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實散文】青春年華——王軍武

作者簡介：王軍武，中華詩詞學會會員，中國鄉村人才庫認證作家（終身會員），被評為“2021年度青年文學家作家理事會優秀作家”，中國電影家協會會員，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會員，中國散文詩作家協會會員，山西霍州市人，發表詩歌作品1600余首。

【謹以此文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

【紀實散文】青春年華

——五十三載回望：1973年，我以高中畢業回鄉務農的經歷參加考試，并在勞動工地接到了大學入學錄取通知書！

王軍武

2026年6月7日 追憶1973年（定稿）

當年我也是在城里縣招待所住了兩天。考試后，馮村公社帶隊的公社聯合校長薛林虎與我們一塊兒填了報志愿表，然后又參加了大學老師的面試。

山西農學院的周老師問了我幾個問題。第一個是“現在在做什么？”我回答：“在馮村公社農業學大寨水利工地當領導。”她又問：“上農學院讀書是你的志愿嗎？”我說：“是我的第一志愿。”她接著說：“你填的是農學專業，我就是農學系的老師。”

我當時心里亂得很，干脆就跟周老師交了底：“我們公社聽說，當地青年只有一個上大學名額，光我們公社就推薦上來十五個人參加考試。我還聽說，公社其實舍不得讓我走，已經把我作為‘農轉非干部’，報到縣里去了。”

前兩天，公社領導在工地還專門找我談話，說縣里的材料已經報到地區了，最近就該批下來。因為只有一個名額，公社也就只報了我的材料。公社領導勸我：‘你得考慮一下，留下來可能當公社革委會副主任，也可能是副書記，不管啥職務都挺好。’村里群眾也說，修這條引水渠很需要我。聽了這話，我回了一趟村，可生產隊和大隊的貧下中農都極力推薦我上大學，老支書也非要讓我去。這個情況公社領導其實都知道。所以我能不能離開工地，公社還沒定下來。今天，我想把這情況跟周老師匯報一下。”

周老師聽了我的陳述，笑了笑，沒說什么。

接著是四川大學和南開大學的老師。

四川大學核物理系當年在咱們山西霍縣有一個招生名額。南開大學的老師問我：“你在文學寫作上有些什么愛好？”還問了些語法方面的問題。他看著志愿表，很疑惑地問我：“你的志愿填得跨度很大啊，有四川大學核物理，有南開大學中文，山西農學院農學又是第一志愿，你是怎么個考慮？”

我當時腦子一片空白，只是呆呆地，臉上直出汗，根本無法回答。

四川大學的老師只問了我物理上的幾個問題，沒多說什么。

那時候，全國所有的大學本科，在填志愿的表上都歸在“普通班科”這一欄里。我們當時都習慣叫它“大學普通班本科”。山西農學院填寫志愿的表上，寫的也是這幾個字——“大學普通班科”。后來我在報紙上看到，中央領導的履歷表上也是這么填的。如：“北大，普通班科”。

關于這次推薦考試，我有個好習慣。

高中畢業后，初高中課本我都帶在身上。無論在村里，還是來到這個“農業學大寨水利工地”當領導、做管理工作，這些課本我都帶著呢！晚上一有空，或者下雨雪天出不了工，我就隨時翻一翻，主要是復習。特別是數學，害怕把公式和一些概念給忘了。對語文語法，我也經常看一看。

周圍的人常常好奇地問我：“‘讀書無用’現在正盛行，也沒學校上，大學也不招生，你經常看這些干什么？”

我不知怎的，那時還是很能抓住時間學習的，學習也是很刻苦的。我從小學開始就有一個早讀習慣。從上小學五年級開始，這種早讀，我就更自覺了。那時，我們的班主任叫郭興國，他的語文教得非常好，知識面很廣，還寫得一筆好字，很會寫文章。他經常把他寫的小說念給我們聽。他在語文教學上的成就很被認可，一九八零年改革開放后，他就被調到霍縣高中任語文教師。那時霍縣只有那一所高中。

就是這樣一位在當地教語文好的老師，當時教我們小學五六年級的語文，兼班主任呢！他對能堅持“早讀”的學生很是欣賞，教導我：“要想寫好文章，就堅持早讀。”所以，從小學五六年級，以至于初中、高中，我都非常自覺地一直堅持著那種“早讀”的習慣。同時，我從小學到初中、高中，學習刻苦在學校也是出了名的。

這次霍縣大學推薦統一考試，我是在考試的前一天下午五點才從山里勞動工地來到縣城的。晚飯也顧不上吃，就在縣招待所看起書來。先翻了一遍數學，又認真看了化學和物理，一直看到凌晨，后來瞇了一會兒，第二天一早便匆匆走進了考場。

走到考場門口，我的腿肚子有點轉筋。

說實話，這次大學推薦考試，考前什么也不知道。考什么都保密，到底考不考化學和物理，一點消息都沒有。我心里沒底，只能把課本都翻出來看看，做足了準備，萬一考了呢？

進了教室，心還在“怦怦”跳。我摸了摸兜里那支平時經常用的鋼筆，看看它今天聽不聽自己使喚。心里對自己說：“沉住氣，就像在工地上干活一樣舉起鐵錘似的，使足勁一錘一錘地去砸，總能砸開它。”

誰知，一進考場，我的腿肚子還是不停地在轉。倒不是怕題難，是覺得自己這兩年干活對書本還是看的不夠，生怕對不起幾年來在勞動住地隨身經常帶的那些課本，也對不起老師們的教誨。同時，也想通過霍縣這次推薦考試對得起自己小學、初中、高中時期的刻苦學習。

不管怎么樣，我總覺得這次在縣里參加的統一考試，是我人生的一件大事。這是改變命運的轉折點，也是我懷揣抱負、走向遠大前程的起點。

此時，我感到踏實的一點是，高中畢業后那些數理化課本我一直沒舍得扔，放在手邊經常翻看。今天，這些日子的功夫到底有沒有用，馬上就要見分曉了。

鈴聲響了，卷子發下來。我深吸了一口氣，看著上面的字，真就像看著那堆剛破開的石塊。我拿起筆，寫下了第一個字。那一刻，工地上“嘿呦嘿呦”的號子聲好像還在耳邊響著，我告訴自己：這是最后的幾錘了，得使出全身的力氣。

關于考試內容，題目確實有點難。數學考試的時間是1小時30分鐘，語文是兩個小時。數學里有兩道中學“解析幾何題”，一道代數“二項式題”，兩道“三角函數題”，卷尾還有一道“解析幾何題”，有點難度。是我在高中學過的。我順利完成了全部試題并確保了正確率。我都做對了，而且全對。畢竟這類題很吃中學老本，基礎要是沒打牢，一時半會兒還真搞不定。這恰恰說明，若缺乏扎實的中學數學功底，面對此類題目往往難以在短時間內找到突破口。

語文考了語法常識、修辭知識、改病句、填寫成語、寫讀后感，還有默寫古文等內容。作文題是《向雷鋒學習》。

說到這兒，我想起來了。1973年7月1日，我還作為“霍縣模范黨員”，在中共霍縣馮村人民公社黨委慶祝“七一”的全體黨員大會上受了表彰。獎品就是兩本書和一個筆記本。其中有一本書，恰恰就是《向雷鋒學習》。我在作文里寫的那些話，都是我心里想的，也是那本書教我的。

我寫的是自己在工地當領導，和社員住在一起，一起排隊買飯，帶頭背石頭、運石料，干活沖在前。兩年里，我成了縣和臨汾地區表彰的先進青年，還出席了臨汾地區青年團代表大會。我在作文最后寫道：無論這次走還是留，我都很高興。我決心好好在工地帶頭干，一定要帶領社員把這條渠修成，把水引出山。

說起這個工地，全公社各村來的三百多號社員，都是吃住在工地上的。

為了改善大家伙食，我們在山上養了牛和羊。工地自己辦食堂，就是要保證這三百多個干重活的壯勞力，每天都能吃得飽飽的，有力氣干活。縣水利局派來的工程技術人員，負責渠道的設計、勘察，還有每天施工水泥的質量檢查。作為工地領導，我每天要做的事太多了。

當時，我們這個“農業學大寨水利工地”特別引起霍縣和臨汾地區領導的關注。臨汾地區“革委會”領導和霍縣“革委會”領導多次來工地。但是，他們每次來，不是在“工地指揮部”里見到我，而是在勞動場地——不是見我掄鐵錘，便是見我背石塊。

有一次，地區和縣領導來工地后，去當地“后干節村”和施工當地的“前干節村”走訪。聽到村里群眾反映：“當初工地動工時，我們所擔心的是渠修成了，山上的核桃樹沒了，生產隊的核桃收入沒了。可是今天看到不是這樣。現在山上核桃樹一棵沒少，核桃成熟了，樹上沒干活的人去摘核桃吃，就是掉在樹下，過來人也沒人去撿得吃。核桃照常是他們村里的一大收入。”

原來是這樣的，我們施工的這個“太岳山油甕峪山谷”，正是太岳山野生核桃樹的盛產地。這里的山上山下，道道溝，面面坡，都長滿了野生核桃樹。它是“前干節村”和“后干節村”兩個生產小隊的主要經濟來源。多數樹是生產小隊集體的，少部分樹是兩個村社員家里個體的。當地村里人可以說是憑這些核桃樹過日子呢。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嘛。

當時來的領導聽了當地村里人這一反映，特別高興。而且這些領導來，首先要問要看的是山上哪片樹林破壞了，破壞的程度有多大。馮村公社書記張根希聽了當地老百姓的這一情況反映，也特別高興。有一次他對我說：“我每次在縣里匯報這個水利工程，領導總是問森林破壞情況。”他說：“他最不放心的是工地上的管理。”他說：“我們集中幾百號人在這兒一起干活，好多管理問題要解決。不能有事，不能出事故。三大紀律要講，但我們是民兵組織呀！有些事還得從實際出發。”

他說：“我這次來工地，見干活的人，我和他們聊天，問他們家里的‘自留地’種上了沒有？他們說，‘前兩天回去了一趟，種了。’”我說：“我給大家講過，要回去種‘自留地’，隨時回去。”他接著又說：“以后在領導方法上也要注意，不要講你決定。你要講‘指揮部’定的，或這樣說，‘根據公社黨委意見和安排。’這是什么意思呢？要以組織的名義來講，不要以個人名義去講。”他說我在工地很能吃苦，但領導藝術還要提高。

還有一次，“臨汾報社”記者和“霍縣報社”記者在工地上問我：“看到工地上天天井井有條，大家都在有序的干活，渠上技術人員在鋪渠道，婦女在拌灰漿，你們年輕人在運石料，這管理還是很好的，談談管理吧？”

我說：“這沒什么管理。但我告訴大家，我掄鐵錘，你們也掄鐵錘；我歇，你們也歇；我背石塊，你們也背石塊。我不干活，你們也不干活。”

這一采訪，同背石塊的一群小伙子也坐下來一塊聽。記者問他們：“他說的是什么意思？”幾個小伙子回答：“這是真的。他的力氣可大呢，我們四個人抬一塊大石頭擱地上，他咯噔也不打，肩膀扛上就走了，還說什么？ 我們也扛上石頭跟著吧。”說著大家都笑了，記者也笑了。

后來記者和我說：“你還真能吃苦！不過我們關心的，主要還是工程進度的數字。”

霍縣團縣委書記張志中也幾次來工地。我們工地的“青年團突擊隊”旗幟，一直在迎風招展。他看了特別高興。有一次他來的時候，晚飯后在村里放電影《南征北戰》。就在放映前，他作了報告。他在報告會上說：“幾次來你們工地，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這山里民俗民風淳樸。在這兒講的話，不一定敢在別地講；這兒能做成的事，別的地方不一定能做成。群眾的支持，實在是太重要了。”

不知為什么，他講的這句話，我一直記在心里，至今都沒忘。

所以說，當年我們這個“農業學大寨的水利工地”，起碼在霍縣當時還是影響很大的。

一考完試，填好志愿，面試結束，我便從霍縣城出來，步行八九個小時，直接回到了工地。心里踏實了，便天天從早到晚在工地上帶頭干起活來。像往日一樣，砸石頭，背石塊，和大家一道往工地鋪渠的場地上送石料。

然而一天下午，我正在工地上砸石頭。天已經有些涼意了。我手里攥著個大錘，正一錘一錘地往鋼釬上砸，震得虎口發麻。工地上全是“嘿呦嘿呦”的號子聲，誰也沒心思管別的事。

忽然，指揮部里的廣播響了，喊我去一趟。我心里咯噔一下，就把手中的錘子往旁邊一放，摸了摸那一堆剛破開的石塊，擦了擦臉上的汗水，緩了緩勁兒——因為太累了，便向指揮部走去。

原來公社革委會主任李耀光來了，他把上大學的“入學報到錄取通知書”交給我，說：“收拾東西吧，讓你去上大學。”

我當時腦子一片空白，看著那通知書，上面的字認識我，我卻不大認識它們了。我只記得，那上面印著的正是“山西農學院農學系農學專業，大學普通班科”——“入學錄取通知書”。這天是8月28號。

第二天一早，8月29號——天剛麻麻亮——工地上召開了隆重的歡送大會，敲鑼打鼓，熱鬧非凡。全公社的干部、書記張根希、主任李耀光都來了，各生產大隊的書記、主任也都來了，附近的社員群眾圍了一大圈，大家都爭著跟我握手，嘴里不停地說著：“恭喜啊，前程遠大！”

霍縣團縣委書記張志中也來了，他也在場給鼓掌，還有公社聯合校長薛林虎也來送行了。

我們后掌村生產小隊所屬的史家莊大隊來了人——支部書記趙成、主任韓四兒，還有大隊會計梁挺亮。支書趙成還在會上大聲宣讀了全村貧下中農給我的推薦信：

“霍縣馮村公社辦公室大學推薦領導組：

王軍武是我們大隊的好青年。我們是看著他長大的。這孩子從小就懂事，為人厚道，愛學習，干活不惜力，特別能吃苦。在村里這么多年，我們從沒見他和誰紅過臉、吵過架，是個很有出息的好娃。我們全村貧下中農全體一致同意，推薦他今年上大學去學習。

山西霍縣馮村公社史家莊大隊后掌村生產小隊全體貧下中農

簽字：

史家莊大隊貧協會主任 趙國英

史家莊大隊黨支部書記 趙成

史家莊大隊革委會主任 韓四兒

史家莊大隊革委會（蓋章）

一九七三年七月六日

跟我們村相鄰的柏樹窊村，原先和咱們史家莊大隊曾同屬一個生產大隊多年，直到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才分開，各立一個大隊。
這個柏樹窊大隊的支書牛國正也來了。老支書資格很老，是抗日戰爭時期咱們這兒作為老解放區時的老黨員。看著今天這熱烈的場面，他滿臉堆笑，那笑容里全是欣慰和高興。

其實，從第一次考試面試完回到水利工地，我就跟平常一樣，每天從早到晚踏踏實實地忙在工地上。我帶頭背石料、干重活，干得可起勁呢！上大學的事，早就拋到腦后，壓根兒沒再去想。那時候工地上人多得很，每天都有全公社各個生產隊來的三百多號人一起干活。

記得第一次考試是在縣城，那天是七月十六號。等到八月八號，公社又通知我到縣城參加第二次面試。

那天下午兩點多，我才趕到縣招待所。從工地直接走出來，將近十個鐘頭的山路，我是凌晨四點多就從山里出發的，渾身塵土，滿臉汗水，累得只想找個地方躺會兒。我剛推開縣招待所院子一排平房的門，恰巧遇上了團縣委書記張志中。他急匆匆地向我走來，說：“你怎么才來！”說著，一把拉我去他房間，讓我洗了臉。他見我穿著沾滿汗漬的上衣，笑了，就把他干凈的衣服換給我穿。他一邊帶路一邊埋怨我不把這事兒當回事，說他從早上一直等到現在。

我只顧傻笑，跟著走進了面試的房間。屋里坐著的，還是那位“山農”的周老師。她一見到我，就很熱情，印象里還給我倒了杯水。這次她沒怎么考我，只是跟我講“山農”是個什么樣的學院，都在研究些什么。她說她是專門研究紅薯的老師。

周老師興致很高，給我講了山西農學院（后來改名為山西農業大學）的發展歷史。她說，1949年新中國成立那會兒，這所學校就已經是一所老牌本科大學了，辦學歷史很久，底子很厚實。說起自己，周老師笑著說她是四川人，1958年就是從這兒山西農學院本科畢業的。畢了業也沒舍得走，就留校教書、搞科研，一直干到現在。臨了，她還跟我念叨，說自己手里這幾個紅薯新品種，心里可有底氣了，估摸著很快就能推廣到大田里去種。

最后她說：“回去等通知吧！通知一發，我就回學校了，咱們今后在學校見。”

那時我一個農村孩子，連“謝謝”也不會當面說，只是“嗯”一聲，傻傻地離開了屋子。出門一看，團縣委書記張志中還在招待所門口等我，大概下午四點多了。他問我怎么回去，我說還是走回去。他問幾點能到，我說今晚十一點左右能到，還不算太晚。他塞給我一個面包，送我出了門。

回工地的幾個小時路上，我心里想：這回可能真要走，要上大學了。

可過了幾天，通知還是沒下來。后來又聽說：“就我上大學這事，公社黨委會上意見不統一，主張留我下來的占多數。”

我只能服從組織安排。

后來，大概是公社書記張根希最后下了決心：“還是讓他先去上大學吧！”

我就這樣上了大學。

離開工地的這天，是個清晨。

在歡送人群的贊美和歡笑聲中，我一步一回頭地離開了工地，離開了這些可親可敬的父老鄉親。走過山坡，我站在山頭，久久地望著山下工地上忙碌的人群，熱淚瞬間一串串滾落，流過臉頰。

回頭望，山峰挺拔巍峨，林木蔥蘢，萬木葳蕤，芳菲旺盛。東方一輪紅日磅礴欲出，萬丈霞光鋪灑在郁郁蔥蔥的山巒上，景象是那樣的壯觀。

這是個綠色美麗的地方。條條溝谷溪水涓涓，山泉一泓泓噴涌汩汩。兩年來，我在這兒熱血澎湃，揮灑汗水，日子過得是那么快樂。我要記住這塊寶地，記住這份鄉情，記住這片培育我成長的沃土。

這方水土，鐫刻著深深的紅色印記。
烽火歲月里，陳謝兵團在此與日寇殊死搏斗，先烈們的熱血鑄就了不朽豐碑。那時，這兒是中共霍縣縣委的搖籃，薄一波、徐向前元帥在太行山轉戰途中，也曾于此短暫棲居。

山腳下的喧囂隱約傳來，熱氣騰騰，直抵云端。那號子聲震耳欲聾，那是干勁沖天的回響；

我就立在這山巔，清清的晨風拂過臉頰，眼底是這片沸騰得如同熔巖般的土地。

看著那一張張被晨光鍍上金邊的臉龐，看著那一雙雙揮汗如雨的大手……

那一刻，心頭忽地一酸，溫熱的液體便無聲地漫過了眼眶。

這就是我的根啊，這就是故園啊！

這片生我養我的厚土，那些穿梭其中的身影，是我的父老，是我的鄉親。

他們像這山間的青松，挺拔、堅韌，祖祖輩輩就這樣快樂、堅韌、勤勞、樸實地生活在這片土地上。

我要把這畫面刻進骨血里——

記住這兒，記住這片沉默而博大的土地，也記住這些在這片土地上，勤勞厚道、可敬又可愛的人們。

所以，請允許我記下這兒——

記住這片土地！

記住這份深情！

永遠記住這些可敬、可愛、且值得我們獻上一切的人們！

記住這兒吧——山西太岳山里“油甕峪峽谷”，山西霍縣馮村人民公社“前后干節村”。

我要記住這片熱土，記住這里的父老鄉親。正是他們懷著愛護的熱心，舉雙手推薦我上了大學；是他們給了我奮斗的力量，給了我這美好而遠大的前程。

我深深地鞠了一躬。此時此刻，我心中燃起的不僅是感恩，更是一種強大的社會責任感。我帶著報效國家、讓國家強大、為我國農業發展貢獻畢生力量的信念，離開了這片曾讓我揮灑熱血、激情與汗水的土地，踏上了人生新的征程。

——別了，太岳山里油甕峪峽谷這片美麗的山川！我深深眷戀的熱土！！

我牢牢記住了離開工地的那一天：

——公元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那一年，我二十一歲。

【后記】

這是一篇基于我個人親歷的紀實性回憶散文，屬非虛構文學。文筆樸實，自然流利。

這也是我寫得最好的一篇散文。出版社的編輯審稿后很感動，從文中了解了我們那一輩青年所處的那個年代的社會面貌。他們說：“別的作家寫的是故事，而王軍武這篇散文寫的是日子。”可見此文多么質樸，又多么真實。故事可以編得很生動，而日子卻是無法編出來的。

這篇文章實實在在地寫出了我年輕時那個年代的樣子——不光是社會面貌、人的精神，還有人與人之間那種純樸的感情。質樸而真實地記錄那個年代火熱的奮斗時光，就是我寫這篇回憶錄的初衷。

文中所涉“大學普通班”招生制度、“農業學大寨”水利施工管理，以及馮村公社、霍縣各級領導名錄，均為1973年前后的真實歷史信息，未作虛構與夸張。

五十三載光陰流轉，當年同赴工地、同場應試、相送于山道的故人，大多已白發蒼蒼。特以此文存真，以饗后人，亦以此祭奠我們那一代人“掄大錘、背石塊、靠讀書改變命運”的青春歲月。

它既有回憶散文的溫度——如晨讀、老師教誨、腿肚子轉筋的痛楚；又有紀實文學的硬度——如日期、人名、地名及歷史名詞。

這種“硬度”，不僅是文字的，更是現實的。記得臨汾地區與霍縣的革委會領導曾來工地視察。他們沒有在指揮部里找我談話，也沒有聽匯報，而是在漫天塵土中，親眼看到了我掄大錘、背石頭的樣子。那一刻，啥也不用問了。在那個年代，一個干部能不能服眾，不是靠嘴說，而是看你在工地上能不能“仆下身子”帶頭干。這場景，這作風，成了當時勞動工地和附近村里的一段美談。

這份真實，同樣體現在那封推薦信上。信中的內容，并非大隊干部編的，而是在后掌村貧下中農會議上，幾位老貧農掏心窩子說的話，由大隊會計梁挺亮一字一句記下的。梁挺亮也是貧農出身，又是1953年“山西財貿”學校畢業的高才生，算是村里在太原讀過書的一個秀才。1975年我剛到北京工作，他和支書趙成出差路過北京，下火車后特意趕到農林部農業電影制片廠找我，只可惜我當時在河南出差，錯過了那次相見。后來有一年春節回家，他們笑著說起這事，我說：“北京太大，部里單位又多，業務還忙，你們能找過去，可真不容易！要是當時見著了，我肯定帶你們上天安門城樓看看！”大家聽完，都樂了。

這不再僅僅是我一個人的故事，它是1973年那個特殊年份里，無數中國底層青年命運的縮影。我把它寫出來，就是給歷史留下了一塊實實在在的石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