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華為“韜定律”到中國創新大生態——中美科技競爭的“勝負手”，從來不在華盛頓 | 地緣科技「平」論 x 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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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緣科技

vol. 10 no.10

「平」論

2026/05/27

May

速度和廣度，是中國科技競爭的兩條腿。

第10期

總第10期

編者按

PREFACE

華為近日發布“韜定律”，這是半導體技術首次由中國企業定義演進規律，被視為在先進制程硬件受限背景下開辟出一條架構創新的突圍路徑。雖然這一突破提振了中國科技界的信心，但中美科技競爭的長期態勢并未因此改變。結構性競爭仍是底層邏輯，合作空間有限，籌碼決定交易話語權。

作者指出，中美科技競爭的真正勝負手不在于緊盯美國，而在于能否形成創新大生態。這一大生態的關鍵，不只是政府的“有為”，更在于政府懂得“不做什么”。通過給予企業確定性的規則框架與足夠的自主空間，讓龍頭企業而非政府部門主導產業生態的形成。

5月25日，華為在上海發布了“韜定律”（Tau (τ) Scaling Law）——這是半導體行業自摩爾定律提出以來，首次由中國企業定義技術演進規律。韜定律的核心突破，是把半導體演進的主戰場從追求“空間上的極致微縮”（先進制程），轉向追求“時間上的極致加速”（芯片內部通信速度和數據流轉效率）。用一個形象的比喻：摩爾定律是在不斷縮小房間面積的同時塞進更多人，而韜定律是讓房間里的人走得更快、配合得更好，從而在同樣大小的房間里完成更多工作。

更重要的是，韜定律提出了一條可能繞開EUV光刻機封鎖的新路徑。中國可以在成熟制程的基礎上，通過架構創新和系統優化，實現接近甚至超越先進制程的實際性能。

這個消息給了中國科技界相當的信心。但信心之后，更需要清醒。

華為能做到的，是在企業內部營造出一個足以催生突破性創新的“小生態”——通過內部開放、容錯機制和高強度研發投入，讓技術創新在組織內部形成自我驅動的飛輪。但這種小生態，在中國幾乎無法被復制。大疆或許是另一個特例，但擁有這樣小生態的企業屈指可數。

中國需要的不僅僅是更多的華為，而是一個能夠孵化出更多華為的“大生態”。 這個大生態的形成與否才是左右中美科技競爭勝負的真正關鍵。

中國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會的華為展位（圖源：法國國際廣播電臺）

01

美國可交易，但很難合作

修昔底德陷阱：歷史從未被打破

中美科技競爭本質上是兩個大國之間的結構性競爭。這不是某屆政府的政策選擇，而是國際關系史上反復上演的“修昔底德陷阱”，當一個崛起大國接近甚至威脅到守成大國的地位時，沖突幾乎不可避免。

回顧歷史，這個陷阱從未被真正打破過。19世紀末德國的崛起與英國的守成，最終走向了第一次世界大戰；20世紀初日本的擴張與美國的遏制，最終走向了太平洋戰爭；冷戰時期蘇聯的挑戰與美國的圍堵，最終以蘇聯解體收場。

中美競爭會演變成什么？這是一個開放性的問題。但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競爭必然是主旋律，這不會因為中美關系短期的暫時性穩定而改變。從根本上看，中美之間很難有真正意義上的“合作”。即便表面上合作，其底層邏輯仍然是競爭。

交易的前提是籌碼

既然合作的空間有限，那么中美之間唯一能推進的交集，就是某種程度的“交易”。在各個非核心競爭領域的利益交換，甚至在競爭領域的某種相互促進的交易。

但交易的關鍵在于籌碼。沒有籌碼，就沒有坐上談判桌的資格。

這個邏輯在前兩周的中美元首會晤中體現得淋漓盡致：特朗普帶來了波音、蘋果、美光，中國拿出了市場準入和采購承諾；中國希望在臺灣問題上得到美國的戰略背書，特朗普需要的是能在中期選舉前展示的外交成果。每一項交易的背后，都是雙方手里籌碼的精準計算。

綜合這兩個判斷可以看出：中美競爭和交易的底層邏輯，不在于對方有多強，而在于自己的競爭能力有多強、自己手里的籌碼有多重。盯著美國看，只能看到焦慮；盯著自己看，才能看到出路。

上海的一家華為門店（圖源：華爾街日報）

02

勝負取決于我們，

而不是美國

不是絕對的零和博弈，

但有相對的輸贏

從中國的視角看，中美之間并非是絕對的零和博弈。全球市場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汽車行業發展了百余年，不光只有美國的通用和福特，也有德國的大眾、日本的豐田、韓國的現代和中國的比亞迪。正如互聯網時代一樣，AI和半導體領域確實呈現出更明顯的頭部集聚效應，軟硬件生態的路徑依賴也比汽車更深、轉換成本更高——但即便如此，大概率也會走向中美主導下的多極競爭格局，而非一家通吃。

但這不意味著沒有輸贏。即便不是絕對的零和博弈，也存在相對的贏家和輸家。對中國而言，只要不輸，只要能在全球市場上與美國形成競爭態勢，特別是在AI、半導體等高科技領域站穩腳跟，這就是贏。

而這一勝負，不主要取決于美國的科技發展領先中國多少代，而主要取決于中國科技創新的速度和廣度。

速度：保持追趕態勢，

不能落后太多

速度的重要性在于：中國必須保持對美國最前沿技術的持續追趕態勢，不能落后太多。即便存在代際差距，也要以快速的科技創新迭代縮小與美國的距離，讓這個差距始終處在“可追趕”的范圍內。

華為韜定律的發布，正是這種速度的最新體現。它不只是一個技術概念，而是一張未來十年中國半導體設計追趕美國的技術路線圖——而且是可實現的路線圖。韜定律提出的架構創新、異構集成和系統級優化路徑，為中國在制程工藝受限的情況下，通過設計創新實現性能提升指明了潛在方向。

這種速度，不只體現在半導體領域。在AI大模型領域，DeepSeek從V1到V4的迭代速度，已經讓全球AI圈側目；在新能源汽車領域，比亞迪等的技術迭代速度，已經讓特斯拉感受到壓力；在量子計算領域，中國“祖沖之系列”的突破，已經與谷歌、IBM形成了實質性的競爭態勢。

速度，是中國科技競爭的第一張底牌。

廣度：不能只有一個華為

但速度還不夠。中國是一個大國，與美國的科技競爭是全方位的。中國不能只有一個華為，中國需要在任何細分領域都孵化出自己的“華為”。

這一點常常被忽視，但對于一個大國而言，任何單一或少數幾個行業的科技能力和產業能力，都沒有辦法支撐整個國家競爭力的較量。中國不是新加坡，不能靠幾個支柱產業就撐起國家的科技地位。

好消息是，這種廣度正在形成。在光刻機領域，上海微電子雖然與ASML仍有差距，但已經在28nm制程上實現突破；在工業軟件領域，中望軟件在CAD領域已經在通用制造領域站穩腳跟，正在加速沖擊達索、西門子的壟斷地位；在AI芯片領域，華為昇騰、寒武紀已經在特定場景下形成了對英偉達的替代能力；在商業航天領域，藍箭航天、星際榮耀已經實現了液體火箭的成功入軌。

這些企業，每一個單獨拿出來，都還不是各自領域的全球第一。但它們加在一起，構成的是中國科技競爭“廣度”的真實底色。不是一枝獨秀，而是百花齊放。

速度和廣度，是中國科技競爭的兩條腿。只有兩條腿同時發力，才能真正走得穩、走得遠。

有“人造太陽”之稱的全超導托卡馬克核聚變實驗裝置（圖源：新華社）

03

下一步，我們要改革什么？

誰來改革？

中國科技創新到底還缺什么？

華為能做到的，是在企業內部形成了推動技術突破性創新的“小生態”。問題在于，華為模式幾乎無法被復制。它的小生態之所以能夠運轉，離不開任正非數十年的強人意志、極端壓力下逼出來的組織韌性，以及一次次生死存亡危機所鑄就的企業文化——這些條件，不是靠學習和模仿能夠獲得的。

而且客觀地講，目前在中國形成這種小生態的企業還是太少了。雖然每個行業都或多或少有自己的龍頭企業，但深入去看這些企業的實際運作、研發投入和技術方向，很難說它們都在做“正確的事”，也就是錨定最前沿的技術來發展。更普遍的現象是，這些企業都在做“容易做到、可以盈利”的事。

為什么？因為缺少一個能夠孵化這種小生態的“大生態”。

應該做什么？

更重要的是，不做什么

總的來說，科技創新本身是不可規劃的。雖然學界、智庫和政府都有各種各樣的評價指標來衡量一個國家甚至一個城市的創新生態，但這個大生態很難有一套固定的指標體系。

我們反復強調“有效市場”“有為政府”兩手抓，哪怕對于有效市場的營造，我們也認為政府應該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這毫無疑問是正確的。從中央到地方，所有的領導干部思考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如何推進科技創新和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各地也確實推出了各種各樣的政策來促進科技創新，例如產業引導基金、研發補貼、人才落戶、稅收優惠，不一而足。

但退一步講，評價“有為政府”的標準，不光是它做了什么、推出了什么政策、給企業提供了哪些實質性的優惠，還有一個維度是我們不太講的。不做什么，其實也是有為政府很重要的一個評價標準。

基于我們過去幾年在多地的廣泛調研，我們發現：對于企業，特別是科技創新企業，它們更需要的是確定性下的空間。而這個空間，恰恰需要地方政府“不做什么”來實現。

什么叫“確定性下的空間”？確定性，是指政策的穩定性、規則的可預期性、產權的清晰性。企業知道游戲規則是什么，知道這個規則不會朝令夕改，知道自己投入的研發成果不會被以各種方式“共享”出去。空間，是指企業在這個確定的規則框架內，有足夠的自主權去試錯、去冒險、去做那些短期看不到回報但長期可能改變行業的事。

這兩者看似矛盾，實則統一。確定性不是管得嚴，而是規則清晰；空間不是放任不管，而是在規則之內不干預。但現實中，很多地方政府恰恰把這兩者搞反了：規則朝令夕改，讓企業無法形成穩定預期；同時又在企業的具體經營決策上過度介入，美其名曰“服務企業”，實則壓縮了企業的自主空間。

有為政府的“有為”，不只體現在做了多少，更體現在克制了多少。克制不該管的，才能把該管的管好；不做不該做的，才能把該做的做到位。

根據BCC Research的數據，總部位于深圳的大疆占據全球無人機市場70%的份額（圖源：BBC）

誰來主導創新大生態的建設？

這里同時涉及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創新大生態的建設，應該由誰來主導？

正如營商環境一樣，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一直在積極主動地扮演一個主導者的角色。對于營商環境，政府確實應該扮演核心角色，因為營商環境的本質是制度供給，而制度供給是政府的天然職責。

但創新生態不同。創新生態的本質是不確定性的管理，而不確定性恰恰是政府最不擅長處理的。政府的運作邏輯是規劃、目標、考核、問責，這套邏輯在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供給等確定性任務上非常有效，但用在科技創新上，往往會適得其反。

因此，筆者認為，哪怕是創新大生態的主體，也應該是企業，特別是龍頭企業，而非地方政府。這不是說政府不重要，而是說政府的角色應該從“主導者”轉變為“空間提供者”。

具體而言：政府應該做的，是在市場空間和制度空間中，給予龍頭企業足夠的主導權去營造行業的大生態。比如，在產業標準的制定上，讓龍頭企業而非政府部門主導；在產業鏈的協同上，讓龍頭企業而非招商部門來整合資源；在人才培養的方向上，讓龍頭企業而非教育部門來定義需求。政府要做的，是確保這個過程的公平性、防止壟斷、保護中小企業的合法權益，而不是替代企業去做決策。

華為能夠形成小生態，一個重要原因是它在自己的產業鏈條里擁有足夠的主導權。它可以定義標準、可以整合供應商、可以培養人才。如果中國要形成更多的“華為”，就需要讓更多的龍頭企業在各自的行業里獲得類似的主導權。而這個主導權的讓渡，恰恰需要政府的“不做什么”來實現。

總的來說，創新大生態的形成，應該由有為政府來給空間，由有效市場（市場主體）來主導改革。政府退一步，不是不作為，而是為了讓市場主體進一步；政府的克制，不是放棄責任，而是把責任放在更該放的地方。

04

結語

5月25日，華為發布韜定律的那一天，很多人看到的是技術突破的希望。但技術突破只是開始，不是結束。

中美科技競爭已經進入新常態，這個常態的核心特征是：競爭是長期的，交易是有限的，勝負取決于我們自己。

華為可以有小生態，但中國需要大生態。這個創新大生態的形成，不是靠幾個文件、幾項政策就能完成的，而是需要一場深刻的改革。改的不只是技術路線，更是制度邏輯。改的不只是企業行為，更是政府角色。

中美科技競爭的真正勝負手，不在華盛頓，在我們自己手里。而這只手，能不能握緊、能不能握對，取決于我們今天做出的選擇。

本文作者

黃平：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助理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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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 | 李 征

排版 | 許梓烽

初審｜王炳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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