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丨劉青：以產業升級和高水平開放應對外部不確定性——以貿易高質量發展應對外部環境不確定性

劉青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

吳玉章講席教授

對貿易高質量發展的討論需要建立在兩個重要的現實要點之上：一方面，外部世界的不確定性已經成為研判中國發展的重要變量；另一方面，中國經濟已經高度融入全球化進程。理解中國過去幾十年的發展、當前的狀態以及未來趨勢，都需要保持全球化視野和對外部世界的持續關注。

一、貿易高質量發展對中國經濟的支撐作用仍將持續

當前，貿易高質量發展對中國經濟具有非常重要的貢獻，而且這種貢獻預計還會持續一段時間。未來兩三年，中國經濟增長仍會與貿易發展有較強聯系，背后的大背景是中國供給能力越來越強，而內需的全面啟動仍需要一定時間。

從數據看，2025年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增長3.8%，規模創歷史新高，凈出口對GDP增長拉動約1.6個百分點，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到32.7%，支撐作用非常突出。貿易相關產業鏈就業人數基本占到我國總就業人口的四分之一，約為1.9億人。這些數據說明，貿易不僅關系到增長，也關系到產業鏈和就業穩定。

今年1—4月，中國外貿情況仍然較好，進出口增速達到兩位數，規模繼續處于歷史高位。貿易對經濟的重要性之所以還會持續，關鍵在于供給端和需求端的狀態：供給端很強，而且會持續較強，主要體現為：中國制造業規模大、升級快。中國制造業增加值約占國內GDP的四分之一，占全球制造業增加值的比重約為30%。與此同時，產業升級速度很快，傳統產業、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都有較好發展。我國人工智能技術進步速度和應用熱情在全球范圍內都屬于較高水平，中國工業機器人年度安裝量和存量均已超過全球的一半，這反映出中國制造業數字化、智能化升級正在加速。但相反，需求端特別是國內消費和投資，還處在進一步啟動和修復過程中。因此，這種結構性特征決定了貿易作為經濟增長重要引擎的狀況將持續一段時間。

但我國當前出口對經濟的持續支撐并不是對舊模式的依賴，也不是單純依靠低價競爭，而是產業升級和國際競爭力提升的自然表現，是依靠高質量供給創造國際市場空間。這是理解當前我國貿易高質量發展的基本前提。

二、貿易高質量發展的根源在于產業高質量發展

貿易高質量發展不僅是貿易環節本身的改善，其真正底層原因是產業高質量發展和全球競爭力穩步提升。中國產業發展的重要特點，一是持續升級、全球競爭力穩步提升；二是系統工程能力和產業鏈配套能力很強，這是其他國家難以復制的。產業競爭力是貿易競爭力的根基，尤其在全球貿易環境不確定、其他國家貿易競爭力相對乏力的背景下，中國制造業的厚度和高度更加凸顯。

中國制造業競爭力的厚度體現在產業鏈完整性上。產業門類齊全只是其中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許多產業從上游原材料到中間核心零部件，再到下游終端產品，各個環節都有較強企業和競爭力。這種全鏈條能力使中國在外部沖擊中具有更強的抗壓能力。

中國制造業競爭力的高度核心體現在結構升級上。當前中國產業結構和出口結構中，裝備制造業、高技術制造業和“新三樣”等領域都是突出亮點，并且保持較快增長。正是中國產業的高質量發展，為中國經濟提供了穩定性，也提高了應對外部風險的能力。

正是中國產業的高質量發展，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確定性，提高了中國經濟的抗外部風險能力；同時，也為外部世界的發展提供了確定性，一是貢獻了很高比例的全球經濟增長，二是穩定和提升了全球供應鏈。在高度不確定的全球環境中，中國產業的高質量發展成為內外兩個層面為數不多的確定性。

從國內角度看，制造業和新興產業的穩定發展，為經濟增長提供了重要支撐。無論從產出還是投資看，新興產業的增長都明顯快于傳統產業，這為中國經濟未來進一步發展提供了穩定基礎。從對外角度看，中國產業競爭力也為世界經濟發展提供了確定性。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率保持在30%左右的較高水平，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超過30%。在疫情、地緣政治沖突以及供應鏈波動等復雜環境下，中國產業鏈為全球產業鏈提供了可預期的穩定性和確定性。

三、外部不確定性既帶來沖擊，也倒逼產業升級

外部世界的不確定性，反過來又在影響中國的產業高質量發展，這種影響是雙面的，既有損害效應，也有倒逼效應，需要辯證地看，在應對上需要發揮主觀能動性。準確認識這一辯證關系，是正確把握應對外部世界不確定性的關鍵。

當前外部環境最大的不確定性主要體現在地緣政治上的不確定性，以及由此帶來的全球供應鏈不確定性和市場準入不確定性。這些不確定性會從兩個維度影響中國貿易和產業發展：一方面有損中國產業發展，另一方面在客觀上也倒逼中國產業提質升級、鳳凰涅槃。

損害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第一，貿易壁壘會導致訂單流失和市場份額收縮，中美貿易占比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就與此有關。第二，全球不確定性推動供應鏈重組，部分產業從中國外遷，未來全球生產本地化會成為一個重要趨勢。第三，技術封鎖加劇，在新科技革命背景下，各國都希望抓住發展機遇，技術競爭和技術封鎖很難在短期內緩解。

但反過來看，外部壓力也在倒逼中國產業加快升級。中國在許多產業鏈上已經出現換道超車的可能，科技創新和自主突破明顯加快。比如半導體領域，華為提出的“韜定律”引發廣泛討論，顯示出中國在關鍵技術領域通過系統能力實現突破的潛力。

外部壓力還推動了產業鏈韌性和系統性的增強。一個重要體現是中間品出口增長較快。中國越來越多地向全球出口中間品，這些中間品的技術水平、技術含量以及在供應鏈中的位置都在不斷提升。這種變化既與外部壓力有關，也反映出中國產業升級正在向全球價值鏈更高位置延伸。

四、以科技創新、區域合作和制度型開放提升應對能力

在外部環境不確定條件下，貿易高質量發展仍面臨一系列挑戰。

除貿易保護主義外，比較突出的風險包括核心技術依賴和“卡脖子”風險。當前科技革命進展很快，中國絕不能錯失新一輪技術機遇；同時，鐵礦石、銅、石油等資源對外依存度較高，部分超過70%，這也會形成外部風險敞口。

企業出海合規風險需要重點關注。未來一段時間，中國企業出海是大勢所趨。每次科技革命都會帶來全球產業鏈重組和世界政治經濟格局重塑，中國在新科技革命中的進展較快，制造業基礎和規模優勢明顯，有能力通過產業鏈轉移和企業出海參與重塑全球產業鏈格局。但在地緣政治環境復雜的情況下，出海企業必須充分重視合規風險，主要包括：貿易救濟和原產地合規風險、出口管制和制裁風險、數據跨境和隱私保護風險、ESG合規風險、投資審查風險，以及不同國家法律傳統差異和不同貿易協定帶來的制度落差等。中國企業走出去，不能只看市場空間，也要具備適應不同規則體系的能力。

此外，全球經濟一體化水平持續走低，國際經貿規則秩序碎片化越來越明顯。全球貿易占全球GDP的比重自2008年、2009年后持續下降，這也是未來中國貿易高質量發展需要面對的重要挑戰。

應對這些挑戰，首先要強化科技創新，著力突破卡脖子技術風險。在開放政策設計中，要堅持“技術進步型開放”原則，始終考慮開放政策對中國技術進步的正面和負面影響，趨利避害。

其次，在區域合作方面，除拓展多元化市場外，還要高度重視亞洲貿易中心建設。當前全球產業鏈中心主要集中在北美、歐洲和亞洲，中國應在亞洲區域合作和產業鏈重構中發揮更大作用。

再次，要推進制度型開放，提升貿易便利化水平。自貿區、自貿港建設已經取得較快進展，未來還應進一步通過制度創新提升要素跨境流動效率和企業貿易便利化水平。

最后，要提升全球治理話語權和規則制定能力。除了參與改造既有規則外，更重要的是在新形勢下主動參與新規則、新機構的發起和建設。例如世界數據組織在北京設立，就是中國提升新規則制定能力的重要實踐。

總之，面對外部挑戰，中國應以更強的技術實力、更完整的產業鏈和更開放的全球合作，在充滿變數的世界中行穩致遠。

以上觀點整理自劉青在CMF宏觀經濟熱點問題研討會（第120期）上的發言

文章來源：中國宏觀經濟論壇

微信編輯：張菁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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