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倫濾鏡之外：在不平等研究課堂上，直面學術體系的不平等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學樓校園里“南北顛倒”的地球儀在前往市場調查的路上看到的紫藤花

選擇去英國留學，對我來說，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在成長過程中，我似乎總能接觸到英國文化的各種痕跡。小時候著迷《哈利·波特》， 讓我對主人公所處的那個遙遠國度感到一種莫名的親切；中學時去英國游學，我又被莊重古樸的校園和寧靜的學術氣氛深深吸引；后來，我喜歡上英國的搖滾樂和足球文化，覺得這個國家格外有趣。這些濾鏡一層層疊加，讓我在決定出國讀碩士時選擇了英國。

01

濾鏡下的英倫

可以說，我先選定了國家，然后才思考具體的專業方向。我本科在北京電影學院讀電影學，主攻電影評論方向，碩士則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攻讀社會學方向下的“不平等與社會科學” 項目。二者雖同屬人文社科范疇，但從藝術評論轉向社會科學，其間跳躍不小。

我選擇社會學，源于幾點考量。首先是學術興趣的牽引。本科課程中電影與政治、哲學、人類學交叉的部分，恰恰回應了我對一些根本問題的關切：人類社會如何演變成今日格局？當下的結構性困境又從何而來？為了尋找答案，我開始自學社會學課程，并逐漸意識到，這門學科的理論工具或許能幫助我搭建更清晰的分析框架。

其次，社會學不僅提供理論基礎，更重視方法論訓練——深度訪談、田野調查、定量分析等。本科期間通過拍攝紀錄片、參與田野觀察實習等實踐經歷，我發現自己著迷于那種深入個體經驗、在現場收集一手資料的過程。這與電影創作中“觀察人物”的核心邏輯異曲同工，都旨在達成對人或群體的深刻理解。區別或許在于，電影更直指人性的復雜幽微，而社會學則傾向于用理論框架去分析和闡釋現象。

此外，我也有一點現實的考慮。面對當時的就業環境，我曾希望轉向一個更“主流”的領域，期待定量分析、統計乃至基礎編程等技能，能在未來職場上增添籌碼。盡管后來證明，現實與這份期待之間存在不小的落差，但那是后話了。

就這樣，帶著由文化想象構成的濾鏡，和認為社會學能夠理解并改變世界的信念，我踏上了留學之路。那時的我并未預料到，最先需要被審視和解構的，并非遙遠的國際形勢，而是我將要身處的這個學術殿堂本身。我所研究的“不平等”課題，首先以一種意想不到的方式，在我面前顯形。

02

直面學術本身的不平等

英國的一年制碩士課程雖然常被貼上“速成”的標簽，但課業本身并不算輕松。我的專業核心課程是一門橫跨兩個學期的必修課，聚焦于用社會科學方法研究全球不平等問題。此外，還有4 門選修課，我選擇了定性研究、定量分析兩門方法論課程，以及兩門專題課。選課范圍并不限于社會學系，只要與興趣或論文相關，基本都可以申請。

我們系這一屆30 多人，背景相當多元，來自不同國家，年齡、閱歷的跨度也很大。入學后我更清楚地意識到，“不平等研究”這個領域天然帶有強烈的現實關懷與行動色彩。許多同學并非直接從校園走來，他們中有NGO 活動者、政策研究者、工程師，每個人都帶著各自在社會中親歷的具體問題，渴望在這里找到分析的工具乃至解決的路徑。

我選擇這個項目，同樣懷著一份樸素的理想：我想理解不平等如何在微觀層面與宏觀結構中系統性再生產，并希望借助學術的力量，推動一些微小的改變。我讀的項目在宣傳中強調“全球視野”，我一度期待能深入探討與中國相關的議題。加上系里幾位教授在不平等研究領域聲譽卓著，這種學術光環也吸引了我。

然而，社會學很快給我上了一堂深刻的“反思課”。當我懷著研究不平等的初衷踏入課堂， 卻首先遭遇了學術體系內部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核心課程的閱讀材料厚重，由系內教授和客座學者分專題講授。

第二學期，一位來自巴西的同學敏銳地提出了一個問題：她統計后發現，課程指定的閱讀文獻中，約有95% 都出自歐美學者之手。這對于一個標榜研究“全球”不平等且過半學生來自亞非拉地區的項目而言，顯得格外刺眼。

她的話也讓我回想起第一學期上課時感受到的“疏離感”。那不僅是非母語閱讀和討論的語言壓力，更是一種知識視角的缺席——在探討許多議題時，我從課件中幾乎找不到能與自身文化經驗對話的案例或理論，更不用說那些從后殖民視角出發、對主流理論進行批判與補充的學術聲音。

這位同學將她的發現制成圖表，正式發給了項目主任——那位我敬仰的學術“大牛”教授。然而，得到的回應僅是禮貌性的“收到”，并無實質探討。于是，在一次研討課上，我們集體表達了質疑。

主持那門課的雖是一位新入職的年輕老師，卻非常重視我們的聲音。他鼓勵大家暢所欲言，并將意見整理后向上反饋。一位同學的話直指核心：社會學本身誕生于歐美語境，這或許是學科歷史使然；但這個項目在招生時明確強調“多樣性”與“國際視角”，結果卻是我們這些來自不同背景的學生構成了表面的多元，而教學資源與知識框架并未實現真正的包容。

這場討論也促使我更加敏銳地審視周圍。我注意到，在10 位左右的客座講師中，僅有一兩位是族裔意義上的“少數”；亞洲面孔則幾乎看不見。我一度以為，這是在西方學術中心求學必須接受的現實，卻忘了當初吸引我的，正是它宣稱的全球關懷。

客座教授多由項目主任邀請，而他本人的研究領域正是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的理論—— 關于經濟、文化、社會資本如何被精英階層壟斷并代際傳遞。他在課上雄辯地論述：一個人需要掌握特定的文化品味與社交習性，才能被精英圈子識別和接納，從而獲得機會。

然而，令人感到遺憾的是，他本人似乎也無法擺脫這種文化慣性：作為一位土生土長、出身學術世家的英國學者，他的社交網絡與邀請名單，也未能超越那個同質化的精英圈子。那些在學術體系中本就相對邊緣的少數族裔學者，更難進入這樣的人脈網絡，從而獲得被邀請至頂尖學府講學的機會。當目睹了這一生動的例證時，我才更明白學術體系中的不平等是如何傳遞和繼承的——這門課上到此刻才算完整。

最終，我們系同學與系主任進行了一次正式對話——我們爭取到的實質改變，是為下一屆學生降低了該核心課程的學分權重。若僅以知識傳授而論，這門課或許未達預期，但它卻成為我留學生活中一堂真正的啟蒙課。

這次經歷，為我撥散西方學術殿堂的朦朧光環，我得以看見其自身難以掙脫的權力結構與體系慣性。我從中獲得的，遠不止理論本身，更是一種將自身作為方法、在現實中求證的自覺：當個人體驗與既有敘事發生摩擦，那份困惑不應被輕易抹平，而應成為審視與對話的開始。而批判的終點，不應停留在抱怨上，還要有將其轉化為實際行動的勇氣。

真正的學習，往往發生在書本合上之后。

03

把生活當作田野

畢業后，我與很多留學生一樣，面臨留下和回國的兩難抉擇。出于對英國文化尚未熄滅的熱情，以及對國內就業壓力的顧慮，我申請了為期兩年的畢業生簽證，決定先嘗試在英國找工作。

然而，現實很快暴露出它更為粗糲的質地。在英國的職場，一個名校碩士學位的鍍金效果，遠不如一段扎實的本土工作經驗來得實在。作為外國人，我既缺乏本地社會網絡，過往經歷又顯得龐雜而“不專注”——電影評論的背景，加上社會學的訓練，在追求高度專業化的雇主眼中，反而成了不“垂直”、缺乏精度和深度的表現。為了支付房租與生活開銷，我開始了在各種零工之間的輾轉。

市場調查采訪員、中學生家教、食品銷售、英國地陪導游、餐廳服務員……這些角色與我的專業看似毫不相干，卻意外地成了我觀察英國社會的底片。當挨家挨戶敲門邀請當地居民參與調查時，我看到倫敦的富裕聯排別墅和政府救濟房之間的鮮明對比，抽象的“階層固化”在此時變成了觸手可及的生活景觀。在當導游時與Uber司機閑聊，能聽到移民群體對西方政治的迥異看法。而當我站在中餐廳門口工作，對略低于最低時薪的工資的妥協， 則成了“勞動價值”與“生存需求”之間最直白的拉鋸。

這段“為生存而工作”的日子，并未給我的履歷增添多少光彩。但當我以社會學的視角審視這些碎片化經驗時，它們卻拼湊出一幅比校園內更鮮活也更復雜的社會圖景。留學生涯帶給我的，與其說是答案，不如說是一副特殊的透鏡，讓我在奔波中依然能辨認出結構性的脈絡，在個體的困境中看到一個時代的縮影。

最終，我暫時停下了打工的腳步，回到了最熟悉也最能讓我沉靜的領域：寫作。我把那些在理論與現實碰撞中迸發的火花，在日常與困頓中積攢的觀察和思考，一一整理成文，分享在公眾號上。出乎意料的是，這些源自親身經歷的記錄，引起了不少讀者的共鳴。雖然寫作本身并未帶來多少收入，但這種分享與對話的過程，卻讓我真切感受到思想的落地與連接。

在這個經濟下行、移民政策緊縮的時代，也許大家也像曾經的我一樣困惑于出國讀人文社科的意義。現在，我試圖用本科時記錄的一句話來回答：“我們的工作與蘇格拉底的相似，需要對自己所處的現實世界做一次徹底的省察?！痹谟魧W的這段時光，不僅回應了我選擇社會學之初的追問，也讓這句話落到實處。省察，已不再是一次性的學術訓練，而成了一種持續的思考狀態，它發生在課堂、生活和職場的田野上，也落筆于每一次記錄與分享之中。

來源：本文系原創，原載于《留學》雜志2026年第8期，原標題為《從社會學的課堂到生活的田野》，作者邵琬雯碩士畢業于倫敦政治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