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鄭永年：這不僅是中美關系“新定位”，更是國際關系“新范式”！

對話鄭永年：

這不僅是中美關系“新定位”，

更是國際關系“新范式”！

Dialogue 2026.5.15

世界｜對話｜觀點

本期對話亮點

HIGHLIGHTS

中美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系”為何將時間窗口定位為未來3年？

如何解讀“建立大國關系的新范式”？

美方對中美關系的認知有何變化？

中美應該如何解決臺灣問題？

編者按

2026.05.15

昨天上午，北京人民大會堂東門外廣場，總書記與特朗普總統彼此伸出手，長達十余秒的握手定格在無數鏡頭之中——這是北京時隔9年再次見證跨越太平洋的握手。當“修昔底德陷阱”的舊邏輯卡住了整個世界的喉嚨，中美到底能不能找到一條新路，給這個“歷史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寫下一個不一樣的答案？

今天下午，特朗普總統結束訪華乘專機離開，但全世界對于未來中美關系和世界新格局的思考才正開始。在此背景下，大灣區評論再次對話鄭永年教授。

*本期對話分為上下兩篇，本篇為上篇。

前文回顧：

大灣區對話

邀請嘉賓：鄭永年

本期采編：馮簫凝 王希圣

中美關系的真正問題，

在于能否走出“修昔底德陷阱”

大灣區評論：

總書記在會晤開場白中再次重申中美要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特朗普也明確贊同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系”作為中美關系的新定位。如何看這個“新定位”？

鄭永年：

中美要跨越“修昔底德陷阱”，這已經不是總書記第一次提及這個概念了。實際上，這些年來，中國領導人一直在思考這個國際關系的根本性問題。圍繞“修昔底德陷阱”是否必然存在，在中美學界也已經爭論了很久。

這個概念最早由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他的研究團隊統計了過去500年間人類歷史上發生的各種主要權力轉移案例，發現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一共發生了16次結構性挑戰與權力更替，其中12次以戰爭告終，僅有4次避免了直接沖突。基于這一歷史統計，艾利森指出中美之間“修昔底德陷阱”的風險不容忽視。美國的很多人也因此認為“中美之間必有一戰”。

不管是否承認這個概念本身，一個客觀事實是，所謂守成大國和新興大國之間的權力轉換，往往伴隨戰爭，這在歷史上確實反復發生。即便是那少數沒有爆發全面戰爭的情況——比如蘇聯解體，雖然過程相對和平，但結果仍是一方在競爭中徹底失敗。每一次大國戰爭（或競爭）帶來的損失，都不局限于交戰國本身，而是整個世界的巨大倒退。國際社會幾百年了，始終沒有真正走出來。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也一直面臨類似的討論。過去有人說中日之間難免一戰，因為日本是東亞既有大國，中國是新興大國；在全球層面，也一直有人說中美之間難免一戰。到今天，仍有一些國際關系學者堅信這種結構性的沖突不可避免。

但現在的問題不一樣了。世界已經進入一個“事實上的G2”時代——中美是兩個超級大國。這不是我們主觀上想不想的問題，而是既定的格局。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如何避免陷入沖突、走向實質性的合作，這是我們必須正面回答的問題。歷史上，大國更替多以戰爭或一方失敗告終，歸根結底是受一種根深蒂固的“零和”思維支配。今天中美關系最重要的命題，就是能不能打破這種零和邏輯，從而真正走出一條“雙贏”的道路。用中國自己的話說，我們需要跳出這一“歷史的鐵律”。

總書記以前講“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后來又進一步提出“地球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各自和共同發展”。這不僅是空間上的比喻，更是一套系統性的戰略哲學：中美不是非此即彼的對手，而是可以共存、可以共同發展的伙伴。

1963年，赫魯曉夫與卡斯特羅進行會談，彼時蘇聯計劃將核彈頭部署在古巴（圖源：俄羅斯衛星通訊社）

“穩定”是中美關系

最基本的底線

大灣區評論：

總書記為“建設性戰略穩定關系”賦予了清晰的內涵，即“四個穩定”——合作為主的積極穩定、競爭有度的良性穩定、分歧可控的常態穩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穩定。“穩定”作為本次會晤的重要關鍵詞。怎么解讀？

鄭永年：

穩定是“基礎中的基礎”。只有把穩定作為雙方共同努力的目標，雙方的行動才會有明確的方向。大國關系中要做到不打仗，其實非常不易。如上所說，歷史上能夠和平完成權力轉換的大國關系案例極為稀少，真正好的案例屈指可數。

正如我剛才所說，慢慢大家都會意識到：我們已經活在一個“事實上的G2”時代了。中美兩個超級大國絕對不能演變成美蘇兩個陣營那樣的冷戰格局。這種格局的底線就是穩定，最首要的任務就是不發生戰爭。

但這不等于說“穩定”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烏托邦幻想，“穩定”是可以經過努力追求到的具體目標。此次會晤在沿著這個方向推進，在某些層面甚至可能產生比尼克松訪華更為長遠的歷史意義——尼克松訪華改寫了冷戰格局，而今天中美之間要探索的是未來國際秩序究竟應該怎樣構建。

我認為，下一階段的中美關系可以從三個層次來理解。

第一個層次，是最低限度的穩定。中美作為兩個超級大國，至少不能發生正面戰爭。如果這個底線守住了，世界上其他區域的局部沖突仍然是可管控的區域性問題；而一旦中美發生正面沖突，那就可能是世界大戰的前奏。這是中美關系的“安全網”。

第二個層次，是在穩定的基礎上發展積極的關系。中美之間存在巨大的經濟互補性，各自擁有不可替代的比較優勢和廣泛的利益訴求。雙方可以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問題，持續發展經貿合作，圍繞區域和全球性事務保持常態化溝通。光是不沖突是不夠的，還必須往前走。

第三個層次，是面向未來構建新的國際秩序。這個新秩序不應該是傳統意義上那種一個壓倒另一個的格局，也不應當是零和博弈的戰場，而是應當在和平共處、彼此共存、務實合作的基礎上，走向更深層的新型國際關系。中美對這樣一種范式的探索對整個國際社會就是重大的觀念貢獻和制度貢獻。

中國發展到今天，對國際社會最大的貢獻之一，就是有可能為大國關系提供一種全新的范式。中美關系的意義，不僅在于兩國自身的利益，而在于通過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積極互動，為未來國際秩序奠定新的基礎。

大灣區評論：

雙方把這個“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系”定位為未來3年乃至更長時間的戰略指引。為什么是3年？

鄭永年：

中美想要真正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系”，本質上是一個長期的系統工程，短期內很難一蹴而就。

但“3年”這個時間窗口，可以說是給特朗普總統量身定制的——它對應著特朗普的任期周期。不過更長遠的意義在于，哪怕是三年的時間窗口，中美之間能夠慢慢積累互信，本身就是一件極具價值的事情。

這次隨行訪華的龐大商務代表團，從蘋果到英偉達、從特斯拉到波音，美國頂級企業家集體來華。這本身就說明中美經濟的高度互補性是真實存在的，不是那些所謂的政治修辭就可以掩蓋的。中美之所以出現這么多矛盾和摩擦，核心問題在于雙方之間缺乏互信。俄烏之間、伊朗與以色列之間也是如此——沒有信任，就很難進行真正有意義的對話。

這些年與美國打交道，有一個經驗很值得總結：首腦定調、定格局，官僚機構和政府機構負責執行。為什么這個模式能運轉？不僅僅是因為我們有追求和平的良好愿望，更因為有我們的古老智慧——“止戈為武”。

和平從來不是從天而降的，它需要通過實力來爭取、來維護。建立在實力基礎上的關系才是最牢靠的。光靠紙面上的承諾和政治辭令，這些都遠遠不夠。我們要發展新的手段、新的工具來穩住局面。比如在AI領域和網絡空間，我們有能力做出反應，但這并不是說我們一定要用這些能力去和美國對抗到底，而是讓對手清楚地意識到——我們有這個能力。只有讓對方理性一點，才能坐下來好好談。

2026 年 5 月 14 日，北京人民大會堂，美方企業家參與中美元首會談（圖源：中央廣播電視總臺）

如何理解“建立

大國關系的新范式”

大灣區評論：

此次會晤上總書記指出要“建立大國關系的新范式”，這已經不是在中美兩國層面，而是上升到國際層面。面對國際社會的普遍焦慮，總書記也指出這是“歷史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如何解讀這個“新范式”？

鄭永年：

過去主導國際關系的很多范式都是零和的——一方勝出，另一方必然失敗。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能不能探索出一種雙贏的、和平共存的，甚至是彼此合作、共同發展的模式？這不只是方法論上的調整，而是對國際關系底層邏輯的一次重寫。這對國際關系本身具有重要意義。

這次會晤中，雙方談到的議題非常廣泛。不只是傳統的經貿議題，也包括兩軍溝通、臺灣問題、烏克蘭局勢、中東危機等等。國防部長、國務卿、商務代表、財長等重要官員全部參與其中。這說明這不是一場聚焦單一議題的會議，而是一次高密度、高規格的綜合性的會談。

兩位領導人都意識到一個基本事實：中美合作，對兩國有利，對世界也有利；如果中美走向沖突，則不僅是兩敗俱傷的問題，而是可能對整個世界秩序造成毀滅性的打擊。尤其要看到，中美不僅是兩個核武大國，也是兩個AI技術的領先大國。一旦發生沖突，風險不是一般性的，而是系統性的、不可逆的。

所以，看這次會晤不能只看雙方具體談了哪些議題。在一個層面看，峰會是要解決中美之間以及國際層面的一些具體問題，但從更深處看，這是在探索一種全新的國際關系范式。

這一點也與中國近年來提出的四大文明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全球治理倡議）形成了內在呼應。當前世界同樣面臨四大結構性危機：發展危機、安全危機、文明沖突危機和全球治理危機。中國提出的這些倡議，本質上就是給這些問題尋找一個系統性的中國方案。

因此，看中美關系不能僅僅停留在具體議題的層面，更要看它所處的認知框架。至少從中國方面來看，中美關系已經被放在新型國際關系、新型大國關系的框架下理解。這一點至關重要。

恢復“兩軍”溝通意義重大

大灣區評論：

此次會談中特別提到要“用好兩軍溝通渠道”。去年底中美剛恢復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在人工智能逐步應用于軍事領域的大背景下，恢復兩軍交流機制有何特殊意義？

鄭永年：

意義當然非常重大，怎么強調都不為過。中美之間的軍事交流曾經中斷過相當長一段時間，去年年底才開始逐步恢復，這是一個積極向好的信號。對兩個大國來說，要想保持關系的基本穩定，最低限度的要求就是兩軍之間不能出現戰略誤判。即便是冷戰期間的美蘇對峙，雙方也有熱線機制來防止事態失控，因為所有大國都知道：誤判的代價是災難性的。

中美兩國在利益結構、安全認知和對具體問題的定位上存在顯著差異。比如南海和臺灣問題，對中國來說是核心的主權問題，不容談判；但在美國的認知框架里，更多被納入地緣政治空間的考量。認知不同，就更加需要常態化的溝通機制來彌合理解偏差。

現在美國越來越把自己定位為一個亞太國家，而中國本來就是亞太國家、東亞國家。亞太地區作為全球經濟增長的引擎，這一趨勢在未來幾十年的方向是不會改變的。對美國來說，西太平洋既是戰略層面上的地緣政治空間，也是經濟上的關鍵利益所在。美國在全球其他地方可以收縮兵力，但在西太平洋，它大概率不會弱化，甚至可能進一步強化軍事和經濟存在。

在這樣的背景下，臺海問題的重要性進一步凸顯。即使沒有這些具體爭端，美國也會因為其經濟和地緣利益持續介入這個區域。中美兩軍之間如果缺少有效的溝通渠道，風險將變得極高。歷史上很多戰爭的爆發，并不是某一方精心策劃的結果，而是由一連串的誤判和意外擦槍走火引發的。一支巡邏艦的意外靠攏，一次信號的誤讀，在沒有溝通機制的情況下，都可能升級為不可控的對抗。

因此，兩軍恢復交往是一個非常積極的信號。雖然此前雙方也曾建立過類似的交流機制但后來中斷了，但此次重新恢復，其標志性意義不可低估。

從更宏觀的視角看，奧巴馬時代之前，中美總體上還處于一種“接觸模式”，擁有對話平臺和機制。特朗普第一任期之后，中美關系進入了一種不那么對等的模式，對話平臺大量減少，博弈的色彩日益加重。現在要探索一種新的“范式”，關鍵不在于回到過去的模式——因為歷史回不去了，而在于建立一種更加現實、更加穩定的新型關系模式。兩軍溝通機制的恢復，正是這種新模式的一塊重要基石。

臺北象山觀景臺拍攝的信義區天際線全景（圖源：維基百科）

特朗普“新現實主義”的轉變

大灣區評論：

您剛才也提到，特朗普第一任期之后，中美關系一度走向了更加強烈的沖突模式。但此次會晤中，特朗普在開場白中就表示，這是“美中元首之間最長久和最良好的關系”。怎么看特朗普的這種變化？

鄭永年：

這說明美國方面的認知也在發生深刻的變化。特朗普的第一任期，他的總體戰略仍然可以用“老現實主義”來概括。那時候，中美關系的基礎更多建立在“中國仍處于發展階段、實力差距仍然較大”的美國認知前提之上。當時美國很多人堅信，中國必須被打敗，而且美國有足夠的能力打敗中國。

但現在的情況已經完全不同了。中國經過這些年的持續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經歷了特朗普第一任期、拜登政府再到現在，中方對美國的定位和意圖已經沒有任何幻想。現在我們所追求的，是基于實力之上的和平。和平不是祈求來的，而是要有實力、有工具、有手段去追求，去維護。

所以特朗普第二任期表現出的“新現實主義”，背后的邏輯是這樣一種認知的轉變：他已經意識到，中國已經崛起，美國打不敗中國，只能直面一個具有實力的中國。當然，美國國內依然存在大量的強硬派，仍然抱有舊思維，但至少特朗普本人以及他周圍的一批核心團隊成員，對中國的認知已經不同于以往。

這里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代際因素。以盧比奧、萬斯為代表的新一代美國政治人物，他們成長在中國崛起的具體歷史進程中。他們看到的是，中國在這些年專心搞建設、謀發展，而美國卻頻繁卷入海外戰爭、消耗了大量國力。他們對中國的態度未必是友好的，但他們的觀察視角和分析框架，與上一代美國政治人物已經有了明顯的代際差異。

因此，探索中美關系的新范式，并不是中國的“一廂情愿”。在美國國內依然有強硬派勢力堅信沖突是不可避免的，依然有不少人認為戰爭只是時間問題。但我們也必須看到，美國社會和美國政治精英的認知不是一成不變的。

我個人相對樂觀，但這種樂觀不是基于道德期待，不是因為相信美國一定會放棄霸權邏輯，而是基于中國自身整體實力的變化。沒有實力，說什么都是空的；有了實力，才有可能真正追求和平，才有可能推動新型國際關系范式的建立。

中國人的智慧也很重要。中國對大國關系、國際關系的理解，與西方的傳統現實主義有著本質的差別。中國不是蘇聯，不是美國，不會照搬任何現成模式。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是獨特的，它有自己獨特的文明傳統、獨特的歷史經驗和獨特的現實路徑。這些獨特的資源，恰恰是我們走出“修昔底德陷阱”的最大底氣。

2026年5月15日下午，美國總統特朗普結束對中國的國事訪問，乘專機離開北京（圖源：新華社）

中國的目標仍是和平統一

大灣區評論：

此次會談中總書記特別嚴肅強調，臺灣問題是中美關系中最重要的問題。處理好了，兩國關系可以保持總體穩定；處理不好，就會發生碰撞甚至沖突。您怎么看？

鄭永年：

臺灣問題是中國的核心利益。其他議題可以協商、可以交易，但主權問題絕無交易余地，美國必須認清這一點。

從美國自身利益與國內政治認知出發，它想打“臺灣牌”恐怕難以避免，但關鍵在于“出牌”的尺度。中國有明確的底線與紅線，一旦被觸碰，沖突將難以避免。

對中國而言，臺灣問題絕非僅關乎領導層，而是14億中國人民的共同意志。臺灣是中國近代遭受外來侵略與民族屈辱歷史中最核心的議題之一，是全體中國人的“心痛”。因此，中國外交始終將臺灣問題置于重要位置，正因這是不容動搖的核心主權問題。

當然我們也需看到，對美國而言，臺灣更多被視為地緣政治空間博弈的棋子。中國解決臺灣問題，并非為了將美國逐出西太平洋。但這一問題不能無限期拖延。如今中國已具備解決臺灣問題的能力，實現統一的訴求也日益強烈。

也正因美國部分強硬派察覺到這一點，反而加大對臺支持，認為“時間窗口”正在收窄，這直接推高了臺海擦槍走火的風險。臺灣問題不僅涉及中美溝通，更與島內“臺獨”勢力密切相關——若其勢力制造事端引發實質沖突，而美國又有《臺灣關系法》的約束，局勢將變得異常復雜。

中國的目標仍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仍是重要方案。但如果擦槍走火的情況發生，局勢也不排除會轉向武力統一。美國必須清楚，中國并非沒有武力統一的能力；我們仍希望和平解決，但一旦形勢逼至絕境，中國有決心、有能力、也必定會完成臺灣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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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內容為《大灣區評論》編輯組根據與鄭永年教授的訪談內容整理而成。

GBA 新傳媒

對話整理 | 馮簫凝 楊蕓淞 王希圣

排版 | 許梓烽

初審 | 王炳云

終審 | 馮簫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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