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元春：中國金融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成效與面臨的難題

日前，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主辦的“經管自主知識體系建設論壇暨光華自主知識體系建設成果發布會”上，上海財經大學黨委副書記、校長、教授劉元春發表了題為《中國金融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成效與面臨的難題》的主旨演講。

劉元春指出，當前中國金融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設恰逢其時。原因在于，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諸多發展成就，既為構建中國金融學自主知識體系筑牢堅實的實踐根基，也推動中國學人從感性認知、自發探索階段邁入自覺的、理性的體系構建階段。

他強調，構建自主的中國經濟學體系，形成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經濟學是上世紀30年代以來諸多學人的共同夙愿，也是新中國幾代領導人的追求。但正如馬克思所言，實踐發展的深度決定理論思考的深度。如果理論研究脫離實踐、過度超前，不僅無法完成科學的理論體系構建，反而會使強行搭建理論框架成為實踐創新的“絆腳石”。過去一百多年里，構建中國經濟學、中國金融學知識體系的嘗試多停留在夢想階段。

這一夢想何時才能實現？劉元春認為，只有當中國實踐達到一定高度，即在整體經濟領域表現為中國奇跡和中國式現代化取得階段性成就、金融領域也取得一系列世界公認成果時，才能說中國實踐形成了獨有的框架和值得總結的經驗。這些成就的核心標志是：2020年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消除貧困，完成第一個百年目標；2022年黨的二十大全面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新框架和新戰略，使中國式現代化在續寫中國奇跡新篇的基礎上進入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

中國金融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的諸多成就

劉元春指出，學界對“中國金融發展奇跡”的系統性總結、學理性梳理仍相對滯后。過去四十年，在黨和國家領導下，經金融學界幾代人努力，中國金融領域創造了一個又一個按西方經典理論難以解釋的成就和奇跡。

第一，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與中國金融發展奇跡的形成為中國金融學提供了實踐基礎，“中國金融學”從感性召喚步入理性構建階段。

首先，快速持續的金融深化與金融發展：M2/GDP從1978年的0.32快速增長，到2025年達到2.3；全球最大的銀行體系全面崛起，?中國銀行業總資產超?480萬億元?，穩居世界第一；普惠金融出現跨越式發展，?普惠小微貸款余額從2014年的不足10萬億元增長至2024年的?超32萬億元?；數字金融在全球領先?，移動支付普及率超86%；數字信貸、央行數字貨幣（DC/EP）試點范圍不斷擴大，金融科技深度融入民生服務；科創金融新體系全面形成，為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提供了充分的金融支持。這些發展創造了落后國家金融發展與趕超的奇跡，超越了傳統金融深化理論的預測，是傳統金融理論難以解釋的，特別是中國在科創金融領域取得的成就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通過制度創新完全能夠支持最前沿的科創，為科技創新、產業升級提供了全新的實踐和理論。2017年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提出的構建中國特色現代金融體系，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提出的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為推動中國金融學提供了深化理論創新與實踐總結的思想指引。

其次，高效的金融資源定價與配置能力。劉元春指出，過去幾十年中，中國快速推進工業化、城市化和新型科創體系建設，金融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一是為工業化快速完成了資本積累，二是為城市化提供了堅實的資金支持，三是為新型科創體系構建成體系的科創金融新形態。在此過程中，中國特色的土地制度在金融中起了決定性作用；同時，中國各地政府建立的平臺公司，發揮了財政金融化的功能，為中國基礎設施超前發展提供了基礎。在過去幾十年里以土地財政為典型樣本，雖未遵循財政和貨幣的一般規則，卻高效實現了資源集聚、定價與配置功能。這種定價模式難以用傳統新古典定價模式解釋。

再者，無系統性金融危機的經濟高速增長。劉元春指出，近年來中國房地產市場深度調整，各項指標較大幅度下跌，但GDP并未像西方市場經濟體系那樣出現負增長。這種超強的風險沖擊承受力與金融體系的彈性、韌性從何而來，值得學界深入探究。這對未來認識中國房地產的新型調整模式和發展模式至關重要。

盡管學界目前并沒有完整總結中國金融奇跡的各種表現，也未徹底厘清相關現象背后的深層機理，但近年來學界圍繞中國金融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設展開持續探索和研究，推動金融學家全面總結中國金融在世界歷史層面的新特征、新規律，進一步提煉中國金融奇跡所蘊含的新范疇、新理論和新體系，這大大有利于中國金融學的形成。

第二，黨的創新理論，特別是習近平經濟思想和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金融的重要論述的發展與體系化，為中國金融學的構建提供了思想與政治指引。

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的許多結晶首先體現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體系之中。學界雖有貢獻，但從戰略和政治角度將這些思想梳理清楚，靠的是黨的創新理論。在黨的創新理論的指引下，學界開始在學理化、體系化、知識化上進行探索，直接成為中國金融學形成的核心動力。習近平經濟思想自2017年全面提出，一直從戰略引領、政治引領的角度不斷發展和創新，提出了大量的新思想、新理念和新戰略，總結出大量的標識性概念和原創性理論，這些成就一方面為中國金融學的構建提供了方法論、價值觀和政治方向，同時也為中國金融學提供了知識邏輯演繹、學理化、體系化的對象。在金融領域，黨的創新理論集中體現在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會議，以及習近平總書記在《求是》雜志發表的重要文章《走好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建設金融強國》上，其中凝練出的“八個堅持”“六個強大”和“六大體系”，這些都是自主知識體系、理論體系構建的思想基礎。

第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形成為中國金融學提供了理論基礎。

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習近平經濟思想的理論基礎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經濟學理論支撐應從哪里尋找？那就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但經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并未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金融資源配置規律做出準確表達，經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主要是以英國為案例對早期工業化時期資本主義運行規律進行深刻總結，因此，很多結論和觀點不能簡單照搬運用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想洞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金融資源配置的新規律，一定要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按照習近平總書記在2015年及黨的十八大后提出的“開拓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已將一系列原創性理論和標識性概念提煉出來，在歷次座談會上已被系統完整地闡述，均可納入理論體系。例如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理論、關于黨對經濟工作全面領導的理論、關于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理論、關于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階段的理論、關于堅持新發展理念的理論、關于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理論、關于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理論、關于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關于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理論、關于推進新型工業化理論、關于堅持對外開放和推進經濟全球化健康發展的理論、關于統籌發展和安全的理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資本理論、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理論等等。

當然，經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關于金融問題的重要理論分析方法和基本原理依然適用。例如：從價值生產過程理解貨幣與資本本質；從虛擬資本形成過程理解金融化程度；從資本主義總危機角度理解金融市場缺陷；從金融資本理論與帝國主義理論理解外圍國家發展的困難，以及“中心—外圍論”形成的定價體系和風險體系對金融的理解；從促進生產力發展理解金融科創的新形態，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檢驗所有形態的動態長期主義標準。這些內容對當前梳理中國金融學至關重要。

第四，“中國經濟學”教材體系的建設及其全面推進將中國金融學的構建從頂層設計全面進入到基層落實階段。

2020年12月教育部正式批復設立中國經濟學教材建設重點研究基地。基地通過大量研究，在全國范圍以“中國經濟學”為核心，建設包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微觀經濟學、中國宏觀經濟學、中國金融學、中國財政學、中國對外開放經濟學、中國發展經濟學、中國經濟史、中國區域經濟學等9本教材，分27個團隊進行研發。這標志著中國經濟學建設步入到全面建設的新階段，這些教材的建設為中國金融學的構建奠定了雛形。這為下一步培養理解中國金融學、研究中國金融學和創新中國金融學的專業人才奠定了堅實基礎。

第五，在中國金融學的建設方法、路徑以及核心內容等方面形成一系列基本共識。

過去十年的探索中，學界在中國金融學的建設方法、路徑以及核心內容等方面形成了6大共識：必須總結好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特征事實和基本規律；必須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理論基礎，以習近平經濟思想和關于金融的重要論述為思想指引；必須在“兩個結合”中進行新范疇、新理論、新體系的總結，提煉出標識性概念和原創性理論；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黨的領導的政治屬性；以人民為中心而不是資本為中心的人民性；必須在總結中國實踐創新的基礎上進行理論創新和新范式的構建。

中國金融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設面臨的六大挑戰

劉元春指出，在已有成就基礎上，中國金融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設仍存在諸多挑戰。

第一，如何全面系統總結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體系化中國金融發展奇跡？

劉元春表示，學界對于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以及中國金融奇跡成就的認識還不十分深入，對于很多中國經濟和中國金融的典型事實的梳理還不完全，不同學者在認識中國金融的全貌過程中依然處于盲人摸象的階段，還缺乏整體感。中國金融學的實踐基礎、歷史基礎、制度基礎的認識不完整，其理論創新也就難以順利開展。

第二，“兩個結合”中如何把握范式體系之間的沖突，如何真正實現術語的革命和理論創新的體系化和融合化？

劉元春表示，“兩個結合”一是中國實踐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二是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當前學界對傳統金融文化的梳理，大多僅停留在援引各種傳統典籍的階段，核心內容基本局限在中國在過去五千年歷史中有輝煌的金融創新和思想發展。但是，我們必須清晰認識到過去的很多金融實踐是在自然經濟、封建體系以及前工業化與非市場化條件下產生，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體系有根本性的差異，我們能不能簡單地進行概念移植和模式嫁接？傳統文化在金融管理和發展中能不能直接提供新范式和新概念體系？這些問題值得研究。習近平總書記在《走好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建設金融強國》一文中專門提及金融文化，即現代金融與傳統文化融合，提出一要誠實守信，不逾越底線；二要以義取利，不唯利是圖；三要穩健審慎，不急功近利；四要守正創新，不脫實向虛；五要依法合規，不胡作非為。這種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樹立了“兩個結合”的樣本，學界應深入學習、認真落實。

第三，如何將戰略知識轉化為可進行學理邏輯檢驗和實證檢驗的理論？

劉元春表示，習近平經濟思想關于金融的重要論述是從戰略和政治高度把握，而學術需要知識體系的基本概念、范疇、體系，需經邏輯檢驗與實證檢驗。如何推動這一轉化，目前依然處于探索階段。

第四，如何在零星的學術創新中提煉出標識性概念、原創性理論以及可檢驗和可傳播的新范式體系？

劉元春表示，許多教材已經提出一些內容，但整本書的核心概念體系是什么？如何讓人一眼識別出這就是《中國經濟學》《中國金融學》，目前尚未有很好的答案。

第五，如何在中國經濟學總體框架中體現中國金融學的體系構建？

劉元春認為，《中國經濟學》九本教材是一體的，各領域單列一冊容易相互脫節并產生“分解謬誤”。是否應先描繪大象的整體輪廓，將《中國經濟學》基本體系、基本概念、基本范疇確定后，再分領域進行編寫？這是我們必須深入思考的問題。

第六，如何從歷史總結、當前模式以及未來戰略中提煉出智能經濟體系中金融的新規律和新模式，實現中國金融學在與新古典金融學和行為金融學競爭中的彎道超車？

劉元春強調，中國經濟學和中國金融學不僅要總結中國歷史經驗和規律，更要立足當下、指引未來。習近平總書記要求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必須回答世界之問、中國之問、人民之問和時代之問。若只能回答歷史之問，難以在回答時代之問中改造世界，那并不是好的學術。我們已經從傳統工業體系進入智能經濟新形態，金融的新形態是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五篇大文章（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養老金融、數字金融），科技金融尤其是數字金融的革命性變化，已推動金融資源配置的底層邏輯與基本規律發生顛覆性變革。中國金融學若簡單總結過去四十年的規律和經驗，難以完全指引中國式現代化在當下和未來面臨的挑戰，這決定了我們必須按照“十五五”規劃，對于智能經濟新形態的新規律進行探索。只有在這些領域進行充分的創新和探索，才足以讓我們在超越新古典金融學和行為金融學范式的基礎上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提供堅實的學理支撐。

來源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排版丨李珅

編輯丨王小雅

審閱丨塔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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