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的餿主意，一個接著一個

近日，著名經濟學家姚洋批評北京的馬路太寬、城市太大不人性，北方文化的“非理性”，自稱有“一代人的南方崇拜”。他這番“貶京揚滬”的言論引發(fā)了爭議。

愚見，對姚師的“南方崇拜”大可不必當真，我們應該更多地關注他的經濟政策主張。

01

“魔都”和“帝都”之間的比較由來已久，民國時就有所謂的“海派”和“京派”之爭，是很多名宿大師都參與過的名場面。但是，最后的贏家既不是海派，也不是京派，而是魯迅。他是兩派都不喜歡，兩邊都罵。魯迅這輩子，好像都沒喜歡過什么地方。他成了欽定旗手后，自然以他為準。所以，民國時的爭論也成了時過境遷的老黃歷，連參考價值也沒有。

今天的“魔都”早已沒有十里洋場，連虹橋的“老外街”都是門可羅雀的蕭瑟景象。民國的“帝都”并不是首都，并沒有姚洋討厭的“馬路太寬”，而是老舍和梁實秋筆下的市井百態(tài)。

非要說京滬之別、南北差異，或許十幾二十年前還有一些，現在還有嗎？華北下大雨、西南造水利；天水的顏料、杭州的自來水……妥妥全國一盤棋。就是“馬路太寬”，也是一樣的。姚師高就的滴水湖，馬路并不窄。

這就叫“區(qū)域均衡發(fā)展”，是就高還是就低另議，但肯定均衡肯定是均衡。莫說是江南，就是嶺南也不是“法外之地”。東莞酒吧請個駐唱，還要政府開恩“應批盡批”。以姚師之尊，現在還談什么地域差異甚為不妥。政治不正確，實際也不存在。

姚師的“南方崇拜”，刻板印象罷了。率土之濱，哪里不是“大老爺們兒”文化？以姑蘇之旖旎，卻也不乏手刃婦孺的“血性”。至于“理性決策”，舉國上下從勝利走向勝利，一年365天能贏500次，哪有“非理性決策”？

何況姚師本人作為政策研究的頂尖專家，不正是北方“理性決策”文化的一部分嗎？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大好局面，有他的貢獻的，不必也不能謙虛。下凡魔都，也不會改變姚師的“理性決策”。

02

姚師的學術生涯，主打的就是“理性決策”。師從從經濟學家中游泳最棒的林毅夫老師，起點不可謂不高；執(zhí)掌國家級智庫北大國發(fā)院多年，排面不可謂不足；“50人論壇”成員、長期身處政策研究一線，影響力不可謂不大。受過“理性決策”的專業(yè)訓練，有過“理性決策”的長期貢獻，不會因為挪個窩就不理性或更理性。問題是，理性和理性不一樣，市場理性和政策理性不是一回事。

市場理性是尊重市場規(guī)律，而政策理性則是服從行政規(guī)律。姚師的經濟學思維主要是政策理性，市場理性有一點，但不多，而且還要屈就政策理性。

比如說，他所謂的“擠入效應”，姚說:

一般學界認為，政府支出有擠出效應，即政府支出多了，民營企業(yè)的支出就少了。但是也要看到另一面，即政府支出多了，會帶動下游企業(yè)的發(fā)展，也就是擠入效應。

站在“有為政府”的角度，此說當然成立。哪家政府不想“有為”，哪個部門爭取預算不是多多益善？古今中外莫不如是。可是，站在市場的角度看，政府支出的“擠入”并沒有帶動經濟的有效增長，只會造成大起大落的大回擺。

凡是政府支出快速增長、政策和財政資金發(fā)力主導的經濟領域，最終都出現了資源錯配、先熱后冷的“大擺錘”。基建熱、光伏熱、新能源車熱，無一例外。“擠入”時如火如荼、一哄而上。“擠”到擠不動了，產能過剩、不良資產堆積的后遺癥集中發(fā)作，又不得不掉頭“擠出”。這種“擠入—擠出”的政策周期，才是中國特色經濟周期的真相。如此高能耗、低效率的鐘擺運動真能“帶動下游企業(yè)的發(fā)展”嗎？姚師心知肚明。

早在2019年，姚洋就對新能源車產業(yè)就有過精準的預測。他在那年的中國企業(yè)領袖年會上指出，“只要傳統(tǒng)車企開始造電動車，全世界大概只有一家非傳統(tǒng)的電動車企能活下來，就是特斯拉，其它恐怕都得死掉。”現在新能源車卷無可卷、欲仙欲死，姚洋當初的判斷無疑是有先見之明。但是，政府產業(yè)政策發(fā)力在新能源車產業(yè)的產能快速堆積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姚洋卻是有意無意地忽略了。新能源車產業(yè)政策到底占用了多少“政府支出”，他更是絕口不提的。

政策主導下，上半場蜂擁而至的“擠入”，總是以下半場大逃殺式的“擠出”收場，無一例外。所謂“擠入效應”，就是只看政策主導的上半場烈火烹油，卻對市場檢驗的下半場血流成河視而不見。經濟學家的“政策理性”，就是這樣顧頭不顧腚。

政策性更強的基建領域更是如此。現在嚴重困擾地方政府財政的債務包袱，就是昔日“基建狂魔”的代價！

姚洋師承“林學”，主打的就是“有為政府”。“擠入”之功歸有為政府有為，“擠出”之痛歸咎市場失靈，完美閉環(huán)。這是“林學”的邏輯美感，卻和事實無關。

03

事實反復證明，“有為政府”不是“有效市場”的前提，而是“市場失靈”的原因。政策干預越頻繁、越深度，市場就越“失靈”，表現就越糟糕。

最為典型的莫過于房市。對房市調控政策干預過度、退出不及時，姚洋是有準確預判的。2022年，他就公開建議調整房地產業(yè)“三條紅線”政策，不說是先知先覺，也算是敢言。

可是，此次他對樓市開出的“藥方”，依然充滿了“政策理性”。姚洋建議“成立中儲房，先收下這100萬套（法拍）房子”。出發(fā)點或許很好，是為了“解決銀行的積壓，讓住戶交房租、不用搬出去，穩(wěn)住生計”。然而，政策成本，誰承擔？政策風險，誰承受？靠發(fā)行國債的方式放水“托市”，不就是成本和風險轉嫁給全民埋單？

這套房市“常平倉”的政策，也不可能起到效果。就算政府收儲能托住一時，也托不住一世。100萬套法拍房只是土地資產估值下跌的冰山一角，改變不了市場趨勢。購房具有消費和投資的雙重屬性，既是長期的固定資產投資，也是“六個錢包”的大宗消費，需要很強的長期信心支撐。而這正是目前中國老百姓最缺的。

在專訪中，姚洋也談及了老百姓“對未來信心不足”。老百姓連下館子的錢都能省就省了，買房得注入多大信心？姚洋真相信收儲100萬套法拍房，就能贏得“未來信心”？這是很傻很天真，還是老于世故的大智若愚？

姚洋和很多經濟學家一樣，把消費意愿大幅下降的現象歸咎于“需求不足”。順勢開出凱恩斯主義的經典藥方，政府下場“提振信心”。可是，凱恩斯主義需求理論的基礎是“市場非理性恐慌”，而我們的市場憂慮很理性、很現實。老板擔心“捕撈”“倒查三十年”、“政策變臉”、員工擔心失業(yè)、對和平發(fā)展的現實關切，哪一樣式非理性的？因此損失的信心，可不是放水砸錢100萬套法拍房可以挽回的。

姚師既然有“不能只看文章發(fā)表，要關注現實問題”的自覺，就不應該對市場的真實心態(tài)一無所知。只不過他的“政策理性”自動過濾了現實。“政策理性”的極限就是政策允許的范圍，不可越雷池一步。

經濟學的基本任務是解釋現實，刻意回避現實的解釋是不具備基本的解釋力。寧可屏蔽現實也要保持“理性”的自我閹割，能為“政府有為”提供一萬個理由，卻不能為激活“市場有為”提供一丁點助力。所以，只能姑妄言之、姑妄聽之。

這種自我催眠、我閹割的“理性”，不僅是姚洋，而是主流經濟學圈子的整體困境。公允地說，在學者當中，姚洋相對還算是清醒的，比他更離譜的大有人在。

這些年，經濟學界的整體風評已經降到了改革開放40多年來的最低谷，是“專家變磚家”的重災區(qū)。不是過于樂觀的預測屢屢落空，就是開出的“藥方”過于扎心。市場沒失靈，該跌的跌了，該走的走了，倒是“專家”先失靈了。

世界破破爛爛，學者縫縫補補，沒意思，也沒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