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多晶硅恩仇錄

2004年，國慶節。

一位德國的朋友聯系到尚德的施正榮博士，說是在吉爾吉斯斯坦的山里頭發現高純度多晶硅。施正榮說，好，我們去考察下。

于是，施博士一行從上海出發，到達莫斯科，半夜再坐到吉爾吉斯斯坦首都，“簡直就像坐坦克，轟轟隆隆到那兒是早上兩點，第二天帶我去看，到山里頭開車來回要13個小時”。

結果卻讓人非常失望，因為山里頭的“東西”不是什么高純度多晶硅，而是冶金級多晶硅。大家悻悻然無功而返。

也就在2004年開始，全球光伏規模化拓展發軔，受歐美國家的太陽能電池補貼政策的刺激，海外太陽能電池需求開始呈爆炸式增長，從而導致全球性多晶硅原料日漸短缺。

那時，中國光伏產業化的“咽喉”一直被人掐著，Hemlock、瓦克、REC、MEMC、德山、三菱、住友等七大廠商幾乎壟斷了全球多晶硅的技術和供應。

2004年，中國多晶硅的產量僅有可憐的60噸。市場供不應求，國際市場上多晶硅的價格從2000年時9美元/公斤迅速上升到2005年的40美元/公斤，2006年100美元/公斤，2007年飆升至300美元/公斤，2008年則達到500美元/公斤的價格頂點。

沒有人愿意永遠被“卡脖子”；現實的動力更在于：暴利之下必有勇夫。自2005年開始，在中國廣袤的大地上，多晶硅企業如同雨后春筍，遍及各地。

賽維、協鑫、英利、南玻、亞洲硅業、大全、特變，乃至四川永祥，無數企業牽涉其中；彭小峰、苗連生、朱共山、施正榮、高紀凡、瞿曉鏵，各路光伏大佬都曾因多晶硅而悲喜交加，甚至夜不能寐！

價格暴漲下，一箱30公斤的多晶硅的售價曾高達10萬元，利潤在10倍以上。最瘋狂時，峨眉半導體的垃圾堆被淘寶者翻了個底朝天，一條馬路因為路基中含有多晶硅料，也被淘寶者挖了。

甚至，還有企業雇傭專業的潛水人員，去海底尋找當初當做固體廢棄物扔掉的多晶硅。那幾年，一些硅片企業附近的公交站臺上，寫滿了各種“高價回收硅料”的小廣告。

然而，轟轟烈烈的“擁硅為王”風潮之中，完全贏取那波行情，并成功贏取整個周期的人，只有協鑫的朱共山。2013年，協鑫擊敗德國硅料霸主德國瓦克公司，登上全球多晶硅生產商頭把交椅，占據了全球約四分之一的市場份額，其后多年，協鑫一直保持了“世界硅王”的位置。

多晶硅的投資很快偏離了理性的軌道！2008年后，隨著金融危機的蔓延，多晶硅價格一瀉千里，一步步回到幾十美元一公斤的時代。緊接著的歐美雙反，再次打擊了多晶硅的價格。

其后差不多近十年時間里，“幸存”的多晶硅企業整體日子都是“清湯寡水”，到2020年的4月份，甚至出現了56元/kgRMB的極端低價。

僅僅數年時間，曾遍布在中國廣袤大地上的多晶硅生產企業，迅速數淪為“陪練”，或破產，或主動退出，前赴后繼，消失在產業歷史的煙渺之中。

在光伏產業中，硅料環節就是妥妥的“周期之母”，作為一種長產能周期、低產能彈性、高壁壘進入的大化工產能，硅料一旦緊缺需要通過較長時期的等待才會有新產能釋放去平衡供求關系，而低產能彈性意味著緊缺到來時并不能通過加班加點來增加產出。

這也就意味著一旦緊缺或過剩，供應鏈只能通過價格或庫存調節供求關系的變化。這也就使得光伏硅料環節總是容易出現極端價格：嚴重過剩且庫存調節能力失效后，價格會直奔現金成本而去；緊缺時，價格則會往下游不可承受的邊際上限暴漲去。

數次的周期一再證明，幾乎沒有人能確切的預測產業未來，而歷史又反復重演，人們總是反復踏入“同一條河流”。

2020年的夏天，新疆的兩起多晶硅廠區事故引發“蝴蝶效應”，光伏產業鏈價格持續上漲；而四川樂山五通橋一場百年難遇的暴洪，更讓不少光伏行業的人擔心硅料價格“漲無止境”。

從2020下半年開始，過了多年苦日子的多晶硅環節，再次迎來瘋狂的上漲行情，硅料價格2021年初達到8.5萬元/噸，漲到2022年7月的33萬元/噸，漲幅超280%，行業平均毛利率超過70%；多晶硅環節都在這波行情中再次賺得盆滿缽滿。

暴利吸引下，寶豐、東立、晶諾、合盛硅業，甚至吉利等等數十家資本瘋狂涌入多晶硅環節，多晶硅產能加速狂飆，截至2025年底，全球多晶硅名義產能已達350萬噸。

好日子終究是短暫的！產能過剩，多晶硅價格從2022年高點，跌至2024-2025年的4-5萬元/噸區間，跌幅超85%，部分批次甚至跌破4萬元/噸的行業平均現金成本線。

多晶硅又一次風聲鶴唳，哀嚎遍野，“成本生死線”的殘酷博弈再次展開。終究，冬天的痛苦，是在為夏天的錯誤埋單；秋天的收獲，則源于春天的播種，如此輪回，世間沒有新鮮事。

二十年光陰，絢爛又殘酷，中國乃至全球多晶硅市場的競爭格局歷次變迭，早已大不同。回首數次周期，誰是多晶硅沉浮中的真正贏家？也許答案你不信——曾經進山“尋寶”的施正榮博士，就是其中最大的贏家之一。

一 馬洪鎮 一號院

中國的多晶硅歷史，可以回溯到上世紀50年代，那是產業的“萌芽期”，包括北京有色金屬研究總院、北京玻璃廠等一些研究機構已開展多晶硅料的工藝研究工作。

從1964年至1996年，則進入我國多晶硅發展的“摸索期”。1964年后，峨眉半導體材料廠、洛陽單晶硅廠和華山半導體材料廠陸續形成了我國三大硅材料生產基地。

20世紀70年代，多晶硅行業經歷了一個發展階段，小型生產廠家多達30余家，而改革開放后，受市場經濟沖擊，多晶硅生產企業因虧損而相繼停產或轉產，至1987年，多晶硅工廠數量縮減為7家，而到了1996年則只剩下原峨眉半導體材料廠和洛陽單晶硅廠兩家。

中國多晶硅真正稱得上產業化嘗試，始于1996年，當時在國家經貿委的支持下，峨眉半導體廠實施100噸/年多晶硅產業化關鍵技術研究。

同年，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批準以峨眉半導體材料廠的技術和人才為基礎，組建四川新光硅業科技有限公司，建設年產1000噸多晶硅產業化項目。該項目引進了俄羅斯技術和美國CDI技術等，于2002年開工建設，并于2007年建成投產，是我國首條千噸級多晶硅生產示范線。

2003年，洛陽中硅在國家發改委重點行業結構調整專項資金的支持下，在洛陽建設年產300噸多晶硅產業化項目，2005年10月投產，這也是我國首條產業化示范線。

真正推動中國多晶硅實現技術吸收與突破，并實現大規模發展，源于光伏產業的發軔與興起。

2004年中國多晶硅的產量僅有可憐的60噸。彼時，全球七大多晶硅廠商總產量為24000噸，而全球市場需求量為26201噸，出現了2000多噸的市場缺口；其后數年，面對需求暴增，缺口迅速擴大。

市場供不應求，國際市場上多晶硅的價格從2000年時9美元/公斤迅速上升到2005年的40美元/公斤，2006年100美元/公斤，2007年飆升至300美元/公斤，2008年則達到500美元/公斤的價格頂點。

忽如一夜春風來！中國的多晶硅如當年的大煉鋼鐵一樣，開始“遍地開花”。2007年，全國有10多個省市、近30家企業在醞釀上或申報多晶硅的項目，這些企業里除了大量民企，還出現了中化集團、國電電力和川投能源等國資的身影。

到2009年6月，全國有近50家公司正在建設、擴建和籌建多晶硅生產線，已有19家企業多晶硅項目投產，產能規模達到3萬噸/年，另有10多家企業在建，擴建多晶硅項目，還有10幾家在籌建，全國的總規劃產能預計到2010年將超過10萬噸，總投資超過1000億元。

跨國巨頭的態度也在那幾年發生微妙轉變：掌握硅材料提純技術的日本和德國,在2006年之前對中國企業只愿意提供多晶硅材料,從中賺取高額利潤,不愿轉讓技術；但2006年之后,卻突然同意輸出相關技術,并且技術轉讓經費大幅下降。

截至2009年6月，全國已有近50家公司在建設、擴建和籌建多晶硅生產線，已有19家企業多晶硅項目投產，產能規模達到3萬噸/年。

多晶硅愈發火熱，阿特斯創始人瞿曉鏵也曾反復詢問自己的管理層，硅料究竟能不能干，是不是穩賺不賠？但一次次會議現場，沒有一個高管敢吭聲。

最后，瞿曉鏵定調，先不動，這事先放一放。

而當行業紛紛與國際巨頭簽訂十年長約的階段，瞿曉鏵再次面臨“選擇題”，2011年4月份，多晶硅的市價是100美金，長約價可以40美金。簽還是不簽？“我跟我供應鏈副總在電話里說了半個小時，返過來折過去的說，最后我下了決心，不簽長單了！”

也就在2005年后，在中國光伏產業里，“兩頭在外”和“擁硅為王”的提法風靡業界。相比瞿曉鏵的謹慎，而若要說最大的“野心家”，非賽維的彭小峰莫屬。

這位新能源首富躊躇滿志，希望復制其在硅片環節的巨大成功，把賽維快速打造成為全球最大的多晶硅企業。

彭小峰把項目落在江西新余一個叫馬洪鎮的地方，投資120億，準備建設一條萬噸級硅料生產線。這項目讓當時地處贛中偏西的小城躁動起來。在撤縣建市59年的歷史上，新余市從未像彼時，在海內外擁有如此大的知名度。

按照彭的計劃，馬洪工廠2007年開始建設，首期工程要在2008年建成投產大，但現實的進度遠沒跟上新能源“首富”的野心。

彭小峰很想快起來，為了把馬洪鎮的項目做好，他甚至高價聘請了世界500強的工程承建商美國Fluor公司。

馬洪鎮多晶硅生產基地建設啟動初期，彭小峰要求將同等國外36個月的工期工程濃縮至12個月完成。但Fluor公司控制系統工程師Ward Millerr不得不承認，即使他們已是全球最富化工經驗的公司，也低估了這個項目的難度，僅調試他們就花去了近8個月的時間。

賽維也曾嘗試節約多晶硅建廠的成本，力推國產化進程，譬如A股上市公司奧克股份、晶盛機電、新大新材，甚至是馮煥培的京運通都是其中受益者。

在2007至2008年間，京運通的許多技術人員吃住均在賽維LDK，而賽維LDK也將采購自世界兩大多晶硅鑄錠爐之一的GT AT(GT Advanced Technologies Inc.)的數臺鑄錠爐設備調撥給京運通研究試用。

在京運通的產品出來之后，賽維亦率先試用，并在使用過程中不停改進，提供最多的技術力量——賽維當時的CEO佟興雪和CTO萬躍鵬均在GT工作過。

最終，馬洪一期投產時間比彭最初估計的晚了1年，直至2009年9月5日15時38分，才開始有第一爐多晶硅生產出來。9月8日上午，作為全球第一個單體萬噸級高純硅項目，馬洪硅料基地舉行了隆重的投產儀式。

那一天，彭小峰穿著純白的襯衣，淺灰色的休閑褲，上臺做了簡短的致辭。然而，馬洪鎮項目“風光無限”背后，彭小峰內心的壓力已無以復加——多晶硅價格在2008年達到頂峰后，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大跌。僅僅一年內，硅料價格從每公斤400美元，跌至每公斤40美元，跌去90%。

按照彭小峰原本計劃，硅料投產一年后，投資即可收回成本，但該計劃隨著硅料價格暴跌成為泡影。

不過，彭小峰還是決定“賭下去”，2011年11月，賽維又宣布將在內蒙古呼和浩特興建世界上單體規模最大的高純硅料生產基地，建成后年生產規模達6萬噸，一期項目計劃2013年下旬建成投產。

形勢早已急轉直下，到2009年6月，國內除主要的四五家多晶硅廠商尚保持運轉外，其余多晶硅廠都已全面減產或停產，其中不乏像新光硅業、東氣峨眉、樂電天威、陜西天虹這樣的一些知名企業。

從2005年到2012年，多晶硅價格先升后降，劇烈波動，企業如果要賺到錢，很大的一個要素，就是：必須趕在價格上升周期里投產。

但彭小峰的項目投產顯然“晚了一大步”。

到了2012年“雙反”，馬洪硅料基地遣散從新余、南昌，乃至全國各地招來的數千名年輕人，曾經日夜忙碌等廠區很快沉寂下來。

賽維沒有走出那個“冬天”。彭小峰的“狂熱”，與多晶硅投資的命途，成為彼時大量資本涉足多晶硅的縮影，很多結局也大同小異。事后有媒體說彭小峰“運氣不好”，如果馬洪多晶硅基地早啟動兩年，早投產兩年，肯定是可以獲得巨大成功的。

和彭小峰一樣，在多晶硅環節不想“受制于人”的產業大佬，還包括英利集團的苗連生；當彭小峰為馬洪項目四處奔忙之前，英利的創始人已為介入硅料環節“醞釀”多時。

事情的緣起是，彼時，瓦克、REC、MEMC、德山等手握定價權的硅料巨頭們都提出，要簽訂長期合同，且10年內不能自建硅料廠。“苗大將軍”表現出性格中強硬的一面，他不愿簽長期合同受制于人，于是一直忍受短期采購的高價。

硅料不啻為光伏的“糧食”。2007年9月的一天，苗連生將采購部的11個手下召集到一間會議室內，宣布組建“籌糧處”；并云集了19位跨國專家團隊。

這是一個“欺上瞞下”特殊部門，公司內部，除這11個人之外，只有少數幾個高管知道籌糧處的隱秘戰略。在低調“籌糧”兩年后，一家名叫六九硅業的子公司給了苗連生足夠底氣。

讓當時業界頗為“不解”，甚至感覺“詫異”的是，與主流多晶硅廠商普遍采用改良西門子法，用三氯氫硅工藝不同，英利選擇了“新硅烷法”作為工藝路線，希望一步到位解決硅料生產為人詬病的“高污染”、“高耗能”問題。閉環生產無污染、從原料到產品轉化率高、單位能耗低，是六九硅業宣傳新硅烷法的賣點。

在當時，苗連生的技術選擇確實顯得格外“特立獨行”。工信部的調研數據顯示，截至2009年底，已建、在建和擬建的多晶硅生產企業中，其中有48家企業采用改良西門子法，只有4家采用硅烷法；此外，還有30家企業同時探索利用冶金法進行多晶硅生產技術的研發。

當時有專家質疑：“硅烷法也不是什么新技術，為什么世界七大廠商多年來一直用改良西門子法？因為它是最穩定可靠的，而且也能閉環。”

彼時與筆者相熟的光大證券的電力分析師王海生說：“挪威用這個方法的，產能也就7000噸，并沒有特別優勢。”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后，計劃投資120億元的“六九硅業（Fine silicon）”正式啟動。項目一期投資25億，苗連生抵押個人股權融資，“六九”成為苗連生商業傳奇中最為驚險的一部分。英利高層宣稱，六九硅業2013年產能將達到1.8萬噸。

2010年8月5日，“六九硅業”一期3000噸項目宣布投產，英利稱這是最先進的廠房、最先進的生產技術，將打造出太陽能級和電子級的多晶硅產品。一期成本可以控制在28美元/公斤。

六九硅業成功試產后，媒體、專家、政府官員，參觀者絡繹不絕；英利1號院里也掛上了“全球最完整產業鏈”的牌子。

但光環籠罩之下，各種質疑也涌向六九硅業：英利真能把公斤成本做到28美金？多方強烈關注之下，六九硅業最終現了原形：技術根本不成熟，成本高達每公斤60美元以上，生產線狀況不斷，每季度最多產出幾十噸，品質還難以保證。2011財年，英利為“六九硅業”計提了22.75億元的減值準備（接近一期投資額），宣告項目徹底失敗。

當協鑫、英利、賽維等企業在硅料環節積極進擊的時候，也有知名企業家踩了“急剎車”。

2007年冬天，高紀凡掌舵的天合光能決定在連云港投資一個萬噸級多晶硅項目，計劃總投資10億美金，預計在2012年前全部建成。當時一個副省長也參加了奠基儀式。

簽了協議后，天合請了一家全球做多晶硅整體解決方案的美國公司代表，并去他們總部參觀。那家企業跟大家講哪家哪家公司有多少噸，高紀凡當時一看那些數字就傻了：這些項目加起來的數量，幾乎是市場未來需求量的三倍以上！

高紀凡三個晚上連續失眠！很快，他找地方政府領導表態：“這個事我不干了”。

兩年后，高紀凡在公司總部向媒體解釋在多晶硅環節“急剎車”的根本原因：多晶硅是大化工行業，我們不熟悉。

二 徐州 萬州

彭小峰的馬洪鎮項目開工前，已有一些國內產商掙到了大把的利潤。“民營電王”朱共山和其掌舵的協鑫，成為最大的贏家。

2005年的一天，江蘇電力集團的人找到了協鑫集團董事長朱共山，懇請其接手一座多晶硅工廠。

江蘇電力原本計劃在連云港投建多晶硅，然而股東意見始終難以統一，項目很難推進，無奈之下只好找尋“接盤方”。

彼時的朱共山已手握20多座熱電廠，人稱“民營電王”；對于協鑫來說，硅料廠的工程建設邏輯和熱電廠十分相似，所以保利協鑫能夠快速建成一座多晶硅料廠。最終，在公司內部，朱共山力排眾議，上馬多晶硅項目。

2005年年底，朱共山就把承接到的多晶硅項目搬到了江蘇徐州開發區。2006年3月，中能硅業成立，大股東分別是國泰和北京中能，共占65%的股份，而這兩家企業的背后控制人也都是朱共山。

那個時候，朱共山的心情應該是頗為急迫的，硅料價格的暴漲推促協鑫項目快馬加鞭。朱共山聘請了國內最好的工程設計單位化工部第六設計院進行設計，人才則從中石油、中石化、揚子石化等尋找，還從半導體行業中挖人。

2006年6月，中能第一條產能為1500噸多晶硅生產線開工建設，2007年9月，第一批多晶硅面世，這已經是當時國內最大規模的產出，保利協鑫也成為本土第一家量產多晶硅的廠家。

中能硅業的生產基地占地兩千畝的工廠，通常除設備檢修外，自開工初始就數年里24小時不間斷運轉。整個化學法多晶硅的生產流程，分為精餾、還原、尾氣回收、氯氫化的工序。

夜里，高達幾十米的精餾塔的光亮會照射到整個工廠。

朱共山顯然占到了“天時地利人和”。自踏入多晶硅行業起，多晶硅價格一直持續上漲，毛利率在2007年高達70%。2007年8月，中能又增加一條1500噸的生產線，擴產一倍。

2008年，多晶硅價格直奔500美元/公斤。中能賺得盆滿缽滿。當年中能稅后利潤就有25億元，還有客戶怕買不到多晶硅而提前支付的現金，訂金高達20億。

但伴隨金融危機席卷全球，光伏產業開始遭遇毀滅性打擊，裝機量銳減近90%。需求銳減讓價格一跌再跌，2011年最低時只有15美元/公斤（約97.5元/公斤），較2008年高點（約3450元/公斤）下降97%。多晶硅的暴跌行情，讓國內已投產的43家多晶硅廠商，80%停產！

這樣的行情下，朱共山卻決定逆勢擴產，2008年12月，中能三期項目投產，整體產能達到1.8萬噸，中能的供貨量占據了當年全國多晶硅供貨量的一半；到2011年底，協鑫的產能達到6.5萬噸，同比增幅210%。

敢于逆勢加規模，朱共山的信心源于：以技術降成本+資金加持。

早年多晶硅行業一直難以擺脫高污染行業的標簽，一大原因就是副產品四氯化含有劇毒和腐蝕性。而冷氫化技術可以使得四氯化硅在低溫高壓環境下被轉化為三氯氫硅，三氯氫硅恰好是多晶硅的重要原材料，占比高達27%，是僅次于電耗和折舊的第三大成本。

協鑫的冷氫化技術成為降低成本最關鍵的“殺招”，它直接讓無法避免的副產品轉變成了重要原材料。在冷氫化技改項目相繼投產后，協鑫的多晶硅成本從2009年的40美元/公斤（約273元/公斤）下降至2010年底的25美元/公斤（約168元/公斤），2011年繼續降到了20美元/公斤左右。

這樣的降本幅度，在當時的國產多晶硅企業中，可謂“獨此一家”，甚至堪稱“恐怖”。

2012年的時候，瓦克和MEMC等國際巨頭公開宣稱成本已經控制到21—22美元/公斤，而彼時國內企業成本依然在35美元/公斤左右。

對此，有產業大佬分析認為瓦克和MEMC等企業是“陰謀制造者”：不少國外巨頭都已上市，根據公開數據，成本約30美元，他們以當前的價格銷售，第一面臨市場壓力，要維持份額；第二是想把中國企業扼殺在發展初期。如果因為國內成本高于他們，而對國內產業采取限制措施，那就“正中其下懷”。

當產業激烈下行時刻，沒有什么比實打實的“便宜”更能打了，外部資金聞風而動。2009年，中投集團55億港元入股保利協鑫，占股20%。2010年，中國銀行將向保利協鑫提供100億元授信。

有了這一百多億，協鑫不僅沒有在產業一片哀嚎中“下沉”，反而憑借擴產進一步凸顯成本優勢。

而多晶硅價格暴跌前夜，那些馳騁在徐州市協鑫大道上的大貨車，為朱共山帶來源源不斷的豐厚利潤，前期投資早已回收。

除了對于速度、規模、低成本的極致追求，朱共山應對彼時產業波動的對策可謂未雨綢繆，當多晶硅還在供不應求時，協鑫就與下游客戶簽訂利潤相對要少得多的八年長期戰略供應合同；帶后面寒冬來臨，協鑫有了足夠厚的棉衣御冬。

2011年1月，多晶硅行情還算過得去，但3月底開始，價格又一次暴跌，甚至降到了前所未見的40美元以下。

為了安撫下游廠商，朱共山幾次帶隊與客戶談判，采取的方式是降價、延長合同的方式，實現合同總價值不變的前提下減少硅料現貨價格下降帶來的損失。朱共山贏得了下游企業的心。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買賬，保利協鑫執行總裁舒樺曾在臺灣受到尖銳的責問：“太陽能產業崩盤，你覺得保利協鑫是始作俑者嗎？”

提問的人是臺灣大同集團董事長林蔚山，起因就是保利協鑫激進的低價策略。當時舒樺正在臺灣國際太陽光電展夸保利協鑫的“大方”：“協鑫的做法是不需要客戶開口的。我們主動會跟他們磋商相關問題，而不是說等他開口。”

舒樺微笑著回應，協鑫的多晶硅生產成本2011年年底將降到20美元/公斤；他將皮球踢了回來：“你們該問的是，為什么其它公司做不到？”

2009年，保利協鑫收購江蘇中能硅業100%股權，挺進全球多晶硅前三甲；至2013年，協鑫擊敗德國硅料霸主德國瓦克，登上了全球多晶硅生產商頭把交椅，占據了全球約四分之一的市場份額，成為“世界硅王”。

協鑫在成為全球多晶硅“老大”后，繼續伺機增產。2017年4月，朱共山決定北上新疆，投資57億上馬6萬噸多晶硅產能。由是，協鑫與特變、大全和東方希望等幾家主流多晶硅產商“會師”新疆。

從單體規模和總體產能、產量來觀察，協鑫新疆項目將再一次成為了全球第一。新疆的多晶硅項目包括4萬噸的新建設備、2萬噸現有徐州項目搬遷。彼時，全球多晶硅產量排名第二的是德國瓦克公司(6萬噸)，第三名為韓國OCI的5萬噸，保利協鑫當時產能已經達到7萬噸，且在三年前已達產。

北上新疆的前一年是保利協鑫的豐收大年。2016年財年，其營收達到220.25億元，毛利率32%，毛利約人民幣70.4億元。公司擁有人應占利潤20.99億元。

與朱共山幾乎“同步”的贏家，還包括大全能源的徐廣福、徐翔父子。早在彭小峰的賽維馬洪基地建設開工的三年前，也即2005年的春天，大全集團董事長徐廣福與其子徐翔在第一時間知道了歐洲某公司轉讓多晶硅技術的消息，兩人馬上飛赴歐洲與那家公司洽談。

雖然對方提出的條件極為苛刻，大全集團董事會內部也出現了分歧，但徐翔認定“這個項目非投資不可。

2006年8月7日，徐廣福最終拍板，大全集團在與該公司簽訂了技術轉讓合同同時，也簽訂了技術獨占性協議，根據這一協議，大全集團對該技術在中國境內享有獨占權。

2007年6月27日，總投資額為40億元的中國最大多晶硅生產基地——大全集團多晶硅項目在重慶萬州開工。開工儀式的“座上賓”除了當地政府領導，天威英利、浙江昱輝、中電光伏等多家國內太陽能電池及組件制造商悉數捧場。

據說，在重慶萬州開工儀式現場，施正榮也親自前來祝賀，并提出了參股意向，結果卻被徐翔婉拒了。當時的尚德財大氣粗、如日中天，徐氏父子卻看不上這些，他們崇尚的是自主可控、穩健經營，這也讓他們在往后的多晶硅寒冬中少了很多麻煩。

彼時，全權負責籌建多晶硅工廠事宜的，正是剛被提拔為大全集團副董事長兼總裁的徐翔。而徐廣福也并未退居幕后。大全集團員工曾透露，徐廣福保持著高頻率的出差，周末只要不出差，肯定來公司。多晶硅項目產品試運行期間，他連軸轉跟了45天，經常一忙就到凌晨。

整體上，大全算是“趕上最后一班末班車”，在多晶硅價格到達頂點與轉折往下的階段，倚恃一期項目投產，在多晶硅環節賺到了“第一桶金”。

產業風云變幻，大全的多晶硅項目卻一刻不停地向前推進：大全萬州項目首期1500噸多晶硅項目于2008年7月成功投產，當年8 月，這家企業在金融危機的寒流中逆勢而上，開工建設一期擴建2500噸多晶硅項目；2010年萬州二期年產3000噸多晶硅項目又開工建設。

到了2011年2月，新疆大全新能源有限公司（即后來的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大全能源”）在石河子設立；2012年8月30日，大全能源一期項目A階段建成投產，公司產能達到0.5萬噸/年。

在重慶萬州項目建設合作伙伴的選擇上，大全和后來跟進的賽維LDK一樣，幾乎全部用了國外公司：其通過與專業從事尾氣回收裝置設計的美國CDI公司合作，解決尾氣回收問題；與德國第三大化工企業歐洲德固賽公司合作，解決了多晶硅生產中所需三氯氫硅的生產工藝與技術問題。同時，項目由美國福斯特惠勒公司工程總承包管理，中國天辰化學工程公司工程設計與總承包。

三 新疆 巴蜀

在協鑫和大全到來之前，電價低廉的新疆已成為多晶硅投資的熱土。

大家知道，這里是特變電工的總部所在地，近二十年前，特變就開始在這里布局相當規模的多晶硅資產，特變旗下上市公司新特能源也成為多晶硅競局中的主要參與者之一。?

2008年2月20日，特變電工在新疆烏魯木齊設立全資子公司?特變電工新疆硅業有限公司?，正式進入多晶硅領域，從事太陽能級及電子級高純多晶硅材料研制??。

而在協鑫進入新疆的前四年，也即2013年的11月，大全集團與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八師石河子市正式簽約：大全集團投資50億元打造“大全光伏產業園”項目，建成新疆彼時最大多晶硅產業基地。

在新疆的“五彩灣”工業園區，保利協鑫新疆基地與東方希望規劃建設的12萬噸多晶硅項目相隔不遠，園區里還有北京利爾一期6萬噸多晶硅項目。

在“多晶硅五虎”中，東方希望成為現存主流多晶硅產商里，唯一一家在2010年后才進入光伏產業的企業。

劉永行早在2004年就注意到多晶硅行業，但并未在價格高點（當時每公斤高達400多美元）盲目進入。他帶領團隊進行了長達近十年的論證和極限測算，最終在2013年多晶硅價格跌至約14萬元/噸時，才正式決定進入該領域。其核心邏輯是?避開行業狂熱期，選擇在價格相對低位時入場，以規避風險并奠定長期生存的基礎?。

劉永行曾表示：“有些企業在多晶硅500萬元一噸的高點殺入，我們一直在旁邊觀察，多晶硅價格斷崖式下跌，300萬、200萬、100萬、80萬、50萬、30萬，我們還不做，跌到20萬時我們開始認真思考，14萬時我們殺入.......”

“讓他們先去搞，我們在后面觀望，并且努力降低自己的成本，做了大量的設計和優化，最終以較高的競爭力成功進入了多晶硅行業。”

在成本控制上，劉永行確實是個“狠人”。涉足多晶硅前，劉永行設定了近乎“瘋狂”的成本目標：?“3萬元/噸不停產、5萬元/噸能盈利、7萬元/噸是正常價格”?。

這意味著他要求業務即使在行業最低谷時也能維持運轉，在中等價格下即可盈利，而非追求高價時期的暴利。

東方希望的一大底氣，源于建立了大規模自備電廠，使其多晶硅生產的?用電成本低至約0.07元/度，遠低于行業平均水平?，極大地降低了能源和原材料這兩大核心成本。

此外，在項目投資上，和大全、協鑫等企業有所不同，東方希望殺入多晶硅初期的所有資金，全部是自有資金。2013，劉永行帶領東方希望進入光伏產業。截止2016年底，金屬硅一期產能15萬噸/年，規劃產能45萬噸/年；多晶硅一期產能3萬噸/年，規劃產能20萬噸/年。

到了2019年12月12日，世界單套產能最大的多晶硅項目――新疆東方希望新能源有限公司年產12萬噸多晶硅項目（一期3萬噸）冷氫化、精餾裝置經過全面調試、聯運，于2019年12月1日順利產出合格的三氯氫硅產品；到2020年，東方希望即以約4萬噸產量躋身國內“硅料五虎”

除了朱共山、劉永行、徐廣福等投資新疆，作為“后來居上”的全球多晶硅巨頭，作為崛起于巴蜀之地的企業家，通威集團掌的舵人劉漢元也曾受到過去當地投資的邀請。

事實上，不止新疆，更多煤炭富集的省市領導曾拜訪通威，誠懇邀請這家企業去當地投資多晶硅項目。

“書記、市長的邀請確實讓人有些動容，但為何我們還是堅持留在四川，不去煤炭價格那么便宜的西部投資呢?說實在的，煤炭稅收未來可能會被繼續調高，煤炭價格也不會一直走低。”

此外，劉漢元也不想讓大煙囪和煤礦作為光伏電力的來源，“在這5—10年的時間里，四川水電價格依然可幫助我們做到較低的多晶硅制造成本。”

現在，若要說劉漢元、劉永行、朱共山等企業家有什么共同點，其一便是，他們引領的企業，日益引起跨國多晶硅巨頭的“不滿”，甚至“抱怨”。

國產替代提速，外資廠商日漸式微。2020年初，作為全球第二大多晶硅生產商，受多晶硅業務拖累的瓦克化學宣布了縮減開支的一攬子計劃，根據這項方案，瓦克化學計劃2022年底前裁減1000個工作崗位。

瓦克化學指出，中國的多晶硅廠商建設了大量過剩產能，導致多晶硅價格持續低迷。但類似的指責并不能讓瓦克化學的多晶硅業務恢復昔日輝煌。在2014年的行業巔峰期，多晶硅板塊曾為瓦克化學貢獻了過半數的利潤，但此后逐年走低。2019年，該板塊對集團的利潤貢獻率僅約為7%。

在瓦克化學2019年年度股東大會上，首席執行官施拓知甚至對中國市場表現出了些許的抱怨：“僅去年一年，我們就不得不額外承擔約3500萬歐元的電費開支。德國目前每度電的價格超過5歐分，而我們在中國的競爭對手只需為每度電支付低于2歐分的費用。”

2020年初，全球知名多晶硅專家Bernreuter特別提醒跨國巨頭們：中國競爭對手通威不久前透露了計劃在2023年將其多晶硅生產能力從80000噸增加到驚人的220-290000噸。該公司已經在2018年將產能從20000噸迅速增加到80000噸。他強調:“如果你曾經對中國多晶硅行業的雄心壯志有過懷疑，現在就應該立馬打消這些疑慮。”

是的，Bernreuter特別強調的通威，正是過往十年中在光伏領域投資決心最強、發展速度最快的龍頭。當不斷擴張的光伏企業成批倒在沙灘上，劉漢元把高純晶硅、太陽能電池片打造成為行業標桿，成本優勢、技術優勢、規模優勢高筑，形成自身的護城河。

2020年夏天，筆者隨團參訪通威時，四川樂山五通橋區的永祥新能源二期項目正在加緊建設。該項目目標在2021年投產，這樣將新增3.5萬噸多晶硅生產能力。

與永祥相鄰的，則是2019年開工建設的總投資60億元的保利協鑫6萬噸高純度多晶硅生產基地。保利協鑫計劃將包括多晶硅生產在內的“硅產業幾乎所有業務，整體往樂山轉移，樂山將是集團最大的硅材料基地”。

樂山是中國的多晶硅起源地和重要生產基地，豐富的水、電、鹽、鹵及石灰石、煤等資源，曾在2009年前吸引了東氣峨半、四川瑞能、新光硅業、樂電天威和永祥多晶硅等多家多晶硅生產企業，總的生產能力超過1萬噸，占全國的12.5%，成為當時中國最為集中的多晶硅生產基地。

但多晶硅價格狂跌之下，2012年，全國已投產的43家多晶硅企業勉強維持生產的僅存5家。樂山也留下了“一地雞毛”。2013年，曾有媒體到樂山調查，彼時只有永祥維持生產，其他多晶硅生產企業都已停產倒閉。

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從2020年開始，四川樂山再次出現了多晶硅企業聚集的盛況，其多晶硅產能相比10年前增長了十倍不止。

劉漢元清楚地記得，通威進入多晶硅行業的時間點是2006年12月19日。當時他人在北京，感覺PVC產業已落在了人后，但新能源還沒有真正開啟，“我們認為社會需求、環境壓力等各方面因素對這一產業的發展是有好處的，如果我們動手更早，也就更有先機。”

通威切入光伏新能源的思路很明了：先搶議價能力強的要素市場。

2007年，作為通威集團多晶硅子公司的永祥股份成立，同年，隸屬于永祥股份的四川永祥多晶硅有限公司成立，計劃建設年產1000噸多晶硅項目；2008年9月，首期多晶硅項目正式投產。

2008年2月，通威股份一度以1.91億元的價格收購了通威集團與巨星集團合計持有的永祥股份50%股權。而2010年時，永祥股份的這筆資產又被重新轉回了通威集團。

在行業最困難、多晶硅價格大跌的時刻，通威并沒有像其他人那樣選擇關閉晶硅工廠，而是慢慢等待市場價值的理性回歸。

回到通威集團的永祥股份，多晶硅業務是虧損的。在劉漢元看來，那兩三年把永祥的多晶硅業務抓起來其實也沒有太大的意義，“任何企業都會經歷波峰和波谷，有些時機需要緊緊把握，但低谷時不如讓它先好好地調整、休憩。現在回想起來，這段經歷是很有意思的。行業煎熬之時，永祥多晶硅是低流血狀態，最多有2億元的虧損。該停產就停產，該控制就控制。”

在劉漢元看來，企業只有安全地活下去才能迎來新的一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發生了。“所以我當時就跟同事們說，我們還是以自己的判斷為準，我的要求是多晶硅不允許干太大，工廠要控制住產能和產量。”

對于市場競爭的殘酷性，劉漢元曾打過一個形象的比喻：奧運會分銅牌、銀牌、金牌，你如果得了第四名，就只能自己回去做個鐵牌，過段時間鐵牌還可能會銹跡斑斑，誰都不會看。在很多行業里，很多拿銀牌和銅牌的，大部分也更像是陪練。

如前文所述，整個多晶硅市場曾一度一蹶不振，直到2014年才慢慢恢復元氣。也由此開始，通威集中發力，最終成就“全球多晶硅老大”的頭把交椅。

四 苦日子 好日子

經歷一輪殘酷的淘汰賽后，到2013年上半年，全國在產的多晶硅企業已僅為7家。但也是這一年，行業重新迎來新的熹微。

伴隨國發24號文出臺，國內光伏市場規模化擴大。年底，國內開工企業達15家，多晶硅產能16萬噸，而國內多晶硅生產線投資也大幅下降。

到2016年，中國多晶硅產能規模引領全球，多生產成本已經大大低于國外多晶硅生產企業。特別是2018年“531新政”后，國內企業通過冷氫化、大還原爐等技術突破實現成本反超，國內產能占比躍升至90%以上，徹底終結了海外巨頭的壟斷時代。

這是一次你追我趕、此消彼長的產業躍遷，但回過頭看，那幾年，硅料環節日子并不好過，由于2017年過好行情帶來的40萬噸的產能連年釋放，2020年前的多晶硅企業們已經連續過了多年的苦日子；在疫情肆虐的4月份，甚至出現了56元/kg的極端低價。

彼時，就算優秀如通威這樣的企業全成本也才可以控制到50元，還沒有考慮增值稅的問題，更沒有考慮低品質硅料價格大幅折讓的問題，所以56元的價格意味著全行業都在虧，哪怕是對于最優質的企業也都不賺錢。

硅料價格陰跌三年，且出現非常極端的、對大家擴產信心打擊很大的極端低價，使得一眾硅料企業都嚴重缺乏擴產動力。

但也就在2020年，中國硅料環節的苦日子猛烈反轉，歷史重演，多晶硅再次迎來十多年前的暴漲行情。伴隨“雙碳”，中國光伏在2020年迎接史無前例擴產熱潮，產能投資更是以數萬億計。

激發硅料價格暴漲的“矛盾點”在于，當下游硅片、電池、組件迅猛擴產的初始，硅料產出卻遠遠跟不上需求；2020年，上游多晶硅只可以滿足約50%下游需求，特別是當光伏市場上近150就硅片企業都“等米下鍋”，甚至“無米下鍋”的時候，上游價格的暴漲已“迫在眉睫”；極度矛盾的上下游供應鏈戰爭的醞釀，讓多晶硅環節迅速“要回”議價權和主動地位。

于是，從2020下半年開始，上游硅料的超級緊缺，價格的暴漲，成為貫穿產業的主旋律，并持續延宕到2022年底。“擁硅為王”的大時代再次開啟，

硅料價格從2020年初的6萬元/噸暴漲至后來30萬元/噸的峰值，頭部企業單季度凈利潤甚至超過部分下游組件企業的全年盈利，硅料環節的話語權達到頂峰。

2021財年，通威股份實現凈利82億，新特能源50億，大全能源57億，協鑫科技51億。到了2022年，通威凈利257億，大全191億，新特能源134億，協鑫科技160億。2023年，多晶硅龍頭依然實現了較好的利潤水平。

愁云慘霧地過了多年苦日子后，多晶硅環節終于再次揚眉吐氣。

那幾年，面對緊缺，下游與多晶硅企業簽訂長單的風潮再起，2021-2022兩年，通威、大全、東方希望、新特能源、協鑫等五大多晶硅龍頭與下游企業簽的長單都以數百億甚至數千億計，雖然多數是一些鎖量不鎖價的合同，但對后來價格暴跌期間的“契約精神”形成考驗。

到2021年底，全行不到60萬噸的多晶硅產出，長單簽約量占比一度超過95%。

在供應鏈戰爭的硝煙中，多晶硅龍頭可謂眾星攢月、炙手可熱；而多晶硅企業庫里的硅料，猶如饑荒年代地主家里的糧食，上門求糧的人踏破門檻。

多晶硅的擴產潮迅猛而宏大，除了五家傳統多晶硅龍頭大規模擴產，新的各路資本瘋狂涌入多晶硅環節。

我們可以列出一場串名單，包括東立、晶諾、麗豪、南玻、鄂爾多斯、寶豐、陜西有色、上機數控等等，在前后近30家新進入者中，吉利、寶豐能源、合盛硅業等幾家企業氣勢最猛，規劃產能最大，甚至瞄準了超越全球老大通威的目標。

彼時，吉利的李書福入局多晶硅，規劃產能高達50萬噸；注意，2022年我國多晶硅全行業的年產量才82.7萬噸。高達50萬噸的產能規劃，流露著吉利的野心，頗為引人關注的是，吉利入局多晶硅采取的事第三條技術路線，叫“硅物理提純法”，又稱冶金法。

李書福期望通過不一樣的技術路線，顛覆硅料未來產業格局。

吉利科技官網這樣介紹該技術：“多晶硅物理提純技術，吉新循環精煉法，是行業內全球首個成功實現大規模產業化的物理法生產技術，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我們首創催化熔煉提純、非線性凝固提純的科學思想，經過初洗、精煉、精洗、鑄錠、開方等工序，生產太陽能級多晶硅。”

合盛硅業的目標也不遑多讓，掌舵人羅立國曾在股東大會現場說：“（公司）2023年年底多晶硅達產有40萬噸。目前全國最大的當數通威，為35萬噸。雖然通威后續也在增產，但今年年底前無法達產。因此，等到明年（2024年）一季度，在全國乃至全球范圍內，我們多晶硅產能是最大的。”

2022年、2023年，合盛硅業先后開工兩個20萬噸/年多晶硅項目。當硅料價格開始下行，合盛此舉市場有些看不懂。對此，羅立國表示：“現在15萬元/噸，等年底我們產品出來，賣10萬元/噸就行，搞不好到明年可能就七八萬元。即使賣七八萬，我們還能賺。”

擴產大軍還有個“狠角色”，就是來自新疆的其亞硅業，它從電解鋁行業跨界而來，成立于2022年，由其亞集團100%控股。2022年9月，其亞正式跨入硅料領域，起手就是45萬噸規劃；它的項目也位于新疆五彩灣工業園，占地約5000畝，計劃總投資高達320億元。

如此規模的產能規劃與漸次落地，讓多晶硅環節再次陷入巨大的產能過剩的風險。到了2022年的下半年里，中國光伏迎接了硅料產業史上最大規模的產能釋放，全球有效月產出從5.8萬噸提升到10.5萬噸/月；而其后的2023年，行業繼續迎接更為瘋狂的硅料產能釋放，到了6月當月有效硅料產出量突破了15萬噸，下半年又排隊釋放的70萬噸。

到2025年底，全球硅料名義產能已飆升至350萬噸，但其中約40%為無法適配N型需求的P型老舊產能，實際有效產能僅約210萬噸。即便如此，這一有效產能仍遠超同期全球約150萬噸的需求規模，全行業產能過剩率超過50% 。

硅料的擴產周期長達12-18個月，遠長于硅片（6-9個月）、組件（3-6個月）的擴產周期。這一“擴產周期錯配”，直接導致2025年產能集中釋放時，下游需求已無法消化過剩供給，最終觸發全行業的格局崩塌。

2022年硅料價格創下30.6萬元/噸的歷史新高，其后一路波動下行，暴跌至2026年3月的4.22萬元/噸，累計跌幅達84.2%，甚至跌破了中小P型產能的現金成本線（約4萬元/噸），全行業從“印鈔機”模式瞬間切換至“開工即虧損”的狀態 。

歷史再次重演，這一如2007年的多晶硅行情，而事實上，幾乎所有人都知道，沖破天際的產能規劃不切實際，終究會有現金成本的價格來治療人們的瘋狂。

其后的故事幾乎近在眼前，廣為人知。

五生死贏家

2026年的春天，多晶硅的價格幾乎“跌無可跌”。從30萬元/噸到3萬元/噸，這一環節用四年時間，再次走完了一輪完整的周期輪回。

現在的硅料江湖，正處于舊秩序崩塌、新秩序建立的煎熬過渡期。終究，一如2006年前后的那波周期，多數企業將在此輪競局中消亡或退出。

當然，縱觀近二十年的周期輪回，行業中也有不少“贏家”，除了五大龍頭歷經磨礪存活壯大，從個體角度，二十年前進山尋找多晶硅的施正榮博士，也成為最大的贏家之一。
二十年前，尚德與美國多晶硅巨頭MEMC簽訂50-60億美元多晶硅合同，期限十年；緊接著又與另一美國巨頭Hoku簽訂6.87億美元的供貨合同。

當時很少有人注意到，一家名叫亞洲硅業的公司在青海低調布局多晶硅，幕后正是施正榮。在成立不到一個月，這家公司便獲得來自尚德的一份大單——一張長達16年的15億美元無條件支付合約。經過一系列資本運作，當尚德崩塌，光伏教父帶著億萬身家“黯然”離場。

2020年，亞洲硅業沖刺科創板，但過程中多次被問詢施正榮及亞洲硅業歷史問題，兩度因財務資料過期中止審核，最終止步于2022年4月。亞硅上市失敗，施博士卻“因禍得福”。

2022年，多晶硅價格暴漲，亞洲硅業年產量5萬噸，營收百億，凈利潤就有六七十億。施正榮持股78.58%，理論上2022年的分紅就有五十億左右。

2023年，在硅料盛極而衰的關鍵節點上，施博士精準將亞洲硅業脫手。紅獅控股花80多億買下了亞洲硅業，施正榮也得以分兩把共套現81.22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