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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載于5月20日中國青年報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5月18日,日本自民黨面向年內修訂《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安保三文件”的建議草案內容曝光。草案認為,受俄烏沖突作戰模式深刻變革的影響,日本需盡快列裝旨在強化防空體系的攔截式無人機與高能定向武器,同時明確要求確保以年度為周期的持續作戰能力。
近段時間以來,日本在軍事擴張的道路上動作頻頻:從政府各級官員密集出訪多國,到釋放出推進修改和平憲法、修訂“安保三文件”的強烈信號,諸多行徑足以印證,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已不再是潛在隱患,而是演變為不容忽視的現實安全威脅。
日本政府加速軍事擴張,會從哪些層面撕裂本國社會與民生發展?此舉又將對戰后亞太安全格局帶來哪些負面影響?日方借臺海議題大肆造勢、借機推動修憲擴軍,其背后潛藏的真實戰略意圖是什么?日本問題青年學者、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區域國別研究院研究員陳洋在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采訪時,對上述問題進行了解讀。
擴軍修憲遭抵制,青年一代發聲
“我反對解禁武器出口,也反對制定反間諜法。我認為這些基本上全都是執政黨為了強化軍備,把日本變成一個能夠發動戰爭的國家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動的一部分。”一名參與反修憲集會的日本抗議者對共同社表示。
據共同社、《朝日新聞》和《日本時報》等日媒報道,5月15日,日本民眾在首相官邸前舉行集會,抗議首相高市早苗及其政府加速推進擴軍修憲等危險動向。現場民眾高喊:“高市下臺!反對戰爭!”今年以來,日本多次出現大規模反修憲集會,民眾強烈抗議高市早苗政府的修憲企圖,呼吁守護和平憲法。
“當前,以首相高市早苗為代表的修憲勢力在這一議題上的一系列做法,已然觸碰了戰后日本的和平主義底線,既威脅到個人與國家安全,也背離了日本社會的主流民意。”陳洋解釋了近期日本反修憲抗議規模創數十年新高的主要原因。他強調,在廣大日本民眾眼中,修憲絕非單純的法律條文調整,而是意味著國家發展理念可能發生根本性轉變。因此,當高市早苗等修憲勢力不斷強調“反擊能力”和推動“國家正常化”時,必然會引起不少日本民眾的恐懼、擔憂、警惕與憤怒。
日本現行憲法于1947年施行,其第九條規定日本“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因而也被稱為“和平憲法”。
“許多日本民眾將高市早苗政府此舉視為重蹈戰爭覆轍的危險行為,昔日戰爭留下的深層恐懼與創傷記憶再度被喚起。”陳洋指出。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日本的反修憲集會呈現出明顯的“全民化”特征,既有捍衛和平憲法的中老年群體,也涌現出大批年輕一代。有日本大學生坦言,修憲關乎未來,守護和平憲法是日本青年一代不可推卸的責任。
在日本留學期間,陳洋曾見到過類似的反修憲集會,那時的參與者多為老年男性。但近些年來,此類抗議活動漸成“全民參與”態勢。“不難看出,修憲早已不再只是政界討論的話題,它正轉變為日本社會各階層普遍關注的大事。”
“如今,日本青年群體正成為反修憲抗議的中堅力量。”陳洋分析稱,一方面,這些年輕人具備了獨立思考能力,認清了修憲潛藏的諸多現實隱患;另一方面,他們成長于戰后的和平年代,不僅享受著和平帶來的安穩生活,內心也高度認同和平發展理念,本能地抵觸戰爭與對抗思維。此外,大批日本青年主動發聲,也意味著戰后和平理念實現了代際傳遞,向往和平的呼聲愈發年輕化,并逐漸成為社會常態。
“參與抗議的民眾范圍越來越廣,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有效制衡日本政府急于推動修憲擴軍的激進勢頭。”陳洋總結道。
修憲弊端凸顯,社會裂痕加深
防衛預算連續14年增加,2026財年一舉突破9萬億日元;修訂“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公然放開殺傷性武器出口限制;推進自衛隊大規模編制改革,加速向攻防一體的實戰化軍力轉型;戰后首度于境外發射進攻型導彈……針對日本政府“新型軍國主義”的一系列危險動向,眾多國際專家學者和媒體指出,日本已徹底拋棄“和平主義”理念,正在推進戰后最為危險的軍事安全政策轉向,威脅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與穩定。
當前,日本政府“再軍事化”圖謀,不僅引發國際社會普遍擔憂,也不斷加劇國內民意撕裂。日本眾議院議員、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畑野君枝稱:“我們從根本上反對修憲,多數日本民眾也不期盼修憲。”日本社會民主黨黨首福島瑞穗直言:“本應守護憲法的高市政權如今卻正在破壞憲法,企圖毀掉憲法。”
陳洋分析指出,80年來,和平憲法為日本的和平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其核心價值在于日本承諾永久放棄戰爭權、不保有戰爭力量,并錨定和平國家的定位。“它不僅為日本戰后和平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助其塑造和平形象、實現經濟復蘇,更是維護戰后亞太地區秩序的重要支柱。”他說。
需要警惕的是,日本政府推動修訂“安保三文件”和修改憲法,將促使日本安全政策進一步“外向化”。“若修改完成,日本未來介入地區安全事務乃至開展海外軍事行動的空間將大幅拓寬。”陳洋表示。
今年是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80年后的今天,日本“新型軍國主義”再度抬頭,高市早苗政府接連的冒進行徑公然挑戰戰后國際秩序,也敲響了關乎地區和平穩定的警鐘。
日本律師杉浦瞳坦言:“日本政府把大量資金投入軍備,只會讓周邊國家感到危險。加之日本是曾經發動過戰爭的國家,這樣做會嚴重破壞亞洲國家對日本的信任。”
英國廣播公司觀察到,自去年10月上臺后,高市早苗嚴重偏離了日本戰后的和平主義立場,大量民眾走上街頭抗議,意味著更深層的社會問題正在發酵。德國《日報》評論稱,高市早苗在競選期間,其團隊依托社交媒體大肆傳播淺顯的情緒化言論以博取民意支持,刻意遮掩其極端保守的政治立場與強勢集權的執政傾向。如今盲目追捧高市早苗的選民中,不少人未來或許會為這份一時的政治熱忱心生悔意。
“日本民眾持續擴大的抗議活動,以及國際社會特別是東亞鄰國對日本右傾化的警惕,確實會對修憲進程形成一定牽制。但是否能夠真正‘阻止’修憲,仍取決于日本國內政治結構、執政聯盟穩定性及未來安全環境的變化。”陳洋表示。
“反觀日本國內,強行推進修憲帶來的負面影響正持續顯現。”陳洋觀察到,在政局層面,執政勢力執意推動修憲,在野黨全力抵制,這將導致日本國會層面的對立愈發尖銳。政治內耗加劇會導致政策推行效率大幅下降,日本政治生態或將趨于極化。在民生層面,持續的政治對立將分散治理重心,使得日本政府疏于應對經濟復蘇、少子化、老齡化、物價高漲等緊迫的民生難題。
“高市早苗政府極力推進的擴軍修憲,勢必推高防務開支,進而擠壓教育、醫療、養老等民生領域的財政投入,加重民眾的生活壓力。長遠來看,還將拖累日本的經濟復蘇與社會民生改善進程。”陳洋強調。
阻日干涉臺海,筑牢和平安全防線
美國總統特朗普結束訪華后,就臺灣問題明確表態,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獨立”。5月18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從來不是一個國家,今后也絕無可能。“臺獨”與臺海和平水火不容,“倚外謀獨”是死路一條,兩岸統一才是光明大道,民進黨當局應該認清大勢,面對現實,懸崖勒馬。
近段時間,日本右翼勢力以所謂“臺灣有事”等虛假命題為借口,不斷為整軍擴武尋找“正當性”。結合共同社、《讀賣新聞》等日媒報道,“安保三文件”修訂草案中提到的所謂“確保持續作戰能力”,不僅顯示出日本政府試圖將國家安全保障體制推向“舉國防衛”乃至“實戰化”,更意味著日本正在為介入周邊安全——包括臺海、東海、南海——進行長時期、高強度沖突做實質性備戰。
“日本政界頻繁炒作臺海議題并借此推動修憲擴軍,其核心戰略意圖是通過蓄意制造‘外部危機’,將臺海局勢與自身安全深度綁定,進而突破戰后體制束縛,實現國家‘正常化’與‘再軍事化’。”陳洋指出。
談及日本修憲擴軍將給臺海和平帶來的新風險與變數,陳洋分析稱:一是日本政府若徹底突破和平憲法第九條限制,將使日本對臺海的“切香腸式”介入從戰略模糊走向戰略清晰;二是這將助長“臺獨”勢力的分裂幻想。日本軍事松綁并頻繁就臺海發聲,會釋放嚴重錯誤信號,使島內分裂勢力誤判形勢,進而加大挑釁動作。
“若日本徹底掙脫和平憲法束縛,其以往在臺海事務中的介入姿態將發生質變,或將從‘后勤保障’走向‘聯合參戰’狀態。”陳洋強調,日本若突破憲法約束,或將變為臺海問題的“直接利益攸關方”,其軍事介入的可能性與強度均會大幅提升,這將使地區和平穩定陷入更大的不確定性之中。
面對日本頻借臺海局勢推進軍事松綁、借機插手地區事務的行徑,陳洋進一步分析指出,周邊國家應聯合重申《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國際法文件,同時在聯合國等國際舞臺上揭露日本“新型軍國主義”的非正義性,牢牢鎖定日本作為“二戰加害者”的歷史定位,使其干涉臺海事務等行徑在法理上寸步難行。在此基礎上,周邊國家可構建“地區安全聯合網”與“外交孤立網”。具體來說,區域內深受日本侵略歷史之苦的國家可開展政策協調,通過多邊聲明、聯合巡航等手段,對日本右翼形成地緣圍堵,遏制其危險企圖。
“通過多種方式向日本政府釋放信號,劃定清晰的‘不可逾越紅線’,進而迫使日本經濟界對政界右翼施壓,從內部瓦解其軍事冒險的動向。”陳洋建議說。
本文刊載于5月20日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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