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針對罕見病的首款外泌體療法將于今年第四季度惠及患者！

杜氏肌營養不良癥（DMD）相關心肌病，一直以來都是醫學研究的難題，大量患者亟需有效治療。

當地時間 2025 年 5 月 5 日，Capricor Therapeutics（CAPR）公司宣布，其細胞療法 deramiocel（CAP - 1002）已完成 FDA 生物制品許可申請（BLA）的中期審查。

FDA 反饋未發現重大缺陷，并確定目標審批日期為 2025 年 8 月 31 日。這意味著全球首款針對 DMD 心肌病的細胞療法，已進入上市沖刺階段，預計到 2025 年第四季度，患者將受益于該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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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諾獎級發現

1967 年，血液學家 Peter Wolf 在電鏡下觀察到血小板釋放的微小顆粒，在高速離心下才能顯現，他將其稱為“血小板塵埃”，這是人類對外泌體的首次觀測。四年后，由 Neville Crawford 團隊發現這些顆粒內部含有 ATP，表明它們并非簡單的 “塵埃”，而是攜帶細胞能量物質的特殊結構。

又過了 3 年，Nunez 團隊在冬眠蝙蝠的甲狀腺腺體中發現了緊貼細胞膜的 “多囊泡體”，其直徑僅 1-10 納米，通過頂端膜融合釋放囊泡。這一發現首次將外泌體的產生與細胞內的運輸系統聯系起來，但由于技術限制，其具體機制尚不明確。

1983年，Pan 和 Johnstone 利用放射性標記的抗轉鐵蛋白受體抗體，追蹤綿羊網織紅細胞成熟過程中細胞膜對轉鐵蛋白受體的包裹、內陷和釋放。他們通過重力沉淀得到外泌體，證實其是攜帶特定分子的膜性囊泡。

1987 年，Johnstone 最終將這一小小的 “塵埃” 命名為 “exosome”，該名稱源于內吞作用的逆向過程，意味著細胞向外分泌囊泡，這也與當時學術界的普遍認知相關——大多人都認為外泌體是細胞向外清除廢物的 “垃圾袋”，而1991 年 Johnstone 團隊對轉鐵蛋白受體排出機制的研究進一步強化了這一觀點。

該認知影響深遠，直到1996年，Zitvogel 等人發現腫瘤細胞分泌的外泌體具有免疫原性，能夠激活免疫系統。他們的研究首次提示了外泌體可能具有免疫調節等更復雜的功能，對外泌體的單純 “垃圾袋” 認知才逐漸被轉變。

2013年，James Rothman、Randy Schekman及Thomas C. Südhof 因在細胞間囊泡運輸調控機制領域作出突出貢獻而獲諾獎，外泌體作為細胞間囊泡運輸的重要組成部分，受到更廣泛關注，其在細胞通訊中的作用因此被進一步探討，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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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烈的外泌體先驅

隨著外泌體作用機制研究的深入，行業內涌現出一批新企業。

其中公認的外泌體先驅即于 2015 年成立的 Codiak BioSciences ，它致力于開發生產臨床級別外泌體用于治療胰腺癌的技術。

企業創立當年，Codiak BioSciences 便成功獲得 3100 萬美元的 A 輪融資，隨后又相繼完成 6100 萬美元 B 輪融資與總額 7650 萬美元的 C 輪融資。

資金到位后，企業將發展重心轉向外泌體工程化，打造出專屬的 engEx? 技術平臺。該平臺能夠把小分子、核酸、抗體、酶等多種生物活性分子融入外泌體，并精準輸送至特定細胞和組織。基于這一平臺，exoIL-12 和 exoSTING 兩款產品進展迅速，順利進入臨床階段。

但好景不長，2022 年 Codiak BioSciences 突然宣布終止 ExoIL-12 和 ExoSTING 的臨床試驗，同時裁員 37%。2023 年，公司更是走向破產，這顆外泌體領域的先驅就此慘烈隕落，令人惋惜。

但外泌體在藥物遞送領域的巨大潛力，依然吸引了眾多跨國企業（MNC）投身其中。無論是新興初創企業，還是制藥行業巨頭，都不愿錯過這一發展機遇。

據不完全統計，全球約 50 家企業布局外泌體賽道，羅氏、禮來等制藥巨頭更是投入大量資源。

羅氏攜手波士頓的 PureTech Health 公司，借助其乳源外泌體平臺技術，為自家反義寡核苷酸平臺研發口服核酸類藥物，PureTech Health 有望獲得超 10 億美元的里程碑付款與特許權使用費；禮來則與 Evox Therapeutics 達成合作協議，運用 DeliverEX 外泌體遞送技術，開發裝載 siRNA 和反義寡核苷酸的外泌體治療藥物，用于神經系統疾病的治療，此次合作金額高達 12.3 億美元。

國內自然也不例外，恩澤康泰、達爾文細胞生物等多家企業搭建起外泌體治療技術平臺，并順利完成融資。

Capricor Therapeutics 便是這眾多入局者中的佼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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佼佼者出現 一馬當先

2003 年，心血管再生醫學先驅 Eduardo Marbán 博士在西達賽奈醫療中心取得突破性發現 ——分離出心臟來源細胞（CDCs），并證實其分泌的外泌體攜帶再生信號分子，具有修復受損心肌的潛力。

這一成果為黑馬的誕生埋下伏筆。

2005 年，Capricor Therapeutics 由 Eduardo 及其妻子、生物醫學專家 Linda Marbán 博士聯合創立，后者憑借產業化經驗將實驗室技術轉化為臨床療法。12 年后，Capricor 在納斯達克上市（股票代碼：CAPR）以募集資金用于推進 CDCs 外泌體療法的臨床開發，正式開啟外泌體療法的全球化征程。

事實上，公司早期研究更多的聚焦在 CDCs 的直接移植上，但 2014 年 Eduardo 團隊在《Stem Cell Reports》發表的研究揭示，外泌體才是療效核心—— 其攜帶的 miR-146a、miR-126 等，通過調節巨噬細胞表型（從促炎 M1 型轉為修復 M2 型），抑制纖維化并促進血管生成。

2016 年，公司實施戰略轉型，將 CDCs 作為 "天然外泌體工廠"，而將外泌體療法開發作為重心，并建立 StealthX?平臺優化分離與遞送技術。該平臺不僅提升外泌體純度，更在后續研究中展現出遞送基因療法（如 PMO）的潛力，為 DMD 治療開辟新路徑。

Deramiocel（CAP-1002）便是公司的核心成果，其是一種異體心臟來源的細胞療法，核心成分即心臟球狀細胞（CDCs）。

從 2007 到 2008 年，借助 mdx（DMD 小鼠模型）、急性心力衰竭模型等動物模型，以及一系列體外研究，科研人員發現 CDCs 能夠有效提升心功能、優化組織學指標，由此開啟了 CDCs 治療 DMD 心肌病的探索之路。

2009 年 10 月，心臟毒性模型研究為 CDCs 的治療價值再添證據，其結果表明 CDCs 具備減少左心室重構、抑制炎癥細胞浸潤的功效。2012 年，首個針對 DMD 患者開展的 Ⅰ 期臨床試驗順利完成，Deramiocel 不僅展現出良好的耐受性，還釋放出改善心肌致密化、緩解炎癥等積極信號。

2016 年，HOPE - 2 試驗拉開帷幕，這項隨機、雙盲、安慰劑對照的 Ⅱ 期臨床試驗，用數據證明了 Deramiocel 的顯著優勢。

與基線相比，安慰劑組 DMD 患者左心室射血分數平均下降 6.5%，而 Deramiocel 組患者的平均 LVEF 保持穩定，且在 6 分鐘手功能測試中上肢功能得到改善，反觀安慰劑組則出現功能下降，這充分證明 Deramiocel 對 DMD 相關心肌病和骨骼肌功能有積極作用且安全性良好。

2019 年啟動的 HOPE - 2 OLE 開放標簽延展試驗，歷經三年研究，再次證實 Deramiocel 組患者 LVEF 提升、上肢功能改善，進一步夯實了其在 DMD 治療領域的潛力。

時間來到 2024 年 6 月 28 日，Capricor Therapeutics 向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提交 Deramiocel 的生物制品許可申請，志在將其打造為首個獲批治療杜氏肌營養不良癥相關心肌病的細胞療法。幸運女神降臨，2025 年 1 月，該申請就成功獲得優先審評資格。

隨后，2025 年 5 月 1 日，Capricor Therapeutics 完成與 FDA 的中期審評會議，就申請相關事項進行深入探討。緊接著，2025 年 5 月 6 日，FDA 宣布將于 6 月 18 日召開細胞、組織和基因治療顧問委員會會議審議 Deramiocel 的 BLA 申請。

值得一提的是，這將會是 FDA 新任局長 Makary 主持的首次此類會議，引發各界高度關注。

Makary 以約翰霍普金斯醫院胰島移植外科主任的臨床背景為根基，結合其在公共衛生研究與暢銷書《The Price We Pay》中對醫療系統定價黑箱的揭露，他的核心治理理念可以歸納為 “創新驅動、效率優先、患者可及”。

查看其過往言論，對于細胞與基因治療，Makary 主張靈活應對罕見病與基因療法的審批挑戰，支持基于 “合理科學機制” 的有條件審批路徑，尤其針對全球患者不足 50 人的超罕見病，認為傳統隨機對照試驗既不可行也會扼殺創新。

因此，很大程度上，他將有利于該療法的獲批上市。

寫在文末

若 Deramiocel 獲批，其將成為首款治療 DMD 心肌病的藥物。而這，或許只是揭開了囊泡宇宙的冰山一角，外泌體的更多潛力，亟待我們挖掘。

* 文章內容僅供參考，不構成任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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