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史上“諸神降臨”的一年

來源：最愛歷史；作者：我是艾公子

寇準19歲時，已經是遠近聞名的青年學者。他的父親在五代僅當過掌管文書的小官，因此，年少才高的寇準成了全家的希望。

熱心腸的老鄉聽說寇準將要進京趕考，對他說：“我聽說當今圣上（指宋太宗）在殿試時經常罷去年紀小的考生，你要不要虛報歲數，多寫幾歲？”

寇準回答道：“我一如既往地努力進取就好，豈能欺君？”

到了京城，寇準得到皇帝賞識，一舉考中進士，名列探花。

這一年，是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980年）。除了寇準，同榜進士還有蘇易簡、李沆、向敏中、王旦等日后的宰執大臣，以及張詠、晁迥、謝泌等眾多名臣，時人謂之“龍虎榜”（《東原錄》）。

在宋太宗文治興盛的背景下，天才成群結隊而來。與此同時，科舉制度也在發生變革，無數士人的命運由此改變。

▲寇準畫像。圖源：網絡

01

宋太宗生在軍人家庭，但自小就是文藝青年，通音律，善飛白書，喜詩詞，當上皇帝后有事沒事就給大臣賜詩，史書稱其“工文業，多藝能”，堪稱宋朝第一位文人皇帝。

他繼承其兄宋太祖確立的重文抑武政策，善待天下文人，修建集賢、昭文、史館三館，并搜集圖書，命學者編修《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等大型類書。

書編完后，宋太宗親自審閱，每天讀幾卷，樂此不疲。

手下人見皇帝如此用功，擔心他視力下降，甚至讀壞了身體，就勸說道：“官家讀書是好事，可是天天如此，一定會十分疲勞呀。”

可是，宋太宗說：“朕就是喜歡讀書，讀起書來精神倍兒棒，開卷有益，時間也不至于被浪費啊！”

宋太宗為文化事業做出的貢獻，僅僅是表面工程，他對宋代士人最大的影響，是擴大了科舉考試的規模。

北宋初年，科舉制度因襲唐制，主要分貢舉、制舉和童子舉三種，其中以貢舉的制度最為完善。

宋初的貢舉分為進士、五經、三史、三傳等科，應試者需經過解試、省試、殿試三級考試，考中后才能被授予官職，進入仕途，這其中又以進士科晉升最快，地位最高。

因而，宋朝有句話：“國家用人之法，非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有學者做過統計，北宋九朝的宰相中，進士出身的人數約占八成。

既然進士科是士人重要的晉升渠道，那多錄取一些考生，不就多多益善嗎？事實上，宋朝開國，百廢待興，就連科舉取士也得不到保障。

宋太祖在位16年，幾乎每年都舉行科舉考試，但總共取進士不到二百人。

到了宋太宗時期，他在位21年間共行科舉八次，錄取進士的人數卻飆升到了1487人（據何忠禮《宋史選舉志補正》），數量是宋太祖時期的數倍。

因此，宋代文人洪邁在《容齋續筆》中寫道：“國朝科舉取士，自太平興國以來，恩典始重。”

▲宋太宗畫像。圖源：網絡

太平興國，是宋太宗的第一個年號。宋太宗在武功上雖然略有遜色，但政治眼光非常敏銳。繼位第二年，他就下令擴大取士，選拔文化知識精英充實朝堂，填補宋初官吏的大量空缺。

為此，宋太宗對侍臣們說：“朕欲在科場中求得才德出眾的人才，不敢奢望十得其五，就是只得天下人才之一二，亦可使國家安定清平。”

在重文抑武的政治背景下，宋太宗擴大取士，可以使文官迅速取代武將行使地方職權。

另一方面，也可培植親信。

作為宋太祖趙匡胤的弟弟，宋太宗在燭影斧聲的千古之謎中繼承皇位，太祖死因成謎，皇室中還有其他繼承人選，朝中難免有些不和諧音。

為了打壓太祖朝的大臣，宋太宗以科舉取士拉攏文人，并火速提拔自己的心腹。

在寇準考中進士的太平興國五年“龍虎榜”之前，有太平興國二年“龍飛榜”。

太平興國二年（977年）的狀元呂蒙正是宋太宗即位后的第一位狀元，他曾三次登上相位，從考取進士到取得宰執之位，只用了6年時間，而他的同年中有7人官至宰相。反觀宋太祖年間考中的進士，沒有一個在宋太宗時期當過宰相，待遇遠不及太宗朝進士。

臣事君以忠，是儒家士子侍奉君主的行為準則。宋太宗親自主持殿試，便是對新科進士樹立權威。

正所謂“報言新進士，知舉是官家”，每次殿試后，宋太宗都要對進士親賜綠袍、賜靴笏、賜宴，他要讀書人知道，考中進士是因為皇帝的栽培。步入朝堂的士子從此成為“天子門生”，對宋太宗感恩戴德，也深得皇帝的信任。

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進士科共錄取122人（一說119人），比宋太祖取士人數最多的一次還要多三倍。

但是，身為專制君主，宋太宗再怎么寵信士人，也不會讓他們侵奪皇權。太平興國五年進士不僅是宋太宗推崇文治的受益者，也是這項制度的完善者。

名列太平興國五年”龍虎榜“的大臣謝泌以善于進諫著稱。

宋太宗要在軍國事務上進行改革時，就是采納謝泌的建議：“凡政事送中書，機事送樞密院，財貨送三司，覆奏而后行。”

這是對宋朝二府三司制的闡釋。如此一來，政出多門，宰相只保留行政權，軍政歸樞密院，財政歸三司，從制度上規定了三大部門的職責，確保行政、軍事和財政維持一種相互制衡的態勢，從而防止大臣擅權，以加強皇權。

02

宋太宗對科舉制進行改革，又采用了太平興國五年狀元蘇易簡的建議。

蘇易簡連續多年主持貢舉，擔任主考官，上書建議采用“鎖院”制。根據他的設計，每場考試的考官分正、副多人，全都是臨時委派，以便互相監察。參加科試的考官、醫官及后勤保障人員在接到任命之后，需立即前往貢院或其他考試場所。在與外界隔絕的狀態下，按照各自的崗位職責開展工作。待到放榜后，他們才能有序解禁出院，從而保證科舉考試的公正，杜絕請托之弊。后來，“鎖院”成為常制。

狀元郎蘇易簡，年逾弱冠便以考場上的三千余言打動宋太宗。宋太宗得知蘇易簡來自梓州銅山（今四川中江），稱贊其才華遠在山東士子之上，將他欽點為狀元。蘇易簡年紀輕輕入翰林任職后，參與編修三大類書之一的《文苑英華》，宋太宗視他如賓朋，常賜酒宴飲于宮中。

有一次，宋太宗對他說：“君臣千載逢。”

蘇易簡應聲答道：“忠孝一生心。”

蘇易簡憑借出眾的文學才能得到宋太宗器重，成為銅山蘇氏家族興盛的奠基人物，就連蘇易簡的母親薛太夫人也得到宋太宗的禮遇。

宋太宗提拔蘇易簡為參知政事（輔助宰相處理政務，宋初時相當于副宰相）后，特意召見薛太夫人，賜以寶冠霞帔，與老夫人拉家常，問她如何培養出這么優秀的孩子。

薛太夫人答道：“幼則束以禮讓，長則教以詩書。”

宋太宗與蘇母一番長談后，對左右感慨道：“這是當今的孟母啊！非此母，不生此子矣！”

但蘇易簡有個壞習慣，他嗜酒如命，世人皆知。宋太宗寫了兩首詩給他，勸他戒酒，還要他當著其老娘的面吟讀。

蘇易簡從此再也不敢在公眾場合飲酒，可后來還是因飲酒生病，于至道二年（996年）不幸身亡。可見蘇易簡被皇帝教訓后，只是不敢在人前喝酒，私下還是照喝不誤。

宋太宗聽聞這位狀元英年早逝，不禁嘆息：“小蘇竟然因為杯中物丟了性命，實在太可惜了！”

▲蘇易簡畫像。圖源：網絡

03

太平興國五年龍虎榜中，入宰輔者6人。其中，李沆進士題名在蘇易簡之下，卻因為先于蘇易簡兩年為參知政事，讓蘇易簡大為不滿。

宋太宗只好安慰蘇易簡，說：“朕欲整飭舊制度，本來想用卿為宰相，然而這個活不好干啊，讓你暫且繼續培養名望，我先任命老李，以后就輪到你，你不要不服氣啊！”

李沆不是省油的燈，他也是一位德才兼備的大臣，為人沉默寡言，在政治上穩重踏實。

宋太宗之子宋真宗在位時，有意立出身卑微的劉娥為貴妃，事先派遣內使拿著自己的手札去見時任宰相的李沆。李沆在太宗朝曾為太子賓客，當過宋真宗的老師。

可李沆看到宋真宗的手札，當即燒毀，并對使者說：“回去就說李沆以為不可。”李沆不愿卷入后宮紛爭，也不想一味順從宋真宗，他有自己的原則。

李沆雖然貴為宰執，但為官清廉，居住的府第并不寬敞，門前僅能容納一匹馬，還有“頹垣壞壁”的景象，不知道的還以為是哪個貧苦人家的舊房。

家人勸李沆籌集資金，修繕舊宅，李沆卻說：“我食朝廷厚祿，不時還有意外的賞賜，可用以修理住宅。只是想起佛家內典中說這個世界是有缺陷的，安得圓滿如意、稱心滿足？現在買新的住宅，須一年修繕好，但人一生早晚都沒法保全，又怎么能長久居住呢？鳥在林中樹枝上做個窩，姑且可滿足，為何還要建造這些華麗的房屋呢？”

李沆不僅堅守道德底線，還擁有強烈的憂患意識。

宋真宗繼位之初，李沆時常上報“四方水旱盜賊”之事。李沆的同年王旦時任參知政事，認為這些都是細碎小事，只需分派有關部門解決就行，沒必要面奏皇帝。

李沆卻說：“官家生于深宮，應當使他知道民間疾苦，不然他血氣方剛，流連于聲色犬馬，那么動土木、興甲兵、大行祭祀等事就會發生。我年老了，可能看不到這些，這是你參知政事將來的憂慮。”

作為宋真宗老師的李沆，經常勸諫宋真宗，告誡他君主如果不知曉天下憂患，自以為太平盛世已至，就會產生驕恣之心。

有一年元宵節，宋真宗與群臣一同登高樓觀燈，只見人群熙熙攘攘，花燈琳瑯滿目，遂與大臣同慶太平，在場眾臣都歌功頌德，唯獨李沆默不作聲。

第二天，王旦問其原因。李沆說：“‘太平’二字，有時不過是阿諛奉承者的說法，如今官家以此來夸耀，那忠誠耿介之士要如何進言？既然說太平盛世已至，那接下來就是要為求祥瑞、封禪等事大興土木、耗費民力了。”

李沆去世后，宋真宗果然大興天書、封禪之事，耗費大量人力財力。王旦想起李沆當初的預知，不禁嘆息道：“李文靖（李沆謚號）真是圣人啊！”

▲李沆畫像。圖源：網絡

04

宋太宗擴大科舉規模，用文人治國。這些讀書人熟讀儒家經典，以廉、正、儉、謙等道德要求自我約束、自我節制。

他們因心憂天下而廉潔愛民，因修養德行而寬厚仁恕，因崇尚氣節而忠君愛國。

他們步入仕途，不是為了悶聲發大財，而是將仕宦生涯當作一種道德實踐，以實現報國理想。

李沆的同年王旦，同樣以節用律己著稱。宋真宗聽說他的宅第太過簡陋，要撥款為其修繕，但王旦總是推辭，以“先人舊廬”為理由懇請不要動工，他的衣服也一向樸素，每次親朋好友要贈送他華麗的服飾，他都拒而不受。

有一年，宋真宗發現王旦的女婿蘇耆（蘇易簡之子）舉進士不第，問起此事，王旦挺身站立，一言不發。

事后，同僚對王旦說：“相公為女婿多說一句，蘇耆就有望考中進士啦！”

王旦說：“皇帝親自主持殿試，選拔天下之士，是表示公正。我身為宰相，如果在皇帝和士人的面前自薦親屬，豈不是失禮嗎？”

王旦生平不置辦田宅，不愿意后世子孫為了爭奪田宅而陷入不義之地。他病重時，還不忘告訴子孫：“我家盛名清德，應致力于儉樸，保守門風，不得太奢侈，不要因為實行厚葬而把黃金財寶放入棺柩中。”

▲王旦畫像。圖源：網絡

太平興國五年進士中，家世可考的有三十余人。這些精英分子有的出自官宦之家，從小就有良好的家教，還有18人為寒素出身，自幼家境平凡，經濟拮據，卻靠科舉逆襲，相當勵志。

這些寒門子弟深諳民間疾苦，中舉之后大都沒有在官場上迷失自我，反而一身正氣、為官清廉，這其中的優秀典范，有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張詠。

張詠家世貧寒，讀書較晚，卻十分刻苦，常常借別人的書籍閱讀，手抄下來，每次讀到好文章就靠著庭樹枯枝閉目背誦，沒完成就不吃飯睡覺。他入仕后，成為有名的廉吏。

張詠的門生看到他的居室，說真是不如和尚的禪室。張詠告訴他：“吾不為輕肥，為官以至此。”

輕肥，即輕裘肥馬之意，指代達官貴人的驕奢淫逸。張詠不求“輕肥”，而是嚴格整頓地方吏治。

有個“一錢誅吏”的故事。他早年為縣令時，有個小吏從庫房里偷了一枚錢幣，被張詠發現，下令杖責。

小吏死到臨頭還嘴硬，說：“我拿一枚錢幣就杖責我？你打我可以，總不能斬我吧！”

張詠拿過筆，宣判道：“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隨后將這名庫吏斬首示眾，整個縣的風氣從此好轉。

蘇易簡曾舉薦同年張詠知益州。當時，川蜀因宋初實行苛政而發生動亂。上級安排張詠到益州為官，特意囑咐他：“西川亂后，民不聊生，卿往，當以便宜從事。”

張詠到達蜀地后，寬厚愛民。他降低鹽價，使人民買得起鹽；對地方官的專橫，也斷然加以制止；對掠奪民財的士兵，進行嚴厲的懲治……他在成都數年，采取了柔性治理手段，被稱為“有惠政”。

到了宋仁宗時，時人將張詠與趙普、寇準并列，特別稱贊其道德品行與治理地方之功：“自宋興以來且百年，言治者甚眾，其直己以事上，盡心以撫下，生有榮名，死有遺愛者，尚書（張詠官至禮部尚書）殆無與并焉。”

05

雖說士人多以清廉雅正為道德約束，但太平興國五年進士中出了個異類。

此人就是前文說到的寇準。

張詠在成都為官時，聽說同年寇準當上了宰相，對自己的下屬說：“寇公是個奇才，可惜學問上還有待精進。”后來，寇準出使陜州，恰好與罷職歸來的張詠相遇，特意設宴款待。

二人即將告別時，寇準送張詠到城外，問他說：“你有什么要教我的？”

張詠說：“《霍光傳》不可不讀。”

寇準一時沒聽懂張詠的意思，回去后取書來讀，看到“不學無術”四個字時，恍然大悟，笑著說：“張公這是在說我。”

▲張詠畫像。圖源：網絡

寇準的性格與張詠截然不同。

寇準少年即得富貴，“性豪奢”，每次外出為官，必定大張旗鼓，與他人宴飲常至三十盞，喜歡命舞女二十四人表演《拓枝舞》，每舞一曲，就連飲數盞酒，由于夜宴玩得太嗨，寢室“燃燭達旦”。

這樣一個同榜進士中的異類，卻憑借才能與功績名聞天下。

宋太宗在世時，寇準已表現出非凡的才氣。每次在殿上奏陳政事，跟宋太宗言語不合，太宗發怒，要起身回宮，寇準就拉住他的衣服，讓他聽完再走。

長久以來，宋太宗非但沒有反感，反而說：“朕得到寇準，就像唐太宗得到魏征一樣。”

宋真宗時，寇準在澶淵之役中立下大功。

景德元年（1004年），契丹派兵南下攻宋。面對強敵，朝中大臣有的勸宋真宗到金陵避禍，有的請他效仿唐朝皇帝南下幸蜀。

正當宋真宗猶豫不決時，寇準堅決請宋真宗御駕親征。寇準勸諫道：“誰為皇帝籌劃南下，此罪當斬。現在胡虜侵擾中原，陛下應當率領軍隊，前往御敵，以衛社稷，豈可拋棄宗廟，南下避難，遠遁楚、蜀之地？況且以今日的形勢，鑾駕后退半步，必將四方瓦解，萬眾云散，胡虜乘勢進攻，楚、蜀還保得住嗎？”

宋真宗聽從寇準的主張，親自帶兵與契丹決戰于澶淵，最終簽訂合約，以給予契丹歲幣的方式贏得了北部邊境的相對和平。因此，宋人評價道：“若無寇準，則天下分裂久矣。”

不過，寇準豪爽剛直的個性還是給他帶來了危機。

澶淵之盟后，宋真宗厚待寇準，朝中有個叫王欽若的大臣十分嫉妒，于是進言道：“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為恥，還認為寇準對社稷有功。但這種城下之盟，即便是春秋時期的小國也會感到羞恥，如今我們以萬乘之國訂立澶淵之盟，更是一種恥辱啊！”

王欽若說：“陛下聽說過賭博嗎？錢快輸光了，賭徒就把剩下的錢一次押上，這叫孤注。陛下當時就是寇準的孤注啊，要是那一仗打輸了，陛下還能保全性命嗎？”這是誣陷寇準不忠不義。

從此，宋真宗與寇準關系微妙。由于君主的猜忌，寇準晚年多次被貶，后來在與丁謂的爭權中落敗，被貶到雷州半島。

人生的最后時刻，62歲的寇準在流放地想起宋太宗當年賞賜他的通天犀帶，于是命人前去京城取來。使者返回后，寇準沐浴更衣，身著朝服，束上犀帶，北面而拜，隨后擺設臥具，躺在床上不久后去世。

這位太平興國五年”龍虎榜“的奇才，最終還是以忠臣的身份逝去。

此后，科舉的榮光灑在大宋疆土之上。隨著科舉規模擴大，學而優則仕成為讀書人首要的精神追求，一如“縱百萬虎狼于山林而饑渴之”。

宋朝善待士人，士人也萌生“以天下為己任”“共治天下”的意識，科考改變命運的觀念日益深入人心。

科舉考試為宋朝輸送了大量優秀人才。太平興國五年“龍虎榜”的七十多年后，又有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龍虎榜”，那年考中進士的，有名列唐宋八大家的蘇軾、蘇轍、曾鞏，宋明理學的引路人張載、程顥，以及王安石變法的核心干將呂惠卿、曾布、章惇等。

正應了那句話：文風昌盛之際，天才總是成群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