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無論是遺囑、合同、合同信托、遺囑信托還是遺囑慈善信托，都是法律行為之一種，凡法律行為都有形式上和內容上的要求，若不滿足這些要求，就干脆宣告法律行為不成立或者無效。
法院沒有義務，也沒有權力去“挽救”完全不符合法律要求的行為。即使，挽救目的為公益慈善的法律行為，看起來更正義一些。
允許法院無視實體法的規定任意裁量，今天可以輸出正義，明天就可以輸出非正義。
我關注這個案例多年，還把它寫進《中國信托法》第8章。目前在修訂《中國信托法》，我準備把這個案例移到第2章，并在第8章增加了對該案的評論。
案情：一位80多歲的老人，沒有第一順位繼承人，留下一個“遺囑”（效力有爭議），要用自己的全部遺產（價值數千萬）支持公益事業，也可就部分親屬的生活、子女的教育、企業的員工福利，父母墓碑的照顧，支付部分費用。多位法定繼承人認為不存在有效的遺囑和遺囑信托。
2019年，二審法院判決老人的行為成立遺囑信托。至今該案無法執行。
對該案的詳盡分析，請參見小書《中國信托法》案例8-3-1.
這次博文增加了幾條評論，會增入第二版《中國信托法》的第8章。如下：
案例分析及問題：
1. 無論是遺囑還是遺囑信托，都是通過遺囑對財產作出的處分行為，法律對其內容都有確定性的要求。在本案中，用作公益慈善事業和私人利益保護的財產的份額是不清楚的，并不符合確定性的要求。
2. 即使認可遺囑慈善信托有效，本案也揭示了在慈善信托中選任受托人的獨特難題。
第一，由于《信托法》第8條規定，以遺囑這種“其他書面形式”設立信托的，需要受托人承諾。若嚴格遵照該條的字面含義，本案中不存在作出承諾的受托人，所以信托不能成立。
第二，由于《慈善法》將慈善信托的受托人限定在信托公司和慈善組織等機構，本案中的遺囑執行人是自然人，沒有被解釋為受托人的空間。
第三，即使可以通過適用信托法第13條的規定來緩解第8條規定的不合理之處，本案中也不符合第13條所規定的“遺囑指定的人拒絕或者無能力擔任受托人的”情形。因為在本案中，遺囑人沒有指定受托人。
第四，即使對第13條進行擴張解釋，將其適用于遺囑沒有指定受托人的情形，此處的指定權人是只能是受益人及其監護人，而慈善信托中不存在特定的受益人。由此陷入僵局。這正揭示了信托法第13條的規定也是不周延的。
下面的內容我不會寫進書里，但很重要：
無論是遺囑、合同、合同信托、遺囑信托還是遺囑慈善信托，都是法律行為之一種，凡法律行為都有一些形式上和內容上的要求，若不滿足這些要求，就干脆宣告法律行為不成立或者無效。法院沒有義務，也沒有權力去“挽救”完全不符合法律要求的行為。即使，挽救目的為公益慈善的法律行為，看起來更正義一些。
允許法院無視實體法的規定任意裁量，今天可以輸出正義，明天就可以輸出非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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