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兆一、邱霽：伊朗戰爭后，香港迎來“潑天富貴”了嗎？

編者按· 2026.05.26

隨著新一輪美伊沖突所帶來的國際油價飆升，市場盛傳“3000億港元中東資本涌入香港”，港交所成交量隨之上升。然而，海灣產油國財政尚未受到根本性沖擊，中東資本的真實流向與市場傳言存在明顯差距。

作者引用研報數據指出，此輪中東資本外流的主要承接方是新加坡，以及馬來西亞，流入香港市場的中東資本并未如預期，增量主要為內地向香港輸入的資金，中東回流資本則以華人背景資本為主。香港若想真正吸引中東長期資金，關鍵不在于等待戰事推高市場情緒，想象短期內的大量資金涌入，而在于切實豐富離岸人民幣產品，完善家族辦公室生態，并在司法實踐、監管行動、國際合作中持續積累法治公信力。

自2月28日美以聯合軍事突襲伊朗的消息傳出后，香港金融界普遍呈現“興奮”情緒。有不少人判斷——由于戰火燃起，海灣產油國的富豪們將坐立難安，資金必將出走，而香港作為亞洲最成熟的國際金融中心，理應是最大的受益地。于是，“3000億港元中東資本涌入香港”的說法在市場間迅速流傳，港交所的日均成交額驟然放量，單周成交紀錄被打破，市場的敘事將一切增量，統統貼上了“中東錢來了”的標簽。

但中東的錢真的在香港安家了嗎？

財富出走的結構性誤判

要理解為何“中東資金大規模涌入香港”這個判斷能否站得住腳，需要先厘清戰爭初期中東國家真實的財政處境。

伊朗遭受突襲后，國際原油價格一度突破每桶120美元，并持續維持在100美元左右的高位。表面上看，這對沙特、阿聯酋、卡塔爾、科威特這些海灣產油國是巨大利好——每桶多出的幾十美元，乘以每天數百萬桶的出口規模，賬面收益相當可觀。但產油國內部對被迫高油價的想法遠比外界判斷的復雜。

問題首先出在霍爾木茲海峽。戰事升溫后，這條承載全球約五分之一原油貿易的咽喉水道，通行秩序受到嚴重沖擊。商業船運公司大規模規避該水域，部分貨輪改道繞行，運費與保險成本急劇攀升。油價雖高，但能實際運出去的貨量卻在收縮。對產油國而言，這是一種尤為尷尬的處境——賬面上的收益因運力受阻而大打折扣，坐擁高油價卻未必能足額兌現。

更深層的憂慮在于油價過高對產油國長期利益的侵蝕。每一次油價的大幅飆升，都會加速全球能源結構的轉型。歐洲的光伏與風電裝機、東南亞市場的電動汽車滲透、各國對能源自主的政策傾斜，都會在高油價的刺激下提速。對海灣國家而言，這是一個持續壓縮其核心資產未來價值的慢變量——油氣終有一天會變得越來越不值錢，而觸發這一進程的往往正是極端高油價帶來的倒逼效應。沙特等國對此心知肚明，這也是他們長期將“合理油價”定位在每桶80美元上下區間的根本原因，既要保障財政收入，又不能把需求側逼上新能源轉型的“快車道”。

2026年3月16日，車輛在阿聯酋迪拜一處加油站加油

（圖源：新華社）

當然，即便有上述隱憂，戰事最初數月里，海灣國家的財政受損程度，終究還沒有到觸發系統性資本外流的地步。主權財富基金的賬面依然穩健，政府預算的壓力雖有上升，但尚在可控范圍之內。迪拜和阿布扎比離戰火最近的地方也還有數百公里，日常商業運轉基本未受波及。德意志銀行從國際收支角度量化分析后的結論同樣表明，此次沖突中經濟受損最深的并非海灣產油國，受益于油價而坐收出口紅利的俄羅斯，反倒成為隱性贏家。

這個背景，讓“海灣富豪倉皇出逃”的敘事從一開始就失去了最根本的驅動力。資金大規模出走的前提，是財富在縮水、安全感受到實質威脅。但在這場戰爭的當下階段，兩個條件都還沒有充分成立。

新加坡暫時領先

馬來亞銀行投資銀行部經濟師蔡學敏在5月13日發布的研報，提供了迄今最直接的數據佐證。報告指出，3月金融系統的數據印證了避險資金涌入亞洲的敘事，但受益的主角不是香港。新加坡才是此次中東資本外流的主要承接方，馬來西亞也出現了明顯的存款流入，而香港的資金流入“相對較少”。

所以，“潑天富貴”在現階段還只是我們對香港的美好想象。

要理解這個結果，需要厘清中東資本在選擇落腳點時真正看重什么。對于那些將資產分散到本地區以外的海灣富豪或主權基金而言，尋求的不只是更高的收益率，更核心的訴求是一個在地緣政治上具備足夠獨立性的資產存放地——法律框架穩定，資產不會因為外部的外交壓力或制裁聯動而被凍結或限制流動，同時所在地的外交立場足夠中立，不會讓資產因地緣站隊而產生額外的政治風險敞口。

新加坡在這兩點上的積累，已有幾十年。這并不是說香港在法律或制度層面存在明顯缺陷，而是說在某些中東資本的風險認知框架里，香港與中國內地市場之間高度的制度聯結，使其更多被視為進入中國的門戶，而非一個在政治上保持獨立地位的離岸樞紐。這種定位，在資金需要的是“分散”而非“集中”的時候，會形成一定的心理折扣。

家族辦公室生態的先發優勢，是新加坡的另一個籌碼。過去幾年，新加坡通過一系列稅務優惠和監管便利，吸引了大量全球家族財富管理機構落地，從財富規劃、信托架構到稅務合規，服務鏈條已經相當完整。香港雖在2026年初宣布將家族辦公室稅務寬免延長至2030年，但政策落地與生態成熟之間，仍有不小的距離。

對香港而言，另一個更深層的結構性制約在于定位本身的模糊性。作為中國特別行政區，香港在某些中東資本眼中，可能被視為“中國資產”，而非一個在政治上保持獨立性的國際樞紐。這種認知上的偏差，不是靠幾條政策聲明能夠在短期內扭轉的。當中東資金首要考量的是“政治中立性”的時候，新加坡的敘事天然比香港更順暢。

誰的錢在進入香港

當然，說“香港資金流入相對較少”，并不等于香港市場沒有增量。那段時間港交所的成交數據是真實的，價格的波動和交易量的放大都確實發生了。但增量的來源和預想的有所不同。

在港交所大樓前駐足的行人（圖源：美聯社）

有部分海灣資金離開中東并涌入香港的說法，更準確的描述是全球配置型資金在調倉過程中減少了中東的敞口，同時增加了香港的敞口，這兩件事可以同時發生，但執行者很可能是同一批歐美或亞洲機構，而非中東本地資本直接搬家。

這一判斷在一線層面也得到了印證。證券時報記者走訪多家機構后得出的結論是，即便有從中東地區回流的資金，其主體也以華人背景資本為主——早年曾將資產遷往迪拜或新加坡的部分中國企業家或投資者，在中東安全感下降后，開始重新考慮將一部分資產轉回香港。香港知名經濟學家夏春博士也證實，來自中東客戶關于港股配置、債券產品及在港設立辦公室的查詢確實環比明顯上升，但其中相當一部分正是此類“華人回流資本”，而非第一次進入香港市場的海灣原生資金。

真正支撐香港市場的，還是內地南向資金。截至4月中旬，南向資金年內凈買入已接近2200億港元，單日凈買入一度超過370億港元，創下歷史紀錄。有私募機構負責人直接表示，今年凈流入的兩千多億港元，基本都是內地的被動加倉，外資及中東資本到目前為止，沒有找到確切買入的依據。

除了資金來源地，還有另外一個市場信號值得關注。3月以來，香港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HIBOR）持續下行，1個月HIBOR從3月初的2.36%回落至約1.95%，而此時美聯儲仍將基準利率維持在3.5%至3.75%的高位。這種“美高港低”的利差倒掛，可能反映了香港本地銀行體系流動性趨于寬松——在聯系匯率制度下，若外部資金涌入推升港元需求，金管局通常會通過賣出港元來穩定匯率，這一操作會間接增加銀行體系的港元流動性，從而對HIBOR形成下行壓力。但HIBOR告訴我們的，只是流動性環境的變化；至于這筆錢的地理來源，利率數據本身無力回答。

戰爭節奏比想象的慢

另一個常被忽視的變量，是戰爭的進度問題。

伊朗戰事持續交火6周之后，局勢的走向尚未明朗，目前以外交博弈為主，大規模重新開打的概率已然不高。即便海灣產油國的決策層認為有必要調整資產配置，沙特PIF、阿聯酋ADIA這些管理著近萬億美元資產的機構，也不會因為一場結局未定的沖突就倉皇行動。更何況，迪拜作為自由港的核心吸引力——零個人所得稅、低企業稅、開放的營商環境、多元文化的生活方式——在戰爭爆發后并沒有消失。霍爾木茲海峽的緊張局勢影響的是能源運輸，而不是阿聯酋的稅務政策或法律體系。制度優勢還在，大規模撤資就不會成為主流選項，頂多是部分富豪在保留迪拜主要資產的同時，將一部分新增資金分散配置到新加坡等地方。

2026年3月，一場空襲迫使迪拜、阿布扎比以及卡塔爾多哈的機場關閉，空襲結束第二天，仍有少數航班計劃從迪拜和阿布扎比機場起飛（圖源：美聯社）

這場戰事的走向，可能是漫長的拉鋸，而非速戰速決。美以聯盟的目標在于打擊伊朗的核能力和彈道導彈能力，但伊朗的戰略縱深、代理人網絡以及國內的政治整合度，使其不太可能在短時間內接受全面的軍事失敗。更可能出現的格局，是一段激烈交火之后，通過第三方斡旋進入某種停火狀態，隨后在停火協議的模糊地帶摩擦不斷，再次升溫，如此往復。這種拉鋸，會讓海灣國家的安全預期長期處于波動狀態，但也意味著不會出現徹底改變格局的決定性事件。

資本外流將是漸進式的，而非斷崖式的。這對香港來說，既是挑戰，也是機會。挑戰在于短期內不會有想象中的資金洪峰到來；機會在于，時間窗口還是存在的，準備的余地依然在。

香港該做什么？

如果資金短期內不會大規模抵達，現在的問題就不是“如何接住那筆錢”，而是“如何讓這筆錢在香港長期停留”。

香港最明顯的結構性優勢，是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隨著中東國家在油氣貿易中對人民幣計價的接受程度逐步提升，香港作為“石油人民幣”回流池的戰略地位已初步成形。近年來在伊斯蘭債券（sukuk）市場的布局，以及對中東資本需求的制度性對接，都是在為這條通道鋪路。但從鋪路到成為主干道，還需要在產品深度、投資者教育和監管協調上做更扎實的工作。

家族辦公室是另一個需要持續發力的領域。與新加坡的差距，本質上是政策持續性和服務生態成熟度的差距。稅務寬免延長至2030年是積極的信號，但家辦的核心需求不只是低稅，還包括穩定的法律預期、高效的設立流程、成熟的配套服務網絡。這些軟性基礎設施，需要的不是一個政策聲明，而是多年如一日的落實。

法治的穩定性，依然是繞不開的話題。無論是已經在港的海外資產，還是可能從迪拜遷移過來的新資金，投資者最終看重的是資產在法律框架內的安全性——他們的資產會不會在某種政治壓力下被凍結、被限制流動、被強制披露。這不是一個可以靠宣示性承諾打發的問題，而是需要通過一系列司法實踐、監管行動和國際法律合作持續驗證的長期信用。

香港還有一張新加坡不具備的底牌，就是與中國大陸的深度聯結。中東主權基金當前最迫切的戰略訴求之一，是擺脫對油氣收入的單一依賴，在科技、綠色能源、人工智能等領域布局未來，而中國在光伏、電動汽車、大模型等產業上的積累，恰恰是中東資金最感興趣的標的。2026年第一季度，中東主權基金參與港股IPO基石投資的比例，從2024年的不足20%升至接近40%，布局方向高度集中于AI、商業航天與新能源。絕對規模雖然仍以數十億港元計，尚未構成市場主力，但方向性意義已經相當清晰。香港若能充當連接中東資本與中國產業的技術轉移樞紐，其價值將遠超單純的資金中轉站定位。

2025國際汽車及供應鏈博覽會首次在香港舉辦，打造了一個“中國智造”的產業展示平臺（圖源：新華社）

那筆錢終究會來

把所有這些拼在一起，一張輪廓大致清晰的圖景浮現出來。

中東戰事觸發了資金東移的預期，但實際流動的節奏遠比預期慢；到目前為止，新加坡的獲益比香港更顯著；進入香港市場的增量，主體來自內地南向資金，加上部分華人背景的回流資本，真正來自海灣產油國的原生資本，目前仍是少數。

但這個判斷，只適用于當下。

如果這場沖突真如本文所預判的那樣，將在戰爭與停火之間拉鋸一段時間，那么海灣國家的安全溢價將長期維持在高位，資產多元化配置的需求會持續強化。在這個過程中，會有越來越多的海灣資本開始認真考量香港——不全是因為香港自身的吸引力，而是因為他們對中國市場的配置需求會隨時間逐步增加，而香港是進入這個市場最順暢的門戶。

摩根士丹利的數據提供了一個參照——今年前4個月，流入中國股票的外資已達2025年全年的80%。背后既有中東資本的戰略增配，也有全球資金對中國科技資產的重新認知，兩者交織，方向一致。

“潑天富貴”這個詞，本身就藏著一種等待天降的心態。資本流向從來不是“餡餅”，它會流向那些把制度細節打磨到位、把服務環節鋪設妥當的地方。如果香港想要接住那筆中東的錢，最好的方式，不是等待戰爭消息來推高成交量，而是在戰事仍在纏斗的這段時間里，把家族辦公室的框架搭好，把離岸人民幣產品做深，把法律體系的可信度在實踐中一點一點積累。

然后，那筆錢自然會來。

本文作者

朱兆一：盤古智庫中東研究所執行所長，世界經濟與地緣政治學者。

邱霽：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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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 | 李 征

排版 | 詹蘊第

初審 | 伍子堯

終審 | 馮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