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青年 | 扎根萬億銀發經濟的大市場

編者按：

王萌的故事，選自《對話青年·破曉：在世界舞臺中央》。

這本書記錄了三十位中國青年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真實經歷——他們不是天賦異稟的天才，而是在異國他鄉咬牙堅持的普通人。

從荷蘭留學到互聯網出海，再到銀發經濟，王萌的每一次轉身都在做一件事：把不同文化之間的摩擦點，轉化為可以通行的路。

希望她的故事，能讓你看見一種可能——哪怕橋很小、光很弱，也足夠溫暖自己、照亮他人。

當飛機滑過荷蘭低矮的云海，代爾夫特的風像一把溫柔而利落的剪刀，剪斷了舊日的習慣，也裁開了新的選擇。

王萌從荷蘭的課堂走向中國互聯網的前沿，歷經本土巨頭的國際化業務，如今又投身于銀發經濟的新興公司。

她的每一次轉身，都是在時代交匯處的抉擇：把某種技能放大，把某種視角疊加，再融入下一段工作中。

她的經歷如同一幅精心繪制的航線圖，與中國企業發展過程中的每一個重要節點相呼應。

01

國際化的第一張藍圖

2016 年，中國互聯網行業正值黃金時代。王萌加入一家國內知名生活服務平臺，外賣作為當時的核心業務線，正在以驚人的速度擴張。彼時的她并未意識到，自己即將參與一場將中國的商業模式推向全球的宏大實驗中。

跨地域業務拓展行動的起點，源于公司高層對增長天花板的思考。內地市場的規模雖然大，但終究有趨于飽和的一天，而全球市場則意味著近乎無限的空間。

作為分析團隊的成員，王萌的任務是為公司的全球增長尋找適合的目的地，她和同事們搭建模型，測算大盤，研究競爭對手，試圖在浩瀚的全球版圖上找到那幾個最有潛力的坐標點。

這是一項理性與直覺并重的工作。數據可以顯示人口規模、互聯網滲透率與移動支付普及度，但難以量化的文化因素同樣關鍵。

中東區域則展現出另一個維度上的吸引力：人口基數大，市場規模可觀，競爭對手相對較少，對餐飲的需求也十分強烈。

更為重要的是，當時在“一帶一路”倡議之下，中國企業能夠更為容易地獲得政府的支持。而像巴西、墨西哥、泰國等這些客單價較低但訂單量龐大的國家，也被納入了考量范圍。

最終，香港成為她和團隊的首選目標之一，背后的原因也是多維度的：用戶客單價高，城市的國際化程度高，且文化親近性強，有利于品牌建設。

會議室的窗外陽光淺淡，王萌和她的團隊信心滿滿地準備和潛在合作方進行談判。模型和預算她們已經打磨了無數遍，市場規模、客單價、履約成本、用戶畫像、補貼策略等細節全部了然于胸。

她記得當時自己心里的想法很直接——“我們要把在內地跑通的商業模式，做成一個可復制的國際版本”。

但事情并沒有那么順利。

“他們的金融思維偏傳統，需要快速拿到利潤回報。互聯網公司慣用的‘先虧后贏’的打法，在他們眼里太冒險了。”她回憶起談判時對方的沉默與對風險控制的反復追問，讓談判進程陷入僵局。

談判沒有一次性達成，她們調整了方案：把補貼幅度下沉、把配送方式改造得更輕量、把合作模式從單一代理改為多階段試點。

最終，雖然項目未能直接落地，但這次交鋒成了日后重啟項目的根基——那套她參與設計的評估體系，后來在香港被復用，證明是有效的。

王萌總結說，真正的出海，不是一次漂亮的簽約，而是在失敗邊緣一次次調整，是把“不可行”拆解為一個個“可行”的模塊，然后逐一完成。她用在荷蘭學到的“戰略設計”思維，把復雜問題結構化，把美好的想象轉化為可日常操作的工作流。

02

重塑思考的方式

機械工程出身的王萌，畢業時本可以沿著工程師的道路繼續往前走。

但她在選擇研究生的專業方向時，故意把目光投向了一個全新的命題：她不愿成為終日沉浸在細節里的匠人，而想成為連接產品、商業與戰略的橋梁。

“我意識到，自己可能不適合長期沉溺于細節的設計師角色。那需要心如止水，能夠反復琢磨一處線條或一個按鍵的觸感，但我個人的天性可能更偏向于在更廣闊的畫布上進行描繪。”王萌說。

于是，她前往荷蘭代爾夫特大學攻讀戰略方向專業。該院校的學科設計像一位高明的園藝師，將商業戰略、創新思維與產品設計嫁接在一起，培育出的復合型人才，指向了更廣闊的商業戰場，滿足了她“轉型并豐富履歷”的職業訴求。

這也讓她第一次真正意識到，產品本身可以用來表達一種商業策略，而工程思維也能深度參與企業的戰略選擇。

身處代爾夫特的兩年，王萌如同置身一個國際化熔爐。她觀察到，荷蘭本土學生雖然普遍年齡偏小，但他們的專業素養與動手能力較強，尤其在模型制作上，仿佛有種與生俱來的天賦。“他們的動手能力，就像老木匠手中的刨刀，精準有力。

相比之下，我們國內過去的同學，更像是在圖紙上思考的哲學家。”在這種差異中，小組作業成了最生動的課堂，讓她在實踐中彌補了中西教育之間的差距。

求學期間，王萌并未將視野局限于學術象牙塔。她加入了當地一家規模最大的海外人士職業發展平臺進行實習。這個平臺由兩位留學生學長創辦，其初衷是基于對外籍人士職業困境的深刻理解與同情。

“我們當時在那邊做項目，深刻感受到國際人才，尤其是華人，在歐洲找工作時面臨的阻力。”如何優化簡歷、與HR 溝通薪資、精準把握職業機會……這些問題如同不會消散的迷霧，籠罩著異鄉的求職者。

王萌在平臺中承擔了產品經理、市場調研和商務拓展的工作，旨在為眾多外籍青年撥開些許迷霧，點亮一盞小小的引路燈。她負責產品規劃，進行市場需求分析，并嘗試聯合當地企業舉辦招聘專場。

該平臺最終成為當時荷蘭、比利時及英國地區規模最大的外籍人士求職網站之一。與其說是實習，這段經歷更像是一種責任感的萌芽：通過本土化的平臺，將中國人的工作能力與求職需求植入歐洲職場土壤。

更重要的是，留學教會她一種心態：面對不確定，保持平和；面對分歧，尋找共識。

她說：“海外環境讓我學會接受不同的想法，不再把挫折放大為失敗，而是把它當作學習的機會。”這樣的心態，后來在她參與國內企業的國際化決策時，發揮了關鍵作用。

03

將文化傳播到五湖四海

離開外賣業務后，王萌加入了一家知名文娛平臺。在新公司的業務中，王萌的工作分為兩方面：國內直播體系的沉淀與海外直播生態的拓展。

國內直播是一套已經跑通并經過反復驗證的經濟學模型：圍繞主播、觀眾、打賞與生態激勵，這套機制經過數年的迭代，形成了涵蓋培訓、公會、任務與分成的完整機制。難點在于，將這套模型投放到國外市場時，往往要面對文化上的“水土不服”。

“我們嘗試過直接復制模型，但落地結果并不理想。”她坦言。舉例來說，在日本和韓國，雖然消費市場成熟、文娛人才充足，但主播往往不愿開口向觀眾索要打賞，這觸及了文化層面的禁忌。

而美國市場的情況則更為復雜：主播更傾向于以短視頻的形式實現內容變現，而不是長時間的直播帶貨；同時，當地的勞動習慣和公會關系，也讓強調連續性的直播任務難以執行。

這就像給一匹駿馬套上了華麗的韁繩，卻發現它不習慣被直接驅使。于是，團隊決定做出調整：對易于遷移的市場直接復制既有模式；對文化差異大的市場，則進行深度本土化改造，包括簡化任務指標、將標準作業程序（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OP）工具化、增強可視化后臺。

海外的公會管理者可以直接通過可視化界面，清晰地看到旗下主播的數據變化、每月任務和最終結算情況。這種技術上的透明化與便捷性，如同架起了一座無聲的橋梁，省去了無數次跨語言、跨時區的溝通。

這段工作讓王萌更深刻地認識到：國際化既是技術挑戰，也是文化工程。她把這稱為“把規則簡化成可執行的動作，把文化差異轉化為可操作的SOP”。在她看來，出海并非簡單放大中國的成功，而是抽象出其成功的本質，然后在當地的語境中重建。

04

慢下來走更遠

離開高強度的互聯網行業后，王萌又進入了一家以中老年興趣教育與文旅為主的公司。

這次轉型，表面上是步調放緩，實則是向追求社會價值的另一次主動轉向。她認為，銀發產業在國內擁有巨大的潛力，而在大趨勢來臨之際加入賽道，無疑是最佳的切入點。

“我看到了這一行業背后的參照系與成長空間。”王萌解釋說，“國外市場，尤其是日本和德國，中老年產業已經發展得非常成熟，我們國內現在所走的每一步，某種程度上正沿著他們已驗證的路徑前行，這也蘊含著巨大的本土化創新機會。”

在這里，她把國外的成熟經驗帶回國內：日本與德國在老年產品分級、營養標識、旅游安全標準上的細致程度，讓她意識到國內市場尚有極大的提升空間。

例如，在日本，僅老年食品就有極為明確的劃分與標注，如流食、需要咀嚼的食品、術后或特醫食品，分類清晰，標準嚴苛。

這種對老年人生活品質細致入微的關照，體現了一種專業而周到的關懷。

相比之下，國內的市場雖然龐大，但缺乏一個家喻戶曉的、面向中老年群體的專業品牌。盡管一些公司推出了老年產品線，但也沒能完全扎根于中老年人的文旅、社交或健康服務領域。

“這不僅是簡單的服務，更是對用戶尊嚴的保護。不是替他們做決定，而是把他們想做的事變成可實現的安排。”王萌如是總結她所負責的如意行文旅項目。

談及中國銀發經濟出海的潛力，王萌認為，長遠來看，機會依然巨大。

首先是硬件的定制化突破。在汽車、手機和家電等領域，中國品牌已經具備全球競爭力；而針對老年人“以車代步”的需求，開發更安全、簡便的定制化交通工具和智能設備，存在巨大的市場空白。

其次是興趣教育和社交模式的復制。國外老年人同樣有學習和社交的需求，只需將國內成熟的模式結合當地的興趣偏好進行本土化調整，便能像一劑溫和的催化劑，有效豐富當地老年人的文化生活。她指出，由于這本質上屬于“文化產業”，任何出海都必須搭建本土化的團隊，才能真正避免水土不服。

05

讓差異變成可以通行的路

王萌將中西文化交流看作一門“實務學問”，它既有宏大的敘事，也有細小的操作。她把文化壁壘形容為一張多層的網：語言只是最表面的一層，其下的禮儀、付費習慣、勞動倫理、風險偏好等，共同構成了密實的網絡。

要穿過這張網，需要三樣東西：耐心、結構化的思考，以及將抽象規則具體化的能力。

“耐心”意味著不將一次失敗視為全盤皆輸，愿意用“小步快跑”的試點替代大規模的復制；“結構化的思考”則是將文化差異分成可度量的維度，如付費意愿、工作習慣、社交表達、監管環境等；“把抽象規則具體化”是她工作中的秘訣：把一個難以言說的文化差異轉化為一份清晰的SOP、一個可視的后臺、一套培訓腳本。

她強調語言的重要性，但更看重“可被理解的產品化溝通”。“我們的價值不在于走得多遠，而在于能把不同文化之間的摩擦點轉化為合作點。”

換句話說，橋不只是連接兩岸的石頭，更是那條能承載日常通行的路。

河流終將匯入大海, 但每一條都有自己獨特的流向。在中國企業全球化的宏大敘事中, 這些個體的經歷如同涓涓細流, 匯聚成理解與尊重的洋流, 推動著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進程。

而那份在多元文化中錘煉出的平和與包容, 或許才是跨越山海的對話者留給這個時代最珍貴的禮物。

《對話青年·破曉：在世界舞臺中央》

孫濤 主編

東方出版社

68元 | 202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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