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綁架之前和之后：我為什么沒有第一時間報警》（1）

作者：柯義就叫柯義

時間：2026.6.5

這幾天有很多網友給我發來私信，也有一些自稱曾遭受國際詐騙犯曹子靖詐騙的受害者聯系我。我還活著！我不在烏克蘭！

上一篇文章主要講述了我遭遇綁架和勒索的經過。而這一篇，我想講的是在綁架發生之前，以及綁架發生之后，他們究竟做了哪些事情。

很多人以為綁架就是突然發生的一件事，但根據我目前掌握的信息來看，這并不是一次簡單的臨時起意，而更像是一場經過長期準備和布局的行動。

在我看來，這個過程至少可以追溯到兩年前。

一切要從2024年說起

2024年，我正式成立了烏克蘭慈善基金會。

很多人一聽到“基金會”三個字，就會下意識認為這個人一定很有錢。當時不知道從哪里開始流傳一個謠言，說我在利沃夫買了三棟房子，甚至買車了。

事實上，這完全不是虛假造謠。

從戰爭爆發后到2025年10月，我一直住在利沃夫一位牧師家里。最開始每個月支付300美元房租，后來漲到400美元。這個情況，無論是烏克蘭朋友還是認識我的華人朋友都知道。

正因為我長期住在教會環境里，我認為他們當時并沒有找到合適的機會對我下手。

第一次接觸安全部門的手機調查

2024年7月，我被要求前往安全部門配合調查。

當時給出的理由是：我們團隊長期前往赫爾松前線地區開展人道援助工作，在戰爭狀態下，他們需要檢查相關通訊記錄。

烏克蘭當時正在大規模排查間諜活動，因此從程序上來說，他們確實擁有較大的調查權限。

那一次，我的手機被帶走了大約八個小時。

手機里的Telegram、WhatsApp、照片、視頻等資料都被查看過。我沒有做任何違法的事情，因此最終只是做了一份筆錄，并沒有產生進一步問題。

從表面上看，這似乎只是一次普通調查。

但現在回頭看，這件事情帶來了一個后果——我的大量個人信息已經被獲取。
因為詐騙犯曹子靖和他們是一伙的（當時我這一猜測在后來越來越明顯）也就是說他們在開始搜集資料和信息，開始展開對我個人的綁架勒索預謀。
2025年的居留卡更新

真正讓我開始警覺的是2025年更新居留卡的時候。

當時負責接觸我的，仍然是此前出現過的那名安全局人員。按理說應該是兩名安全局的人一起檢查，但是他們在接觸我多了后開始變得隨意起來，這種做法在烏克蘭利沃夫越來越普遍，當時他告訴我：

“有人舉報你涉嫌詐騙。”

聽到這句話的時候，我第一反應就是有人在背后推動這件事情。

在戰爭狀態下，一旦有人舉報外國人，即使證據并不充分，相關部門也會直接取消你的烏克蘭居留卡，后來我了解到，類似情況并非只發生在我一個人身上。一些在烏克蘭學習、工作和生活的中國人，也曾遭遇過類似的舉報和調查，而且很多在烏克蘭的中國人在2025年11月開始被陸續注銷烏克蘭居留卡，讓他們離開烏克蘭，有的上名單，三年之內不能進入烏克蘭，其實很多人都是被在烏克蘭的中國黑中介和壞人搞的，也就是故意弄的，稍微不如他們意就可以被他們有意投訴，投訴多了就會被莫名其妙的注銷白卡。

更讓我感到奇怪的是，對方開始要求查看我在中國的銀行卡、支付寶以及相關資金流水。

對此，我明確表示拒絕。

原因很簡單：

我是中國公民，如果涉及中國境內的金融賬戶，應當由中國相關部門依法調查，而不是由烏克蘭地方工作人員隨意要求調取。

這件事情后來我也向烏克蘭朋友和牧師咨詢過。

他們同樣無法理解，對方究竟依據什么權限，要求查看一個中國公民在中國境內的金融信息。

綁架事件中的一個細節

在我遭遇綁架的時候，對方再次提到了銀行卡、支付寶以及資金問題，我都告訴他們，捐助的人是直接轉給機構賬戶的，不是轉給我個人的，而且我也不收轉款的。但是他們不相信，對壞人來說，沒有利益的事情，沒有一個人會去做，可是他們從來不理解，精神上的富足和信仰的力量。

事實是，他們并沒有找到他們想象中的所謂“巨額資金”。

我的國內銀行卡因為綁定的手機卡號沒有了，沒有辦法使用，也沒有辦法使用下載的銀行卡app

然而有意思的是，在綁架發生之前，曹子靖的同伙戰斗貓長期在網絡上散布言論，要求我公開支付寶賬戶、微信賬戶以及銀行卡信息。以此來制造輿論，說我詐騙，但是他自己從來沒有給過任何捐助人轉款單，更沒有公開他的銀行賬戶和微信和支付寶。

而在綁架現場，對方關注的重點恰恰也是這些內容。

這也是為什么我始終認為，這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個人行為，而是一系列相互關聯事件中的一部分。

當時曹子靖不斷發這些信息給我，但我一直沒有回復。
在我看來，他既是在替安全部門的那個工作人員“Sasha”試探我，也是在試探我本人，看看我到底敢不敢回應。
事實上，從很早開始，他們就一直在不斷測試我的反應。
包括蘇東在推特上長期對我的挑釁、詆毀和攻擊，我基本上都沒有正面回應。因為我始終覺得，面對一個天天在網絡上發瘋、挑釁的人，沒有必要把自己也變成同樣的人，陷入無休止的爭吵和謾罵之中。
更重要的是，我沒有那么多時間和精力去做這些事情。
但或許正因為如此，他們覺得我很好欺負。
對于安全部門工作人員提出的那些問題，我沒有再直接與他溝通，而是全部交給律師處理。我把自己掌握的情況都告訴了律師，并支付了400美元律師費，正式委托他協助處理相關事務。
后來律師告訴我，事情已經處理完畢。
而我最終也順利拿到了新的居留卡。
因此，我一直以為這件事情到此為止了。
2025年10月，為了方便工作的需要我從利沃夫搬到了基輔，
隨后大約三個月時間里，一切都顯得十分平靜。
直到2026年2月17日。
那一天，我突然收到了一封來自烏克蘭移民局的電子郵件。
郵件內容顯示，我的烏克蘭居留許可被注銷。
讓我感到震驚的是，郵件中沒有說明任何理由，也沒有任何事先通知。
請大家注意這一點。
正常情況下，如果居留許可出現問題，相關部門通常會通知當事人，并給予解釋和申訴機會。當事人也可以攜帶律師前往了解情況、提交材料或者進行申訴。
但是在烏克蘭因為戰爭，他們沒有打電話，沒有約談，沒有解釋。
只有一封郵件。
直到今天，我依然沒有收到明確的注銷理由。
這也是讓我感到十分疑惑的地方。
后來我把郵件內容發給一些烏克蘭朋友看，他們對此似乎并不感到意外。
有人甚至直接告訴我：
“這種事情在這里并不少見。”
戰爭狀態下，相關部門擁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很多時候，只需要一個舉報、一個懷疑，甚至一個并不充分的理由，就可以啟動調查程序，甚至影響外國人的居留身份。
而且，這種情況并不只發生在我一個人身上。
只是因為我長期從事公益活動，也因為有一定的公眾關注度，所以我的事情被更多人看到而已。
如果我是一個普通人，選擇沉默，選擇離開，不再發聲，那么這件事很可能就這樣過去了。
但現在回頭看，我覺得有些人恰恰是在賭這一點。
他們賭你不敢說。
賭你害怕麻煩。
賭你會選擇息事寧人。

而我沒有想到的是，他們會把事情做到這個程度。

收到那封郵件的時候，我整個人都懵了。

我想很多人遇到同樣的情況，第一反應都會一樣：
“我要怎么證明自己的清白？”
尤其是在過去幾年里，我一直從事烏克蘭的人道主義援助工作，也曾獲得過相關榮譽和認可。
因此，當這樣的事情突然發生時，很多人都會本能地懷疑：
為什么會這樣？
到底發生了什么？
而恰恰是在那個時候，我開始意識到，這件事情可能遠比表面看起來復雜。
收到郵件后，我第一時間把情況告訴了團隊成員，也聯系了烏克蘭朋友，并開始尋找律師尋求幫助。
然而，當時并沒有得到太多實質性的進展。
就在同一天，一件讓我印象深刻的事情發生了。
利沃夫那位此前與我接觸過的安全局工作人員Sasha，突然開始瘋狂聯系我。
他連續給我打了三個電話。
而在此之前，他從來沒有主動給我打過電話。
我沒有接。
隨后，他又開始在Telegram上給我發信息。
我沒有回復。
接著，他又通過WhatsApp聯系我。
我依然沒有回復。
最后，他不斷發來消息，內容大致是：
“我有事情找你，請盡快回復我。”
在中國有句話叫：
“無事不登三寶殿。”
一個平時從不主動聯系你的人，偏偏在你收到居留許可被注銷郵件的當天，連續通過電話和多個社交軟件尋找你。
這一點，讓我至今記憶深刻。
而后來發生的一切，也正是從這里開始的。

Sasha告訴我，他已經看到了我居留卡被注銷的消息。

他不斷表示自己想幫助我。

說實話，我當時的第一反應并不是感激，而是警惕。

因為一個平時幾乎沒有私人聯系的人，在我剛收到居留卡被注銷通知后突然主動聯系我，并且表現得異常熱心，這本身就讓我感到奇怪。

我當時心里想得很簡單：

他是不是想借這個機會騙錢？

而他似乎也察覺到了我的懷疑，一再向我強調：

“我不是為了騙你的錢，我是真的想幫你。”

至于他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我當時并不知道。

他給了我一個聯系方式。幾乎與此同時，對方推薦的人也主動給我打來了電話。

如果單獨看其中任何一件事，也許都只是巧合。

但當這些事情接連發生的時候，我開始覺得，一切似乎都在按照某種既定的節奏推進。

后來，我按照他們的安排，與對方見了面。

為了讓我相信他們的身份，對方特意帶我去了基輔安全部門的一棟辦公樓。

但后來回想起來，這棟樓里有很多不同部門，而我所接觸到的，僅僅是一樓的一個辦公室。

在那里，我見到了兩個人。

其中一個人，我很多年前見過一兩面還聊過，他假裝不認識我。

他們開始詢問我的情況，并再次查看我的手機和相關資料。

整個過程持續了大約八個小時。

這是自2024年之后，我的手機第二次被長時間檢查。

而其中有一句話，讓我至今記憶深刻。

他們問我：

“你覺得是誰在背后舉報你？”

我回答說：

“有可能是烏克蘭人，也有可能是蘇東。”

后來我發現，這句話在后續的很多談話中被反復提起。

現在回頭看，他們似乎一直試圖把我和蘇東之間建立某種直接關聯。

至于其中究竟是什么目的，我當時并不清楚。

更讓我意外的是，在談話過程中，對方拿出了一份文件，希望我簽字。

文件的大意是希望我協助他們了解一些中國人的情況，為他們提供信息，文字是中文版，其實就是當他們的眼線，也就是間諜。

我當場拒絕了。

因為我認為，這已經超出了正常調查的范圍。

當時我沒有多想。

但后來回頭看，我越來越覺得，他們似乎希望我成為他們手中的一個工具。

而當我拒絕之后，很多事情似乎開始發生變化。

當天晚上，我在附近一家咖啡館等待手機歸還。

幾個小時后，一名自稱“伊萬”的男子把手機交還給我。

我一直懷疑這并不是他的真實名字。

臨走前，他對我說：

“我的老板會幫助你解決這個問題。”

他使用的是“老板”這個詞，而不是“領導”或者“上級”。

這個細節讓我印象很深。

因為在政府部門體系里，很少有人會這樣形容自己的上司。

隨后，他們讓我回去等待消息。

與此同時，我也在計算申訴時間。

因為按照移民局給出的期限，如果不能及時處理，我就有可能面臨逾期居留的問題。

于是我問他們：

“如果事情解決不了，我是不是應該離開烏克蘭？”

他們立刻告訴我：

“不要找律師。”

“我們可以幫你解決。”

“你千萬不要離開烏克蘭。”

“如果你離開了，以后就再也回不來了。”

后來回想起來，這些話不斷地在影響我的判斷。

因為他們知道，對于一個在烏克蘭生活多年的人來說，最害怕的事情之一，就是被迫離開這里。

而對于剛剛收到居留卡注銷通知、急于證明自己清白的人來說，這種心理壓力會被進一步放大。

也正是在那個階段，另一位此前就與我有聯系的人——曹子靖——突然出現了。

他主動打電話詢問我的情況。

曹子靖后來直接告訴我，他其實并不愿意參與這件事情。他說自己不想充當中間人，也不愿意負責在雙方之間傳話。

但按照他的說法，由于烏克蘭安全局方面提出了要求，再加上人情和面子的因素，他最終還是選擇聯系我。

他表示，安全局方面希望由他出面協調和解決這件事情。按照他的說法，只要支付一定的費用，他們就可以幫助解決我居留卡所面臨的問題。

隨后，他提出希望與我見面詳談，并約定在安排一次面對面的會談，進一步商討如何處理這件事情。
我沒有答應當天見面，想給自己一個緩沖時間，就說自己不在基輔，得明天回基輔，才可以見面。

但幾分鐘后，他又打來了電話。

這一次，他直接質問我：

“為什么騙我？”

“你明明就在基輔。”

甚至提到了我所在的大概區域。

那一刻，我第一次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

因為我此前告訴過他，我不在基輔。

而他卻似乎掌握著我的位置。

無論這些信息究竟來自哪里，當時都給我造成了極大的心理壓力。

隨后，他們不斷向我描述轉發各種后果。

包括調查、拘留、監獄，以及其他人的案例。

這些信息是真是假，我今天已經無法完全確認。

但在當時的環境下，這些話確實不斷沖擊著我的心理防線。

現在回頭看，我認為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已經一步步被帶入了一個他們設計好的局面之中。

而后面真正發生的事情，也就是我在上一篇文章里所講到的綁架經歷。

至于更多的細節，我會在后面的文章和視頻里，繼續向大家講述。

謝謝所有關心我的朋友。

也謝謝那些在我最艱難的時候，
沒有放棄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