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就亡在這個地方

本文節選自我的新書《兩京十三?。好鞒蔚檬А芬粫?。

三餉加派

萬歷末年，嚴重的財政問題，導致危機一步一步地積累，如同膿瘡一樣越積越大，最終將其戳破的是遼東的戰事。萬歷四十六年（1618年），羽翼已豐的努爾哈赤發布“七大恨”，然后發動了對明的戰爭，攻打明朝在遼東的重鎮撫順、清河等地，明朝猝不及防，遭受了重大損失。朝野上下幾乎一致要求對努爾哈赤進行軍事打擊。但軍事行動卻遇到了困難，打仗是需要花錢的，有大臣估算了下，打這一仗大約需要花費300萬兩，本就已經入不敷出的財政根本拿不出這么多錢。當時僅僅是遼東軍就已經欠餉一年之久，合計高達50萬兩，這種情況下要想作戰是不可能的，所以朝廷上下就挖空心思來籌集銀兩。戶部上疏神宗，請求從內帑中拿出50萬兩來補上這個窟窿，但神宗拿了10萬兩，然后下令讓戶部負責湊集銀兩，不能耽誤軍機，實際上又把皮球踢了回來。朝臣們經過商議，然后戶部東拼西湊，借支南京戶、工部銀50萬兩，太仆寺水衡錢70萬兩，又大肆搜尋天下庫藏里面的積余，追繳各地的欠稅，裁減一些冗余人員，一共得銀230萬兩，這已經是把大明朝的家底都倒出來才湊齊的銀子，就這樣距離300萬兩還差不少。

邊餉的問題始終是要解決的，唯一的辦法似乎是靠皇帝的內庫，但無論臣下如何勸諫，萬歷帝始終沒有大規模從內帑中拿錢出來解決這一問題。最終，朝野上下在無奈之下，只能借鑒嘉靖三十年的辦法，向天下加派。除了貴州因為有苗變之外，其余兩京十二省，以萬歷六年《會計錄》核定的700萬頃土地為基礎，每畝加三厘五毫，預計加征約231萬兩，實際增收了約200萬兩。

這一次加征，原本計劃是一年，在打敗努爾哈赤之后，戰爭停息，加征也就沒有必要繼續了。但沒想到的是，明軍在薩爾滸之戰中遭受了百年來空前的慘敗，三路喪師，一路逃回。而取得大勝的努爾哈赤乘勝繼續在遼東攻城拔寨，開原、鐵嶺等地又相繼失守。前線戰事吃緊，意味著朝廷還得繼續拿錢出來，但此時的戶部已經無錢可派，戶部尚書李汝華和一眾大臣都請求萬歷帝從內帑中拿出銀兩，以救國家之急，言辭甚為悲切。

但群臣們的呼喊并沒有打動萬歷帝，也沒有等來內帑的撥款。內帑到底有多少錢，肯定是有數據的，但皇帝不會讓朝臣們知道，但朝臣們整天嚷著要皇帝從內帑中拿錢，至少可以證明內帑中是有錢的，而且不少，因為萬歷帝礦稅征收已經多年，大把大把的白銀流入內帑，有學者統計在萬歷二十四年到萬歷四十八年的20多年時間里，一共有2766.3萬兩白銀流入內帑。

神宗的這種愛財如命，置國家于不顧的做法，讓官員們極為不滿。戶科給事中應震上疏說，建國之初，列祖把金花銀用作邊事的應急，到正統之后才變成御用，這并非列祖的本意，世宗朝的時候金花銀全部都充作了邊餉，不知道為何今日皇上要將這些錢斂于內庫？

應震的話其實涉及一個問題，內庫是否屬于國家財政的一部分。朝臣們自然認為是，因為內庫的錢都主要來自天下的田賦，何況皇帝還如此大肆搜刮，現在國家有難，當然需要拿錢出來解決問題。而萬歷皇帝則不這樣認為，只是象征性地拿了一點錢?；实鄄辉敢饽缅X，戶部尚書李汝華做了一個極為大膽的決定，將廣東解來的一批金花銀約有11萬兩截留充作遼餉，實際上就是私自把皇帝的錢用作了遼餉。萬歷帝知道后大怒，直接對李汝華罰俸兩個月，并嚴令他將此筆錢補給內帑。

戶部沒錢，皇帝有錢又不愿意拿出來，最終只能把這錢轉嫁到百姓頭上。

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吏科給事中姚宗文在巡視遼東邊防之后，請求以每畝三厘的標準再次加餉。上疏之后，神宗選擇留中，戶部視其為胡說八道。但遼東的局勢一日更比一日壞，負責遼東軍政的熊廷弼也多次上疏要求朝廷趕緊撥款到遼東。最終朝廷決定從原來的三厘五增加至七厘，直接翻了一倍。到了第三年，軍費仍覺不足，在前一年的基礎上，每畝再加2厘，全國共增520萬兩。

但遼餉的加派并沒有完全結束，到了崇禎三年（1630年），又缺錢了，所以兵部尚書梁廷棟再次請求加派遼餉，在每畝九厘的基礎上，再加3厘，加派165萬兩白銀，加上之前每年的520萬兩，合計達到685萬兩。

這里就會有一個疑問，怎么會需要那么多錢呢？520萬兩已經遠超太倉一年的收入了！此時明朝的收支已經基本白銀化了，大部分的物資都需要用白銀購買。比如一匹馬需要15兩，9萬匹馬的開銷就已經超過了百萬兩。每名士兵需要安家銀5兩，馬價銀12兩，外加盔甲器械等8兩，一名士兵的花銷為25兩，招募10萬士兵的花費就是250萬兩。萬歷四十七年初議軍費的時候計劃的是300萬兩，但到了實際上開銷之時，一年已經向遼東撥款400萬兩，而且還有各地援遼士兵的安家、行糧、衣甲、器械、馬匹等費用還要100萬兩，也就是說遼東一年的軍事開銷已經超過了500萬兩。

而熊廷弼在一封奏疏中算了一筆賬：遼東用兵18萬，馬9萬匹。每兵一名、一年計餉18兩，18萬兵則需要324萬兩，其中包含軍月給糧食五斗、需要糧108萬石；馬每日給豆3升、9萬匹需要97.2萬石、每日需要15重的草一束，一年之中有4個沒有青草，8個月需要2160萬束。

熊廷弼如此獅子大開口，朝廷的錢不夠，就接連發生爭吵，先是戶部、兵部和萬歷帝吵，戶部就說了每年600萬兩的白銀進了內帑，皇帝應該拿錢出來。萬歷帝一聽就火了，宮里面幾千宮女、一萬多太監，還有在京武官的錢都要從這里面出，就這么點錢，朕自己都不夠花。生氣的萬歷帝罰了戶、兵兩部官員的一年的俸祿，當然，這兩部官員的主要收入也不在俸祿上。

接著就是熊廷弼和戶、兵兩部的爭吵，熊廷弼上任的時候是列出了自己的條件的，皇帝也是答應了的，現在說好的兵員不夠，說好的錢糧不到位，這個仗怎么打？熊廷弼是出了名的火氣大，直接質問：請問皇上要遼東否？再問朝臣要遼東否？

兵部尚書黃嘉善也火了，我們全力滿足你的需求，你還火氣大，開口就是18萬人，我哪給你弄那么多人。熊廷弼哪里肯依，向萬歷帝告狀，指名點姓說兵部尚書黃嘉善、戶部尚書李汝華這兩人都是身擔重任，卻沒有真心想要干事情。熊廷弼甚至直接暗示皇帝，兵部尚書黃嘉善、戶部尚書李汝華應該被殺。

但這520萬兩的加派仍然沒有解決所有的問題。在天啟帝繼位之后不久，戶部尚書李汝華就向新皇帝報告：萬歷四十六年閏四月二十五到泰昌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為止，在30個月的時間里，一共發放遼餉20188366兩[1]，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數字。但即便如此，餉銀仍然不足，士兵的餉銀仍被拖欠。

萬歷帝不愿意從內帑中拿錢，但后面繼位的皇帝相比萬歷帝更愿意拿錢出來解決遼東問題，畢竟這天下是朱家的天下。萬歷帝駕崩后，內帑開始密集支出銀兩，泰昌元年九月拿出了1426000兩，十月拿出了超過350萬兩，可以統計的是，天啟帝在泰昌元年九月到天啟元年十月間的一年多時間里，已經拿出了超過千萬兩白銀來挽救大明的頹勢、來拯救遼東的局勢。崇禎帝繼位之后，

內帑中的支出大為減少，原因很簡單，內帑庫存在這個時期已經被消耗殆盡，崇禎朝內帑最大的兩筆助餉是來自崇禎元年，這個時期，魏忠賢為首的閹黨被抄家，他們的財富被納入內帑，所以崇禎元年，內帑兩次拿出50萬兩白銀支持遼東助餉銀。但內帑也有用盡之時，后面我們看到的數據是，內帑每次拿錢出來很少有超過20萬兩的，甚至有幾千兩的時候，這說明內帑已經消耗殆盡。

內帑實際上是大明王朝在財政上的最后一道屏障，作為皇帝絕對控制的一筆神秘資金，當它也耗盡的時候，明王朝實際上已經山窮水盡。

財政的進一步惡化是在崇禎一朝。天啟年間，固原、延綏、寧夏三邊，缺銀極為嚴重，有些邊遠的諸堡，甚至有缺餉達3年之久的。而到了崇禎元年（1628年），陜西鎮竟累計欠餉多達30個月。崇禎二年，延綏、寧夏、固原欠餉多達36個月。

而后金軍的軍事壓力絲毫未減，后金軍先后兩次在寧遠、錦州受挫，皇太極改變戰法，在崇禎二年繞道蒙古，破長城進攻北京。京師告急，崇禎帝下令勤王，明朝的各路大軍云集北京城下，有兩支勤王軍隊的遭遇可以說明明朝當時糧餉的緊張程度。

甘肅巡撫梅之煥是一名能文能武的全才，在接到崇禎的勤王令后，就帶著兵馬前后分成幾支隊伍往北京趕。但當時朝廷沒有給士兵發放安家糧食，入衛的路途長達數千里，士兵們負重行軍，又遭軍官嚴令急行。一些士兵開始向軍官們要求發放欠餉，遂引起了嘩變，參將孫懷忠也因此被殺。這些士兵搶了營中的餉銀就往回跑，梅之煥只能率軍趕回蘭州，平定完叛亂，才又急匆匆地往北京趕。因為耽擱時間太久，梅之煥還是遲到了，崇禎一怒之下，就免了梅之煥的職。

梅之煥還算是幸運的，因為他僅是被免職，而同樣參加此次勤王的山西巡撫耿如杞的運氣就差太多了。耿如杞與總兵官張鴻功帶著5000人趕到北京救援，當時的規定是：軍隊到駐地之后第二日，確定好防地之后才發餉銀。但兵部無銀發餉，遂做出了一個荒唐的決定：三天內連續調防耿如杞的軍隊于通州、昌平、良鄉三地，以避免發餉。這些士兵們沒有拿到餉銀，三天之內還行軍200多里，自然憤憤不平，于是一場對普通百姓的劫掠迅速展開，耿如杞也制止不了。事發之后，耿如杞被下獄，后被處死。那5000山西兵無人過問，遂一哄而散。

在整個己巳之變中，后金軍于崇禎二年（1629年）十月初二破龍井關，到崇禎三年二月率領主力回沈陽，其間與明軍作戰長達4個月。皇太極留下了少量兵力駐守山海關內的永平、遷安等四城，如果算上明軍聚集大軍對此四城的收復之戰，整個戰爭實際上直到五月才全部結束。其間，明軍近40萬兵力云集，與后金作戰，軍事開支達到一個新的高峰。戶部尚書畢自嚴在事后報告：舊例兵馬銀需要321萬兩，新增食、新餉兵馬銀134萬兩，各處入援兵鹽、菜、草料169萬兩，加上一些雜項開支，以上合計約654.5萬兩。加上新召買的遼米、遼豆、草束以及海運等項開支約163萬兩，合計則為870萬兩。

870萬兩這個數字太大了，須知萬歷年間朝鮮之役整整7年，糧食運輸量更大，很多士兵都是拿的雙餉，才消耗700萬兩白銀，而崇禎二年的開支竟然比整個萬歷朝鮮之役還多花了170萬兩。

后金并不是只是明朝唯一的心頭之患，陜西的農民起義到了崇禎三年、四年之時，已經愈演愈烈，三邊總督楊鶴制定的策略是招撫，但是在缺乏賑災銀和糧食、災害嚴重、貪腐嚴重等因素的干擾下，楊鶴所實行的招撫政策實際上已經破產。陜西的軍事開銷也逐漸增大，這也成了朝廷的一大負擔。

一個巨大的疑問就此產生：一邊是空前的加餉，另一邊是空前的欠餉，這二者之間是說不通的。既然已經加餉，那就應該支付欠餉，所欠士兵的餉銀應該減少才對。為什么還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邊軍餉銀上漲源于兩個方面：

一是急于招募人員和戰士提高待遇。此時人人皆知遼東屢戰屢敗，去往前線就意味著九死一生，所以要想招到足夠的人員，就不得不大幅提高待遇。新招募士卒的待遇甚至是老兵的一倍，新兵月餉在一兩五錢到二兩之間，甚至更高，而老兵的月餉一般為六七錢。所以也出現了很多舊兵逃亡之后，又冒充新兵入營的情況。

同時，因為戰爭的爆發也不得不大幅度提高士兵的待遇。比如在萬歷朝鮮戰爭期間，為了能夠讓軍士進入朝鮮作戰，給予雙薪，經過計算下來，一名軍士一年可以拿到驚人的43兩白銀，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數字，明王朝根本就無法承受這樣高的軍餉。

實際上如果花了大量的錢，真的能招募到能戰之士，那也尚可，但真實的情況是招募到的士卒之中，很多都是來混餉銀的。

按自有東事以來，其貽禍最烈者無如募兵，蓋招募之兵率皆市井烏合，御敵則不足，鼓噪則有余，前后糜金錢數百萬，曾不得一卒之用，甚者逃而為盜，奸民饑民揭竿從之，中原自此多事矣。

二是邊疆地區的物價高、白銀購買力低。輸糧的確存在著運費奇高的問題，但改輸銀之后，雖然減輕了運輸之苦，減少運輸中的消耗，但是新的問題也很快出現了，因為邊疆地區物資匱乏，所以物價昂貴，白銀的購買力嚴重低于關內。熊廷弼就曾經說過這件事，他說遼東的一切衣食用度皆價增往日十倍，每銀一兩不額當內地二錢之用；步軍每日的耗費是八分，馬軍每日的耗費是一錢三分。這樣計算下來步軍月需二兩四錢，馬軍月需三兩九錢。

袁崇煥對這種物價騰貴的景況，在天啟六年之時說：“每名軍士月餉2兩，已經非常豐厚了，但沒有屯田也沒有糧食，各類貨物難通，物價昂貴，2兩白銀的購買力尚不及關內數錢，士兵因此而逃亡?！?/p>

這里還會有一個問題，明朝在遼東的士卒也并不算太多，最多也未曾有超過20萬人的，為何加派了520萬兩的遼餉，仍顯得不夠，拖欠軍士餉銀的情況還是繼續存在。520萬兩已經是一個極大的數字，萬歷時期太倉一年的收入也達不到這個數字。其實這里面是存在著貓膩的。當時往遼東運糧，無非海運和陸運兩種方式。海運顯然比陸運更便捷，但是海運存在著一個巨大的問題，那就是損耗很大，海運的運糧官如果能夠將十之七八的糧食運送到前線，那便要對運糧官論首功。

總督漕運王紀稱：

改造河舡四十只，新造千斛五十只，及應天、山東運舡二十七只，于七八月間次第由海出發，卒然颶風驟起，舟楫飄蕩，七十六舡相繼化為烏有。

這種損失很大一部分是因為海浪，但是不是所有的損失都來自風浪就很難說了，以風浪導致傾覆為由，而從中中飽私囊的情況并不少見，明朝的貪墨是眾所周知的。

海運如此，陸路運輸的消耗則更大。萬歷四十七年，姚宗文在巡查遼東之后提及了陸路運輸的情況：運輸糧食的主要工具是牛車，分守道閻鳴泰等人提議新增添車3.7萬輛，牛7.4萬頭，運送人員、牛、車的合計費用是1365700兩。

而更嚴重的是吃空餉、侵吞的現象。

寧遠委官閻棟在崇禎元年到三年之間共侵吞米豆44587石；崇禎二年，海運廳書役王昌等冒支米5827石。這樣的事情層出不窮，舉不勝舉，在整個官場糜爛的情況之下，層層盤剝，朝廷承受著財政上的巨大壓力，而軍士們又得不到自己應該有的待遇。邊事一日更比一日傾壞，而將士們一日更比一日窮困。由于官場的腐化，十羊九牧，一瓢百輿的事情屢見不鮮。軍隊之中，有將帥，有監軍，有督撫，有御史。每一位官員的到來，都需要增一官的費用，每一決策的頒布，則多一事之耗費；而真正對于遼東有效的政策并不多。所以我們看到的是，遼東的軍費一年更比一年高，遼東的局勢一年更比一年壞。

戶部尚書畢自嚴曾經憤怒地講了一件事：崇禎三年分島糧餉司餉道已經報過15萬，但實際上收到的尚不到8萬，被侵吞的部分幾乎過半。最終畢自嚴只能高呼：法紀何在！

崇禎十年，此階段明朝將主要的精力用在平定內患之上，皇太極此時采取對明朝的主要打擊方式是每隔一段時間即派大軍入關劫掠，這也就是皇太極所講的“砍大樹”，一刀一刀地慢慢砍進大明的身體之內，雖然每一刀都不致命，但傷口卻在一滴一滴流干大明的血。立足于沈陽的清朝對于明朝的威脅雖大，但鑒于一時之間還要不了大明王朝的命，所以明王朝就將主要精力放在對付國內起義上，想要解決了內憂，再集中去解決皇太極。這也就是楊嗣昌所提出來的攘外先安內，為了實現這個計劃，楊嗣昌要求練兵12萬人，這么多人肯定是要花錢的，楊嗣昌核算出來需要280萬兩。

楊嗣昌這人心思縝密，也算得上是崇禎朝的一個能人，他還給出了280萬兩白銀的四個來源：因糧、溢地、驛遞、事例。因糧就是按照以前丈量土地的基礎進行加派，之所以要提出是“因舊額之糧，量為加派”，主要是針對后面“溢地”這一條來說的。因糧是這四個來源的核心，一畝征收六和，一石等于一百合，一石糧折銀八錢，僅僅這一項就得銀192.5萬兩。溢地，就是當初土地丈量之全國后這么多年過去了，又有新開墾出的土地，這些土地是要交稅的，這一項的收入也不低，有40.6萬兩；驛遞，驛站是國家為了保障傳遞軍事情報和執行公務的官吏在途中吃飯、住宿、換馬而設立的場所。由于當時通信的不便，驛站的設立就尤為重要，一個個驛站串聯起來，就成為國家一條條的血管，保證信息的上傳下達，也確保軍情的及時送達。御史毛羽健上疏裁撤部分驛站，以節省費用，最終的結果是節省出68.5萬兩白銀，現在楊嗣昌要求從節省的費用里面拿出20萬兩來；事例就是賣國子監的名額。

這280萬兩征上來之后，楊嗣昌雖然未能在許諾的3個月之內消除農民起義，但也一年多的時間里，打得李自成率領十八騎逃入深山，張獻忠投降，似乎效果明顯。但這都只是暫時的，李自成很快卷土重來，而張獻忠復叛。

為了徹底解決問題，楊嗣昌在崇禎十二年提議再行加派，這一次的加派尤為沉重，按照每一畝一分來加派，計劃是加派730萬兩白銀。試想萬歷朝末期分三次加派才九分，尚不及這一次加派的數額，可見這次加派的負擔之重。

對于楊嗣昌的這個建議，崇禎帝多少還是有些猶豫，因為田賦已經多次增加，已經激起了農民的激烈反抗，百姓也不是不涸之泉，再行加派，只怕農民起義會更加一發不可收拾。楊嗣昌就勸崇禎帝，大概意思是這樣的：加田賦對老百姓根本就沒有傷害，老百姓手里根本就沒有田，田都在大戶人家手里，所以最終是大戶人家承受了田賦，一百畝土地才加三四錢，而且還可以抑制土地兼并，因為兼并過來的土地要加稅，兼并者就不會去兼并土地了。

初嗣昌增剿餉，期一年而止。后餉盡而賊未平，詔征其半。至是，督餉侍郎張伯鯨請全征，帝慮失信，嗣昌口：“無傷也，加賦出于土田，土田盡歸有力家，百畝增銀三四錢，稍抑兼并耳?！贝髮W士薛國觀、程國祥贊之。于是剿餉外復征練餉七百三十萬。

楊嗣昌有一點沒有說假話，那就是農民手里是沒有土地的，在河南，九成農民已經沒有土地，淪為租地主土地的佃戶。那增加的田賦真的被大戶人家承擔了嗎？這同樣是自欺欺人。既然是大戶人家，定然有權有勢，他們會把土地上的田賦轉嫁到佃戶的身上。佃戶每年交給地主們的糧食是固定不變的，至于朝廷新增加的田賦，佃戶們就自己想辦法吧！佃戶能怎么辦，交不起租就只能逃離，淪為流民，其中很多人因此加入了農民軍。

崇禎十二年（1639年），楊嗣昌以大學士身份自任督師，意圖剿滅農民軍，廷臣多請抽練邊兵，宣府、山西、大同練兵17.88萬人，延綏、寧夏、甘肅、固原、臨洮練兵15.57萬人，遼東、薊鎮練兵24萬余，又設保定總督，合畿輔、河北、山東兵，練兵15.7萬人，合計練兵73萬。

如此大規模的加餉，雖然能夠在前期迅速增加收入，但這種殺雞取卵的做法不會也不可能長久。

崇禎十六年（1643年），戶部尚書倪元璐上疏說當年正餉、兵餉只收到1174800兩，未完成的為7875200兩；關稅、鹽稅、倉助共完成689400兩，未完成2654400兩。合計應收12393800兩，實際只收到1864200兩，只收到了應收總額的15%，崩潰就在眼前。

清朝建立之后，多爾袞在分析明朝滅亡的原因時，就把加稅作為最重要的原因：“前朝弊政，厲民最甚者莫如加派遼餉，以致民窮盜起，而復加剿餉，再為各邊抽練，而復加練餉。惟此三餉，數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遠者二十余年，近者十余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p>

財政崩潰之下，加派、雜項也已經無濟于事。

到了崇禎十七年（1644），朝廷已經拿不出任何的銀兩，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李自成的大軍已經向北京進發。崇禎召開御前會議商量對策，其實此時哪還有什么對策，所以崇禎在會上長吁短嘆，說自己沒有臉面去見祖宗，決定親征，與那李自成決一死戰，隨后痛哭流涕。這種情況下，內閣大臣紛紛跪下請求代帝出征，但內閣成員們的申請崇禎都沒有批準，當剛剛入內閣兩個月李建泰申請之時，崇禎立即滿口答應，因為這個李建泰是山西的巨富，崇禎想讓他拿自己家的錢來招募兵馬，抵御李自成的大軍。

李建泰是天啟五年（1625年）的進士，擔任過國子祭酒，此后一直名不見經傳。突然在崇禎十六年（1643）五月被提拔為吏部右侍郎，在當年十一月即入內閣，這種火箭般的速度，很有可能是崇禎早就看中了他家的財富。

李建泰也很識趣地擔下了這個責任，主動要求用自家銀兩招募10萬人馬抵御李自成。崇禎大喜，親自為李建泰挑選了500京營軍士，并親自目送李建泰出城。李建泰出城沒多久，軍士即大多逃亡。當時兵荒馬亂，李建泰要自籌糧餉，其中的含義就是可以縱兵劫掠，所以一路上很多城池竟然都不放李建泰進城。李建泰的目的是到山西曲沃老家用家財來招募軍馬，但他還沒有到，李自成的軍隊就已經攻下了他的老家，所以他就躲在保定城中，最后在李自成大軍破城后，成了俘虜。

但身在北京的崇禎帝對李建泰抱有極大的期望，時刻關注著李建泰的情況。真定城丟了之后，崇禎帝就問兵部尚書張縉彥：“真定城丟了，你是否知道？”

張縉彥回答：“不知道?！?/p>

崇禎一下子就火了：“我都知道了，你怎么還不知道。”

張縉彥回答：“兵部沒有錢，派不出信使，我也就收不到情報，城丟了我也不知道。”

兵部連派一個信使的錢都沒有，國之窘迫可見一斑。

而此時的北京城，也是一片混亂。

王章是當時的一名科道官員，他被崇禎從邊疆調入北京巡視京營。王章拿到京營軍的名冊，發現尚有11萬人，遂大喜，“兵至十萬，猶可為也”。等到他實際去查驗軍隊的時候才發現，有一半的人已經去世，剩下的士卒都是來充數的，毫無戰斗力，矢折刀缺，聽到炮聲則嚇得掩住耳朵，騎上馬，馬尚未跑就摔下來。更要命的是，已經半年沒有發餉銀了。王章上疏請求崇禎從內帑中拿錢出來發餉，沒有任何回應。過了一個月，真定陷落，京師大震。負責北京城防的襄城伯李國禎發營卒5萬在城外扎營，李自成大軍到了之后，這5萬明朝士卒立即作鳥獸散。

當清朝人在編纂《明史》的時候，當然要論及明亡的原因，

其中有一句話：

明之亡，亡于流賊，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賊也。

也就是說，打進北京，傾覆明王朝的是李自成為首的起義軍，但明朝滅亡的根本原因并不在李自成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