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藝合同里只寫“或”，公司安排跑龍套就能算完成KPI？

【原創】文/汐溟 顧瑾

演藝經紀合同中，當使用“或”字連接多項演藝機會提供義務時，該條款的法律含義應如何界定？究竟是賦予經紀公司單方選擇權，使其僅需履行其中一項即可免責，還是要求每一項均為獨立義務，公司須提供綜合性的多層次演藝機會以達成培養目的？這一字之差的解釋，直接關系到合同義務的履行標準與公平誠信原則的適用。

一、案例概述

甲公司與乙簽訂培養協議，約定甲公司為乙提供藝人培養、包裝宣傳及演藝機會推介服務。合同中約定，甲公司“保證乙方在合約期內至少參與3部影視劇以及短劇的拍攝，擔任主要角色；或不少于3次平面廣告拍攝機會或電視節目錄制機會；或不少于5次的實踐演出活動機會；努力將乙方培養成優質的全能型優質素質偶像”。

合同履行期間，甲公司為乙安排了幾次舞臺實踐演出活動和模特大賽參與機會，但未提供電影、短劇或影視劇的拍攝機會。

合同期限屆滿后，乙主張甲公司未全面履行演藝機會的提供義務，構成違約；甲公司則抗辯，合同中的“或”字意味著各項內容為選擇性關系，只要完成其中一項即可，己方已組織舞臺實踐和比賽活動，已滿足合同約定的義務內容。

二、爭議問題

演藝經紀合同中使用“或”字連接多項演藝機會提供義務時，如何解釋該條款的法律含義？是賦予經紀公司選擇權，只需履行其中一項即可，還是每一項均為獨立義務，公司須提供綜合性的多層次演藝機會？

三、法律分析

本文認為，演藝經紀合同中的“或”字不能被孤立地解釋為賦予經紀公司單方選擇權，而應結合合同整體目的進行解釋，綜合認定該條款的法律效果。分析如下：

（一）“或”字的多重法律含義

日常語言中，“或”可以表達兩種截然不同的邏輯關系：一是“選擇關系”，即數項中任擇其一即可；二是“并列列舉關系”，即數項均為可能選項，均應盡力實現。法律語言中的“或”同樣存在這種歧義。

在合同解釋領域，孤立地從文義上去解讀“或”字，往往無法得出確定的結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四百六十六條第一款規定，當事人對合同條款的理解有爭議的，應當依據本法第一百四十二條第一款的規定，確定爭議條款的含義。該條指引至第一百四十二條第一款：“有相對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釋，應當按照所使用的詞句，結合相關條款、行為的性質和目的、習慣以及誠信原則，確定意思表示的含義。”這意味著，對“或”字的解釋須結合合同的整體構造、交易目的以及行業慣例進行體系化解釋。

（二）合同目的解釋路徑：藝人培養合同的整體目的

從案涉合同的性質與目的角度切入，甲公司與乙簽訂的協議中明確約定“將乙方培養成優質的全能型優質素質偶像”，甲方的義務包括藝人培養、包裝宣傳、演藝機會、保證乙方在合約期內至少參與3-5部影視劇以及短劇的拍攝，擔任主要角色等。

從合同整體架構可以看出，雙方締約的真實目的并非簡單地提供幾次活動或安排幾節課，而是通過系統性的培訓、包裝和演藝機會推介，將乙打造成具有市場價值的演藝人才。演藝機會的提供是這個培養鏈條中的核心環節，沒有實際的演藝經歷，培養和包裝就失去了商業價值。

在此合同目的下，如果將該條款解釋為“公司只需要安排幾次舞臺實踐即可”意味著公司收取高額費用后，僅以零星幾次活動即可搪塞其核心義務。這顯然與合同的整體目的相悖，也難以符合藝人一方在締約時的合理期待。

（三）“或”字條款的合理法律定性：最低保障性義務而非選擇性義務

本文認為，案涉合同中“或”字條款的合理法律定性，應為最低保障性義務，而非選擇性義務。

所謂最低保障性義務，是指合同條款列舉數項義務內容，旨在設置債務人履行義務的最低限度，即債務人至少須完成列舉范圍內某一合理組合的履行內容，方滿足最低的合同要求標準。

具體而言，合同約定“3-5部影視劇及短劇拍攝機會”“3-5次平面廣告拍攝或電視節目錄制機會”“5-8次實踐演出活動機會”，這三類機會在層次上存在明顯遞進關系：影視劇拍攝屬于高價值演藝資源，廣告和電視節目次之，舞臺實踐屬于入門級演藝機會。如果將“或”解釋為三選一即可，公司只須提供最低層次的舞臺實踐即可滿足合同要求，高層次的核心演藝資源反而成為可以擱置的內容。這既不符合合同文本設置多層次演藝機會的本意，也使價值差異懸殊的演藝資源配置失去實質區別。將條款定性為最低保障性義務，意味著公司須在各層次演藝機會上均有合理安排，而非以最基礎的層級替代全部。

綜上，“或”字雖小，含義不小，一字之差的背后，是合同公平與誠信的基本價值判斷。

參考判例：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2025）京03民終1812號民事判決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