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鄭永年：中美合作不僅是美好的愿望，更是現實的需要

對話鄭永年：

中美合作不僅是美好的愿望，

更是現實的需要

Dialogue 2026.5.17

世界｜對話｜觀點

本期對話亮點

HIGHLIGHTS

中美能否共同提供穩定國際秩序所需的公共產品？

臺灣問題為何絕不能成為大國交易的籌碼？

中國應如何在中東與俄烏問題上推動和平而非選邊站？

經貿與科技合作如何避免被“泛安全化”吞噬？

中美企業互聯互通能否成為大國競爭中的緩沖區？

編者按

2026.05.17

這場舉世矚目的中美元首會晤落下帷幕，雙方定下了“建設性戰略穩定關系”的新調子。下一步，俄羅斯總統普京也即將訪華。北京正成為大國外交與重塑全球秩序的核心坐標。

但未來，是否能如預期般的“歲月靜好”？本期對話中，我們與鄭永年教授展開了一個更宏大的追問：如果中美不合作，世界會怎樣？

鄭永年教授指出：美國單方面維持不了現有秩序，中國單方面也難以建起新秩序。中美合作不是美好的愿望，而是現實的需要。正因如此，我們既不能陷入烏托邦主義，更不能陷入犬儒主義。大國之間的關系盡管利益是核心，但要對利益要“取之有道”。

*本期對話分為上下兩篇，本篇為下篇。

上篇詳見

前文回顧：

大灣區對話

邀請嘉賓：鄭永年

本期采編：馮簫凝 伍子堯 王希圣

中美需要共同塑造

穩定的國際秩序

大灣區評論：

臺海、伊朗、俄烏等問題都擺上了中美元首會晤的談判桌。這是否意味著世界重大地緣政治問題正在回歸大國協調，或者說“G2”協調的模式？

鄭永年：

國際秩序需要公共產品的支撐，大國理應成為國際公共產品的提供者，或者說大國應當提供更多的國際公共產品。一個穩定的國際秩序，對所有國家而言都是最重要的國際公共產品。小國即便有意愿維護，也往往力不從心；真正具備能力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依然是大國。

蘇聯解體后，美國曾是全球唯一的霸權國家。然而時移世易，如今中美作為兩個超級大國，正在深刻影響世界走向。盡管歐洲、日本等力量依然重要，但它們的實力難以單獨塑造新的國際秩序。未來國際秩序將如何重塑，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美的互動方式。

如果中美不合作，美國單方面能否維持現有國際秩序？難度極大。特朗普政府“美國優先”的理念及“退群”傾向已然表明，美國甚至不一定愿意繼續維持其既有的盟友體系與國際組織體系。同樣，僅憑中國一己之力能否建立全新的國際秩序？這也面臨巨大挑戰。中美若拒絕合作，不僅無法解決全球性問題，兩國自身亦難獨善其身，更遑論建立新的國際秩序。

在看待中美關系這一問題上，中美兩個社會都存在著兩個極端的看法。在一個極端，是所謂的現實主義派，認為兩國利益不可調和，無論兩國作怎樣的和解以及和平的努力，最終都會走向沖突和戰爭。在另一端則是理想主義，每當中美找到一些共識和共同利益的時候，就輕易相信中美關系以后是一片光明，天下太平。前者往往表現為犬儒主義，后者往往表現為烏托邦主義。從世界大國交往歷史經驗來看，這兩種主義都會導向災難性的結局。因此，我們既不能陷入烏托邦主義，更不能陷入犬儒主義。大國之間的關系盡管利益是核心，但是對利益要“取之有道”。沒有對人類和對我們生于其上的地球的終極關懷，就不會去努力爭取和平的。中美關系不容易，但我們所做的是值得的，也是應該的。

我們在上期對話中也說過，中美合作不僅僅是美好的愿望，更是現實的需要；有實實在在的基礎，不只是道德層面。只要中美兩個超級大國不發生直接沖突，其他沖突大多仍將局限于區域性層面，便難以構成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大戰。縱觀歷史，區域性沖突始終存在；而真正的世界大戰，往往是大國卷進去才爆發的。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如此，美蘇冷戰本質上也是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結構性對抗。

但今天的中美和美蘇不一樣。美蘇除了核威懾，基本沒什么經濟聯系。中美則不然，兩國都是核大國、AI大國，而且還有深厚的經貿聯系。特朗普第一任期就開始推“脫鉤斷鏈”，但迄今中美直接貿易規模還是很大，算上間接貿易就更大了。特朗普想通過脫鉤讓美國再工業化，事實證明沒那么容易，大家也越來越看清這一點。

另外，美方的戰略認知也在發生變化。比如魯比奧（Marco Rubio），他在擔任國會議員期間對華態度極為強硬，但進入國務院之后，角色變了，認知也開始變化。美國國會議員可以發表諸多意識形態色彩濃厚的言論，但作為國務卿，則必須審慎考量國家整體利益及現實后果。這種因職位變動而引發認知調整的現象，在美國政治生態中屢見不鮮。

我們不能對美國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但也不能覺得它永遠不會變。我們對所有政治力量和國家的認知，都應該在現實的互動中動態變化。

訪問期間，國家主席習近平邀請特朗普總統參觀中南海（圖源：美國白宮）

臺灣問題絕不可以拿來交易

大灣區評論：

您在之前的對話中強調，中國不會出賣朋友，更不會用伊朗議題交換臺灣議題。從中美大博弈角度看，中國是否需要用一些籌碼來參與其中？

鄭永年：

國際事務中許多議題相互關聯，比如伊朗問題、中東問題、俄烏沖突等，都與大國關系緊密相關。中國可以通過處理這些議題展現自身能力，也能借此順勢而為。

但臺灣問題絕不是可以拿來交易的籌碼。即便沒有伊朗問題或其他外部因素，中國也有必要和有能力來解決臺灣問題。

伊朗問題本身也確實需要得到解決。當前特朗普在伊朗問題上面臨不小的困境。伊朗是一個擁有悠久文明的國家，不會因外部打擊而輕易屈服，由此產生的對立情緒也會難以化解。中國可以在伊朗問題上發揮溝通作用，既與伊朗溝通，也與美方對話，推動局勢緩和。

霍爾木茲海峽安全、能源保障、地區穩定等問題，都關乎全球共同利益。中國并非中東戰爭的當事方，但作為負責任的大國，也需要去推動停火與對話進程。

目前，能夠在美伊之間發揮重要協調作用的國家并不多。過去俄羅斯曾有一定影響力，但如今俄羅斯深陷烏克蘭沖突，自身處境艱難。中國的角色愈發關鍵。伊朗外長在特朗普訪華前到訪中國，俄羅斯總統也即將訪華，這些都表明相關各方都在關注中國能發揮何種作用，中國當然也在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甚至可能在扮演一個遠超人們期望的更為重要的角色。

中東問題不能簡單選邊站

大灣區評論：

特朗普此次來華，希望中國能在中東問題上提供幫助。您認為中國應該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鄭永年：

特朗普當然希望中國幫助他，包括在俄烏問題上，他也希望中國最好和美國站在一起。但關鍵在于，如果中國簡單與美國站隊，世界會更和平，還是更混亂？這一點必須認知清楚。

中國一貫主張中美合作應服務于和平發展，而不是要制造更多沖突與戰爭。很多國家容易在中美之間選邊，但這種選擇往往是暫時的，也不牢靠。中國不會、也不應該簡單地選擇站在某一邊。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有能力幫助美國解決一些問題，但未必會按美國希望的方式去做。中國更強調通過政治外交對話解決問題。中美之間本身也一直通過對話處理問題，中國也希望相關沖突方通過政治外交方式解決爭端。

自伊朗戰爭發生以來，中國始終主張先停火。無論誰對誰錯，先停下來再談。停火是首要的，霍爾木茲海峽保持開放也至關重要。如果沖突持續擴大，不僅會惡化地區安全危機，還會導致全球范圍內的能源危機，進而引發全球人道主義危機。現代社會離不開能源，國家、城市、企業、家庭，都靠能源維持日常生活；放任能源危機持續惡化，后果將不堪設想。

近期印度一家加油站掛出了“沒油”的標牌。（圖源：Noah Seelam/AFP/Getty Images）

俄烏戰爭結束的關鍵，

在于各方是否看到停戰利益

大灣區評論：

這次中美元首也談了烏克蘭危機。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公開說，希望特朗普訪華時討論戰爭結束問題。中國可以做些什么？

鄭永年：

俄烏戰爭不是中國說停就能停，也不是美國說停就能停。中國能做的是推動、協調、溝通，而不是替當事方作決定。

特朗普已經多次表示要讓戰爭停下來，但到現在仍然沒有停。拜登政府、歐盟、北約長期支持烏克蘭對抗俄羅斯，但也沒有能夠打敗俄羅斯。戰爭能否結束，關鍵不是某個大國的一句話，而是要讓雙方看到停戰的利益。

現在有一個比較重要的變化，普京總統前不久也表示，希望盡快結束戰爭。戰爭對雙方都沒有好處。俄羅斯付出了人員、經濟和內部政治代價，烏克蘭承受更為巨大的損失。

俄烏之間還有復雜的歷史、民族和領土問題。烏克蘭和俄羅斯曾經處在同一個國家內部，克里米亞、東部四州等問題，這些都使得這場戰爭變得異常復雜。但戰爭持續到第五年，雙方都已經非常疲憊。

烏克蘭過去對美國和歐洲抱有很高期待，但現實證明，美國和歐洲都受到各自利益和能力限制。歐洲國家雖然表態很多，但真正能提供多少幫助，是另一回事。現在歐洲很多國家反而在準備與俄羅斯進行更長期的對抗。如果局勢繼續惡化，歐洲甚至可能爆發更大規模戰爭。

在俄烏雙方都有一定停戰意愿的時候，中美如果能夠形成一些共識，并推動雙方往前走，就有可能為推動停戰創造條件，對結束戰爭起到重要作用。

大灣區評論：

克里姆林宮已經確認普京即將訪華。如何看下一階段中、美、俄三方關系？

鄭永年：

這次中美之間討論了很多問題，普京總統來華也會討論很多問題。首先是中俄雙邊議題，比如經貿合作等；同時也會談到世界事務，包括俄烏沖突。

沖突爆發以來，普京總統來過中國，俄羅斯外長、防長也一直和中方保持溝通。中國一直希望戰爭盡早結束，這一點不會變。中國不會因為美方希望我們做什么，就不和俄方溝通；也不會因為和俄方溝通，就簡單地站在某一方。

中國的立場是站在和平一邊，而不是簡單的支持誰、反對誰。中國反對戰爭，希望各國可以通過政治外交方式解決問題。這是中國在俄烏問題上的基本立場。鑒于中美首腦這次所取得的成果，這次普京總統的訪華也會同樣成果豐碩。當然，如果三個大國能夠當面溝通和協調，不僅對各自有利，對整個世界都有利。很顯然，在三國關系中，今天的中國處于一個核心地位，扮演關鍵角色。

特朗普訪華后，俄羅斯總統普京也即將對華展開訪問 （圖源：紐約時報）

經貿與科技不能被“泛安全化”

大灣區評論：

此次特朗普帶來了不少企業界人士。這是否釋放了美國企業希望繼續進入中國市場、加深與中國市場聯系的信號？如何看企業市場邏輯與國家安全邏輯之間的張力？

鄭永年：

這個問題需要分層次來看。此次隨特朗普來訪的CEO們來自美國不同具備比較優勢的領域，例如農產品、波音、金融服務、高科技等。這些領域究竟有多敏感？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一方面，很多領域不能被“泛安全化”。中國長期使用美國波音飛機，也長期使用德國醫療設備。飛機直接關乎生命，而醫療設備關乎人的生命健康，但中國一直放心使用，并未將所有事物都“安全化”。問題的關鍵在于兩國的認知。如果缺乏基礎的互信，任何事物都有可能被“安全化”。極端地說，是否連美國的糧食也可以被懷疑存在食品安全隱患？若依此邏輯，安全關切便會徹底失去邊界。

另一方面，真正敏感的領域也確實存在。例如在軍工、國防以及部分高科技領域，這的確需要納入實質性的安全考量。在這些領域，美國有其安全關切，中國同樣也有。即便美國將最先進的芯片供給中國，中國在是否放心使用上也會有自身的安全考量。安全關切本身并非癥結所在，真正的問題在于不能“泛安全化”。

中美之間存在著廣泛的聯系，真正涉及國家安全的部分可能只占其中的極小比例。但在過去幾年間，由于政治互信不足，許多議題被“泛安全化”。如果一切議題均被“泛安全化”，兩國最終將徹底喪失互信與合作的基礎。

供應鏈安全本是各國普遍關切的問題。過去多年，美國以安全之名行“脫鉤斷鏈”“卡脖子”之實，不僅破壞了原有的全球供應鏈體系，也倒逼著中國加快自主發展的步伐。中國從未主動制造所謂的“供應鏈不安全”因素，但是遭遇了他國的“脫鉤”與“封鎖”之后，不得不著力提升自身的科技與產業能力。

從此次美方隨行企業的陣容來看，多是其優勢領域，比如美國的農產品、金融服務、信息技術以及航空制造等。必須意識到，中國購買美國大豆，并非“美國贏、中國輸”的零和博弈，而是基于中國自身的市場需求；同理，中國采購波音飛機，也并非“波音贏、中國輸”，同樣是源于中國市場的實際需求。

中方對這個議題持“實事求是”的坦然態度，也期望美方能秉持同樣的態度，避免將一切經貿問題“安全化”。如果陷入“泛安全化”的邏輯，波音飛機可以被渲染為存在風險，金融服務同樣可以被指稱存在隱患。當今世界不存在絕對的安全；過度追求絕對安全，最終往往會導致絕對的不安全。除非各國均退回到封閉與自給自足的狀態，但那樣的話，全球的整體安全狀況只會進一步惡化。

與特朗普一同訪華的有眾多美國企業CEO，包括庫克和黃仁勛 （圖源：聯合早報）

企業互聯互通可以

成為中美關系的緩沖區

大灣區評論：

特朗普提出要成立投資委員會和貿易委員會。這是否可被視為是新型大國關系范式中的制度創新？

鄭永年：

這兩個委員會正是“大國關系新范式”下新機制的一部分。中美之間需要對話平臺，但這不僅是一般的對話，更是對雙邊關系進行維護和管控的機制。雙方同為利益攸關方，需要通過機制及時解決問題，不能等事態發展到沖突邊緣再行處理。

這些機制與奧巴馬政府時期有所不同。過去更多建立在良好愿望之上，而現在則更多建立在現實力量的基礎之上。中美已經歷多輪談判，關稅、貿易、科技等多領域都“過了招”；當前若能達成共識，則表明雙方目前是基于實力的基礎上推動合作。

缺乏實力基礎的合作并不牢靠。過去依賴善意和期待，現在必須要正視現實、承認彼此的力量和利益。這種機制安排，有助于避免矛盾不斷升級，將競爭管控在合理范圍內。

大灣區評論：

中美企業之間的互聯互通，能否成為兩國關系的緩沖區？

鄭永年：

引入“緩沖區”是合理的，但僅有商貿往來并不能阻止戰爭。1875年到1914年那一輪全球化也很深入，照樣沒擋住一戰。經濟聯系不是避免戰爭的絕對保障。

經濟聯系作為一種非正式機制確實可以發揮緩沖作用。中美關系與冷戰時期美蘇關系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中美之間存在經濟上的深度依賴。美蘇在二戰后迅速陷入對峙與冷戰；而中美就算經歷了脫鉤、貿易戰、科技戰，雙方還是有很多往來——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之前我們說中美貿易戰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如今在某些方面看，美國損失可能更大。中國的中低端制造業及整體經濟均極具韌性，美國的韌性部分源于其盟友體系與既有優勢，而中國的韌性則更多源自自身完整的產業體系。作為全球工業門類最齊全的國家，中國在中低端制造領域實力雄厚，在高端領域亦在快速追趕，有些技術已躋身世界第一梯隊。

中美經濟本身具有高度的互補性。一旦雙邊政治互信恢復至一定水平，兩國的經濟聯系不僅不會削弱，只會進一步加深。若是強行“脫鉤”，既痛苦也不現實。美方試圖推動“再工業化”，但若要求實現全產業鏈的本土生產以徹底取代大量進口，在現實中難以達成。

美國談貿易問題時老盯著貨物貿易，因為中國是制造業大國；但如果算上服務貿易，其實美國在金融、服務業上優勢很大。中美之間共贏空間很廣。一個良好的世界經濟秩序，理應是各國發揮比較優勢，通過貿易實現共贏。

此外，兩國之間的往來不僅局限于商貿領域，也涵蓋人文交流。當前美國年輕人來華交流的數量偏少，若美國年輕一代缺乏對中國的深度了解，不僅會錯失諸多商業機遇，還將加深雙方的誤解。所以我們也希望馬斯克、黃仁勛等美國的企業家們，在關注企業發展的同時，也能增加對教育領域的投入，支持更多美國青年來華學習與交流。企業在創造商業價值的同時，也能為中美關系的長遠發展打基礎。

中美關系回不到過去

但可能有更好的未來

大灣區評論：

特朗普第一任訪華前，中美關系一度不錯，但后來急轉直下。這一次特朗普回去以后，中美關系會變得更好，還是更糟？

鄭永年：

我認為，中美關系仍有機會向好發展。當然，這不僅是我們的期待，也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特朗普第一任期內中美關系惡化有多重原因。一方面，他的外交議程很大程度上受蓬佩奧等人影響，冷戰式話語重新抬頭，意識形態色彩極強。特朗普本人未必有如此強烈的意識形態傾向，但他的政策議程在一定程度上被強硬派塑造。

另一方面，特朗普提出的“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本身就意味著美國要調整外貿、產業布局及對外關系。不過當時不僅是中美關系惡化，美國與世界各國的關系都出現問題，包括與歐洲及盟友的關系也陷入困境。因此，不能簡單將這一階段的矛盾歸結為中美雙邊問題，而應視為美國對外戰略整體調整的一部分。

第二任期可能有所不同。第一任期的特朗普更接近傳統現實主義者，而第二任期的他則表現出某種新現實主義傾向。他更清楚中國已實現崛起，也更明白美國無法擊敗中國了。

當然，我們不能掉以輕心，也不應認為新的國際關系范式會立刻形成。新范式的建立絕非一日之功。大國關系既需要實力支撐，但也需要價值觀引領。

價值觀是人類值得追求的目標，但僅有價值觀而無實力支撐，不過是烏托邦；同樣，只有實力而缺乏價值觀引導，同樣十分危險，如果完全陷入犬儒主義，認定大國之間只有戰爭，最終可能真的只剩下戰爭。

真正可持續的路徑，是將實力、價值觀和智慧三者結合。擁有實力不是為了擊敗他人，而是為了更有能力追求和平這一價值，而這需要智慧。

中美關系的未來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會呈現階梯式遞進的態勢。目前至少已出現一些積極條件：中國自身具備相應基礎，美國方面也發生了一些變化。作為大國，中國推動構建新的國際關系范式，既是為了自身發展，也是履行大國責任的應有之義。

中美關系無法回到過去，但確實有可能走向更美好的未來。關鍵在于雙方能否在現實基礎上建立穩定機制，能否將競爭控制在可管理范圍內，并在重大國際問題上提供更多公共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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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內容為《大灣區評論》編輯組根據與鄭永年教授的訪談內容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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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整理 | 馮簫凝 王希圣 伍子堯

排版 | 伍子堯

初審 | 王希圣

終審 | 馮簫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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