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最牛公務員：一年審1.7萬案無冤案，卻成武周權力游戲操盤手

從文學到電影——《狄公案》與《神探狄仁杰》

狄仁杰（630－700年）生于唐貞觀四年（630年），卒于武則天久視元年（700年），唐代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字懷英。武則天時期宰相，杰出的封建政治家。從政后，經歷了唐高宗與武則天兩個時代。狄仁杰為官，如老子所言"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為了拯救無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終保持體恤百姓、不畏權勢的本色，始終是居廟堂之上，以民為憂，后人稱之為"唐室砥柱"。

后人根據狄仁杰的生平編出了許多精彩的傳奇故事，其中以荷蘭漢學家高羅佩的《大唐狄仁杰斷案傳奇》最為著名。高羅佩是在太平洋戰爭期間開始接觸中國通俗小說的，偶然的機會，獲一本《狄公案》，被深深吸引，于是將其翻譯為英文，于1949年在東京出版。高羅佩只翻譯了這本書的前30回“三大奇案”即古本《狄公案》部分，后34回疑是另一作者參考《武則天外史》或《則天外史》在古本《狄公案》后續加的（未寫一案，主要情節可謂“穢亂春宮”，格調低下，所以他沒有翻譯）。譯本出版后，許多讀者要求高羅佩繼續翻譯同類的中國小說出版，高羅佩深感不易，因為“要找到一本同時適合現代中國人和西方人口味的此類小說相當困難”（引自《大唐狄公案》作者自序），于是他開始坐下重新整理狄仁杰斷案的故事，在原來的基礎上共寫了16個中長篇和8個短篇，在西方風靡一時，不斷再版。

高羅佩（1910—1967），字笑忘，號芝臺，荷蘭外交官，漢學家。

《大唐狄仁杰斷案傳奇》在上世紀80年代初被介紹到中國，由陳來元等人譯為中文，甘肅人民出版社1986年2月出版，2006年3月海南出版社、三環出版社再版時更名為《大唐狄公案》。從此，風靡中國。狄仁杰題材的電視劇自1998年起已經推出了八部之多，此前曾有傳聞，說迪斯尼和好萊塢等多家影視公司也都在醞釀拍攝狄仁杰。而近期在中央和各大地方電視臺熱播的《神探狄仁杰》更是迅速風靡中國。這些影視作品都集中以狄仁杰探案為主題。小說中稱狄仁杰為東方的福爾摩斯。于是，狄仁杰就有了“神探”的桂冠。那么這個稱呼合適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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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仁杰“神探”的稱呼合適嗎？

我們先來看看狄仁杰的一生。狄仁杰,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唐太宗貞觀三年(629年)，生于一個普通官僚地主家庭里。祖父狄孝緒，任貞觀朝尚書左丞，父親狄知遜，任夔州長史。狄仁杰小時候就表現出不凡的才能，通過明經科考試及第（唐代科舉制度中科目之一），從而步入仕途，出任汴州判佐。時工部尚書（工部，負責工程建設。工部尚書相當于今建設部部長）閻立本為河南道黜陟使（隋唐全國分十幾個道，也稱監察區，中央派官員前往巡視，稱黜陟使，相當于現在的巡視員。黜。“黜”與“罷、免、奪”都是免去官職的意思。），狄仁杰被吏誣告，閻立本受理訊問，他不僅弄清了事情的真相，而且發現狄仁杰是一個德才兼備的難得人物，謂之“河曲之明珠，東南之遺寶”，推薦狄仁杰作了并州都督府法曹。

從此，狄仁杰開始了自己的政治家生涯，先后擔任過如下官職：

并州法曹參軍——大理丞——侍御史——度支郎中——寧州刺史——冬官侍郎持節江南巡撫使——文昌右丞——豫州刺史——復州刺史——洛州司馬——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彭澤令——魏州刺史——幽州都督——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拜納言——右肅政御史大夫。

由以上經歷還有他的傳記來看，狄仁杰，更為準確而全面的定位應該是唐代大政治家，而不是僅僅會斷案、或者一生都在斷案的一個神探。這是第一點。其次，“神探”的稱呼應該是現當代的一個名詞，在中國古代最起碼是唐代是根本沒有這個詞語的。那么人們為什么會對狄仁杰斷案產生這么大的興趣呢？

這一點可以從史料得到答案。《舊唐書》中記載：“稍遷大理丞，歲中斷久獄萬七千人，時稱平恕。”這條記載是在唐高宗儀鳳元年(676年)，狄仁杰時年四十七歲，被任命為大理丞。大理丞是審判官員，從六品上。按制度，大理丞作出判決之后，有責任將被告的家屬找來，向他們宣告判決，并問他們是否服從判決。在他任職期間，一年斷理“滯獄”一萬七千多件，基本上合乎民意。這一點在冤獄彌漫的封建社會的確是非常的難能可貴和罕見。此外，狄仁杰還擔任過侍御史等和司法相關的官職，所以，后人就十分注意他在司法案件方面的史跡，因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經過后人的粉飾附會，狄仁杰就成了杰出的“神探”。

其實，這里面還有更多的誤會。那就是需要指出的第二點：狄仁杰能夠親自審理的案件是有級別限制的，并不是無論案件大小、無論性質如何，狄仁杰都能夠“神斷”。按照唐代的制度，掌管天下刑法司獄的還有刑部（刑部，掌天下刑法及徒隸、勾覆、關禁之政令。）而且狄仁杰一生中只有擔任大理丞和侍御史期間，才是相當于現代意義上的法官，可以按照制度斷案。但是我們看到，狄仁杰擔任大理丞和侍御史的時間是很有限的。

送到大理決斷的案件也有級別的限制：“在京諸司，則徒已上送大理，杖已下當司斷之。若金吾糾獲，亦送大理。”只有夠得上徒刑（中國古代的五種刑罰之一，相當于今天的流放加勞改）才能送到大理寺決斷。而且一般來說大理寺決斷的都是級別比較高的案件，相當于現在的最高人民法院或者檢察院。

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儀鳳元年九月，大將軍權善才誤砍了太宗陵寢上的一株樹，高宗下令處死。狄仁杰認為按照律條罪不至死，并諫說皇帝：“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殺一將軍，千載之后，謂陛下為何主？”最后減輕了對權善才的處分。由此可見，大理寺更多的是參與大型案件和和大臣們的犯罪問題，而不是普通百姓生活中的瑣碎糾紛或者說是撲朔迷離的神奇案件。

權善才（640—716），唐高宗朝大臣，將領

這件事情之后，狄仁杰就被任命為侍御史。侍御史約略相當于現在的檢察官，主要職責是糾劾，但是糾劾的對象是中央各部、司的官員。侍御史官階不高，從六品下，但由于常在朝堂值宿，得到較多的接近皇帝的機會，所以地位比大理丞重要。因此更不可能親自去接觸和處理普通的冤獄、案件。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狄仁杰在斷理冤獄方面確實有過令人欽佩的建樹，但是我們決不能做一頂“神探”的帽子來替代他的烏紗帽，而且，狄仁杰也決不僅僅是一個“神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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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仁杰僅僅是“神探”嗎？

前面我們已經敘述過，狄仁杰一生中曾經擔任過大大小小的地方長官和中央官員。無論是在地方，還是在中央，還是遠赴邊疆，狄仁杰心中都存著為國為民的理念，實實在在的做了很多益國利民的“仁政”，狄仁杰這些彪炳青史的舉措才是更值得我們景仰和學習的。

一、直言不阿

在侍御史任上，狄仁杰能對一些巧媚逢迎、恃寵沽權的人進行斗爭。當時有一個左司郎中叫王本立的恃寵放肆，仁杰上書皇帝揭露他并要求治罪，皇帝卻下令令免他。仁杰再次上書表示堅決反對，據理力爭，最終本立被判有罪。整個朝廷都受到震動。還有司農卿韋弘機為了博得皇帝寵幸，就引誘勸導皇帝大興土木，造了許多壯麗的宮殿，狄仁杰上表糾劾，認為韋弘機在引導皇帝去追求奢侈生活，勞民傷財，要求予以治罪。最后皇帝不得不向狄仁杰低頭，罷免了韋弘機并交刑部治罪。

在武則天的侄子武承嗣弄權期間，酷吏橫行，朝廷上彌漫著恐怖和高壓的氣氛，但是狄仁杰也從未向這些集團低頭屈服，而是利用自己的職權同酷吏來俊臣和武則天的男寵張易之、張昌宗等進行了或明或暗的斗爭。

二、仁政愛民

無論是在任期間，還是在狄仁杰死后，他被人們稱贊并留名青史的更多的是他仁政愛民的種種政舉。

有次，皇帝帝臨幸汾陽宮，狄仁杰擔任知頓使。并州長史李沖玄動用勞動力數萬為皇帝改馳道。仁杰制止了這種勞民靡財的舉動。皇帝聞說后，大加贊揚：“真丈夫哉！’

類似的情況還有。武則天迷信佛神，曾下令造浮屠大像，估計費錢要數百萬，官府沒有能力完全承擔，就下詔天下僧日施一錢贊助。仁杰諫說：“這樣的工程肯定最終受害的還是普通百姓，鬼神自己又不會生錢。現在邊疆不安定，應該寬減賦稅，這樣既費官財又竭人力，將來萬一一方有難，何以救之？”則天聽從他的建議，罷役。

洛陽龍門石窟盧舍那大佛

朝廷要發兵攻打西域，揚大唐國威，下令讓百姓鎮守疏勒四鎮，百姓怨苦。又是狄仁杰上諫勸說荒地，說這樣行役既久，怨曠者多。并且會導致害氣發作；蟲螟暴生，水旱四起，耗竭中國。

武則天在位期間，少數民族政權契丹攻陷冀州，河北震動，當時仁杰任魏州刺史。前任刺史害怕敵人來攻，就逼使百姓修建城池，貯備戰具，日夜守城。狄仁杰說，“敵人離我們還很遠，為什么要自己驚擾自己呢？敵人要是來了，我們自己想辦法，何苦為難百姓？”就讓百姓繼續農耕。契丹聽說后也就自己退兵了。百姓們都很愛戴他，就為他立了生祠表示紀念。

狄仁杰還擔任過河北安撫大使。當時突厥侵入趙、定（河北境），殺掠甚眾，有很多百姓被突厥逼迫從戰，突厥退后，他們害怕政府追究，就四下逃匿，給社會造成了很不穩定的影響。仁杰就上疏請求朝廷赦免河北百姓。武則天聽從了他的建議，特赦了這批死囚，改殺為流，安撫了百姓，穩定了局勢。

對于少數民族的問題上，狄仁杰也表現出當時難得的和善、平等態度。寧州在今甘肅寧縣、正寧一帶，是一個民族成分比較復雜的地區。狄仁杰被任命為寧州刺史后，很注意妥善處理少數民族與漢族的關系，采取一視同仁的態度，使境內居民都能和睦相處。他的這種做法，受到當地人民的贊美，人們稱他為狄使君，并給他樹立了德政碑。

到了垂拱四年(688年)，狄仁杰又被任命為豫州刺史。當時越王李貞起兵造反，結果兵敗，因為兵變被牽連的人極多，有二千多人要被處死。仁杰給他們去掉械具，并給武則天上密疏，解釋說：這些人都是被牽連耽誤的，并不是他們的本意要和朝廷作對，希望皇帝能夠憐憫他們，寬大處理，于是朝廷下令免死罪，讓他們去戍邊。幾個月之后，當流放者的隊伍到達寧州的時候，寧州的父老接待了他們，并說：“你們是我們的狄使君救過來的呀!”他們在德政碑（就是前文所寧州百姓立的石碑）下痛哭起來，“齋三日而后行”，當這二千多人到達目的地后，也為狄仁杰立了碑。

三、擁立太子，興復唐室

對于后來的史家來說，狄仁杰一生最值得大書一筆的事件就是興復唐皇室。圣歷元年（698年），武則天的侄兒武承嗣、武三思數次使人游說太后，請立為太子，以接替皇位，篡奪李唐江山。眾大臣則勸說武則天順應民心，還政于被流放的廬陵王李顯。面對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武則天猶豫不決。在此情況下，狄仁杰以政治家的深謀遠慮，從母子親情的角度勸說武則天，說：“如果您立兒子繼承皇位，則千秋萬歲后您可配食太廟，被供奉祭祀，享受子孫后代的祭拜；如果立您侄兒為太子，我們沒有聽說過侄兒做了皇帝而把自己的姑姑敬奉于廟堂中的。”正是這番話語使得武則天感悟，親自迎接廬陵王李顯回宮，立為皇嗣，唐祚得以維系。因此，在繼武則天之后的其他李唐皇帝，都對狄仁杰尊崇不斷。這也是狄仁杰得以青史留名的一個重要原因。

唐中宗李顯（656—710），唐朝第四位皇帝

四、知人善任，推薦賢才

作為一名精忠謀國的宰相，狄仁杰很有知人之明，也常以舉賢為意。一次，武則天讓他舉薦一名將相之才，狄仁杰向她推舉了荊州長史張柬之。武則天將張柬之提升為洛州司馬。過了幾天，又讓狄仁杰舉薦將相之才，狄仁杰曰：“前薦張柬之，尚未用也。”武則天答已經將他提升了。狄仁杰曰：“臣所薦者可為宰相，非司馬也。”意思是說，我推薦給您的人是有宰相之才的，而不是做個司馬就可以了。（唐代的主要行政區之一是州，州官稱刺史，屬官有長史、司馬等。司馬屬于閑職，一般用來安排被貶的官員。）

由于狄仁杰的大力舉薦，張柬之很快被武則天升為宰相。后來，在狄仁杰死后的神龍元年（705年），張柬之趁武則天病重，擁戴唐中宗復位，為匡復唐室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狄仁杰還先后舉薦了桓彥范、敬暉、竇懷貞、姚崇等數十位忠貞廉潔、精明干練的官員，他們被武則天委以重任之后，政風為之一變，朝中出現了一種剛正之氣。以后，他們都成為唐代中興名臣。對于少數民族將領，狄仁杰也能舉賢薦能。契丹猛將李楷固曾經屢次率兵打敗武則天的軍隊，后兵敗來降，有關部門主張處斬之。狄仁杰認為李楷固有驍將之才，如果能恕其死罪，他必能感恩效節，于是奏請皇帝免其罪，授其官爵，委以專征，武則天接受了他的建議。果然，李楷固等率軍討伐契丹余眾，凱旋而歸，武則天設宴慶功，舉杯對狄仁杰說“公之功也”。由于狄仁杰有知人之明，有人對狄仁杰說：“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天下的名臣能士都在狄公您的門下啊。

久視元年(700年)九月，狄仁杰因病去世。終年七十有一歲。他死了以后，武則天流著眼淚說：“朝堂空矣!”

《唐書》中以史臣的口吻給狄仁杰以高度評價：

“史臣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致廬陵復位，唐祚中興，諍由狄公，一人以蔽。或曰：許之太甚。答曰：當革命之時，朋邪甚眾，非推誠竭力，致身忘家者，孰能與于此乎！仁杰流死不避，骨鯁有彰，雖逢好殺無辜，能使終畏大義。竟存天下，豈不然乎！”

四、并非完人——妒忌、貪婪的狄仁杰

總結狄仁杰的一生，可以說，他是唐代乃至整個中國古代杰出的政治家，他一生的光芒更多的是體現在他為官期間，體恤百姓，為國為民所作的貢獻上，而他在斷案方面的成就，不過是整個森林中的一片樹葉而已，后人反而一葉障目不見森林，只窺一斑而不見全豹。

另外，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對待任何人或者事都必須采用兩分法，辨正的看。看待狄仁杰也應如此。在對他進行肯定的同時，我們也必要看到，他身上同樣不可避免的存著不少缺點乃至陰暗面。

武則天任用來俊臣等酷吏大搞恐怖政治，當時任春官尚書的狄仁杰和天官侍郎任令暉、文昌左丞盧獻等五人，都被人誣告下獄。俊臣利用種種酷刑，威逼利誘狄仁杰承認謀反。說，如果承認可以按照慣例減死。狄仁杰受刑不過，承認自己謀反：“大周革命，萬物維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一說認為這狄仁杰以退為進的策略，但是這也確實反映了他性格中軟弱的一面。

狄仁杰任宰相時，有個姓盧的堂姨住在午橋南面的莊園里。堂姨有個獨生兒子，從來不和親戚走動。狄仁杰閑暇之余，就會到莊園看望盧姨。有次正趕上他表弟從外打獵歸來。表弟進屋后侍候母親用飯，并同狄仁杰隨便地打招呼致意，并不十分巴結或者恭維這位當朝宰相。仁杰便向堂姨說：“我現在是朝廷宰相，表弟喜歡干什么，我一定盡力讓他如愿以償。”盧姨說：“宰相的權勢自然是極為顯貴的。你姨只有這么個獨生兒子，我不想叫他去侍候女皇。”狄仁杰聽了，心里十分羞愧。

《大唐新語》還記載著這樣一個故事：高宗年間，有個叫婁師德的宰相在位前后四十余年，恭勤接下，孜孜不怠，忠實沉厚。狄仁杰能夠擔任宰相，就是師德秘密推薦的。等到狄仁杰和婁師德同列為相后，很是輕視師德，并且經常排擠他，想把貶到地方上。師德知道后并不在意。武則天覺察了這些，問仁杰曰：“師德賢乎？”狄仁杰回答說：婁師德這個人謹慎小心，他是否賢能我就不知道了。言下之意就是否定。武則天又問狄仁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官，未聞其知人。”則天曰：“朕之用卿，師德實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杰大慚而退，嘆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容，莫窺其際也。

婁師德（630—699），唐朝宰相，名將

關于婁師德包容豁達，與世無爭的故事也有很多。師德有個弟弟將要出任代州都督，臨行，師德囑咐說：“我沒有多大的才能，做了宰相，你又要做顯赫的地方官。我們一家這樣子，肯定會招致別人的妒忌，你打算怎么處世呢？”弟對曰：“以后即使有人朝我臉上唾口水，我也不會說他一句，自己擦掉算了。這樣子應該不會再讓兄長擔心了吧。”師德曰：“這正是讓我擔心的啊。有人唾你，是因為有怒火啊，你把它擦掉，是逆反他的怒氣啊。唾不拭將自干，你為何不能笑而受之呢？”這樣胸懷豁達、容忍讓人的一個人，狄仁杰也不能相容，甚至恩將仇報，可見，狄仁杰的胸懷并不是十分的寬廣。

《太平廣記》也記載著狄仁杰心胸狹窄，睚眥必報的故事。有次狄仁杰被貶官，路經汴州，想留住半天。開封縣令霍獻可追趕他當日必須離開縣城出縣界，因為當時唐律規定，貶官流人上路有期程時間限制。狄公含恨很深。等到狄仁杰又回朝當了宰相。霍獻可已經做了郎中。狄仁杰想中傷霍獻可但沒成功。則天皇帝命擇選御史中丞，共兩次承旨，都忘記了。后來則天又問他這件事。狄仁杰倉猝應對，回答不出來，心中只記得霍獻可，就上奏說霍獻可這個人可以，則天下旨提升霍獻可為御史中丞。后來狄仁杰對霍獻可說：“我當初恨你，現在卻推薦你，這才知道是天命啊，怎么能由人呢？”雖然還是他舉薦了霍獻可，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說，這并不是他的本意。由此，也可以反映出狄仁杰狹隘的一面。

在朝堂之上，狄仁杰也曾經惡語傷人，嘲諷過別人。時任秋官侍郎狄仁杰有次嘲笑秋官侍郎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驢。”——因為“盧”字加上“馬”就是“驢”字。盧獻也毫不示弱，說：“中劈明公（即狄仁杰），乃成二犬。” 狄仁杰說：“狄字犬傍火也。”不是二犬，盧獻接口說：“犬邊有火，乃是煮熟狗。”如此玩笑，傷人傷己，有點過分和不合時宜。當然這也要歸因于唐朝文明開放的大環境，所以唐朝官場多有調侃對罵的不雅習俗。

唐代曾經有一個叫浮休子的人，和門客品評當朝名人，說：“婁納（前面提到的婁師德）言性格直爽又溫和，寬厚又嚴肅，外表愚笨而內心聰慧，表面糊涂而心里明白，就像萬頃波濤，深不見底但不污濁，有如百練生絲，不易磨損，可稱得上是正人君子了。”

談到狄仁杰時，浮休子說：“粗略地懂得經典歷史，簡單地會寫一點文章，敢于直接給皇帝提出規勸和意見，有古人的風格。主張拆除濫設的祠廟，有堅強的品德，心理光明正大，近墨不黑。有膽略有氣魄，處理事務英明果斷。晚年喜愛錢財成癖，成為同晉朝的和嶠一樣有才能、有作為，而又貪婪吝嗇的人。”

由此也可見，狄仁杰身上確實存在著不少的缺點，不過由于他在百姓心中崇高的地位和在朝廷顯赫的官職，所以很少被提及罷了。

五 、狄仁杰為什么會有那么多的傳奇？

關于狄仁杰的種種傳奇和故事，不僅在現在，而且在唐代就已經有很多。有的是比較真實的逸聞趣事，有的則是完全虛構的鬼神故事。在唐代的從《太平廣記》、《朝野僉載》和《隋唐嘉話》等唐代筆記小說里可以找到很多，后來對于他緣飾附會的越來越多，包括荷蘭人高羅佩的小說《狄公案》和其他的影視文學作品等等，大都是虛撰的成分居多。狄仁杰為什么會有那么多的傳奇？

這和狄仁杰的經歷以及生平所為密不可分。無論是做地方官還是在中央任職，狄仁杰都體恤百姓，仁政為民，為百姓做了很多實實在在的好事。在他生前，就有很多州縣的百姓為他立生祠紀念他的功德，至于用其他方式來對他表示紀念的就更不勝枚舉了。人民藝術的創造性是巨大的，所以在種種的民間傳說中就有了狄仁杰的身影，人們通過種種的藝術形式，在各種版本的神鬼傳奇、故事傳說中，對狄仁杰的形象神化、抬高，尊崇不已。這是一個原因。

此外，由于狄仁杰在政治上的巨大貢獻，尤其是他竭盡全力擁立太子，興復唐室，讓李唐王室重新光復，這在李唐統治者眼里以及在史家的眼里簡直就是莫大的功勞，遠勝于其他的中興功臣，所以在他死后，得到了各種榮譽：贈文昌右相，謚曰文惠。中宗即位后，又追贈司空。睿宗又封梁國公。天寶六載正月，皇帝特地下詔：中宗室加狄仁杰、魏元忠、王同皎等十一人配享。對大臣來說，能供進入皇族的神廟中，陪同歷代皇帝享受祭祀，青史留名，這簡直就是最大最大的榮耀。

無數的史家在史書中也對狄仁杰褒贊有加，都在于狄仁杰維護了李唐的統治利益以及他在政治上杰出的作為。

此外，佛家、道家出于自己的需要，也都在各自的宣傳、傳播中給狄仁杰留下了一席之地。在佛家，會講狄仁杰“全人名節，成就功業”的故事，而道家說狄仁杰“望云思親”的故事———有一天狄仁杰出外巡視，途經太行山，就登上山頂觀云，感慨萬千，對他的隨從說：“我的親人就住在白云底下啊。”徘徊了很久，禁不住流下了思親之淚。

所以在北京白云觀的“二十四孝”故事里就有了望云思親的故事和下面這首詩：朝夕思親傷志神，登山望母淚流頻；身居相國猶懷孝，不愧奉臣不愧民。正如后人評價：儒家、佛家、道家都拿狄仁杰作榜樣，狄仁杰做人做到這個份兒上，也算是千古少有了。

縱觀狄仁杰的一生，可以說是宦海浮沉。作為一個封建統治階級中杰出的政治家，狄仁杰每任一職，都心系民生，政績卓著。在他身居宰相之位后，輔國安邦，對武則天弊政多所匡正。狄仁杰在上承貞觀之治，下啟開元盛世的武則天時代，作出了卓越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