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文史 | 九江女校放足記

作者：殷英 江書福 編輯：馮曉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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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發(fā)于2026年4月18日《九江日報·長江周刊》，總第1066期，以下為原文。

在江西九江這座長江口岸城市，同文中學與雙峰小學都承續(xù)著九江近代教育的深厚血脈。1873年，昊格矩創(chuàng)辦九江女校（Kiukiang Girl’s Boarding School），該校于1907年更名為儒勵女中。1951年，儒勵女中拆分，小學部為今雙峰小學，中學部后與同文中學合并，共同構成九江近代教育史上一條重要的發(fā)展脈絡。

現(xiàn)珍藏于九江市檔案館的《儒勵女中六十周年紀念刊》，保存較為完整。道林紙歷經(jīng)歲月略顯泛黃，豎排繁體文字典雅精練，仍能看出這所江西早期女子學校的不凡氣象。其中一處細節(jié)，尤其引人注意：1899年，學校推行全校放足，此后新生入學，須以未纏足為條件。

紀念刊封面 來源：《儒勵女中六十周年紀念刊》

這寥寥數(shù)語看似平常，記錄的卻是當年的驚世駭俗之舉，更關乎近代中國女性身體解放與女子教育的深層變革。

中國女子教育先行者

要理解這份檔案背后的歷史分量，需先追溯近代中國女子教育的艱難起步。

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女子教育長期以家庭教育和禮教訓誡為主，并未被納入國家正式學制。從鄉(xiāng)學、縣學到書院，主要面向男性讀書人，女子多在閨門之內，通過《女誡》《女兒經(jīng)》等讀物接受倫理規(guī)范。直到清末，隨著維新思想傳播和“新政”推行，情況才開始發(fā)生變化。1907年，清政府頒布《女子師范學堂章程》和《女子小學堂章程》，女子教育才正式進入國家學制。

儒勵女校的創(chuàng)辦，恰逢近代中國社會變局的關鍵時期。1860年《北京條約》簽訂后，九江作為長江沿岸通商口岸正式開埠，西方近代教育、醫(yī)療和宗教活動隨之進入這座內陸口岸城市。

1873年元旦，美國傳教士昊格矩在九江城外土橋一帶租賃民房，創(chuàng)辦女子小學堂，后遷至城南桑林。在更名為儒勵女中之前，該校英文名稱一直為“Kiukiang Girl’s Boarding School”，在九江本地，人們則先后稱之為“半日女校”和“桑林書院”。

該校不僅是江西近代第一所女子新式學校，也是目前有明確記載的長江流域第一所女子教育機構。相較之下，南昌較早的女子學校葆靈女書院，1902年方由美國傳教士郭愷悌創(chuàng)辦，晚于儒勵女校近三十年。

校園面貌 來源：《儒勵女中六十周年紀念刊》

在江西乃至長江流域，儒勵女中都產(chǎn)生了較大影響。據(jù)1914年4月8日《申報》記載，儒勵女中附設初等小學分布于江西、安徽、湖北三省交界地區(qū)，多達五十四所。學校招生范圍遍及全國十四個省，許多家庭不惜遠道送女求學。至1925年，儒勵高中畢業(yè)生升學者七十四人，其中赴日本、美國留學者二十七人，獲博士學位者四人。

由此可見，儒勵女中不僅是江西女子教育的重要源頭，也成為近代內陸女子新式教育的重要輻射中心。

婦女解放運動的受益者與傳播者

儒勵女中的歷史地位，與其創(chuàng)辦者昊格矩的個人經(jīng)歷密不可分。

十九世紀中后期，美國婦女教育和婦女權利運動逐漸興起。昊格矩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中成長起來的，她自幼便受到平等觀念的影響。1872年，二十六歲的昊格矩接到赴中國辦學的邀請，遂遠渡重洋，成為美以美會婦女海外傳教會派往中國最早的女傳教士之一，也是該會在華婦女教育事業(yè)的重要開拓者。

1872年11月，她抵達九江。她所面對的，是一個對女子教育極為陌生的社會：重男輕女觀念根深蒂固，女嬰常被視為累贅；纏足之風依然盛行，幼女自小裹足，終身行走艱難；“女子無才便是德”仍是許多人奉行的準則，普通人家不愿讓女孩走出家門、進入學堂。再加上1870年“天津教案”的影響，民間對外國人多有疑懼，女子教育的推行尤其艱難。

昊格矩意識到，要真正改變中國女子的命運，不能只讓她們識字讀書，還要使她們從纏足的束縛中解脫出來。纏足作為延續(xù)已久的陋俗，不只是身體上的痛苦，也限制了女性的行動與生活空間，成為女性職業(yè)發(fā)展的重要障礙。一個連站立、行走都困難的女子，何談教書育人、行醫(yī)救人、服務社會？這實際上是對中國女性身體與精神自由的雙重束縛。

對于近代女子教育而言，放足并不是附帶問題，而是女子能否真正走向社會的重要前提。

因此，昊格矩從辦校之初便反對纏足，并盡量招收未纏足女童。學校創(chuàng)辦初期，采取“學費不收，衣食均仰于學校”的辦法，即由學校供給衣食，并發(fā)給少量零用錢。為了穩(wěn)定生源，昊格矩還與學生家長立約，“各以三五載為期，弗得中輟，背約者償所費”。

昊女士遺象題記 來源：《儒勵女中六十周年紀念刊》

由此可見，在當時社會風氣下，興辦女學已屬不易，要求學生不纏足，更是難上加難。由于社會習俗積重難返，許多家庭仍以纏足為女子應有之態(tài)，學校也不得不面對現(xiàn)實，接納部分已經(jīng)纏足的女生。但昊格矩反對纏足的立場并未改變。

1899年，儒勵女中正式推行全校放足規(guī)定，此后新生入學，須以未纏足為條件。

這一規(guī)定的推行并非一帆風順，有學生因家庭反對而被迫退學。這些細節(jié)說明，儒勵女中的放足并非一句口號，而是發(fā)生在學生身體、家庭觀念與學校制度之間的真實沖突。它改變的不只是一雙腳，更關系到女性能否走出家門、進入課堂、面對社會。

從放足到遠行

阻力并未使昊格矩退縮。她通過學校教育，培養(yǎng)出一批不纏足、受新學的女性。她們后來走出閨門，進入課堂、醫(yī)院和社會，成為近代中國女性職業(yè)化道路上的早期實踐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石美玉與康成。

石美玉出生于九江附近的黃梅縣，父親受昊格矩影響，堅決不讓女兒纏足。石美玉進入儒勵女學后，昊格矩見其聰慧勤學，便留在身邊親自教導。

康成則由昊格矩自幼撫養(yǎng)成人，同樣未曾纏足，并在儒勵接受系統(tǒng)教育。

1892年，昊格矩攜石美玉與康成遠渡重洋，前往美國求學。兩人后來考入密歇根大學醫(yī)學院，并于1896年畢業(yè)，成為中國最早一批赴美接受正規(guī)醫(yī)學教育的女性。

她們的經(jīng)歷說明，放足并非單純的身體改變，而是女性接受教育、遠行求學、進入職業(yè)社會的重要前提。

《儒勵六十年來生活演進史》 來源：《儒勵女中六十周年紀念刊》

康成與石美玉學成歸國后，在九江開辦診所，服務婦女兒童，并逐漸發(fā)展出近代女子醫(yī)療事業(yè)。她們以醫(yī)生身份立足社會，又培養(yǎng)護士、救治病患，讓更多女性看到另一種人生可能。

與此同時，晚清天足運動也正在各地興起。1895年前后，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人士倡設不纏足會，主張入會者所生女子不得纏足，男子不得娶纏足女子；1897年，上海不纏足會成立，梁啟超又撰《戒纏足會敘》，為放足之舉張目。不纏足會隨后影響到多地，成為晚清移風易俗的重要社會運動。

康成、石美玉回到九江后，很快成為天足運動的鮮活例證。據(jù)英國學者伯頓所著《近代中國名女性》記載，有兩名準備赴南京開會的青年，聽說兩位女醫(yī)生剛從美國歸來，途經(jīng)九江時專程來訪，并將其中一人的密歇根大學畢業(yè)證帶往南京會場陳列。

該畢業(yè)證在會上引起很大興趣，湖北巡撫譚鈞培之子還就女子教育與禁纏足問題發(fā)表長篇演說。會后，與會者即組織團體，約定所生男子只娶天足女子，所生女子也只嫁入允許女子天足的家庭。

這一細節(jié)頗有意味。對當時的人們而言，康成、石美玉并不是抽象的“女學成果”，而是具體可見的現(xiàn)實例證：不纏足的女子，可以遠渡重洋，可以進入大學，可以取得醫(yī)學學位，可以回國行醫(yī)濟世。

正是在一批社會有識之士的倡導下，以及各地女子學校實踐的推動下，晚清以來的天足運動逐漸展開。進入二十世紀后，越來越多女校把“不纏足”作為入學條件。1907年，清政府頒布《學部奏定女子小學堂章程》，明確規(guī)定：“女子纏足最為殘害肢體，有乖體育之道，各學堂務一律禁除，力矯弊習。”1912年，孫中山發(fā)布《令內務部通飭各省勸禁纏足文》，再次從國家層面推動禁纏足。

由此回看儒勵女中1899年的放足規(guī)定，便更能看出其意義。它不是孤立的校規(guī)，而是晚清女學興起與天足運動發(fā)展中的一次早期實踐。

正是通過一所所女校、一批批學生和一個個家庭觀念的改變，放足才逐漸從少數(shù)人的主張，成為近代中國移風易俗的重要潮流。康成、石美玉等學生走出閨門、學成歸來，儒勵女中也因此在近代中國女子教育與放足運動中留下了清晰足跡。

它的意義，并不只在于創(chuàng)辦了一所女校，更在于通過學校制度與日常教育，使一批中國女性真正獲得了走出閨門、接受新知、服務社會的可能。

【作者簡介】

殷英，女，江西九江人，生于1978年，九江市雙峰小學教師。

江書福，男，江西都昌人，生于1978年，供職于九江市檔案館，江西省作家協(xié)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