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之變：從“散珠碎玉”到“法典項鏈”的歷史性跨越

綠水青山的保護神，永續發展的壓艙石（一）

開篇：時代之問，法治作答

　　春風浩蕩，萬象更新。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開局之年，億萬人民高度關注在北京召開的2026年全國兩會。在事關國家發展、民族未來、民生福祉的諸多議題中，生態環境法典是分量最重、意義最深、影響最廣的重頭戲之一。這是繼民法典之后，我國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基礎性、綜合性法律，標志著中國生態文明建設正式邁入“法典化”時代，是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守護綠水青山的里程碑之舉，更是為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筑牢的法治壓艙石。

　　從“盼溫飽”到“盼環保”，從“求生存”到“求生態”，人民群眾對優美生態環境的向往，已成為社會主要矛盾的重要體現。天藍、地綠、水清，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清水秀、鳥語花香，是最動人的幸福圖景。如何讓綠水青山永駐中華大地？如何讓美麗中國從愿景變為現實？如何在發展與保護之間找到最優解？答案，寫在一部厚重的法典之中，寫在億萬人民的共同期盼里。法典者，法令典章也，即經過整理的比較完備、系統的某一類法律的總稱。關涉全國人民普惠福祉和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根本大事，須以法律的特殊形式來規范。

　　中華民族的門神形象，從東漢的神荼、郁壘，到唐代的秦瓊、尉遲恭，降妖捉怪、驅邪避兇，守護家宅平安，只是門戶內的心理安慰。而生態環境法典，才是萬家燈火門戶內外生態環境安全可靠的“保護神”。它以1242條的宏大體量，統攝水、氣、土、生、碳等全要素，貫通治污、護綠、轉型全鏈條，以法治之力，為自然立規矩、為發展定方向、為子孫謀福[1.1]利，鋪展著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新篇章。

立法之變：從“散珠碎玉”到“法典項鏈”的歷史性跨越

　　散珠碎玉。說起生態環境保護，今天的中國人早已耳熟能詳。從《環境保護法》到《大氣污染防治法》，從《水污染防治法》到《土壤污染防治法》、《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再到《森林法》《草原法》《漁業法》……據統計，我國現行有效的生態環境法律已有30多部，行政法規100多件，地方性法規1000余件，形成了規模龐大的制度體系。這些法律在不同歷史階段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成熟一個、制定一個”的分散立法模式，逐漸暴露出碎片化、重復化、不協調、難協同的短板：管水的不管排污，管土的不管綠化，管林的不管污染，各自為政，難以應對跨區域、跨流域、跨要素的生態環境問題；“政出多門”、部分條款重復交叉甚至“相互磕碰”，基層執法看得見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見；新興領域如氣候變化、新污染物、碳達峰碳中和等，缺乏統一規則引領，讓執法者無所適從，也讓守法者感到困惑。

　　用一部內容全面、關系協調、邏輯自洽的生態環境法典來解惑、統領，既是應運而生，也是順勢而為。如果說過去的單行法是各自為戰的“游擊隊”，那么法典就是統一指揮的“合成軍”。它將大氣、水、土壤、森林、草原、濕地、海洋等所有生態要素統籌納入一個有機整體，讓山水林田湖草沙不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生命共同體”中血脈相連的器官。正如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科學院廣州分院院長任海所言，法典將水、土、氣、生等要素統籌整合，有助于避免碎片化管理，更加系統、協同地推進生態環境保護。因而生態環境保護法典化，既不是把30多部法律捆在一起裝訂成簡單的匯編，也不是推倒重來、另起爐灶，而是對現有法律制度的系統整合、編訂纂修、集成升華。這是一次脫胎換骨的重塑，是從“物理反應”到“化學反應”的質變。

　　法典項鏈。回望我國生態環境法治歷程，從無到有、從散到統、從粗到精，走過了不平凡的歷程。這部法典即將誕生，映照著國家環境治理體系的成熟與躍升。法典構建起“五編一體”的完整體系，總則編提綱挈領，明確立法目的、基本原則、核心制度，統領全篇；污染防治編聚焦治污攻堅，提取公因式、統一規則，覆蓋大氣、水、土壤、噪聲、固廢、新污染物等全領域；生態保護編突出系統保護，堅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和修復，守護生態安全屏障；綠色低碳發展編彰顯時代特色，專編規定循環經濟、節能降碳、應對氣候變化、“雙碳”目標，是世界環境立法史上的中國創舉；法律責任與附則編強化剛性約束，銜接刑事、民事、行政責任，讓法律長出“牙齒”。

　　從單行法林立到一部法典統攬，從要素分割治理到系統整體保護，從政策引導到法治剛性，生態環境法典實現了從有法可依到有典可循、從分散管控到協同治理、從末端治理到源頭防控的三大跨越，為生態環境保護提供了總依據、總遵循、總規矩。這一變革，順應了高質量發展的時代要求，回應了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態的熱切期盼，彰顯了中國共產黨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堅定決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不斷完善的生動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