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校園里，退出高考的少男少女

本文授權轉自：視覺志（ID：iiidaily），作者：+L

距離高考還有1天，而另一場更早到來的考試分流，已經悄然完成。

一部分學生走進考場，參加高職院校的單獨招生或春季考試。他們中的許多人，早在一個月前，便提前告別高考，以另一種路徑進入高等教育體系，成為一名高職生。

高職，全稱高等職業教育，是職業教育的最后一環，也是高等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據教育部相關數據，2024年高職院校的畢業生，占全國高校畢業生人數的51.7%。數以千計的高職院校，接納了大量中職畢業生和相當一部分普高學生，讓他們得以擁有完整的大學生涯。

但是，這樣一個龐大的群體，常常作為參照項出現，與本科、名校等“成功路徑”形成隱性對比，被放置在評價體系的下游。

少有人真正進入他們的生活語境，去理解他們如何看待自身，又如何在有限條件下，為自己規劃出一條路。

2011年，從四川大學畢業的郭菲，來到四川省樂山職業技術學院，成為一名老師。

在他最初的認知里，刻板印象同樣存在。直到多年的教學經歷，以及在更廣闊社會環境中的觀察與思考，他的視角才逐漸發生轉變：當個體被置于不均衡的起點之上，教育的意義或許并不在于篩選與區分，而是提供一條仍然可以向上延展的路徑。

十余年后，郭菲開始尋訪那些早已散落在社會各處的高職畢業生，關注他們的成長與蛻變，并將這些極具草根氣息的生命故事，寫進了《我的高職學生》一書。

在這些故事背后，有一個問題若隱若現：當他們從家庭中得到的經濟托舉、學業支撐與情感陪伴都極為有限時，那些缺少托舉的孩子，該如何為自己爭取一點向上的可能？

而教育與成長，是否可以擁有比“成功與失敗”，更復雜也更真實的表達？

以下根據《我的高職學生》和郭菲的講述整理而成。

小小高職生

很多年前，有一個女生在畢業之際問我，“老師，你迷茫過嗎？”

我想給她帶去些許安慰和鼓勵，然而，她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你是985大學的研究生，當然任何時候都不用操心未來，可我只是個小小的高職生，沒有那么多選擇……”

我一時有些錯愕，但職業本能讓我一句又一句對她進行開導。

也是這時，我意識到，盡管他們完整地度過了如假包換的大學生涯，拿到了大學畢業證書，但高職學歷，仿佛一片揮之不去的陰霾籠罩在他們身上，以至于他們在稱呼自己為“大學生”時，總會不自覺地失去底氣。

比起重本、二本，他們更傾向于使用“高職”而非“大學”的概念，以免被別人進一步追問畢業于哪一所大學時，接下來的對話會有些尷尬。

在女兒的家長會上，我聽到一名老師“告誡”家長，“如果你們的孩子現在不努力，將來就只有讀職高和高職的份。”作為一名高職教育從業者的我，臉上不自覺泛起了自嘲的苦笑。

2011年，我來到四川省樂山職業技術學院，與職業教育的不解之緣，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我應聘的崗位為思政教師，課程的公共屬性，讓我有很多機會與不同專業的學生充分面對面。

郭菲的課堂/受訪者提供

剛開始進入高職院校時，我不免對我的學生們產生一些刻板印象。從分數上看，他們整體確實不如本科生，自律性、學習能力和綜合素養多少有一些欠缺。

他們普遍缺乏自我認同感，上課睡覺、曠課“泡吧”等違紀現象屢見不鮮，染發、抽煙、不文明戀愛等更是層出不窮。我在簡陋的教學條件下授課，也一度難以適應。

當時，我能做的也只有在不違背教學原則的前提下，盡量貼近年輕人的表達方式，提升課堂的吸引力。

但仍明顯感到部分學生知識基礎薄弱、學習習慣欠佳，自律精神不強、人生動力不足等等，導致在學校里反復接受的教育，經過很長時間也無法轉化為他們的自覺。學生迷茫，老師也難以使力。

坦白講，那時候的我，難免恨鐵不成鋼地對他們產生“高考失敗者”的成見，并覺得三年后，從這里畢業的學生若能謀得一份體面的收入，便已算得上“自救”成功。

于是，我將教學重心放在鍛煉學生的口頭表達能力上，至少，這會為他們求職面試增加一定的籌碼。

高考的失敗者？

真正改變我看法的，不是某一個學生，而是我的經歷。此前在外派至印度的兩年，以及在山區扶貧的經歷，讓我有了橫向和縱向的對比。

2014年到2016年，我赴印度理工學院任教。這是印度的一所頂尖院校，而我也看到了學校之外的真實。

在印度，高等教育入學率很低，很多孩子連義務教育都無法完成。其教育的普及率之低造成的社會階層固化，刷新了我對職業教育的認識。

街上一群身穿校服的孩子放學走過，身后跟著一個瘦弱的孩子。這個孩子衣衫襤褸，蓬頭垢面，手中擰著撿來的紙箱，顯然早已與學校教育絕緣。

這是我在印度時常看到的場景。人們在呱呱落地時本沒有太大差別，但只需短短數年，身處的環境便足以將人與人劃分為不同的階層。孩提時代造就的差距，很可能終其一生也難以彌合。

2015年，郭菲在印度孟買時所見到的場景/受訪者提供

而同為人口大國的發展中國家，我們如若沒有高職教育的擴招，很多學生也或許不會再有接受大學教育的機會。

2017年6月，我被派往樂山市峨邊彝族自治縣的俄羅村，開始駐村扶貧。

深入經濟落后的地區，我切身感受到教育對個人與家庭命運的深刻影響。隨著經濟改善，重視后代教育的觀念也愈發深入人心，當地的村民甚至不惜代價也要讓孩子到縣里接受更好的教育。

有一位村民，為了將孩子送入縣幼兒園讀書，四處托關系，也來找過我幫忙，我表示無能為力后，他沒有放棄，兜兜轉轉，終于在縣里打通關系要到一個名額，隨后欣喜若狂地按照彝族禮儀，和那個漢族的幫忙者結為兄弟。

我開始逐漸理解，教育是一條代際“攀登鏈”，村民向縣城“攀爬”，縣城向地級市“攀爬”，地級市向省會“攀爬”。

而很多孩子也需要一種適合他們的教育，來推動他們的人生軌跡發生一些改變，擁有一次向上攀爬的機會。

在全縣一次脫貧攻堅大會上，我聽到縣委書記在談到教育扶貧事業時，曾擲地有聲地講道：

“像峨邊這樣的民族地區，教育事業搞得好不好，不是看有沒有人考上清華北大——這樣的事情，只需到外地去挖幾個好苗子到峨邊參加高考，給予重獎就能辦到！這是面子工程，不是真正在搞教育。

評價我們的教育是否成功，應該是看我們有多少高考生考上地方性的職業技術學院，這些學生的比重是多少。”

在那些教育資源有限的地方，那些學生能考上本地的職業院校，本身就是一種成功，而非失敗。

在大小涼山地區，我了解到當地一些高中幾乎不重視教學成績，校方只強調“安全不出事”。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的學生，如果還能盡力考上高職院校，說明他們已經在有限條件下做到了最好。

而高職院校的招生方式往往更為多元。拿樂職院來說，除每年的高考統招以外，還有春季單招和年底的擴招，以及專門針對少數民族地區的資助政策，招生對象包含普通高中、職業高中甚至對口專業的中專學生。

這使得即使是教育相對落后的民族地區學生，也有充分的機會憑借正常的努力獲得入學資格，成為一名大學生。

實際情況也證明，哪怕條件有限，只要接受職業教育、掌握技能，這些學生依然能夠改變自身與家庭的處境。

拿我在峨邊駐村的這三年來看，全村一共出了九個大學生，其中除了一人考上二本以外，其余八人均進入了四川各地的職業技術學院就讀，其中又有四人是通過非高考統招渠道入圍。

對于這樣一個信息閉塞、資源落后的村莊而言，他們的家庭再堅持三年，這些“終于盼出來”的孩子將獲得較為扎實的一技之長，有能力反哺家庭。

彝族村的免費幼兒園，攝于2020年/受訪者提供

我漸漸不再將他們視為“高考失敗者”，某種意義上，他們已經是高考的成功者。

他們每個人的背后，是一雙雙翹首以盼的眼睛。

正如我在群山深處所看到的，他們的父母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為他們創造了略高于父母的天花板作為他們的地平線，剩下的造化，便靠他們自己風雨兼程。

尋找十年后的他們

當了十年的高職老師，從三十而立到四十不惑，我的每一屆學生們卻永遠都是十八歲。

2020年，我回校工作，多次監考學校舉辦的單招和擴招考試。我看著那些排成長龍進入教室奮筆疾書的考生，好像他們不是一個一個具體的人，而是一個模糊的群體。

我突然產生一種想把他們的故事揭開，看看他們真實生命的沖動。我想去了解，這些來自天南海北的學生背后，究竟是什么樣子。

2021年，恰逢學校70周年校慶，我見到許多畢業生回校，也突然想念起我那些已畢業多年的學生。

我通過QQ聯系了十幾位過去和我有過交流的學生。有畢業十年的，五年的，也有畢業一兩年的，像2012級那一批學生，現在已經三十多歲成家立業了。

我想知道他們如今身在何方，離校后又和當年有了什么變化。

監考現場/受訪者提供

考入高職的孩子，并不一定都是差生。

高職學生中的“兩極分化”比較嚴重。混日子的肯定有，像上課睡覺、沉迷游戲、夜不歸宿。但另一部分學生，他們非常有規劃、有理想、有追求。

比如張希平，我最喜歡的學生之一，他的綜合素質和成績，其實完全可以達到本科甚至重點本科的水平。但他的英語一直是短板，高考時嚴重拉低了總分，才來到高職。后來他專升本，在成都讀書，還準備考研，但考研時英語只考了29分，又一次被卡住。

還有一部分學生，比起上課，他們更喜歡早早接觸社會，出去賺錢。如今在外面兼職的高職學生，比我以前讀書時要多得多。

這可能跟家庭經濟狀況有些關系，他們的目標非常明確，就是要找工作，要掙錢。盡管身處校園，但他們的自我認同，很少建立在分數績點上，而是通過經濟能力來重建。

季晟華就是這樣一個學生。2013年，我接手移動通信技術班的思政課。他在一次講中國企業家的課堂展示中，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在大部分同學都在講馬云的時候，他講了史玉柱的故事。表達能力很強的他，把史玉柱從巔峰到負債再到翻身的過程講得特別生動。我眼前一亮，給了他高分。

但是，后半學期，季晟華頻繁曠課、遲到，接近掛科邊緣。我去寢室找他，才發現他是在寢室里做電商，賣桌游，一個月能賺五千到一萬。他還給我看后臺數據、店鋪設計、分類導航，甚至連LOGO都是他自己用PS做的。

在當年那個手機購物還不流行、淘寶一家獨大的年代，他的生意頭腦讓我挺佩服的。

但是出于老師的責任，我還是跟他說，掙外快我不反對，但不能以荒廢學業為代價。

我還鼓勵他：你本來有很好的學習天賦，前面的課內實踐做得那么好，最后卻得到一個糟糕的結果，不是太可惜了？

他頓了頓，反問：“什么是好的結果？什么是糟糕的結果？對我來說，賺到足夠多的錢才是好結果。”

季晟華給我算了一筆賬，就算一學期掛幾科，第二學期的補考費也花不了一千元，但如果為了不掛科而出席每堂課，那么一學期錯過的利潤少說也有幾千上萬。他越說越來勁：“只要能掙到比上班更多的錢，又不犯法，那么別說掛科，我畢業證要不要也無所謂了。”

我問他，為什么這么拼，他才告訴我家里因洪水負債累累的事。那段時間，他滿腦子想著一定要賺錢。他找父親要了2000塊，買了一臺二手電腦，從男裝做起，失敗后轉做桌游，才慢慢做起來。他說他崇拜史玉柱，就是因為他“負債也能翻身”。

那一學期，他還是在我手里掛科了。我在他店里買了十幾種桌游，當作支持。

后來，我們便失去聯系，一直到九年后，我重新聯系上他，才知道他在樂山開了一家密室逃脫館。

他的電商生意后來因為行業變化關掉了，雖然沒有實現替父母還完債的壯舉，但靠著網店掙來了大學三年的學費和生活費，并且存下了13萬，其中十萬給了父母，剩下三萬作為自己的創業資金。

畢業后他也失敗過，開桌游吧虧光積蓄，后來去成都打工學習，再回來重新創業。

現在他店開得不錯，我去他店里見他的時候，他已經完全變了一個人，更成熟也更謙遜。

我忍不住問他，既然你可以靠著一條另類的道路成功，那么你會不會覺得，這個高職，讀不讀無所謂？

他堅定地搖頭，十分懊悔地說，其實他當初錯過了很重要的東西。

開桌游吧失敗后，季晟華和室友傾訴，才從室友口中知道，每年學校都會舉辦大學生創業比賽，只要參加就會有專業老師指導創業，接受外面請來的評委點評，而那些評委本就是天使投資人，對看好的項目，甚至會立即作出投資決定。

他懊悔自己當年太單打獨斗，從沒想過可以從一所高職學校獲得這么好的資源。

“如果當時我知道有這個項目，鐵定會去參加。我感覺我有機會拿到投資，就算拿不到，至少我創業計劃中的很多問題會被老師或者專家指出來，我就不會為后來的低級錯誤交那么多學費。”

他也發現，自己當年太膚淺，大學教育的價值，不只是課堂和分數。“三年下來，你會感覺到和那些沒進過大學的人相比，就是有些不一樣。”

電商專業的學生在戶外直播實訓/受訪者提供

在我回訪的學生里，所有人都會承認這一點。盡管高職院校出來的他們，和本科生在競爭力上存在劣勢，特別是現在很多工作招聘的起點都要求本科。

但和沒讀過大學的人相比，那個不被外人看好的高職，也曾給了他們應有的高等教育和大學時光。

課本知識可能兩三年就會更新換代，學校學的東西出了社會未必用得上，但很多思維方式和習慣會跟隨他一輩子。他至少讀過大學，能夠從別樣的維度去思考問題了。

我聯系到的學生，從畢業去向來看，大多數月收入在幾千到一萬之間，也有個別例外，比如有個從事工程造價的學生，他在經過幾年曲折的奮斗后，年收入可以達到近20萬。

那個學生叫王千皓，也是我所了解到的畢業生中收入最高的一個。我問他，當初在造價班時老師是否講過這個行業的致富之道。

他卻搖了搖頭說：“大學的功能在于立德樹人，而不是教人如何掙錢。我覺得這樣很對，如果大學也充滿了銅臭，那么我們的社會就完了。”

實用主義

和普通大學不同，高職學生的實操教學環節很多。

在校短短三年，大三全年都是外出頂崗實習，大二有相當一部分的時間中斷課程、集中實訓，大一則普遍安排基礎課程及專業理論課程。但即使是大一，我們的理論課也偶爾會被實訓課程中斷。

他們對自身的定位會認識得更清楚，對未來究竟要做什么，至少有一種底線思維。如果知道自己將來是去工廠，去某個車間，他們至少會把專業技能學好，飯碗不能丟。所以他們非常重視考證，比如會計資格證、護士證等。

對于高職生，實用主義是他們唯一需要的。

你去激發他們樹立非常宏大的理想，可能效果并不好。我在四川大學讀書時，學生們向老師提問會偏向哲學或宏觀層面。而高職生提問，往往會問得非常具體，他們關心的是有操作性的問題。這種務實，是他們的一個重要特征。

他們不會跟你談建設法治改革，但會對法典里的某一條款特別感興趣，比如“重婚罪，怎么才算重婚”。

在本科生大部分在學習理論、泡圖書館的時候，他們則出現在機房、廠房、車間、醫院。

車間有嚴格要求，進去必須穿藍色工裝、戴安全帽。他們在實訓時，那種狀態本身就已經是一個職業人的狀態了。這種身穿制服的職業形象，也非常能代表高職學生。

學生在車間實訓中/受訪者提供

畢業后，高職學歷帶給他們最大的限制，在于考公門檻和職業晉升空間。現在考公務員很多崗位起點都要求本科。進入單位后，也可能因為學歷不高，晉升空間會比本科生慢一些。

當需要和本科生同臺競技的時候，他們獲得認可的過程會不太容易。

高職生中也存在著兩種心態，一種是暫時先在這里待著，但是目標是考專升本，甚至考研，他們是以失敗者的姿態想要逆襲。另一種就是畢業后找到一份工作，把自己分內之事做好就可以了。

很多有規劃、有追求的學生就會選擇專升本。不像考證，這對他們是就業剛需；選擇專升本這條路，一定是他們出于對自己有更高的規劃。

但在一個高職學校里，升本的人畢竟只占一小部分。他們往往是在缺乏學習氛圍的環境中獨自堅持，這也意味著他們會在過程中受到很多誘惑。

如果室友、同學找到了好工作，有的收入可觀，他們很難不產生動搖，并且懷疑升本到底有沒有意義，兩年后是否就一定比現在更好。

作為高職院校的老師，我從不以我的學生是否能升本作為衡量其成功與否的標準，但他們能錨定一個明確目標，為之付出且最終獲得勝利這個過程本身所蘊含的精神力量，是我所看重的。

夏慧就是擁有這種精神力量的學生。她在備考專升本時，為了排除外界干擾，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干脆遠離熱鬧，只接觸同樣備考的同學，以圖書館為家。最終，她成功升本。

郭菲帶學生參加社會實踐，左一為郭菲/受訪者提供

高職學生大多來自農村，家庭的托舉有限，他們最終能上一所高職院校，已經是在有限的資源里盡力了。同時，也有不少來自破碎家庭的學生，比如父母離異或是某一方對子女不負責任的情況。他們往往帶著改變命運的強烈動力。

2012年，我在護理系當思政老師，認識了林玉珍。她九歲那年，父親從廣東打工回來，染上了毒癮，父母離異，母親改嫁后幾乎再沒露面，她和奶奶相依為命。奶奶撿過破爛，到山崖邊采草藥，只為供她讀書，“至少考上一所大專，學點技術”，盼她將來有一技謀生。

結果，在考上樂職院的那個暑假，奶奶因病離世，她也因傷心過度患上了精神疾病。她問我：“我才19歲，命運為什么對我這么殘酷？”但她沒有倒下，讓自己忙于兼職和生活，努力調節心理狀態。

畢業后，林玉珍成了一名護士，因為自己經歷過苦難，反而更懂得如何做好護理工作。我再見到她時，她的精神狀態和在校時完全不同，成了有責任擔當的護士長。

護理專業的實訓/受訪者提供

高職學校的專業，全是貼著市場走。學生畢業后一般也不會走太遠，更多是到縣域或基層。我在當駐村干部時，村醫就是我們學校畢業的。去區里和縣里的醫院看病，遇到的護士往往也是我們學校護理專業畢業的。

從學歷層面看，高職還是以大專為主。現在很多人仍把職業教育作為側重學歷提升的層次教育，而不是類型教育。

但是職業教育不僅僅只是專科教育，也有本科教育，未來甚至還會出現碩士、博士層次，和普通本科形成兩條涇渭分明但水平相當的軌道。

當然，目前還很難。從教育部2022年的數據來看，在將近1500所高職院校中，本科僅有30多所。

或許只有在高職院校中出了一所“清北”級別的名校時，社會對于職業教育的觀念才能徹底扭轉。

在當下，高職教育的意義，并不在于讓人賺大錢，而在于為大部分普通孩子，提供一種穩定的收入預期和上升路徑。

對我的學生們，我從來不會狹隘地以能不能考進編制、收入高低來衡量一個人是否成功，而是看他是否在自己的軌道上堅定前行，是否對自己的生活狀態感到充實和認同，哪怕還沒實現最終目標。

這樣一個龐大而極具草根氣息的大學生群體，一定會在人生的很長一個階段，在他們平凡的小世界中，書寫屬于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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