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反感”孟子原因：被誤讀的太深，明史果需重新審視

《明史·錢唐傳》記載：“帝嘗覽《孟子》，至‘草芥’‘寇讎（chóu，通仇）’語，謂非臣子所宜言，議罷其配享。”據說，朱元璋讀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時勃然大怒，然后就把孟子攆出了孔廟，隨后錢唐抬棺勸諫，云“臣能為孟軻死，死有余榮”，感動了朱元璋，于是第二年又將孟子請回孔廟。

《明史·選舉志》記載：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命儒臣劉三吾等人編纂《孟子節文》，刪去書中涉及“民貴君輕”、“誅一夫”等八十五條內容，規定科舉考試不得以刪節部分命題。當然，明史中是間接體現，并未直言。

以上兩點，往往被拿來批判朱元璋，乃至有人危言聳聽，認為這是朱元璋斷了華夏文脈的證據。其實，拋開時代背景指責朱元璋刪《孟子》，或許還有一絲道理，但指責朱元璋將孟子“罷配享”，然后由此一通大論，就基本是污蔑朱元璋了。接下來，重點談一談朱元璋罷孔子配享的原因。

明史中的朱元璋罷孟子配享孔廟、又因錢唐將之移回之說，問題實在太多，比如以下四點：

首先，發生時間問題

發生時間有三種說法，即洪武二年、三年、五年之說。其中，明朝官方文獻記載發生在洪武五年（《南京太常寺志》和《翰林院故牘》記載有過罷配享爭論，但只是簡單記載，沒有明史中那么說），史學家談遷也認同這一時間，其他兩種源自野史雜談，因此時間應發生在洪武五年。

但談遷考證指出：“按唐以洪武三年謫壽州，四年卒，而配享之說乃在五年，安得相及？”即，談遷考證錢唐死于洪武四年，而罷配享事件發生于洪武五年，那么錢唐如何勸諫朱元璋？

當然，也有一些野史雜談指出錢唐活到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但《明史》只說他卒年八十一，沒寫具體活到哪一年。問題是，既然不知錢唐活到哪一年，又如何確定錢唐勸諫朱元璋的這段歷史真實存在？明史在這個問題上顯然有故意搬弄朱元璋是非嫌疑。

其次，事件銜接不上

朱元璋罷孟子配享，隨后錢唐抬棺勸諫，朱元璋感動或不得以妥協，于是下令將孟子移回孔廟。這是明史敘事的邏輯。

但問題是，朱元璋在第二年，也即洪武六年以“孟子辟邪說，辨異端，發明先圣之道，其復之”為由移回孟子，為何？

除非，朱元璋在年底罷配享，年底錢唐死諫，然后新年過后移回，否則邏輯上說不通。但史書記載，這種大祭一般在春秋仲月各舉行一次，即農歷二月和八月，因此罷祀事件不發生于二月，就是八月。

也就是說，罷配享和移回，中間相隔6-10個月，顯然事件就不太能銜接得上，錢唐勸諫與朱元璋繼續祭祀孟子兩者之間關系就不大，明史敘事就顯得擰巴了。

第三，讀孟子的時間

明史記載，朱元璋讀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時勃然大怒、暴跳如雷。正常解釋應是朱元璋第一次讀孟子，吃不消如此虎狼之詞，于是勃然大怒，罷孟子配享。

但問題是：明朝建立之前，朱元璋顯然讀過《孟子》，焉能不知孟子虎狼之詞，那么為何此時震驚于孟子這句話？

明太祖實錄云：“上至白虎殿，見諸子有讀孟子書者，顧問許存仁曰：孟子何說為要？對曰：勸國君行王道，施仁政，省刑薄賦，乃其要也。上曰：孟子專言仁義，使當時有一賢君，能用其言，天下豈不定于一乎？”

既然如此，朱元璋再讀孟子時，如何會被“寇讎”嚇到？

第四，孟子配享問題

如今，大家都知道孟子為“亞圣”，與孔子合稱“孔孟”，名氣很大地位很高，但明初官方地位其實并不高。

漢唐之際，孟子官方地位不高，唐代科舉不考《孟子》，文廟里沒有孟子。轉折點在韓愈，他將孟子視為孔子正統繼承人。

但真正將孟子推向神壇的是在宋朝，王安石特別推崇孟子，贊為“醇儒”，并將《孟子》納入科考內容。在王安石的影響下，宋神宗將孟子搬進孔廟。相反，司馬光等認為孟子地位沒有那么高，還專門寫過一篇“疑孟”文章。總之，宋朝此后對孟子的態度是贊與非一直并存。

元朝時期，元文宗封孟子為“亞圣”。因為元朝科考斷斷續續，難得科考，學子們也沒心思質疑孟子地位問題，畢竟有的考就不錯了。于是，元朝時孟子地位才正式確立。

明朝初期，朱元璋一則下令全國僅保留曲阜孔子祭祀，其他地方停止，因此將孟子移出孔廟很正常，背后與“恢復中華”，需要重新厘清金元時期儒家的問題；一則朱元璋對宋神宗、王安石和元朝很痛恨，而他們一間接導致異族入侵、一是異族，卻又是確立孟子地位的核心推手，因此朱元璋恨屋及烏的就將孟子移出孔廟。

或許基于孟子思想，或許基于其他考慮，總歸朱元璋認為孟子思想沒有錯誤，于是就又將之移回，與錢唐勸諫沒什么關系。

綜合以上幾點可見，朱元璋罷孟子配享和錢唐勸諫，顯然是野史之說，不足為信。所以，學者朱鴻林指出：“孟子罷祀緣故之說，出于明代后期，和當時酷化太祖的野史記載，是臭味相同的。”

也就是說，明史中的所謂“帝嘗覽《孟子》，至‘草芥’‘寇讎’語，謂非臣子所宜言，議罷其配享”，純屬野史雜談，漏洞百出，本不該上大席，卻被清人一本正經的放到了明史中。

其實，類似問題還有不少，明朝中后期的一些野史雜談，往往都負面編造朱元璋或朱棣等歷史，但后來“明史”卻將之當作正史寫入書中。因此，雖然很多“學者”一本正經的推崇“明史”，說如何如何之好，但從歷史真相來看，“明史”的確需要重新審視。

不過，朱元璋刪《孟子》中的“不合時宜”之語，的確是一個不大不小的污點。問題是，朱元璋這么做，是不是為了皇權專制呢？答案當然不是。

因為，這件事發生在洪武二十七年（從時間上可見，與罷配享是兩件獨立的事件），朱元璋的晚年，如果朱元璋為皇權專制而刪“孟子”，那么為何不早做，或者根本不必將孟子移回孔廟；還有，朱元璋從未禁止《孟子》全本流通，而只是規定科考只考修訂版《孟子節文》，且到永樂九年就結束了，僅持續了17年；此外，宋神宗之前，科考都不考《孟子》，難道那時也是皇權專制？

其實，古今學者有過考證，綜合起來給出了兩個答案：一是朱元璋優待儒生，近代錢穆指出“實遠超于漢高、光武、唐宗、宋祖”，但儒生卻看不起朱元璋，北孔更是瞧不起，還一直懷念“寬仁”的元朝，或許這讓朱元璋破防，于是晚年認為需要加強儒門官員思想教育；明朝祝枝山、朱國楨等認為戰國為分裂時代，臣子們朝秦暮楚，朝為君臣，暮為仇敵，明朝大一統與之不同，孟子君臣關系在明朝就不合時宜了。

綜上，關于朱元璋對待孟子的態度，其實只要仔細分析一下，就可知道真假，或者知道其中另有隱情，但一則儒家瞧不起朱元璋，所以明朝中后期出現很多抹黑朱元璋的野史，一則清朝緣故，兩者合作之下，于是“帝嘗覽《孟子》，至‘草芥’‘寇讎’語，謂非臣子所宜言，議罷其配享”等就被隆重的寫入明史中，給世人留下批判的“官方黑料”。

讓人遺憾的是，如今史料相對比較容易獲取，所以關于朱元璋對待孟子的態度問題，普通百姓或許難以揭開真相，稍微專業一些的學者應該不難發現，但現實卻是不少專業學者也大放厥詞，據此大肆批判朱元璋，只能說非蠢即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