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涂華忠等：錫克民族如何在英國殖民統治下重建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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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海洋 劉欣宇 涂華忠

編輯|姜心宇

審核|單敏敏

內容摘要

19世紀中期，英國對印度次大陸的入侵達到高潮，錫克帝國在兩次英錫戰爭后于1849年滅亡。在殖民者的打壓和其他宗教的影響下，傳統錫克社會日漸崩壞，錫克教信仰逐漸淡化，錫克民族面臨著民族身份的認同危機。為重建民族身份，錫克民族采取了反抗與變革的雙重策略，一方面，通過軍事斗爭和自組織反抗殖民統治，并開展辛格·沙巴運動重申獨立身份，強化宗教認同；另一方面，對錫克社會的教育、經濟技術和宗教文化進行變革，使之逐漸引入近代化元素，并加強民族意識凝聚。上述雙重策略有效化解了認同危機，重新建構了錫克民族身份，但并未改變殖民主義導致錫克民族獨立之路被打斷的現實。分析錫克民族反殖民斗爭的雙重策略，闡釋其獨立運動的歷程，對深化關于印度次大陸文化歷史的認識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錫克教 英屬印度 殖民主義 宗教改革 反殖民運動

圖源：網絡

錫克帝國是1799—1849年存在于印度北部的一個地區強國，其開國皇帝蘭吉特·辛格（Ranjit Singh）于1799年率軍占領拉合爾并定都于此，隨后正式建立了該帝國。錫克帝國在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達到鼎盛，其疆域面積一度達到52萬平方公里。19世紀早期，隨著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擴張，英國殖民軍隊與錫克帝國的接觸和沖突逐漸增多，最終演變為導致錫克帝國滅亡的兩次英錫戰爭。第一次英錫戰爭發生在1845—1846年，由英國殖民軍隊發起的邊境挑釁所引發，并以英國殖民軍隊的勝利結束，錫克帝國失去了部分領土并被迫支付賠款。第二次英錫戰爭發生在1848—1849年，這場戰爭中英國殖民軍隊徹底擊敗了錫克軍隊并占領了旁遮普，錫克帝國宣告滅亡。兩次英錫戰爭結束后，錫克帝國被并入英屬印度殖民地，印度次大陸上最后一個獨立國家就此被英國殖民統治當局吞并。

在錫克帝國滅亡后，喪失主權的錫克民族面臨來自殖民者的打壓和印度本土其他宗教的同化，傳統錫克社會逐漸崩壞，錫克教信仰日益淡化。在這種背景下，錫克民族如何維持其獨立民族身份？本文基于民族身份建構的視角，對英國殖民統治時期的錫克教進行了歷史分析，發現為了重新建構日漸衰弱的獨立民族身份，錫克民族對英國殖民統治作出了反抗和變革的雙重應對，其中既有努力與英國殖民統治抗爭的一面，也有不斷變革自身，適應近代社會環境的一面。到20世紀前中期，錫克教內部的凝聚力和認同度顯著提升。這種“雙重策略”既體現了錫克民族面對外來侵略時的韌性，也是英國殖民統治時期印度社會及政治環境復雜性的產物。本文主要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闡述錫克民族的建構歷史及其身份危機的由來；第二部分闡述英國殖民統治下錫克社會的崩壞及其他宗教的侵蝕；第三部分闡述錫克民族的自組織以及對殖民統治的武力反抗；第四部分闡述近代化條件下錫克社會在教育、經濟技術和宗教文化層面的變革及復興。

一、殖民統治下錫克民族的身份危機

根據斯大林的定義，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擁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在共同的民族文化特點上共同的心理素質這四個基本特征的穩定的共同體。與民族概念相近的是“族群”概念，二者的區別在于，民族一詞具有高度的政治性：民族的存在并不一定以主權國家的存在為條件，但民族必須主張這個共同體需要擁有自治甚至獨立的政治身份。而族群不必主張獨立，只需在文化特點上能夠與其他人相區分即可。由此，民族主義可被定義為“一種為某個群體爭取和維護自治、統一和認同的意識形態運動”。

要理解殖民統治下錫克民族的身份危機，需要先闡釋錫克民族如何成為一個“民族”。錫克民族是建立在錫克教信仰之上的宗教民族。莫臥兒帝國時期，錫克教最初只是一種純粹的精神信仰，不附帶任何追求獨立政治身份的意圖。但其教義對信徒生活管制頗多，且強調服從宗教領袖，故而其影響力不可避免地會從精神世界溢出到現實世界中，對世俗社會的利益分配施加干預。主權是一種排他性的管理權力，但在旁遮普地區，由于錫克教徒眾多，錫克教領袖已經能夠影響旁遮普地區的社會政治活動，實際上形成了錫克教權和莫臥兒帝國皇權分庭抗禮的局面。盡管莫臥兒帝國地方自治權力較大，但這種局面仍然是莫臥兒帝國中央政府不能接受的。根據莫臥兒帝國第四代皇帝賈漢吉爾（Jehangir）的自傳《賈漢吉爾納瑪》（Jahangir-nama）記載，錫克教第五代上師古魯·阿爾讓（Guru Arjan）的教義說服了北印度地區太多的人，以至于賈漢吉爾下令，如果古魯·阿爾讓沒有改變信仰成為穆斯林，錫克教就必須被消滅。于是，莫臥兒帝國發起了對錫克教徒的大規模迫害。根據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體”理論，這種共同的被迫害經歷，成為將錫克教徒建構為錫克民族的“凝結核”。自1699年古魯·戈賓德·辛格（Guru Gobind Singh）創立卡爾薩軍事組織（Khalsa）以反抗莫臥兒帝國的暴政以來，這種以軍事手段反抗莫臥兒帝國壓迫的“宗教—軍事民族主義”是錫克教能夠維持民族身份認同，進而建立錫克帝國的意識形態支柱。

1849年第二次英錫戰爭后，錫克帝國軍隊戰敗，東印度公司吞并了錫克帝國，卡爾薩軍事組織也宣告解散。這場戰爭的失敗標志著錫克帝國的正式滅亡，錫克教徒喪失了對國家的統治地位，錫克民族的身份危機也由此產生。錫克軍隊解散，大量錫克貴族財產被剝奪，錫克底層農民破產，殖民者的壓制疊加其他宗教的傳教同化活動，導致錫克教徒減少，錫克文化衰落。在傳統錫克社會不斷崩壞的情況下，錫克民族面臨一個根本性問題：錫克民族是繼續作為一個“民族”而存在，還是會退化為一個“族群”？如果要維持“民族”的存在，需要怎么做？通過反抗與變革的雙重策略，重建錫克民族的身份認同，是錫克民族對這個問題的回答。

二、英國殖民統治下錫克社會的崩壞與改造

為了削弱原有錫克社會的組織度和凝聚力，英國殖民當局在軍事、經濟和文化層面對傳統錫克社會進行打壓。同時，錫克社會還面臨著其他宗教在精神層面的侵入。由于殖民者的到來，錫克社會被動卷入近代化的潮流，加之殖民者的強行改造，錫克民族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教育方式都發生了較大改變。誠然，這些變化是對錫克教古老傳統的破壞，但從進步主義的視角來看，錫克帝國的滅亡已經證明了封閉、保守的錫克民族具有落后性，從思想到物質的全面變革是這個古老民族維持存在的必由之路。

（一）

殖民統治下宗教環境的變化

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期間，為了避免引發激烈反抗，實行了一定程度的宗教寬容政策，試圖減少印度地區復雜的宗教環境所引起的沖突，提高殖民地的治理效率。法律適用象征著征服和主權的確立，殖民者的“治外法權”更是殖民統治形成的重要標志。但出于信仰和社會規范差異巨大的原因，英國殖民當局統治印度之初并未立即以英國法取代印度本土法，而是允許印度教徒適用印度教法，穆斯林適用伊斯蘭法。在當事人分屬兩個不同社會的案件中，則適用被告的法律和慣例。尤其在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義后，維多利亞女王在一份公告草案中駁斥了“將我們的信仰強加于我們任何臣民身上的意愿”，并嚴禁干涉印度人民的習俗或信仰。對于錫克民族的尚武傳統，殖民者甚至給予了宗教層面的“優待”。出于對錫克教是“一神教”的認可，殖民者認為錫克士兵要優于印度教士兵，認為錫克教徒如果皈依印度教并重新采納迷信和惡劣的社會習俗，就會失去很多軍事本能，并在作為士兵的能力上大大下降。所以殖民者不僅不干預錫克士兵的宗教習俗，反而在征募錫克士兵時，要求新兵必須接受錫克教洗禮，并且在軍隊中嚴格遵守錫克教的“5K”習俗，即蓄長發（kes）、用梳子（kangha）、穿短褲（kachha）、戴手鐲（karha）和佩劍（kirpan）。

但在自尊心較強的錫克民族看來，這些措施不過是榨取錫克民族軍事價值的手段，是對錫克教信仰的工具化，所以即使是英國殖民統治當局所謂的寬容政策亦是難以忍受的。錫克教是一個獨特的宗教，在印度多種宗教融合的環境中吸收了印度教和伊斯蘭教的部分元素，在此基礎上發展出獨特的宗教身份和文化傳統。加之錫克教從宗教獨立到政治獨立，經歷了與莫臥兒帝國斗爭并最終建立錫克帝國的歷史，其在北印度地區長期保持獨立身份，難以與其他宗教和民族完全融合。

殖民地背景下的宗教自由是有條件的，殖民當局為追求政治和經濟利益而推行的部分宗教政策甚至導致了宗教身份的政治化，加劇了不同宗教團體之間的緊張關系。在此背景下，錫克社會中出現了旨在保護自己宗教身份和文化遺產的運動，如1851年發起的主張反對偶像崇拜、回歸對無形神（Nirankar）的信仰、簡化宗教儀式的“尼蘭卡里運動”（Nirankari Movement），1857年發起的宣揚純潔社會行為規范、主張通過不合作和非暴力抵制來對抗英國殖民當局的納姆達里運動（Namdhari），以及1873年發起的旨在通過出版歷史宗教書籍傳播錫克教知識、推廣旁遮普語、恢復錫克教傳統價值觀的辛格·沙巴運動（Singh Sabha Movement）。廣義上甚至還包括20世紀初為了重塑錫克教純粹作風，并奪回謁師所（Gurdwara）控制權的阿卡利運動（Akali Movement）。這些運動為恢復一度衰弱的錫克教的影響力起到了一定作用。得益于此，在錫克帝國滅亡以后，組織度日益松散的錫克社會中重新凝結起自我保護和抗擊殖民的力量。

（二）

英國殖民當局對錫克教組織結構的破壞

由于原有的錫克帝國統治集團是一個由宗教發展而來的政教合一、組織嚴密的政治軍事集團，錫克教身份自卡爾薩組織建立以來就表現出了顯著的連續性。錫克帝國滅亡并不意味著錫克教完全喪失了重新形成抵抗組織的可能性。為了防止有組織抗擊殖民的力量死灰復燃，英國殖民統治當局大肆破壞錫克帝國原有的統治基礎和組織結構。在此后的幾十年中，錫克教徒在印度社會中的地位逐漸下降，錫克社會的內部結構也不斷遭到破壞，原本思想團結、組織緊密的錫克政治軍事集團逐漸被打散，變為只能接受英國殖民統治的松散實體。總的來看，英國殖民統治當局主要通過軍事、經濟和文化三個層面的手段來破壞錫克民族原有的組織結構，以壓制錫克教內部反殖民力量的發展。對于發源于宗教同時也因宗教而凝聚的錫克民族，殖民者尤其注重以傳教等方式破壞錫克教對其在精神上的號召力。

在軍事層面，由蘭吉特·辛格創立的錫克軍隊曾經是錫克帝國的主要軍事力量，但在帝國滅亡后被東印度公司強制解散。東印度公司要求錫克軍隊交出所有武器，并將錫克帝國軍人強制遣返，限制他們從事農業或其他行業。這對錫克民族來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因為武裝自衛本就是錫克教歷經莫臥兒帝國的殘酷打壓而始終存在的基礎。錫克帝國的軍隊被強令解散之后，廣大錫克民眾在失去自衛能力的同時也失去了原有的職業和生計來源。在經濟層面，農業經濟經歷短暫繁榮后，土地價格上漲而導致土地兼并。自19世紀70年代開始，旁遮普省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農民債務問題。農民因無法支付稅款而被迫借貸，導致他們陷入貧困，而放債人和律師則借此致富。除底層民眾外，錫克上流階層也遭到了打壓，特別是那些擁有“采邑”的封建領主群體（jagirdars）—所有參與過英錫戰爭的領主都被沒收了全部財產，甚至婦女的珠寶也被沒收拍賣。而那些投靠殖民者的領主雖然沒有被剝奪全部財產，只被削減少量收入，但這種“優待”只持續到他們去世為止，其后代不得繼承。在文化層面，基督教傳教士在原錫克帝國核心領土的旁遮普省中部增加傳教活動，不斷削弱錫克教獨特的文化特征?；浇虃鹘淌客ㄟ^提供教育和醫療服務，以及向錫克教徒灌輸西方文化和價值觀，吸引了不少皈依者。這些皈依者中不乏一些錫克教的知名人物，甚至包括原錫克帝國統治者杜利普·辛格（Duleep Singh）。對于錫克教這樣一個強調尊重和服從領袖的宗教而言，相較于殖民者的入侵，上層人物在信仰上的叛逃是釜底抽薪式的打擊，在錫克教內部產生了較大的思想混亂，使得錫克教的意識形態吸引力進一步衰弱。

（三）

來自其他宗教的侵蝕

除了英國殖民統治當局的破壞，錫克教還面臨著其他宗教擴張的影響。錫克帝國滅亡后，英國殖民統治當局引入的基督教以及印度本土早就存在的印度教和伊斯蘭教等宗教開始在旁遮普省加大傳教力度，試圖通過各種方式來吸引流落的錫克教徒。如上文所述，有不少錫克教徒轉變信仰，改信基督教。而隨著基督徒在旁遮普省的活動日益頻繁，印度教和伊斯蘭教這兩個古老的宗教也在發起自我改革運動，適應殖民者入侵后的新環境。

印度教內部發起了以雅利安社運動和梵社運動為代表的改革運動。這些運動試圖祛除印度教內部諸多陳舊的、制約教徒群體發展的因素，推動印度教的現代化改革。其中，雅利安社運動主張回到本源和純粹的印度教，剔除各種形式的迷信和無知，并恢復印度教原始的道德信仰。該運動在旁遮普省廣泛發展，吸引了許多印度教徒的支持。其創始人達亞南達·薩拉斯瓦蒂（Dayanand Saraswati）是一位著名的印度教神職人員及哲學家，他的著作《真理之光》（Satyarth Prakash）對印度教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為了讓印度人回歸傳統的印度教生活，他建立了吠陀學校（Gurukul，梵語意為“老師的住所”），這些學校根據古老的吠陀原則為男孩和女孩提供不同的教育，強調吠陀價值觀、文化和“真理”（satya）。梵社運動強調個人主義、理性主義，提倡摒棄繁文縟節，力求改善印度教傳統中的種族歧視、性別歧視、階級歧視和宗教歧視等問題。該運動的創始人拉姆·莫漢·羅伊（Ram Mohan Roy）是一位印度知識分子，他號召擺脫印度教中的迷信、偏見和不平等因素，廢除寡婦自焚殉葬的“薩蒂”（sati）習俗。他的著作《耶穌的戒律》（The Precepts of Jesus）是印度教變革的重要歷史文獻。在這本書中，羅伊著重剖析基督教教義的道德核心，從中提煉出仁愛、寬容、公正等倫理價值，試圖將基督教倫理引入印度社會，并與印度教的改革相結合。部分印度教改革運動甚至試圖將錫克教看作是印度教的一個分支，希望將錫克教納入印度教的管轄之下，這無疑給錫克教的獨立地位帶來了威脅。

這一時期的伊斯蘭教同樣在改革中煥發生機。穆斯林內部發起了強調通過教育振興穆斯林社區，并與基督教等其他宗教和解的阿里格爾運動，以及試圖改革伊斯蘭教的艾哈邁迪亞運動。阿里格爾運動由賽義德·艾哈邁德·汗（Syed Ahmed Khan）發起，他將穆斯林社會的墮落歸咎于現行的教育制度，主張以創辦學校等方式提升穆斯林群體的文化水平，在該運動中創建的阿里格爾穆斯林大學（Aligarh Muslim University）至今仍然存在。艾哈邁迪亞運動則主張通過恢復伊斯蘭教原始戒律，清除外來宗教對伊斯蘭教在信仰和實踐上的影響。這些運動試圖推進穆斯林群體的現代化改革，提高穆斯林的教育水平和社會地位，在旁遮普省造成了較大的影響。

眾多宗教運動和改革運動的興起，使得旁遮普省的宗教氛圍從錫克教占統治地位變得更加多元化，不斷有錫克教徒選擇皈依其他宗教，引發了錫克教內部的危機感。曾任印度總督的第一代達爾豪斯侯爵詹姆斯·布朗·拉姆齊（James Broun-Ramsay,1st Marquess of Dalhousie）在旁遮普被吞并后曾兩次訪問當地，他就錫克教的衰落發表評論說：“錫克人正在逐漸回歸印度教，即使他們繼續是錫克人，他們每年也變得越來越印度教化?！鄙鲜鑫C促使錫克教內部出現了一些宗教改革運動，這些運動不僅意圖重拾正在衰落的錫克教價值觀，還希望通過自我改革實現現代化以吸引更多的信徒，推動錫克教在旁遮普省已趨多元化的宗教格局中實現復興。

（四）

英國殖民統治當局對錫克社會的強制改造

19世紀中期以后的英國殖民統治重塑了錫克社會的政治、社會、文化和宗教面貌。在殖民者的主導下，錫克社會的內部結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造，逐漸融入了印度社會的近代化進程。同時，基督教的傳入也使錫克社會的文化和宗教生活受到了英國文化和基督教教義的影響，出現了一些新的文化現象，如年輕人接受英語教育、閱讀印度報紙和雜志等。雖然這些變革是面對殖民掠奪的被動反應，但僅就現代化進程而言，英國殖民統治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總的來說，英國殖民統治對錫克社會的強制改造主要體現在經濟社會和宗教自由兩個方面。

在經濟社會方面，英國殖民統治當局試圖通過改革土地制度、建立現代教育系統和提供社會福利等手段來改善錫克民眾的生活狀況，并改變錫克社會的傳統結構秩序。英國殖民當局在改革土地制度時采取了一系列激進措施，如征收農業稅、廢除土地所有權和土地納稅制度等。依靠相關舉措，殖民當局增強了對錫克農業社會的控制,并使其逐漸融入了印度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但與此同時，這種激進的改革也引發了社會動蕩。一方面，上述措施的強制推行加劇了農民和地主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新的生產方式也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團，新舊利益集團間不斷產生沖突。在錫克教信徒中，圍繞改革措施有支持和反對兩種聲音。相對激進的錫克教徒支持改革，認為這是使整個錫克社會擺脫愚昧落后、走向進步的必要手段。而相對保守的教徒則反對改革，認為英國殖民統治當局強行施加的變革破壞了傳統的社會和政治秩序，是對錫克文化的入侵。

在宗教自由方面，英國殖民當局通過大規模傳教和對非基督教的歧視政策來加強對社會的控制，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旁遮普省的宗教環境。英國殖民當局在錫克社會推行基督教傳教活動主要有兩個目的，一是將基督教強加給錫克教徒，進而徹底破壞錫克教徒以宗教民族主義建國的傳統；二是使殖民地的宗教信仰與宗主國相同，以減少殖民地的不穩定因素。如前所述，同為一神教的錫克教在殖民者看來更容易同化，在傳教士眼里，錫克教徒被視為“被選中的人民，注定要得救”。英國殖民統治當局還采取各種形式的宗教歧視政策，試圖迫使錫克教徒轉變其信仰。其結果是基督教一度盛行，導致“在短時間內，旁遮普有變為基督教國度的危險”。

綜上所述，錫克帝國滅亡后印度北部的政治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東印度公司開始在錫克帝國原有的領土上實行殖民統治，對19世紀中期的錫克教社會產生了深刻影響，其中既有現代的成分，也有政治動蕩、權利剝奪、文化入侵等負面因素。英國殖民當局為了壓制反殖民力量的生成，對錫克教的原有組織結構進行破壞，并從宗教和思想領域對錫克教徒進行侵蝕。不過，這些舉動并沒有使錫克教徒的信仰消失。接下來，錫克民族再次回到了“宗教—軍事民族主義”的道路上，不斷通過自組織和武力抵抗，打擊殖民政權的統治，重建了錫克民族身份。

三、反抗：錫克教的反殖民生存之路

處于統治地位的民族始終有退化為族群的風險，因此，打擊殖民者的統治，以各種形式重新奪回對社會的掌握，是重新建立錫克民族認同的必由之路。錫克教的反抗運動并非單指某一次運動，而是一系列發生在19世紀后期至20世紀初期的反抗活動。面對英國殖民統治者對錫克民眾經濟社會權益和文化的剝奪、摧毀，錫克教徒曾試圖通過發動武裝起義以及建立自治組織等措施，來維護自身權益，爭取共同體的獨立與自由。然而，由于起義者與英國殖民統治當局之間存在巨大的實力差距，這些反殖民運動最終在殖民當局的暴力鎮壓下未能成功，部分自組織亦被迫解體。盡管如此，錫克教的反殖民運動仍是印度反殖民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

農民階層的大量破產

為了征服印度這樣一片極其龐大的地區，英國殖民當局迫切需要印度的土地稅來支付各種行政和軍事費用，而這些負擔必須直接或間接地由印度農民承擔。在這種背景下，英國政府對旁遮普省的農民征收了高額的農業稅，直接導致了該省以小農為主的錫克農民階層大量破產。1849年至1853年間，旁遮普省的土地稅率一度高達農民總收入的25%，并且在某些時候，此項稅款只得以現金而非農產品的形式繳納，導致農民必須借貸繳稅。高昂的稅費使得許多錫克教小農家庭難以為繼，他們被迫放棄了傳統的自給自足的耕種方式，轉而選擇種植茶、咖啡、糖、黃麻和藍草等更具盈利潛力的經濟作物，而代價則是對土地的肥力造成破壞，無法種植其他作物。旁遮普省土地兼并的加劇更是使農業社會的穩定程度進一步下降。從1891年到1900年的十年間，小農擁有的耕地面積從約占全旁遮普耕地面積的54%降到45%。錫克傳統社會以鄉村為核心，重視社區間的相互幫助和資源共享。隨著國家權力對鄉村控制范圍的擴大，城市文明與鄉村傳統開始發生碰撞并相互影響，使得原本處于較為獨立地位的農村社會被強行推入資本主義的洪流中。而市場化的農業產品價格不穩定，風險較大，難以為農民帶來足夠的收益。脆弱的小農經濟經不起市場風險的沖擊，使得大量錫克教底層農民紛紛破產，加劇了社會的分層和階級不平等現象。

（二）

辛格·沙巴運動的興起

辛格·沙巴（Singh Sabha）運動是19世紀后期錫克教徒自發組織的一項反殖民運動，其名稱源于18世紀早期將“辛格”（Singh，意為獅子）身份奉為圭臬的錫克教傳統。該運動的宗旨是復興錫克教，恢復錫克教上師和教義中的“純潔信仰”，并抵御基督教、印度教和伊斯蘭教等其他宗教對錫克教徒的傳教活動。辛格·沙巴運動的發起者認為，錫克教在傳統上具有強烈的民主和平等主義色彩，但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這些價值觀已經受到殖民統治當局和其他宗教的侵蝕。因此，他們建立了辛格·沙巴組織，希望以此恢復和弘揚傳統的錫克教精神。同時，這場運動還以宣傳旁遮普宗教文學作品的方式對普通錫克教徒開展了文化掃盲運動。

1873年，第一個辛格·沙巴運動組織在阿姆利則成立。其目標是“傳播真正的錫克教，恢復錫克教的原始榮耀；編寫和分發錫克教的歷史書籍和宗教書籍；并通過雜志和媒體傳播古魯穆奇文（Gurmukhi）”,并試圖改革錫克教，將皈依其他宗教的叛教者帶回錫克教。辛格·沙巴運動在成立之初就明確宣稱要避免干預其他宗教和政治事務，這與同一時期印度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運動中所展現出的強烈干預傾向有顯著區別。辛格·沙巴運動領導人充分利用當時大規模普及的印刷技術傳播錫克教歷史文學作品，在主張學習用古魯穆奇文編寫的旁遮普語的同時，也明智地強調西方科學技術教育的重要性。辛格·沙巴運動的發起標志著錫克教徒開始重新發掘他們的文化遺產，為錫克教將來的改革發展奠定了基礎。

綜上所述，辛格·沙巴運動通過對錫克教教義的規范化和對宗教習俗的凈化，有效地抵制了印度教與其他宗教對錫克教的同化，重申了錫克教的獨立宗教身份。同時，它所推動的文化掃盲運動提高了錫克教徒的文化素養。集體宗教認同的強化為錫克教徒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爭取社會、政治權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據統計，在辛格·沙巴運動的影響下，錫克教信徒的數量比運動前增長了超過一倍。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辛格·沙巴運動成為繼卡爾薩軍事組織之后團結錫克教社區的紐帶，有效增強了日漸衰落的錫克教的影響力，至今仍是印度錫克社會內部一個重要的組織。

（三）

武力反抗及民眾的自組織

由于擁有積極服兵役的傳統，錫克民族具備軍事經驗的人數眾多。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例，錫克士兵在英屬印度軍隊中的數量超過10萬，甚至多達“印度戰斗力量的六分之一”。這給錫克民族的反抗力量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兵員。錫克民族通過暴力方式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行動主要有游擊組織、公開集會和武裝起義三種。游擊組織由當地居民及退役軍人自發組建而成，經常聚集于旁遮普省的村落之間進行以游擊戰為主的武裝斗爭。1920年，旁遮普省每14名成年男性錫克教徒中就有一名在服役，錫克民族悠久的尚武傳統及社區內部自成一體的組織格局使得高度靈活的游擊戰爭成為可能。1921年發起的巴巴爾·阿卡利運動（Babbar Akalis）是一個從主流的阿卡利運動中分離出來的激進運動，該運動同阿卡利運動最顯著的區別就是主張通過暴力方式消滅旁遮普邦的殖民者。在發起后的3年時間里，該運動通過暗殺、設伏等方式消滅了大量英國線人、親英分子以及英國官員。值得一提的是，該運動甚至得到了俄國共產主義革命力量的支持。1922年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東方問題提綱》（Theses on the Eastern Question）中特別贊揚了旁遮普的錫克教抵抗運動，認為錫克教的斗爭具有反帝反封建和民族主義革命的性質。印度共產主義領導人羅伊（Manabendra Nath Roy）也認為旁遮普是進行革命的理想之地，因為許多曾在英國殖民軍服役的錫克教徒有可能被說服加入“無產階級軍隊”（proletarian army）。隨著旁遮普省反抗力量的聚集，當地錫克教反殖民組織不斷發起公開的抗議和集會，通過各種方式向殖民政府進行斗爭。其中，以古魯拉姆·辛格（Guru Ram Singh）為代表的錫克教領袖發起納姆達里（Namdhari）運動，主張以不合作和抵制英國商品作為政治武器與殖民者斗爭。然而，由于存在巨大的實力差距，這些抵抗都難以對英國殖民當局的統治造成根本性撼動。

除了軍事斗爭，錫克人還建立了宗教性自治組織，以實質性地行使錫克社會的公共權力，并在廣大農村地區贏得了農民的支持。到1910年左右，這些錫克教自治組織的規模達到了頂峰，其控制的村落中有超過半數的居民參與了自治組織的活動。尤其在阿姆利則慘案后，部分地區建立“錫克教最高謁師所管理委員會”（Shiromani Gurdwara Parbandhak Committee），接管了包括阿姆利則金廟在內的許多謁師所，以此對抗英國殖民當局的統治。1920年11月15日，象征錫克教最高權威的阿卡爾·塔克特（Akal Takht）發布了一道諭令（hukumnama），召集錫克教徒集會，選舉出最能代表旁遮普地區錫克教徒社會政治利益的委員會成員。同年12月，作為錫克教一個政治派別的阿卡利黨成立，并發起阿卡利運動。阿卡利運動是針對英國殖民統治當局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群眾抗議活動。1925年，殖民統治當局通過《錫克教謁師所法案》（Sikh Gurdwaras Act），同意將錫克教謁師所置于正統錫克教徒選舉產生的團體的控制之下。這代表著錫克教徒通過自組織和武裝斗爭的方式，從殖民者手中奪回了部分社會權利。

正如馬克·康多斯（Mark Condos）所言：“對英屬印度新西北邊境最近被占領的人民所謂的‘好戰’性質的擔憂，驅使旁遮普省的行政人員尋求與被視為‘尚武種族’的土著群體（如錫克教徒）建立一種居高臨下和父權制的關系……行政人員一直擔心這些‘馴化’的軍事團體有朝一日仍可能反抗他們的殖民主人。”面對錫克民族的反抗，在反殖民力量最為活躍的旁遮普省，英國殖民當局以暴力手段鎮壓錫克教徒發起的反殖民起義。例如，早在1872年英國殖民當局就對“庫卡起義”（Kooka，意為哭泣）進行了暴力鎮壓，用大炮處決了49名錫克教徒。即使是相對平和的阿卡利運動同樣受到了殖民者的打擊，1920—1925年，據估計有3萬名錫克教徒被捕，400人被殺，2000人受傷；此外，殖民統治當局還向錫克教徒征收了150萬盧比的罰款，并暫時停止招募他們從事文職和軍事工作。較為激進的巴巴爾·阿卡利運動也未能堅持下去，到1924年6月中旬，殖民統治當局共逮捕了186名該運動的參與者，其關鍵成員要么被捕，要么在抵抗過程中犧牲。至此，該運動在英國殖民當局的鎮壓下逐漸停息。除了軍事打擊，英國殖民當局還通過包括限制集會自由、審查出版物等法律手段以鎮壓抵抗。1919年實施的《羅拉特法案》（Rowlatt Act）授權政府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將英屬印度范圍內包括恐怖分子在內的所有疑犯逮捕入獄。《羅拉特法案》與隨后在旁遮普省發生的阿姆利則慘案有著密切關系，而阿姆利則慘案的發生則導致全印度范圍內掀起了大規模反英殖民運動，從根本上動搖了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

可以看到，錫克教的一系列反殖民活動并非單純通過軍事行動來推翻英國的統治，他們還在社會內部尋求建立獨立的管理體系和社會秩序，通過自組織的方式與殖民者爭奪社會空間，將殖民力量“排擠”出去。雖然這些運動未能直接結束英國在旁遮普省的統治，但它們錫克社會內部乃至全印度激發了更為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促使更多的印度人反思其在殖民體系中的地位，并探索尋求更大自治權和自由的可能性，從而為印度從殖民統治中爭取獨立提供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四、革新：錫克教的發展之路

抵抗運動可以削弱殖民者的入侵程度，但要從根本上改變錫克民族的落后狀態，在已經近代化的世界中重建錫克民族身份，必須對錫克社會本身進行改革。在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當局的同時，錫克民族也在內部推動一系列改革措施以擺脫那些不合時宜的教義對錫克教徒的束縛，試圖跟上世界發展的潮流。錫克民族的改革不僅促進了錫克社會的近代化進程，也推動了錫克宗教文化的復興，從文藝層面凝聚起了錫克民族認同。

（一）

教育改革

正如前文所述，英國殖民當局在改造錫克社會時積極地促進西方文化融入錫克社會之中，以“同化”南亞次大陸殖民統治環境下的民眾。而以統一的英語取代印度次大陸上復雜的語言體系同樣是英國殖民統治當局的目標之一。在旁遮普省，英國殖民當局創建了若干教育機構專門為錫克教民眾提供英語教育。根據1901年的統計數據，旁遮普省有2883所小學、351所中學和15所職業學校提供西式教育，部分中學甚至直接實行英語教學。這批新式學校在政府的定期資助下，不僅傳授西方科學文化知識，還有力地推動了英語的普及，而舊式的宗教學校雖仍然存在，但由于得不到政府的資助而逐漸衰敗。

錫克社會也深受教育體系變化的影響，許多錫克年輕人開始接觸西方語言、文化和科學知識，也因西式教育的廣泛推廣而孕育出了新的知識階層，并開始尋求改變錫克教保守落后狀況的途徑。這批錫克教改革者歡迎英語教育，重視西方科學和技術。為了保持錫克民族的獨立性，他們不贊成在傳教士學校中進行基督教教育，但由于錫克教文化和歷史中存在諸多為人處世的道德規范，他們也不贊成完全不進行宗教教育。他們希望教授錫克教義和錫克教歷史的同時傳授西方科學和文學。這批改革者甚至于1892年在費羅茲普爾（Ferozpore）創建了一所不收學費的專門女子學校。

受過現代化教育的錫克年輕人在社會和政治方面逐步展現出強大的影響力，他們通過參與地方自治政策制定、推動民族民主改革等方式影響著錫克社會，不只是引入了新的科學知識，同時推動錫克民族獲取政治權利。他們還要求在市政會、地方委員會、省議會和帝國立法機構中為錫克教徒提供代表席位。這一時期，年輕一代錫克教知識分子在各種會議、論壇等場合積極宣傳自己的觀點，以撰寫文章、進行公開演講，以及加入政治團體等方式為錫克民族的政治自覺和社會轉型做出了顯著的貢獻。一系列新式教育措施不僅變革了錫克社會的教育體系，還為其在將來的全印度反殖民運動中發揮作用做出了人才儲備。

（二）

經濟和技術改革

錫克社會在農業經濟發展方面同樣經歷了深入的近代化過程。扶植殖民地農業生產是英國從當地榨取經濟利益的主要手段，英國殖民當局積極地在旁遮普省推行新的農業生產技術，以更有效地攫取殖民地的農業資源。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旁遮普省大力推廣先進的農耕方法和灌溉技術，顯著地增加了農作物的產出。殖民者在當地引進了小麥、煙草、甘蔗、棉花等新的經濟作物。20世紀20年代，旁遮普省的棉花產量占英屬印度總產量的十分之一，小麥產量占其總產量的三分之一。同時，當地農民還引進了化肥和農藥等先進農業生產手段，使農作物的品質和產量都得到了提升。此外，現代化的農業生產不僅增加了農作物的產出，同時也使得農作物的生產比例發生了調整，由傳統農業中以口糧作物為主轉變為口糧與經濟作物并重，導致錫克農民對市場經濟的依賴增加，其脆弱性也因此產生。

除了農業方面的技術進步，以鐵路和通信系統為代表的工業發展在錫克社會也引發了變革。英國殖民當局建設了廣泛的鐵路網和通信系統，以便更有效地控制印度的資源，維護其在印度的統治。1920年，旁遮普省的鐵路網絡已經連接了主要的城鎮和市場，大大促進了商業活動和物資交流，以前每逢豐收便會腐爛的大量小麥，現在得以通過新的鐵路網及時出口。當孟加拉、比哈爾和奧里薩等其他地區正在經歷日益嚴重的農業危機時，旁遮普省已經成為印度農業發展的排頭兵。從1891年到1921年，其所有作物的人均產量增長了近45%?；A設施的建設不僅加強了錫克社會與其他地區的經濟聯系，也使錫克商人能夠將其產品銷售到更遠的市場。但如前文所述，錫克社會被動卷入市場化是一把雙刃劍，與其他地方經濟聯系加深的同時也意味著錫克社會的經濟更容易被外部風險所波及，從而增加了經濟上的不確定性。

（三）

宗教文化復興

同伊斯蘭教和印度教一樣，這一時期的錫克社會也經歷了一場深刻的宗教改革和身份認同的轉變。一些有影響力的錫克領袖和知識分子開始對傳統的宗教實踐進行深入反思，他們以釋教的名義將錫克教的教義與當時興起的現代價值觀及科學知識相融合。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錫克社會中出現了一些按照強調理性和科學方法來重釋教義的主張，宗教改革者制作了許多宣傳宗教改革的傳單和小冊子，呼吁反對偶像崇拜，遵守齋戒、吉日和兇日觀念等。

兩次世界大戰前后，錫克文化經歷了一次顯著的復興，在語言、文學、音樂方面尤其突出。作為對印度教徒長期宣稱“錫克教是印度教一部分”的還擊，巴伊卡恩·辛格（Bhai Kahn Singh）出版了他著名的作品《我們不是印度教徒》（Ham Hindu Nahin）以闡述錫克教區別于印度教的身份認同。維爾·辛格（Bhai Vir Singh）被認為是迄今為止錫克教改革者中最重要的文學人物。為重建錫克教，他創作了一系列描述卡爾薩的英雄時代的藝術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三部以錫克教女性的傳奇經歷為主題的作品《Sundari》《Bijay Singh》《Satwant Kaur》，以及一首由旁遮普語寫成的、一萬四千多行的詩《Rana Surat Singh》。當時的人們認為他創作的歷史小說“甚至比歷史本身更具吸引力”。

作為錫克教的傳統語言，旁遮普語重新得到人們的重視，以旁遮普語書寫的文學作品數量顯著增加，一些有影響力的詩人和作家，如巴爾萬特·辛格（Balwant Singh）和塔拉·辛格（Tara Singh）的作品在錫克社會中廣受歡迎。此外，這一時期出版了許多以旁遮普語描寫錫克教古魯生活、卡爾薩制度，以及錫克教徒對抗莫臥兒帝國和阿富汗人的斗爭的作品，反映出錫克社會借助其共同歷史建立內部認同的趨勢正在加強，民眾對現實問題的關注度正在逐漸上升。另外，錫克音樂藝術也得到了發展，傳統的錫克音樂形式如“虔誠贊歌”（gurbani kirtan）在這一時期得到了傳承，新的藝術形式也開始融入錫克文化之中。

隨著改革的推進，錫克教內部逐漸出現了多種流派，對錫克教的核心教義各自進行解釋和傳播。不同的錫克教流派雖在具體的宗教實踐上存在差異，但他們都致力于強化錫克民族的宗教身份認同，增強了錫克教對民眾的凝聚力。20世紀中期，錫克社會的內部凝聚力和民族身份意識已經顯著提升，成為印度社會中一個具有特殊文化和宗教特色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未來印度獨立后錫克人的社會和政治活動提供了意識形態基礎。

五、總結：殖民主義的遺毒仍在繼續

作為一個命運多舛的民族，凝聚在宗教旗幟下的錫克人先后歷經了莫臥兒帝國與英國殖民統治當局的打壓。在英屬印度時期，殖民統治當局出于削弱反殖民力量的目的，對錫克教原有的組織結構和社會力量進行了嚴酷打壓，并對錫克教傳統社會進行了強制改造。加之基督教、印度教和伊斯蘭教等其他宗教的侵蝕，錫克教在旁遮普省的影響力不斷下降，錫克民族的身份認同危機也愈演愈烈。

面對這種不利的局面，錫克民族走上了依循反抗與變革的雙重策略重建錫克民族身份認同的道路：既以武力打擊英國殖民統治當局的統治力量，又通過社區內的自組織和對殖民統治力量的排擠達到實質性行使社會權利的目的。與此同時，錫克民族通過一系列旨在加強錫克教內部凝聚力和認同度的錫克教復興運動，重新提升了錫克社會衰弱的思想認同。在反殖民運動之外，大量錫克教徒也認識到錫克社會本身的落后和保守是阻礙錫克民族獨立的障礙。因此，他們著手對錫克教和錫克社會進行變革，在教育和經濟技術上引入現代元素，并推動宗教文化復興，重新拾起錫克文化的吸引力。

總的來說，錫克民族反抗與變革的雙重策略是成功的，錫克民族沒有在殖民者的統治下退化為非政治性的“族群”，而是重新構建起了追求獨立的錫克民族身份，在政治上實現了“新生”。但從長歷史的視角看，英國殖民者入侵的最惡劣的后果不是對錫克教的壓迫，而是打斷了錫克教追求獨立建國的進程，為將來一系列暴力事件埋下了種子。

自1699年戈賓德·辛格創立卡爾薩軍事組織反抗莫臥兒帝國的暴政起，歷經了一個半世紀的時間，錫克民族伴隨著錫克帝國的滅亡又回到了莫臥兒帝國時期被迫奉行“宗教—軍事民族主義”、追求獨立建國以自保的起點。相比于伊斯蘭教和印度教，錫克教始終難以形成足夠的影響力與其他宗教分庭抗禮。在這片土地上，不論何種宗教取得統治地位，錫克教只能成為被統治的一部分。在民族意識已經建構完成的情況下，錫克教無法融入印度教或伊斯蘭教，不得不在夾縫中尋求生存。在印巴分治引起的大規模教派仇殺中，大量錫克教徒身處旁遮普這一分裂的地區，不能獲得印度教徒或者穆斯林任意一方力的庇護，因而承受了無妄之災。即使是在印巴分治之后，錫克教徒仍然發起了“卡利斯坦運動”（Khalistan Movement），渴望統一為一個獨立的國家。甚至在1966年建立旁遮普語言邦之后，還有部分極端錫克教信眾頻頻發動恐怖襲擊以追求錫克教的獨立，最終導致印度政府發動“藍星行動”（Operation Blue Star），消滅了大量錫克教極端武裝分子。而這一行動又引發了時任印度總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被錫克族警衛暗殺的悲劇，以及隨后發生的全印度范圍內針對錫克教徒的大規模報復。一系列相互關聯、互為因果的流血事件給印度社會帶來嚴重撕裂，而問題的根源則應當追溯至殖民者的入侵活動。

時至今日，錫克教仍然是印度次大陸上一股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其曲折的發展歷史在向世人展示民族凝聚力和信仰力量的同時，也同今天巴勒斯坦熊熊燃燒的戰火一起，不斷向人們提示殖民主義給人類帶來的深重災難，以及在不同地區不同民族間造成的至今難以磨平的溝壑。

作者簡介：

何海洋，吉林大學國家發展與安全研究院博士研究生，西南政法大學白昃戰略研究院研究助理，本文第一作者。

劉欣宇，西南政法大學刑事偵查學院碩士研究生，本文通訊作者。

涂華忠，西南政法大學白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巴基斯坦研究中心主任，本文通訊作者。

本文整理自《區域國別學刊》2025年第1期文章，原標題為 《 反抗與變革：論英屬印度時期錫克民族身份的再建構》。

本期編輯：姜心宇

本期審核：單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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