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文學獎沒有頒給中國，恰恰證明了“作者權威時代”的終結??

? “邁向全球的當代中國文化產業”研討會會務組

【導讀】殘雪再次陪跑諾貝爾文學獎，但諾獎在國際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也越發受人質疑。在傳統文學影響力江河日下的同時，中國生產的各種新形態文化產品在國際上展現出了不俗的影響力。一方面，好萊塢為代表的傳統“高地”正在衰落；另一方面，中國的網文、網劇、網游在國際市場取得亮眼表現。到底如何理解中國文化產品的出海的實踐？其發生原因、傳播機制與競爭優勢是什么？它在什么意義上能夠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又在何種條件下能夠為日漸動蕩且缺乏共識的國際社會提供新的“有關未來的想象”？思考、厘清這些話題，是我們理解中國文化出海實踐，推動其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礎。

本文指出，網文、網劇、網游的成功都并非偶然。網文方面，核心優勢不止是內容輸出，更是機制與套路的輸出。以“起點”為代表的新商業模式與生產機制，組織生產出的“套路”，以及背后寶貴集體智慧和數據庫資產，是中國網文在國際文化市場流行的“硬通貨”。網劇方面，長劇短劇各有亮點，文化承載“厚重與否”卻值得注意。長劇廣受國內外好評，平臺（如WeTV）海外用戶迅速增長，短劇出海更是態勢迅猛，其中，短劇的迅速流行與其作品形式上的“低門檻敘事協議”相關，因而也留下了淺薄化的隱憂。網游已成為工業化程度最高、成本投入最大的文化產業形態。我國在游戲制作上的比較優勢明顯，擁有市場、場景、人才等綜合優勢，部分技術追平或領先，但也面臨政策不確定性和題材限制等問題。

當代中國的文化出海實踐中，創新和價值內核缺一不可。長周期看，技術迭代比內容更能決定產業格局，這既包括技術創新，也包括與之相應的商業模式創新，這尤其需要龍頭企業和平臺企業的推動。中華文化價值觀是內核，但呈現方式可多元、隱性。當前，由于各類新型文化產品在傳播與消費上的特點，加之中國在文化產業上的生產優勢，中國年輕人與世界年輕人“對接難度史無前例低”，文化作品的傳播能力也史無前例的強；我們需要在做好產品的基礎上，把文化浸入作品之中。

“講好中國故事”，首先得講好故事。外國讀者是為了看“好故事”，順便看見中國。這是當前文化出海的底層邏輯。在此基礎上，文化產品還需要有能力 “塑造未來想象” ，回答“中國希望給世界提供什么樣的未來”。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我們需要重建成熟、連續的國家敘事體，探索多主體共創機制，支持社會科學研究，建設文化產業公共基礎設施，加大支持發展中國家市場開拓。

本文系《文化縱橫》雜志社舉辦的“邁向全球的當代中國文化產業”研討會綜述，供讀者參考。

所有的成功都并非“理所當然”

——中國文化出海背后的深層邏輯與動因

近年來，以網劇、網文、網游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出海“新三樣”，在國際市場取得亮眼表現。當越來越多外國人感慨好萊塢等美國文化產品日漸衰落，轉而愛上中國數字文化內容時，其背后既有中國國力日益強大所帶來的“逆襲”般精神朝氣，也同數字技術快速發展為中國文化產品在帶來的時代機遇密切相關。

近日，《文化縱橫》雜志社舉辦“邁向全球的當代中國文化產業”研討會。來自北京大學、中央民族大學、華東師范大學、機核網等學界和業界專家深入探討數字時代中國文化出海的特色、動能與前景。當透過中國“新三樣”海外走紅的現象，嘗試厘清其邏輯、動因、價值與挑戰時，我們會看到這些成功都并非“理所當然”，而其發展前路也依然征途漫漫。

▍“新三樣”的成功奇觀與些許隱憂

1、網文：中國“獨成奇觀”式的發展推動文學在當今世界的繁盛

今年5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2024中國網絡文學發展研究報告》顯示，在AI翻譯等助力因素下，中國網絡文學的全球化表達邁入“全球閱讀、全球創作、全球開發”的新階段。作為領軍企業的閱文集團，2024年度簽約海外出版授權數同比增長80%，授權金額同比增長超200%，創下歷史新高。同樣在去年，《詭秘之主》《全職高手》《慶余年》等10部中國網文被收入大英圖書館館藏，這是繼2022年大英圖書館首次收錄16部中國網絡文學作品之后，中國網文再度入藏這一全球最大的學術圖書館之一。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邵燕君表示，如今很多人感慨“現在大家都不看書了”，其實并非僅僅中國如此，世界各地都大同小異——文學本身是當代并不那么受寵的文化消費類型，但中國網絡文學之所以能形成規模，它并非擠壓了存量小說讀者，而是在互聯網時代激發出新的需求。

與此同時，從全球視角觀察，中國網文并非簡單地從“高地”流向“低地”，而是在激烈競爭的世界格局中“勝出”——包括擊敗日本的輕小說、韓國同時期的網文等。原因在于中國網文產業不是簡單的“網絡”+“文學”，而是將互聯網的媒介基因轉化為平臺運行機制，原創出一套與網絡媒介最匹配的生產機制。

以起點中文網為代表的“起點模式”——依托用戶推薦的UGC生產機制、VIP付費商業模式等，突破了傳統文學規則，創造了新的生態。網文的“爽點”敘事與“逆襲”套路具有極強吸引力，不僅滿足了國內數億新讀者，還在包括英語在內的多語種世界市場實現破圈。

中國網文的核心貢獻不止是故事內容，更是機制與套路的輸出。很多人或許瞧不起所謂的“套路”，但這些套路——包括對互聯網傳播機制的深刻洞察和運用，形成的寶貴集體智慧和數據庫資產，都成為了中國網文在國際文化市場流行的“硬通貨”。甚至說，網文作為IP產業鏈的初始環節，后續能衍生出影視劇、音樂、游戲甚至周邊產品。但為何有些改編并不成功？原因往往是部分導演、編劇過于驕傲，他們自以為能改編得好，實際上其改編很可能是無數此前被淘汰的內容之一。正是因為中國網文生態已進行了如此大規模的實踐，積累了太多失敗經歷和豐富寶貴經驗，才得以在世界范圍內站穩腳跟。

在邵燕君看來，當前，在AI翻譯等技術和大企業的資本助推下，網絡文學正推動全球文學由印刷文明向網絡文明轉型。中國對世界網絡文學的反哺貢獻，不僅是煥發中國魅力的中國故事，更是成熟的機制、千錘百煉的類型套路、實時更新的數據庫。如果沒有中國網絡文學“獨成奇觀”式的發展，文學在這個時代未必會如此繁盛。

2、網劇：長劇短劇各有亮點，文化承載“厚重與否”卻值得注意

除了網文，中國數字企業也積極運用數字技術和平臺優勢，將中國優質影視內容帶到全球。作為文化載體的“中國劇集”也已逐漸成為國際文化消費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三體》《繁花》《漫長的季節》等優質作品在海內外受到一致好評。中國長視頻平臺，已在東南亞地區吸引了眾多用戶，逐漸同Netflix為代表的美國長視頻平臺形成分庭抗禮之勢。以騰訊視頻國際版WeTV為例，其2024年全球下載量接近8000萬，播放量近50億。與此同時，中國短劇出海更是在近期取得飛速發展，諸如“霸道總裁愛上我”的橋段背后，是中國短劇內容和商業模式的“雙重”快速輸出。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國際合作司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中國微短劇海外應用已突破300款，全球累計下載量逾4.7億次。

知名影評人和作家、華東師范大學國際漢語文化學院毛尖教授，對今年的《歸隊》《生萬物》等歷史題材長劇作品予以肯定。但針對短劇出海，她表示了一定的審慎保留態度。在其看來，一方面，短劇這種文化產品形式通過運用低門檻敘事協議，使中外民眾都能看懂，從而獲得新的文化適配力，這對于推動全球相互理解與對話有著重要價值。但另一方面，往往以“復仇爽劇”為代表的短劇內容，其快速傳播的背后往往缺乏歷史深度，而導致文化“淺薄化”。影視劇和短劇實際上是兩種邏輯，倘若“國家隊”不顧邏輯，直接進入短劇行列，將難免造成巨大影像缺失和文化權威性稀釋。

從他山之石的角度看，毛尖指出，日本“大河劇”通過60年來的持續創作，既具有明確目標設定、風險管控和反饋機制，將歷史研究、影視創作、觀眾反饋形成了流程化閉環；又完善了“層累式”歷史敘事體系，將日本國家歷史、民族共同體意識融入劇情，而非碎片化表達，實現了長期文化積淀，這對于當下中國有著參考借鑒意義。目前中國正處在向上發展階段，更應追求更大格局敘事與理論矩陣建設，以避免文化出海流于淺層娛樂和過于自我沉醉的“小確幸”，而是要讓年輕人受到“不確定性”的能量召喚，為中國的大國形象提供更有力的文化支撐和想象力。

3、網游：已成為工業化程度最高、成本投入最大的文化產業形態

去年，《黑神話：悟空》在全球獲得熱捧，成為海外玩家了解中國西游文化的重要窗口。中國音數協游戲工委《2025年1-6月中國游戲產業報告》顯示，今年上半年，我國自主研發游戲海外收入達95.01億美元，同比增長超11%，領跑全球游戲市場的增量賽道。

機核網主編白廣大指出，中國游戲出海主要歷經三個階段：早期自發生長（2004年-2012年）；移動端手游崛起（2012年-2019年）；以及近年來，產業主體加大技術和資本投入，實現工業化驅動（2020年至今）。當前中國在數字文化內容，尤其游戲生產上，在全球范圍內有兩大比較優勢。一是，中國具有經濟體量大、應用場景多、人才儲備充足的綜合優勢；二是技術方面，我國已有顯著突破，部分已能追平甚至超過世界先進水準，AI快速發展又帶來了更好的技術平權，使得生產力不斷得以提升。

白廣大以騰訊投資的Epic Games公司旗下“虛幻”游戲引擎為例，表示其在影視劇拍攝、城市和交通規劃、汽車設計等諸多領域擁有廣闊空間。這表明，游戲雖然主要是為了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但其推動的技術革新也可以反哺現實世界發展，對當前經濟社會發展和青年就業具有重要指導意義。目前，中國游戲產業已成為最工業化、成本最高的文化形態，依托龐大精密的技術體系和創作者人才儲備，是其他諸如影視、文學所無法比擬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陶慶梅也表示，作為一種泛文化形態，游戲對年輕人有著突出吸引力。對此，應正視游戲的泛文化、泛娛樂特性，生產出更多優秀游戲產品，在彰顯其價值的基礎上，推動其國內和國際傳播。

在游戲產業出海迅速發展的同時，白廣大也指出了當前仍存的挑戰，主要表現在政策不確定性，及其所帶來的題材限制與創新困境。比如，相關項目可能因審查問題被否決，導致巨額投資打水漂，連帶音樂、影視等上下游產業鏈受沖擊，甚至引發行業“去工業化”回退。對此，如何為以游戲為代表的數字內容行業提供穩定的政策預期、包容的創新創業環境尤為重要。

▍文化出海背后的創新要素與價值承載

1、創新是文化產業發展的革新性力量

數字技術助力文化出海的背后，離不開相關產業主體對科研和創新不斷加大的投入。中央民族大學中國式現代化研究院執行院長黃斌教授指出，文化產業本質上是一個產業，縱觀全球，任何產業發展都離不開創新，文化產業也不例外。“內容為王”更多在短周期內成立；而在長周期里，一旦出現技術迭代，技術的力量就會迅速改變整個產業格局，造成“代差式碾壓”。如果缺少合適的傳播平臺、采用過時的內容形式，“好內容”能實現的影響力也會非常有限。當前，恰恰是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數字技術變革快速發生的時代，因此技術比內容更為重要，其正在引領產業的發展變化。

在技術快速迭代的背景下，文化出海應依托先進生產力，產業發展關鍵在創新。而創新也并不只局限于技術創新，還包括商業模式創新在內的整個創新生態體系構建。龍頭企業、平臺企業一邊匯聚內容生產者，另一邊對接技術供應方，更能推動和融合相關領域創新成果應用于文化產業，并拉動整個產業鏈的協同創新，進而形成創新生態。因此在當前階段培育和發展龍頭企業、平臺企業對文化產業創新發展尤為重要。

在歐盟《2024年產業研發投資記分牌》報告中，全球研發投入最多的前20家企業中，有兩家中國企業，分別是華為和騰訊，都是數字企業，這充分說明了數字企業的創新能力，數字企業將是未來我國文化出海的主要載體，數字經濟將是我國文化出海的主戰場。在政策上我國也應該支持龍頭企業尤其是數字文化企業、平臺企業出海，參與國際競爭。

2、中華文化價值觀內核寶貴，外在呈現可豐富多元

當前，數字文化生活在全球年輕人中尤其受到青睞。針對青年群體作為“數字原住民”的現象及特征，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助理研究員單嗣平表示，文藝的迭代不光是技術的迭代，也是觀眾的迭代。以游戲為例，作為文化傳播工具，由于玩家深度參與所帶來的“具身性”降低了跨國文化對接的難度，游戲成為年輕人理解世界的重要媒介。今天中國許多文藝作品之所以能同很多國家觀眾或玩家共鳴，恰恰是因為今天中國年輕人同世界年輕人的對接難度是史無前例的低，雙方對文藝世界理解的一致性在逐漸提高。

與之對應的是，當前一些純粹意識形態的敘事統攝力存在下降，年輕人雖然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但并不依賴相關傳統理論理解世界，而是通過數字空間構建認知。對此，大可坦然看到，文藝作品作為宣傳工具的一種載體，各國均如此，因此中國尤為需要重視通過數字文化產品，為中國和世界“塑造未來想象”。

黃斌教授也表示，重視技術絕不意味著忽略文化產業的價值觀引領。文化價值觀往往以更隱性的方式浸潤在具體的產品中。以游戲產業為例，不同國家的游戲里，對“英雄人物”的屬性設定往往不同——美國游戲可能更強調力量和敏捷，日本游戲則更注重忠誠和統率。這些看似只是技術設定，實際上反映出不同文化對“英雄”概念的差異化理解，也反映出各國文化特征。

從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脈絡看，黃斌認為，我們正在經歷從模仿到自主的過程。以游戲行業為代表，最初做游戲的中國企業往往是發現國外某款游戲賣得好，于是選擇效仿。但現在越來越多企業“從零開始”，原生性思考“這個事情本來應該是什么樣”，進而討論產品究竟該怎么做，而非“市場覺得這樣會賣得好，于是我這樣做”。

黃斌相信，當文化產品開發堅持上述專業精神和獨立精神時，原生性的中華文化定會融于其中，并從不同方面得以彰顯。甚至說，它不一定完全只以“內容”呈現，而是可以在各個方面都體現出來，因為文化具有突出的“浸入性”。比如《黑神話：悟空》《原神》《王者榮耀》等游戲，用各種巧妙的方式把中國傳統文化元素融入玩家體驗，共同推動了國際游戲玩家對中國歷史文化的了解。開發團隊不再單純從“市場想要什么”的動機出發，這是越來越自信的表現，也是越來越能做出真正好產品的表現。相信未來諸如《黑神話：悟空》這樣的優秀文化產品會越來越多。

▍“講好中國故事”需要政府、市場和社會更好協力

“今天我們說‘講好中國故事’，首先得講好故事。外國讀者是為了看‘好故事’，順便看見中國，這是底層邏輯”，教授邵燕君如是說。單嗣平則表示，文藝作品本質上都是宣傳工具，每個國家均如此，但怎樣的工具更有力量，取決于誰更有能力“塑造未來想象”。對此，多位與會專家均表示，要想更好推動中國文化出海、講好中國故事，需要政府、市場和社會多方加強協調與合作，呼喚文化生產迸發更大解放力和想象力。

毛尖教授指出，重建國家敘事體，通過影視牢固締結一個有連續性有情感聯結的共同體，尤其在邊疆/領土題材上。在她看來，中國已經產出了相當多具有代表性的影視作品，像《流浪地球》系列代表了中國的世界政治想象，《山海情》是民族國家新史地敘事、《我在故宮修文物》劇集是家國一體的日常史詩。今天，我們重提國家敘事體，一定要從上世紀80年代的傷痕體中走出來。她呼吁構建一個更具未來屬性的共創機制，在國家治理、社會動員和文化生產中，加大探索包括政府平臺、商業平臺，也包括觀眾自媒體平臺等在內的多主體合作，以構建多方協商的創作和聯動邏輯。

單嗣平和白廣大則均認為，企業在重視技術和商業模式創新的同時，也應加大對社會科學研究的關注和支持，幫助產業從業者搭建文化領域的“公共基礎設施”，比如建立文化產業歷史數據庫等。對于文化出海，可以加大支持發展中國家市場開拓，而非必須瞄準歐美市場。國家、企業和社會都需要回答“中國希望給世界提供什么樣的未來”這一重要命題。

編輯 | Yudong

本文系《文化縱橫》雜志社舉辦的“邁向全球的當代中國文化產業”研討會綜述，供讀者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