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觀點】美國已淪為一個“流氓國家”，其它國家能拿它怎么辦？

導讀

2026年3月26日，美國《外交政策》雜志專欄作家、哈佛大學國際關系教授斯蒂芬·M·沃爾特在該雜志發表深度評論，剖析特朗普第二任期以來美國外交政策的系統性失能。文章指出，當前美國已背離其傳統的大國角色，演變為一個反復無常、掠奪成性的“流氓國家”。在與伊朗的戰爭中，這一特征暴露無遺：決策層既缺乏基本戰略遠見，又對國際規則與人道后果漠不關心。沃爾特進而為世界其他國家梳理了應對美國霸權衰落的六條路徑——從制衡、“搭便車”到政治操縱、去風險、抵制乃至主動讓其難堪。他認為，盡管美國短期內仍擁有強大的硬實力，但其制度能力正在被掏空，國際信譽持續流失。長此以往，美國或將加速其伙伴體系的瓦解，并催生出旨在遏制它的新聯盟。現予編譯，供讀者參考辨析，文章觀點不代表本公眾號和編譯者立場。

特朗普的第二任期遠比包括我在內的大多數觀察家所預料的更具破壞性、危害性和危險性，而與伊朗之間這場悲劇性的、處理失當的戰爭正在充分印證這一點。其結果是，世界上每一個國家都不得不琢磨如何應對一個日益流氓式的美國。捫心自問：如果你領導的是沙特阿拉伯、巴西、德國、印度尼西亞、尼日利亞、丹麥、澳大利亞等國家，你會怎么做？

之所以說這是個難題，原因如下。美國仍然非常強大，即便它現在推行的政策——被誤導的重商主義、對科學和學術界的盲目攻擊、對各種移民的公然敵視、加倍依賴化石燃料、浪費性的軍費開支、長期赤字等等——將隨著時間的推移削弱它。然而，眼下其他國家仍不得不擔心，美國的力量可能被用來有意或無意地傷害它們。

其次，正如我在其它地方詳細論述過的那樣，美國現在表現得像一個掠奪成性的霸權國，利用數十年來積累起來的影響力來剝削盟友和對手。這種在與幾乎所有其他國家的關系中采取的“零和”方式包括：對大多數國際機構和規范的深切敵意，刻意反復無常的行為，以及一種傾向——即在期待大多數外國領導人做出有失尊嚴的順從和效忠姿態的同時，對他們流露出毫不掩飾的蔑視。隨著伊朗戰爭的影響波及整個地區和全球，這凸顯出特朗普當局要么不明白其行動將如何影響其他國家，要么就是根本不在乎。

這就引出了第三個問題：美國的外交政策現在掌握在一群極其無能的官員手中，從總統往下都是如此。國際影響力取決于許多因素，但關鍵要素之一是其他國家相信它們要打交道的人是聰明、見多識廣而且大體上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在目前這個時間點上，特朗普政府高層中有人配得上這種描述嗎？反正我是看不出來。執行外交政策是一項艱巨的任務，沒有哪個政府能把所有事情都做對，但本屆政府每周都在自擺烏龍，同時又堅稱自己絕無謬誤。

更糟糕的是，即使特朗普卸任后被觀點截然不同的人取代，其中一些特征也不容易糾正。隨著有經驗的公務員退休或被解職（包括一些高級軍官），并且要么不被替換，要么被特朗普的忠實擁護者取代，美國外交政策機制的制度性能力正在被掏空。

而且，由于美國政體仍然深度兩極分化，其他國家還必須擔心鐘擺只會在兩個極端之間來回擺動。美國人不僅選了一次特朗普，而是選了兩次，并且有可能再次選出類似的人。鑒于這一現實，任何一個國家怎么能相信華盛頓當局今天可能做出的任何承諾，或者是在一位民主黨總統領導下的承諾？

歸根結底，世界其他國家將不得不與一個強大的、可能掠奪成性的、且高度反復無常的美國打交道至少三年，甚至可能更久。如果情況確實如此，那么其他國家應該怎么做，同時要記住，美國并不是唯一危險的掠奪者（對某些國家而言，更迫切的危險離本土更近）。

重復我的問題：如果你負責另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你會怎么做？

以下是我看到的主要選項。

1.制衡

縱觀歷史，應對強大而危險國家的經典方法是制衡它們，要么通過自身努力，要么與他國合作（或兩者兼有）。人們可以在俄羅斯和中國的“無上限伙伴關系”、朝鮮在烏克蘭問題上向俄羅斯提供的支持、伊朗在中東各地支持的“代理人：網絡，以及俄羅斯據信向伊朗提供的情報支持中看到這種傾向。

一些國家可能采取的變體是“軟制衡”，即有意識地協調外交行動來挫敗一個強大國家的目標。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法國、德國和俄羅斯協調一致，決定反對2002年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美國攻擊伊拉克的決議案；盡管它未能說服布什政府不打仗，但它暴露了美國（和英國）的孤立，并增加了它們各自最終付出的政治代價。

歐洲對特朗普威脅要從丹麥奪取格陵蘭島的回應是另一個明顯的例子——一種旨在阻止一個強大國家采取不受歡迎行動的協調外交回應——盡管它也包含軍事元素。軟制衡似乎是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Mark Carney）在今年1月份的想法，當時他呼吁世界上的中等強國團結起來，建立不依賴于一個不可靠且掠奪成性的美國的互利關系。

特朗普政府打賭，制衡美國力量的硬實力和軟實力努力都將軟弱無力、反復無常且不會產生太大影響。他們可能是對的，因為許多國家仍然可以理解地不愿采取代價高昂的行動來對抗美國的力量，即使是“軟制衡”的努力也面臨著巨大的集體行動問題。然而，這些障礙并非不可逾越，特別是如果遷就美國只會導致它提出各種新的要求，或者其他國家開始將與美國建立密切伙伴關系視為一種負擔而非資產。

我們也不要忘記另一種制衡形式：一些要么擔心美國可能攻擊它們，要么擔心美國不再是一個可靠保護者的國家，將受到誘惑通過獲取自己的核威懾力量來加強自身安全。對美國可靠性的擔憂已促使法國提議將其自身的威懾力量更廣泛地擴展到歐洲，而韓國和日本等國家則再次考慮擁有自身威懾力量的必要性。與伊朗的戰爭——以及一些相對謹慎的伊朗領導人的被清除——只會加強那些認為他們最大的錯誤是沒有模仿朝鮮并在還有機會時積極沖刺制造原子彈的人的力量。

2.搭便車

盡管大多數現實主義學者堅持認為，與一個強大的掠奪性國家“搭便車”是有風險的，因此很少這樣做，但一些國家會認為這是它們最好的選擇。特別弱小和脆弱的國家可能會得出結論，它們別無選擇，只能與美國結盟并抱有最好的希望，而那些想利用美國的支持來推進自己修正主義目標的國家，會樂于跳上這輛順風車。

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較小的波斯灣國家是這種機會主義行為的明顯例子。這一類還包括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維克托（Viktor Orban）、阿根廷總統哈維爾·米萊（Javier Milei）、法國的瑪麗娜·勒龐（Marine Le Pen）或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等右翼領導人，他們將特朗普視為一個有威望且有魅力的人物，與他一樣不喜歡“自由民主制”和許多全球規范。這些領導人——包括特朗普——都公開支持歐爾班在匈牙利艱難進行的連任努力，這應該不會讓任何人感到驚訝。

然而，與一個反復無常且掠奪成性的美國搭便車也并非沒有風險。首先，類似于伊朗戰爭這樣的潰敗、疲軟的美國經濟以及特朗普低迷的支持率，正在玷污“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品牌，并可能使與美國的密切關系對外國民粹主義者的益處減少。

此外，這些領導人的大部分民眾支持都建立在將自己描繪成熱忱的民族主義者的基礎上，這與長期順從于一個掠奪性外國強權是不一致的。這種擔憂或許可以解釋為什么法國極右翼“國民聯盟”的實際領導人勒龐近幾個月來與特朗普略微保持了距離。

3.政治操縱

那些選擇與美國保持密切結盟并希望利用美國力量推進自身目標的國家，將加倍努力將美國外交政策引向它們所青睞的方向。

內塔尼亞胡和以色列游說團體中的一些關鍵組織幫助說服特朗普發動了最近的這場戰爭，而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據報道正在推動特朗普投入地面部隊。可以肯定的是，以色列和海灣國家將繼續游說白宮和國會，以保持武器流通，人們還可以預期，只要特朗普在位，更明目張膽的影響力兜售形式（為其女婿賈里德·庫什納或與特朗普有關組織達成新的商業交易？）將繼續存在。但伊朗戰爭對這些國家來說也有風險：這場戰爭越是被視為為了其它國家進行的戰爭，一旦戰爭結果糟糕，反噬的風險就越大。

4.多元化和去風險化

當你與一個不可靠的伙伴打交道時，明智的做法是減少對他們的依賴，即使這樣做有時代價高昂。自2025年4月特朗普宣布互征關稅以來，這一傾向就顯而易見，此后美國的貿易伙伴們加班加點，通過相互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來減少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加拿大緩和了與中國的緊張關系，并與印度尼西亞和印度談判達成了新的貿易協定，歐盟也與印度和南方共同市場達成了類似協定。

5.抵制（或者“就是說不”）

正如任何父母都知道的那樣，有時候非常弱小的行為者可以通過頑固地拒絕遵從要求來達到目的，希望強者要么缺乏意愿，要么缺乏耐心來強制執行。例如，當特朗普要求北約盟友幫助開放霍爾木茲海峽時，它們予以了抵制，原因是它們在戰前沒有被征求意見，幾乎沒有理由將特朗普從他自己的錯誤中解救出來，并且可能希望這場潰敗能給華盛頓當局一個急需的教訓。

或者，各國可以假裝遵從要求，但隨后拖延腳步，宣布意想不到的復雜情況，使核查遵從情況變得更加困難，并且總體上盡可能地制造障礙。這種策略的吸引力是顯而易見的：它避免與華盛頓當局發生公開對峙，但也避免了完全遵從將要付出的代價。

其他國家過去曾對美國使用過這種策略：北約國家一再承諾增加國防開支，但每次都設法未能達標，或者以色列承諾拆除一些定居點，但盡可能緩慢地執行，同時建造新的來替換它們。

這是一個龐大、繁忙且復雜的世界，即使是一個像美國這樣非常強大的國家，也無法追蹤其他國家過去可能同意做的每一件事，并確定它們是否在履行承諾。

6.讓美國難看下去

硬實力仍然是世界政治的主要貨幣，但當強大國家被視為大體上是善意的、相當誠實可靠并且至少在某些時候努力讓世界變得更美好時，它們也會從中受益。這種品質是我已故的同事約瑟夫·奈（Joseph Nye）所稱的“軟實力”：當其他國家將某國視為有吸引力并且在大多數情況下是仁慈的時候，該國就獲得了影響力。

由此推論，美國的對手們將不遺余力地通過將其描繪成自私、侵略性、危險以及一個應被拒絕而非欽佩和效仿的榜樣來玷污其形象。這一策略的必然結果——中國一段時間以來一直在遵循——是置身事外，讓美國繼續犯錯。據說拿破侖·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曾說過，永遠不要在敵人犯錯時打斷它。

天哪，特朗普政府讓這變得更容易了！僅僅基于懷疑就吹噓在加勒比海炸毀船只、協助暗殺外國領導人、虐待移民和游客、對十多個國家實施旅行禁令、以不可原諒的“批評總統”罪對外國官員實施金融制裁、吹噓權力才是唯一重要的、實施像服了藥的沙鼠一樣上下跳動的關稅稅率、發動一場對全球經濟產生后果卻毫無明確想法它將走向何方的戰爭——這個列表還在繼續。

隨著美國的形象從一個善意的（盡管有時會犯錯）全球大國，轉變為一個冷漠、殘酷、本能地不誠實且只顧自己的國家，即使是希望與華盛頓當局打交道的領導人也會對與其靠得太近持謹慎態度。

結論

對抗美國的各種策略是相互加強的。越多國家開始制衡——無論是硬形式還是軟形式的——其他國家就越容易也疏遠美國。美國在世界上的角色越是看起來不是廣泛仁慈，而是主動有害，許多國家就越難站在美國一邊，而站出來對抗華盛頓的外國領導人就越能受益。越多國家抵制，其他國家就越容易效仿，因為即使是一個超級大國也無法追蹤每個國家的微小反抗行為并同時懲罰所有國家。

美國人應該從這些對華盛頓當局當前行為的一系列可能回應中吸取的主要教訓是：作為一個強大國家的巨大優勢在于，它在處理問題時擁有相當大的容錯空間和許多可以調動的資源；劣勢在于，盡管一些國家尋找利用美國力量為自身利益服務的方法，但其他國家會發現它是令人不安的，并會尋找方法馴服或約束它。

出于這個原因，一個有遠見的大國將謹慎地使用其力量，盡可能遵守廣泛持有的規范，認識到即使是親密的盟友也會有它們自己的議程，并努力與他國安排各方都受益的安排。保持硬實力的鐵拳是有價值的，但將其包裹在天鵝絨手套中也是如此。在過去75年的大部分時間里，美國在這方面做得還算可以，并且受益匪淺，但其現任領導人正在迅速將這種智慧拋諸腦后。

正如我在二十多年前警告過的那樣：“如果美國最終加速其現有伙伴關系的消亡，并催生出旨在遏制我們的各種新的安排，那么我們只能責怪自己。”

原文題目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come a Rogue State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6/03/26/united-states-trump-rogue-state-iran/?tpcc=recirc_trending062921

作者：斯蒂芬·M·沃爾特（Stephen M. Walt）

來源：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2026年3月26日

編譯：石志宏，揚州大學非洲研究中心教師

【揚州大學非洲研究中心】

揚州大學非洲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于2012 年，目前下設“蘇丹研究中心”（教育部國別和區域研究備案中心）、“蘇丹和南蘇丹研究中心”（國家民委“一帶一路”國別和區域研究中心）和“紅海地區研究中心”，并建有“紅海地區研究大數據平臺”。中心的學術和智庫成果包括學術期刊《紅海地區研究》、發展報告《紅海地區年度發展報告》、學術譯叢《非洲國別和區域研究譯叢（紅海地區）》、智庫專刊《揚州大學區域國別研究智庫專刊》、月度動態簡報《紅海地區研究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