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13歲女童收到老師私信：“缺錢嗎？”日本這起爸爸活案讓人后背發涼

日本學校里，老師這個身份有時候重得嚇人。他站在講臺上，提醒學生不要隨便在SNS上認識陌生人，不要輕易和沒見過的人見面。暑假、寒假前，還會專門叮囑孩子注意網絡風險。

結果法庭上坐著的，也是這個人。

36歲的中村岳，曾是新潟市立中學教師。日本媒體FRIDAY披露，他被控對4名女童實施性侵害相關犯罪，其中3名受害者當時只有13到15歲，年紀幾乎和他平時教的學生一樣。5月27日，埼玉地方法院一審判他有期徒刑5年，檢方求刑7年。6月12日前后，又傳出他已經上訴。

讓人感到不適應的地方，不只在案情本身，還在他的職業。

所謂「パパ活」，直譯是“爸爸活動”，在日本語境里通常指年輕女性和年長男性以吃飯、約會、陪伴等名義見面，背后常常牽涉金錢交換。很多時候，它被包裝成成年人之間的灰色交易。可對象一旦是未成年人，這套說法就完全站不住了。孩子的判斷能力、經濟壓力、對風險的理解，都不是成年人那套“自愿”可以輕輕帶過的。

法庭查明，中村通過SNS接觸女童。他會向女子中高生賬號發送信息，比如「お金に困っていませんか」（是不是缺錢？）、「會ってくれるなら、援助しますよ」（如果愿意見面，我可以援助你）。有人回復后，他就在東京都近郊酒店見面，并用手機拍攝、保存影像。

其中一名受害者A，曾收到他多次發來的信息。FRIDAY披露的信息里，有一句是「會いたいです。4.5でいいですかね」。這里的“4.5”指4萬5000日元，按現在匯率大概兩千多人民幣。對成年人來說這筆錢未必多，對一個十幾歲的孩子來說，已經足夠變成鉤子。

罪名列出來很長：對A到C三名13到15歲女童的「不同意性交等」（大致可理解為非同意性交等犯罪）、「性的姿態等撮影」（拍攝性姿態相關影像）、違反《兒童色情禁止法》。對A，他還被控對16歲以下者提出見面要求。對D，他則被控支付金錢，讓對方發送猥褻影像，涉及對16歲以下者要求發送影像、不同意猥褻、拍攝性姿態影像以及兒童色情相關罪名。

這些法律名詞聽起來拗口，意思并不復雜：日本這幾年把“同意”的判斷放得更細，尤其是未成年人。16歲以下，法律上會特別看重年齡、判斷能力、誘導方式和權力關系。給了錢、對方回了信息，責任洗不掉。

中村在法庭上解釋自己怎么開始的。他說，人際關系壓力變大后，自己看手機的時間變多，偶然在SNS上看到像是為了「パパ活」而發的性相關投稿。他當時覺得「こんな世界があったんだって」（原來還有這樣的世界），于是抱著試試看的心態，連對方年齡都不知道，就發了“我援助多少錢”之類的私信。

他說，自己發現只要開出條件，對方就會有反應。很多加害行為一開始就是這樣被講輕的：好奇、試試看、沒想到會這樣。進入司法程序時，詞都變軟了，動作卻已經發生過很多次。

檢方和裁判長追問的重點，是他為什么總盯著那么小的孩子。中村說，他用「金欠」這個詞搜索，跳出來的年輕人比較多。所謂「金欠」，就是手頭缺錢、錢包空了的意思。日本SNS上，這個詞經常和打零工、借錢、援助交際一類內容混在一起。一個成年人用這個詞去搜，很難說只是誤入。

他還說，如果都要見，那就想見“盡量年輕的孩子”，那種在風俗店里見不到的年輕孩子。他承認，里面有“真的能不能見到”“能見到多年輕的孩子”這種興趣。

到了這里，裁判長問得更直：“為什么13到15歲這個年齡好？”

中村一下子說不出來了。

他先是嘟囔「何か、こう……」（怎么說呢……），然后沉默。過了一會兒才說，因為見到的是平時作為教師接觸的孩子同年代的女童，所以也許感到了一種「背徳感みたいなもの」（類似背德感的東西）。裁判長繼續問，這是不是可以理解為他偏好這個年齡層。中村小聲回答：「そうです」（是的）。

日本的中學教師不只教課。班主任、部活顧問、生活指導，很多老師會介入學生的手機使用、交友、校外活動，甚至家庭問題。中國讀者可能會覺得老師管這些太寬，但在日本學校里，這套“生活指導”本來就是教師工作的一部分。正因為如此，一個教師反過來利用同年齡段孩子的脆弱，性質會比普通成年人搭訕未成年人更惡劣。

更諷刺的是，檢察官問他，如果自己的學生想做「パパ活」，你會怎么辦。中村回答說，他會全力阻止，會聯系相關機構，不讓學生一個人抱著問題，會讓大家一起共有信息、一起理解情況。

這幾句話如果單獨拿出來，簡直像一名模范教師的標準答案。

可他在校外做的，正是自己在校內讓學生不要做的事。換個說法，他很清楚這個入口有多危險，也清楚成年人該怎么保護孩子，只是輪到自己時，他站到了另一邊。

新潟市教育委員會在4月21日已經將中村懲戒免職，也就是紀律處分中的解雇。對日本公立學校教師來說，這幾乎等于職業生涯被切斷。公立教師的身份穩定、社會信任度高，越是這樣的身份，一旦牽涉未成年人性犯罪，輿論和制度反應都會更重。它打碎的不是一個人的名聲，而是家長把孩子交給學校時默認的那層安全感。

一審判決里，埼玉地方法院江見健一裁判長指出，中村利用了受害者判斷能力不成熟這一點，對性自由的侵害不能忽視，最終判處有期徒刑5年。辯護方則主張，4名受害女童中已有2人達成和解，中村正在接受心理咨詢，重新審視自己的性傾向，今后也可以期待父母監督，希望從輕并給予緩刑。

法院沒有采納緩刑路線。

這里也有一個日本司法里的常見語境：「示談」就是和解，通常包括賠償、道歉、取得被害方一定程度的諒解。在刑事案件里，它可能影響量刑，但不等于事情被抹掉。尤其牽涉未成年人，和解不是免罪券。小編覺得，這一點其實很重要，不然讀者容易誤以為“賠了錢就結束”。

中村在最后陳述里說，給受害者、學校相關人員和很多人添了麻煩，深表歉意。可是隨后他又對5年實刑提出上訴。法律上，他當然有上訴權；情感上，這會讓外界再次看到那種熟悉的錯位：嘴上說抱歉，心里仍然覺得判得太重。

這類案件最麻煩的地方，是它很容易被講成“變態教師”的單個故事。講成這樣當然省事，罵完就過去了。但日本這幾年反復出現未成年人通過SNS被成年人誘導見面、發送影像、卷入金錢關系的案件，背后有一個很現實的入口：孩子把“缺錢”“孤獨”“想被看見”丟進網絡，成年人用搜索詞把他們撈出來。

學校在這件事里最尷尬。老師一邊教孩子“不要和陌生人見面”，一邊又有人利用同一套SNS規則去找孩子。對學生來說，這不只是某個老師被捕，而是“教我規矩的人自己越界”。這種背叛感，未必只屬于4名受害者，也會落到曾經坐在他教室里的其他孩子身上。

中村案接下來會進入高等法院審理。判多久，法庭會繼續算。

至于那些“是不是缺錢”“我可以援助你”的私信，孩子們看見時也許只覺得來了一個能給錢的大人。可對一個中學教師來說，他不可能不知道，那不是援助。

那是下鉤子。

來源：「教え子たちと同じ年代の女児と『パパ活』を繰り返した元中學教諭、“若い子”ばかりに執著した理由」｜FRIDAYデジタ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