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250年記：根系、制度與裂痕

費城的初夏，沿街掛滿了紀念建國250周年的旗幟，自由鐘旁，裝扮成開國元勛的導覽員正領著孩子們重溫1776年的故事。作為獨立宣言與美國憲法的誕生地，這座城市理所當然地承擔起這場慶典的歷史重量。

在4000多公里外的舊金山灣區，街頭幾乎感受不到這個日子的存在，廣告牌上寫滿的是大模型、算力與下一項要改變世界的技術，無人車在車流里安靜穿行，沒有人停下來談論250年前的費城。

東海岸在講歷史，西海岸在講未來，同一個國家被兩種主題切割開來。如果把鏡頭拉遠到更長的尺度，這種割裂恰恰指向一個更值得追問的問題。人類歷史上的大國，從羅馬、奧斯曼到大英帝國，大多在抵達頂點后的一兩百年里由盛轉衰，擴張、停滯、解體幾乎是帝國共同的宿命。美國走到第250個年頭，卻依然是全球資本、技術與移民的首選目的地。它憑什么還沒有走上明顯的下坡路？

通行的解釋往往指向美國擁有的資源，他們有遼闊的國土、兩洋的庇護、豐沛的能源與人口。這些條件當然重要，卻解釋不了為什么同樣擁有資源稟賦的國家會衰落，而美國總能在跌倒之后重新站起來。

自由鐘上那道著名的裂痕被賦予了“自由并不完美”的寓意，而美國真正的秘密，從來與完美二字無關，它的力量在于能夠在裂痕中繼續生長。一套可以自我糾錯、自我重構、不斷吸納新要素的制度，才是讓這塊土地在250年的跨度里始終肥沃、一代又一代產出累累碩果的根系。

增長的跨度

在建國250年后的今天，美國擁有全球約4%的人口，卻貢獻了全球26%的GDP；全球最有價值的100家公司中，有59家把總部設在這里；全球過半數最重要的人工智能模型誕生于此；過去25年間，流向美國的風險投資占到全球的六成以上。在人口超過千萬的大國中，沒有哪一個的人均GDP能超過美國。

這些數字單獨看已經足夠驚人，要是再放進250年的時間跨度里，美國的表現和歷史上出現的大國都非常不一樣。

美國曾經出現過多次衰退，但反常的是它從未被衰退長久鎖死。南北戰爭幾乎撕裂了這個國家，大蕭條讓四分之一的勞動力失業，上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與滯脹曾讓人懷疑美國模式是否走到盡頭，2008年的金融海嘯更是從華爾街向全球蔓延。

每一次危機都足以讓一個普通國家陷入長期沉淪，但美國的增長曲線總能在觸底之后重新昂起。傳統帝國擴張到頂點便開始僵化、衰退、解體，美國走的卻更像是一條不斷自我修復、反復重啟的曲線。

更深一層看，美國的增長從不依附于單一產業或單一模式。麥肯錫全球研究院在今年發布的《美國競爭力報告中》把這250年劃分成幾個彼此銜接的篇章，最早建立在農業的豐饒之上，隨后轉型為世界第一工業強國，再之后以科學、研發與技術立國，進而開創了數字經濟的時代，把一臺計算機裝進了每個人的口袋。

如今它正進入第五個篇章，這一次的轉型由人工智能、人口結構變化與地緣政治競爭三股力量同時塑造。每隔半個世紀到一個世紀，美國就會重構一次自己的增長范式，舊引擎熄火，新引擎接力，國家整體卻沒有因為某個產業的衰落而沉沒。

今天的美國并非高枕無憂。今年年初，蓋洛普與米爾肯研究院關于美國夢的聯合調查顯示，2026年只有46%的美國人相信這個國家里人人都有機會實現美國夢，比兩年前下降了五個百分點；企業界同樣不輕松，超過半數的全球CEO把地緣政治列為眼下最主要的經營風險。

結構性的裂痕在美國不但存在，而且已經被大部分人感受到。但是在“美國夢尚未完成”這一點上，共和黨人、民主黨人與獨立選民給出了高度一致的判斷，分別有57%、60%和59%的人認為它仍在進行中。一個連基本共識都難以達成的社會，卻仍普遍相信這個國家是一項未竟的工程，這種集體心態本身，就是它尚未停止生長的證據。

制度是第一生產力

要為這種長周期的韌性找一個最根本的解釋，落點就在制度。土地會被耗盡，資源會枯竭，技術會被趕超，唯有制度能夠不斷地把生產要素重新組合起來，讓陷入衰退的經濟找到新的出口。美國的制度優勢，大致可以拆成三層來看。

最上面一層是政治制度。成文憲法、聯邦制與三權分立構成了一套限制權力的精巧裝置，美國政府追求的從來不是效率，而是要壓低系統性崩盤的風險。權力被分散在不同機構、不同層級之間，任何一方的失誤或野心都很難單獨把整個國家拖入深淵。這種設計在和平年代常被批評為低效與扯皮，但在危急時刻，它提供的糾錯空間往往是國家自我挽救的最后一道保險。

中間一層是經濟制度。清晰的產權保護、可靠的契約執行與發達的資本市場，共同構成了長期投資與持續創新的激勵基礎。一個創業者敢于把十年青春押在一項前途未卜的技術上，背后依靠的是對產權不會被隨意剝奪、合同能夠被強制履行的信任。美國資本市場的深度與廣度，使得高風險的早期創新能夠被源源不斷地定價、篩選與放大，這也是過去25年全球六成風險投資流向美國的制度根源。

最底下一層是社會制度。尤其是它的移民機制與高等教育、科研資助體系。美國的活力很大程度上來自它對全球人才的持續吸納。一個意味深長的數據是，在美國，出生于海外的成年人比本土出生者更相信努力可以改變命運，72%的海外出生者把美國夢理解為向上流動的機會，而本土父母所生的美國人這一比例只有47%。美國夢的火種，正越來越多地由那些遠道而來尋找它的人傳遞下去。一流大學與雄厚的科研投入，則把這些被吸納進來的人力資本轉化為持續不斷的創新產出。

把這三層疊加起來，美國制度真正稀缺的特質就浮現出來了，那就是可糾錯、可重構與可吸納。司法審查、定期選舉與媒體監督讓錯誤有機會被識別和修正，產業政策、稅制改革與反壟斷手段讓經濟結構能夠隨時代調整，開放的移民制度讓全球最優秀的頭腦不斷注入。這三種能力共同保證了，無論某一屆政府、某一項政策或者某一個產業出了多大問題，整個系統都還保留著自我更新的余地。

企業層面的實踐也在印證這一點。在最近的一些戰略討論中，美國企業越來越把創新、韌性與增長戰略當作三位一體的整體來經營，而不再只盯著效率。它們關心的已經不只是把規模做大，更是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里，能否持續擁有“增長的許可”，也就是一種來自政府、市場與社會多方信任的、可持續創造價值的資格。

從“經營許可”到“增長許可”的轉變，本質上是企業在用微觀行動呼應宏觀制度，真正的競爭力不只來自資本和技術，更來自能否在規則變動中持續贏得信任。如果說土地是土壤，資本是雨水，那么制度就是讓這片土地在250年里始終不板結、不鹽堿化的根系。

資源稟賦、科技、人才都是生產力，但在這里包容性的發展制度才是第一生產力。

霸權的代價

同一套制度，既能孕育繁榮，也能孕育霸權，這是美國故事里必須正視的另一面。

美國的對外行為里始終交織著兩種相反的沖動。

一種是可以追溯到開國總統華盛頓的孤立主義，主張避免卷入歐洲與世界的紛爭；

另一種是20世紀以來日益強勢的干預主義，讓這個國家在全球部署了約800個軍事基地，這是任何其他國家都無法比擬的規模。

兩種沖動之所以能長期并存，根源在于美國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東西兩洋的庇護讓它的本土幾乎不受軍事威脅，近代真正沖擊到美國本土的，只有珍珠港與“911”事件兩次。極高的安全冗余給了它極大的戰術自由，使它可以放心地介入全球事務，而幾乎不必擔心本土被牽連。對外干預的成本被壓到很低，潛在收益卻可能很大，這種不對稱的誘惑，是理解美國全球行為的一把鑰匙。

“911”事件之后的25年，是干預主義壓倒孤立主義的25年，特朗普時期也概莫能外。反恐戰爭把美國的軍事力量外溢到中東與中亞的廣袤地帶，留下的卻是漫長的占領、巨額的財政消耗，以及撤離阿富汗時的倉皇。

與軍事霸權同樣深刻，甚至更具支配力的，是美元體系。美國最強大的權力工具從來不是航空母艦，而是美元，一旦一個國家被切斷與美元體系的連接，它實際上就被排除在全球經濟之外。無論各國是否情愿，美元都在通過結算、制裁與資本流動深刻地影響著它們的生活，這種金融層面的支配力，是美國霸權中最隱蔽也最持久的一環。

霸權向外輸出的同時，裂痕也在向內生長。全球化讓美國的資本與跨國企業賺得盆滿缽滿，卻沒有讓本土的產業工人充分受益；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同一輪全球化中，中國的勞工階層切實改善了生活。這種收益分配的失衡，最終在美國國內轉化成強烈的政治反彈與社會撕裂。

今天的美國，兩黨的分歧早已超出政策之爭，演變為對“美國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國家、又該走向何方”這一根本想象的分裂。同樣出自上文蓋洛普與米爾肯研究院關于美國夢的調研，共和黨人更愿意強調成功與傳統價值，民主黨人更傾向于指出失敗與不平等，在“美國夢是否已經失敗”的問題上，33%的民主黨人認為已經失敗，而這樣想的共和黨人只有11%。

最能概括這種撕裂的，是美國人對美國夢的雙重認知。在個人層面，近七成的人相信自己終將實現美國夢；在社會層面，卻只有46%的人相信人人都擁有平等的機會。這23個百分點的落差，正好體現了個人樂觀與社會失望之間的鴻溝。

一套能夠不斷自我修復的制度，同樣可能被用來維持霸權、固化分裂。250歲的美國，既是全世界最有活力的試驗場，也是最危險的火藥桶，這兩重身份始終纏繞在一起，難以剝離。

美國的啟示

站在美國建國250周年的時間節點，很難忽視對中國的體察，因為我們已經在過去十多年的時間被定性為美國的最大挑戰者這一事實。毫無疑問，現行的國際秩序是由美國主導的，中國從未想過做這套國際秩序的顛覆者，恰恰相反，我們是過去25年這套秩序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中國制造打開了通往全球每一個角落的大門，這是此后經濟騰飛的重要起點。一個體系的最大受益者，沒有理由去親手拆掉它。

中國真正的訴求，是在這套秩序內部爭取與自身體量相稱的制度性話語權，而不是另起爐灶推翻重來。美國之所以對現行秩序產生失望，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的勞工沒有從全球化中得到好處，中國的位置則恰好相反，這種位置的差異，決定了雙方對秩序截然不同的態度。

美國250年的經驗，給中國最重要的啟示落在制度韌性本身，而非某一項具體政策。短期的政策起伏并不可怕，一屆政府偏左、下一屆偏右，一項關稅今天加上去、明天又談下來，這些波動只要系統具備糾錯能力，就不會動搖根基。

真正可怕的，是制度逐漸喪失自我糾錯與持續吸納的能力，當錯誤無法被識別和修正，當外部的人才與要素不再愿意進入，再龐大的經濟體也會慢慢失去重啟增長曲線的本領。對中國而言，挑戰在于如何在快速發展中保持制度的彈性，如何在開放與安全這兩個常常彼此拉扯的目標之間，找到動態平衡的智慧。

對世界上的其他經濟體來說，美國的故事還提供了一個更冷峻的提醒。當今世界正在從一個以效率與整合為主題的時代，轉向一個圍繞能源、技術與人才展開戰略競爭的時代，產業政策重新登場，新的增長路徑不斷涌現。在這樣一個由大國主導規則的賽局里，多數國家更像是規則的接受者而非制定者，能做的是不斷適應與調整，努力守護屬于自己的戰略空間，避免在大國博弈中淪為他人的工具。

美國雖然是主要的做局者，但是它和其他玩家一樣有基本的準則需要遵守，因為美國現在的實力已經不足以支撐他們另起爐灶開啟一套全新的國際體系。

結語

回到費城那道自由鐘上的裂痕。它提醒人們，自由從不完美，強大也從不等于正義。我們在美國250年里看到的，既不是一座無懈可擊的燈塔，也不是一個行將就木的霸主，而是一套制度如何在漫長的時間里反復自我更新，又如何在自我更新的同時滋生出霸權與分裂的雙重面孔。

制度治不好一個社會所有的病，卻決定了一件最根本的事。這片土地在經歷戰爭、危機與撕裂的風暴之后，究竟還能不能重新長出果實。

對中國來說，真正的考題從來不是追上某一個特定的國家，而是能否構建起一套屬于自己的、經得起幾百年風雨考驗的制度韌性。一棵大樹會不會在風暴之后再次結果，歸根到底，取決于根系是否還持續保持生命力。

No.6951 原創首發文章｜作者 朱兆一

作者簡介：全球化智庫高級研究員，世界經濟與地緣政治研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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