭，有的甚至幾世同堂，人數多達數百甚至更多。這就決定了有的家族就是個小社會，沒有“家治”是絕然不成的。近現代以來，社會巨變，不少大家族也隨之分崩離析。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開始，獨生子女家庭日益增多，“核心家庭”（即一對夫妻與未婚子女的家庭）占比上升，而復合家庭（父母和兩個及以上已婚兒子及其孫兒女組成家庭）數量大幅下降。原來的家規、族法、家訓也就隨之失去大家族基礎。如費孝通1981年對農村家庭進行調研，發現核心家庭占39%，比1936年的23.7%提高15.3個百分點。而另據調研稱，2010年中國核心家庭占60.89%，復合家庭只有0.58%。原來大家庭和大家族的解體，直接導致家規家訓的基礎受到沖擊。

二是家庭成員由聚而散。因為地理環境封閉、交通不便，加上“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的家庭觀念，中國古代家庭人口流動較弱。今天，城鄉社會一體化，交通朝發夕至，大量農民工進城，戶籍放開，都使鄉村社會家庭由“聚集”變為“離散”。此外，婚姻自由、離婚率增加、單親家庭增多、不婚不育人群增多，都改變了傳統家庭和家族形態。據第六、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2010年全國二代戶（最典型的就是一對夫妻帶孩子）的比重還高達47.83%，2020年二代戶的比重已經縮水到36.72%。同時“一代戶”（同一輩人居住或單身居住落戶）的比重較10年前上升15.33個百分點，達到49.5%。建立在“聚集”家庭和家族基礎上的家規家訓，因家庭成員的離散而失去作用。

三是有的家規家訓內容失效。中國古代家規家訓有著全面、豐富、細致的內容，有的家法也是非常嚴厲。隨著社會轉型，家庭結構變化，觀念改變，原來的許多規定已不適應當下。如傳統倫理要求婦女“三從四德”已不合婦女解放、男女平等的時代特點；還有關于嫡妾、婢女之道已完全不合于時。子女教育方面，宋代真德秀所編《教子齋規》的學禮、學坐、學行、學立、學言、學揖、學誦、學書，明代方孝孺所撰《幼儀雜箴》的坐、立、行、寢、揖、拜、食、飲、言、動、笑、喜、怒、憂、好、惡、取、與、誦、書等，雖有可取之處，但很多具體規定已無法在現代社會實踐。

四是家長權威受到質疑挑戰。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傳統家長制受到質疑挑戰。新中國成立后，平等觀念深入人心。改革開放之后，家庭中各個成員的地位更趨平等。獨生子女政策始于20世紀80年代，到2015年我國獨生子女數量已為2.246億。獨生子女教育引發家庭關系更多變動，以及更多教育問題。與此同時，隨著城市化、信息化發展，婆媳關系發生變化，各自地位相對獨立。當家庭內部權力結構變化，原來家規家訓中傳統的女德、教兒方式就很難有效了。

時至今日，中國人的家庭觀念依然很重。不過，家庭治理卻面臨眾多難題，家庭內部矛盾以不同形式出現，家教家風問題突出。這些都表明重塑“家治”文化的重要性。

當前鄉村“家治”文化建設的探索實踐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弘揚，高度重視家庭家教家風建設。不少地方基層探索通過“家治”文化建設促進鄉村治理現代化，進行了實踐創新。這些探索創新也許并不完善，還有改進和發展的空間，但其努力和探索值得充分肯定。

一是弘揚良好家風。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家風建設。2015年2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2015年春節團拜會上指出：“不論時代發生多大變化，不論生活格局發生多大變化，我們都要重視家庭建設，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風，緊密結合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發揚光大中華民族傳統家庭美德，促進家庭和睦，促進親人相親相愛，促進下一代健康成長，促進老年人老有所養，使千千萬萬個家庭成為國家發展、民族進步、社會和諧的重要基點。”近年來，弘揚良好家風、培育文明鄉風，以良好家風促進鄉村治理現代化，成為各地加強鄉村建設的共識。比如，陜西渭南不少鄉村利用宣傳專欄、村居文化墻、公園廣場、課堂講座、家中廳堂等，用匾額、屏風、冊頁、書畫、展板、電子顯示屏等媒介，對好的家訓家規和家風故事進行展示和宣傳，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像空氣一樣無所不在，讓群眾無論身處何時何地，都能感受到濃郁的傳統文化。這樣的宣傳推廣很接地氣，是探索創新“家治”文化建設的一條可行路徑。

二是推進以“孝”治村。中國共產黨人一面強調國家民族大義，一面重視家庭“孝”道。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指出：“中華民族在長期實踐中培育和形成了獨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規范，有崇仁愛、重民本、守誠信、講辯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有自強不息、敬業樂群、扶正揚善、扶危濟困、見義勇為、孝老愛親等傳統美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規范，不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價值。”目前，以“孝”治村在全國廣大農村多有探索創新，有不少典型事例。比如，浙江臨海東塍鎮東溪單村成立中國首家村級孝心基金，通過慈孝文化助力鄉村治理，具體做法是每年農歷正月初六舉辦慈孝日活動，重陽節為老人舉辦集體祝壽宴，為80周歲以上的老人發放生活補貼和節日禮品；通過評選十佳孝星、孝子孝媳、孝心小標兵，促進村風民俗改善。山東青州建立“督孝”制度促文明新村建設，具體做法是建“一卡”（《贍養老人統計卡》）、“二榜”（孝心榜和不孝榜）、“三罰”（書面檢討、張榜公示、限期整改）；開展“孝星”“十星級文明戶”“好媳婦”評選活動。這些都是比較實用和有針對性的創新舉措。

三是以“德治”引領。通過“德治”充分調動家庭成員的積極性和奉獻精神，推進鄉村治理邁上新臺階。如鄭州鞏義市竹林鎮探索創新以家戶為單位的積分管理制度，定期公布公示積分情況，通過“積分”兌換日用品，并作為年底鎮村兩級集體分紅的重要依據。積分內容包括家庭美德、社會公德、個人品德、職業道德等，如將垃圾分類列入積分兌換制度，既講了衛生，提高了公民素質，還美化了環境。在對道德模范加大物質獎勵時，還強化精神激勵，督促不道德或反道德行為自我約束。此外，鄭州的志愿者服務、徐州梁寨的“道德林”等，都起到道德引領和改變鄉風民俗作用。

四是完善公序良俗。對當下鄉村社會的不良習俗，有的地方實行大膽改革，移風易俗，這為探索“家治”文化建設提供了大好機遇。如安徽渦陽為改變傳統婚喪嫁娶等鋪張浪費，讓移風易俗上“文化墻”，黨員帶頭挨家挨戶做宣傳，制定《黨員文明節儉操辦紅白喜事承諾書》，印制“移風易俗倡儀書”宣傳品，繪制可行流程圖，豐富《村規民約》，建紅白理事會和道德評議會，評選文明單位、文明村、星級文明戶，開設婚姻講堂，提供線上婚姻家事糾紛調解平臺服務，普及反家庭暴力法，倡導低碳祭掃，嚴禁舉行違規“升學宴”和“謝師宴”，并用文藝演出形式感動人心，一時間鄉村社會出現風清氣正的良好風尚。

全國各地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根據自身特色情況，創新性探索有效路徑，大大開拓了“家治”文化建設空間，也有力推進了鄉村治理現代化進程。

新時代鄉村“家治”文化重塑

當前，各地“家治”文化建設的探索創新意義重大，不過整體而言還不夠系統，缺乏文化深度，還不能適應新時代中國鄉村治理現代化的高標準和嚴要求。這就需要站在新的歷史高度和發展向度，對“家治”文化進行引導。

一是高度重視家譜、家規、家訓建設。當前，一些人認為傳統家譜、家規、家訓是老黃歷，與新時代中國鄉村治理現代化格格不入。一方面，這種觀點有一定道理，如不加區分地回歸傳統，甚至敝帚自珍，勢必導致“家治”與鄉村之治混亂，還會出現誤導。如有的地方以“孝”治村，讓“二十四孝”無保留上墻，其中一些“愚孝”內容不符合當下法律和道德規范。另一方面，如果不重視家譜、家規、家訓，中國優秀傳統就可能會斷流，不利于鄉村治理的長遠發展。關鍵是怎樣對待中國傳統家譜、家規、家訓，如何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導下建設新時代新家風。這離不開對傳統“家治”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其一，充分認識到家風在治家、鄉村治理中的重要意義。一個家庭有好的家風，才能有良性發展。如山西聞喜縣裴柏村被稱為“宰相村”，隋唐以來人才輩出，僅唐朝就有宰相33人，大將軍31人，中書侍郎4人，尚書38人，侍郎27人，常侍4人，御史9人，使21人。如果沒有裴氏良好的家風，這幾乎是不可能的。當前，不少鄉村家庭失去好家風，導致各種矛盾糾紛增多，甚至出現荒唐之舉與惡性事件，這是值得注意的。其二，通過修家譜、學家規家訓，可正家風鄉風。修家譜的最大優點是重視鄉村文化，通過追述、表彰家族先賢事跡，增加家族成員自豪感和凝聚力，也有助于晚輩的自我約束。今天，有些傳統家規家訓仍有價值，如《鄭氏規范》第七十三條規定：“婚嫁必須擇溫良有家法者，不可慕富貴以虧擇配之義。其豪強逆亂，世有惡疾者，毋得與議。”其中的擇偶觀，對今天的年輕人仍然很有啟示意義。其三，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重塑新時代新家風、新鄉風。鄉村治理中，不能簡單搬用傳統家規家訓，而應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整合、提升、重塑家風鄉風。如山西聞喜縣寺底村被稱為“楹聯第一村”，這里家家戶戶寫楹聯、掛楹聯、愛楹聯，并以楹聯形式傳揚村民美好故事和善行義舉，成為鄉村治理一道亮麗的風景。

二是將“家治”文化建設作為重要考核標準。在鄉村治理中，以往主要將經濟發展、組織建設、制度建設作為重要考核標準，精神文明、文化建設往往不受重視，有的地方甚至變得可有可無。在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設中，主要重視琴棋書畫、唱歌跳舞，以及知識下鄉、調解說事等，較少將“家治”文化建設作為重要考核內容。今后，應將“家治”文化建設放在鄉村治理、鄉村振興全局予以思考。其一，將“家治”文化建設納入鄉村文化振興進行考察。作為鄉村振興內在動力，文化振興離不開“家治”文化，特別是風清氣正的“家治”文化。其二，將“家治”文化建設作為鄉村治理的基礎性工程進行考察。只有在繼承“家治”傳統時，重塑和賦予其新時代的現代意義，鄉村治理才能獲得長遠發展。其三，將“家治”文化作為中國鄉村治理現代化的亮色加以關注。中國式現代化必須考慮中國實際，有中國立場和中國文化自信，中國鄉村治理現代化也是如此。沒有中國文化自信，就不可能走出一條適合國情、社情、鄉情、村情、民情的現代化道路。“家治”文化是中國鄉村治理現代化的重要資源。

三是把家治、村治、法治、德治相結合。中國鄉村治理現代化進程中，“家治”不可能孤立存在，它必須與村治、法治、德治等相聯系，形成一個有機整體。如果“家治”不以“村治”作為目標和價值遵循，它就會處于封閉狀態，不可能獲得更大發展空間；反過來，有“村治”保駕護航，“家治”也就有了可靠保證。如安徽渦陽縣的鄉風民俗建設就是以“家治”為抓手和突破口。“家治”也離不開“法治”，“家治”建立在國家法治基礎上，不良的家規、家訓、家暴就會失去市場。“家治”必須以“德”為先，傳統家規家訓比較注重個人品德和家庭美德，當前更應注重強化社會公德意識，提高鄉風文明程度。

四是建立健全“家治”文化建設獎懲制度。簡單宣傳“家治”文化，甚至一般性地倡導“以‘孝’治村”，沒有多少實際意義。應建立相應的制度規定，并加大獎懲力度，引導和約束村民的行為。其一，加大對優秀“家治”的物質獎勵力度。如鄭州的誠信銀行積分制，讓村民爭做道德先鋒，將家風建設與村莊經濟分成及獎勵相結合。江西崇義出臺“零彩禮”和“低彩禮”家庭禮遇制度規定，包括優先入學、旅游優惠和免費乘公交車等，在簡單的形式中有啟發性。其二，以精神激勵推進“家治”新風。可通過讓道德模范上光榮榜、進村史、上對聯等形式，增加其榮譽感和自我實現的價值感。其三，將學生教育與“家風”相結合。一般說來，學生家長更重視孩子教育成長，如果將家風建設與學校教育對接，可通過“家風”影響學生進步，也可讓學生督促影響“家治”。其四，加大“家治”文化建設創新評優力度。村、鎮、縣、市乃至國家層面，都可形成推優評選的常態制度機制，讓那些先進個人、家庭、單位、村、鄉鎮、縣、市等都能得到重視和獎勵，形成“家治文化”建設的新風尚。

繼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進鄉村治理現代化，必須將“家治”文化置于鄉村治理重要位置。這既有利于增強鄉村發展動力，又符合鄉村文化振興和中國式現代化的要求，還有助于為鄉村治理培養人才、增強文化軟實力。“家治”文化是鄉村治理的重要資源，也是今后中國鄉村治理現代化發展的內在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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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國家治理》2024年第12期

原文標題 | “家治”傳統在當前鄉村治理中的轉化發展

作者 |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 趙秀玲

原文責編 | 周素麗

新媒體編輯 | 王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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