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磊：戰后英德日俄等對美國經濟的挑戰為何都失敗了

作者：肖磊看世界

最近對國際各類局勢關注比較多，總體來說，如果基于叢林化的理解，就非常簡單，討論起來也不會有難以理解的地方，但這恰恰是把未來簡單化了，如果要提高對未來的理解難度，以及更有意義和價值的進行討論，就要摒棄完全基于叢林化的邏輯。

因為叢林化這種現象的存在，很容易讓大家進入一個誤區，即世界格局和未來的文明體系，是基于戰爭或硬實力的完全性解決方式，也就是說，世界注定將進入到完全“統一”時期，比如可以類比為中國的戰國時代，必然會出來一個秦國一樣的國家，然后還必須得是武力來“統一”全球。這就是基于叢林化的理解方式，獲得的一個終極結論，否則叢林化的理解就過于形式化，而沒有終極理解意義了（叢林化解釋需要一個結果）。

但事實是，僅僅俄烏沖突就可以看出，叢林化的未來世界是行不通的，至少一百年之內都很難，因為就算烏克蘭被俄羅斯打敗了，也還有歐洲其他國家，以及歐盟。甚至從歐盟和美國這兩個傳統型的友好型體系去看，也存在并行、并存的歷史趨勢，很難看到一方完全會從屬一方的走勢。

在這樣的背景下，同時又不能否認彼此之間的競爭關系，也就是如果整體的趨勢并不是叢林化的，那局部的關系會不會叢林化呢，這個是很有可能的，而且并不是今天才有，但這不能用來解釋全局。

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個有更大希望的國家或體系，不僅要有防御被局部叢林化的國防等實力，同時還需要考慮另一個重要的全局性因素，就是什么是未來非叢林化的力量，因為這一力量才是大國體系的核心部分（大國的軍事安全是默認的，不言而喻的）。也就是說，大國之間，誰也吞并不了誰的時候，什么因素才是決定彼此未來競爭和走向的關鍵。

這就要從二戰后的格局說起。

二戰后世界最大的變化，是美國的全球性崛起。事實上在一戰之前，美國就已經崛起了，但并不是全球性崛起，美國對全球事務的參與度，在二戰之前，主要是制造業和貿易等層面的。這意味著什么呢，就是盡管二戰后歐洲失敗了，美國獲得了更多的顯性力量，來要求歐洲按照美國的體系來發展，但歐洲當時更大的邏輯是，迫于形勢，而非真正認可美國。其實戰后的日本也是一樣的道理。

于是，像二戰后，英國、德國、日本就逐漸的在經濟等領域嘗試對美國發起挑戰，這種挑戰有主動的部分，也就是從戰爭當中復蘇之后，試圖擺脫美國的部分，也有被動的，在發展過程中，遭遇美國打壓而進行的策略性反抗。

很顯然，都失敗了，英國在全球文化和價值觀等體系，不得不傳承給美國，美國對英國更進一步的產業轉移，比如把倫敦的金融產業等轉移到紐約，英國都試圖進行過各種抵抗，但都沒有成功，當時摩根財團等在美國地位的上升，不僅僅是因為其金融等影響力，而是這些美國本土生長起來的財團，幫助美國幾乎挖空了倫敦的金融人才和產業體系，都搬到美國去了。

德國和日本經濟對美國發起的挑戰，很多人覺得可能是因為人口、土地、規模等，終究不是美國的對手，但實際上如果從這些要素去理解，那就又回到了農耕和游牧文明時代的完全叢林法則主導，實際上如果按照這種邏輯，德國和日本等對標的，就不僅僅只有美國了，比如巴西、印度等，為什么是美國呢？

也就是說，僅僅從人口、土地、資源、規模等去衡量的話，美國并不會天然的是一個具有世界霸權能力的強國，北美這片土地萬年以前也都存在人類和各種文明體系，但都不是世界上最強的。

如果從軍事體系去理解，實際上二戰就是一個非常好的證據，二戰之前，真正的對全球的征服野心，恰恰來自德國和日本，而不是美國。也可以這么說，當時真正相信自己有軍事能力，并認為在區域和全球很難有對手的，恰恰是德國和日本等，也不是美國。所以說，軍事能力也不是美國成為當今美國的最根本力量，而只是附屬性副產品。

當然，這個時候很多人會開始討論，那是不是因為制度體系呢，其實也不是，我已經說了，二戰后，如果蘇聯跟美國競爭的失敗，是因為制度問題，英德日等都不是，其制度體系跟美國反而是非常相似的，在大的制度框架層面分不出制度的絕對優劣。

那到底是什么呢？

其實最根本的原因是，英德日等，在挑戰美國經濟的過程中，逐步的，關注點和策略跟不上了，也不能說走歪了，而是跟不上或不敢跟了。

這就要對美國的發展做一個核心總結，理解美國的整體性，需要從一個核心特點去看，即：“沒有上限和沒有下限”的發展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美國這個國家，在發展自己的時候，沒有上限，也沒有下限，但對于美國自己來說，只關注如何打破上限，而不太關注如何提高下限。

包括英德日在內，在其發展的過程中，很容易盯住美國的“下限”，但問題是，美國根本就沒有“下限”。就像當下的“斬殺線”、愛潑斯坦等來說，以及一輪又一輪的經濟和金融危機來說，根本就沒有“下限”。所以當你把注意力集中到這種事情上的時候，你就會發現，或做出一種判斷，說美國沒有可持續性，或者說這樣的國家沒有未來，因為沒有“下限”。

這個時候，英德日等就非常容易跟美國比“下限”，既然美國的“下限”那么低，我只要專注于提高本國的“下限”，很容易就可以超過美國，而且提升“下限”的方法是確定的，只需要決策、決心和核算成本的問題，沒有什么未知性挑戰。

于是，大家開始用提高“下限”的方式，來專注于跟美國的競爭，也就是試圖用提高“下限”的方式，超越美國。這確實更容易一些，但這注定失敗（我說的是跟美國的競爭）。這不是說提高“下限”不好，而是說，跟美國的競爭，僅僅提高“下限”，或專注于提高“下限”的模式，注定是跟不上美國節奏的。我前面已經說了，美國是一個沒有上限，也沒有下限的國家發展模式，你跟沒有下限的國家比下限，肯定贏。

所以，導致英德日等戰后對美國經濟挑戰失敗的，最根本的一個錯誤方式是，跟錯了節奏，也就是把更大的關注美國，以及判斷美國的精力和信息來源，放在了關注美國的“下限”上面，而幾乎放棄了關注美國的“上限”。如果僅僅是跟美國比“下限”，其實巴西和印度都比美國強，更不要說歐洲和日本的社會保障體系了，巴西和印度的貧民窟，都遠強于美國的“斬殺線”，巴西貧民窟出世界級球星，印度貧民窟出拉馬努金，美國的貧民窟出“斬殺線”，你說哪個強？

那英德日等，為什么會不得不去跟美國比“下限”呢，原因是，當美國不斷的開始突破“上限”的時候，會帶來非常強大的沖擊力，這會給英德日等帶來很強的無力感，剛開始還可以跟得上一些節奏，但慢慢的發現，美國打破“上限”的能力是體系化的，是規模化的，是沒有終點的，這個時候就基本放棄跟美國拼“上限”了，只能開始關注“下限”，而關注“下限”又很容易獲得勝利的感覺。問題是，距離也就由此拉開了，這是英德日等戰后經濟體系對美國挑戰失敗的最根本原因。

因此，要真正去了解美國，或者說，一旦被美國確定為競爭對手，那么各國對美國的關注，必須要時刻停留在美國打破“上限”的能力上，而且不能轉移視線，一旦選擇放棄，或者說開始對關注“上限”產生猶豫，認為美國打破“上限”也沒有什么意義，也就那么回事的時候，其實雙方的競爭就已經不對稱了。因為“下限”決定不了美國，或者說“下限”不會“輸出”，美國攻擊對手，或者說打壓競爭者的時候，用的從來都是“上限”，而不是“下限”，就像美國對英國金融行業、德法品牌、日本半導體等的打壓和轉移，用的分別是美國打破“上限”的紐約、無數個五百強、硅谷等等，而不是美國的“流浪漢”。

如果要來一個總結，那就是英德日等，戰后對美國經濟挑戰的失敗，源于放棄關注美國的“上限”，而不得不滿足于關注美國的“下限”。

關于蘇聯這里就不說了，如果是后來的俄羅斯，實際上在新的后冷戰時代，也試圖用自己獨有的經濟方式挑戰美國，從目前的情況看，也是失敗的。這里面有可能其失敗的關鍵點，不是沒有關注美國的“上限”，而是只關注了美國打破“上限”的一小部分，或者是外延部分，比如只關注美國的軍事和外交“上限”等，而沒有去關注美國經濟等層面打破“上限”的能力。

在未來很長時間里，決定美國實力的，我個人非常確定的認為，依然是美國打破“上限”的能力，至于美國的“下限”問題，都不用討論，一定是繼續的沒有“下限”。那沒有“下限”能不能拖垮美國呢，這確實不好說，假設美國的沒有“下限”，僅僅來自于殘酷的規則體系，那么沒有“下限”擊垮美國的可能性非常小，而假設美國的沒有“下限”來自于種族主義，那美國可能確實有巨大的風險。

也就是說，比如美國的“斬殺線”等，來自于殘酷的規則體系，那這個“斬殺線”擊潰美國，從而使得美國在未來競爭失敗的判斷要謹慎，但如果美國的“斬殺線”、流浪漢等，都來自種族主義的迫害，那美國很可能會走向內亂，不斷的摧毀之前的所有積累，這是有可能的。

當然，美國持續地，依靠打破“上限”來發展自己，并形成全球性各類霸權優勢的模式，就真的沒有戰略性挑戰者，或者說同等水平的對手嗎？請注意，我這里頻繁的提競爭、對手等，并不是回到叢林法則，或世界就必須要面臨競爭，而是當和平成為世界主流的時候，商業貿易成為改善世界經濟體系主要方式的時候，和平和商業貿易，本身就變成了一種需要捍衛的體系，當你要捍衛一種不基于叢林法則的體系的時候，你依然需要跟試圖破壞或摧毀這種體系的模式競爭。

這就類似于說，你想徹底的基于“斬殺線”、流浪漢這個角度去擊敗美國，或者說獲得跟美國的比較優勢，那必須要同時打破美國對“上限”的“壟斷”，否則美國的“上限”部分，會讓那些沒有“斬殺線”和流浪漢的世界各國，走向這種無“下限”模式，也就是保護世界不淪為美國“斬殺線”的力量，恰恰只來自能夠打破美國“上限”的力量，這是唯一的策略性關注點。世界想擺脫美國的“斬殺線”，就要超越美國打破“上限”的能力，如果在沒有超越美國突破“上限”的能力之前，對美國所有“下限”的關注，很大程度上恰恰可能是麻痹自己，會帶來判斷力的逐步喪失，以及對國民級精力和注意力等使用的浪費。

戰后英德日等在經濟方面挑戰美國的失敗，其實非常清晰的說明了，其對美國關注點的“松懈”、“無奈”和不得不放棄，即從關注美國的“上限”，逐步的走向滿足于關注美國的“下限”。

不過世界的變化需要新的歷史性拐點，如果從當下這個歷史拐點去看，有兩個體系既可以超越美國的“下限”，同時也可以可持續的打破美國的“上限”。一個是在組織體系方面超越美國維度的“歐盟”，另一個是擁有巨大規模聰明、勤勞人民，歷史以來就樂于，或者說專注于打破“上限”的中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