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第一章 權力的象征性平衡

《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是美國政治學家和人類學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基于20世紀70年代末在馬來西亞吉打州“塞達卡”村長達數年的田野調查撰寫的著作，首版英文名《Weapons of the Weak》于1985年問世。作者曾任耶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深耕農民政治與底層研究數十年，書中融合人類學民族志方法與政治經濟學視角，記錄了一個稻米村莊在“綠色革命”沖擊下的社會裂變與底層回應。

全書以村莊日常生活的細膩敘事為主線，剖析了貧富分化加劇時，弱勢農民為何沒有發起公開暴動，而是轉而采取一系列“日常反抗形式”——包括偷懶、裝糊涂、暗中破壞、偷竊、誹謗、散布謠言乃至表面恭順背后的冷嘲熱諷。通過對比正式政治與日常政治，著重揭示底層群體在不具備公開對抗條件時，如何利用低成本、低風險的“弱者的武器”維護自身尊嚴與利益。書中案例多源自對村民對話、儀式、勞動場景的深度觀察，涉及土地分配、雇工關系、宗教習俗等主題，部分結論因對“霸權理論”的顛覆性質疑而引發學界持久論辯。該著作開創了“日常反抗”這一研究范式，被譯成十余種語言，成為當代政治學、社會學與人類學跨學科對話的里程碑式文本。

第一章 階級戰爭中的短兵相接

權力的象征性平衡

關于拉扎克和哈吉·布魯姆的故事——它們被恰到好處地添油加醋、修飾加工和重新講述——已經遠遠超出了純粹的消遣意義。在塞達卡富人與窮人之間的象征冷戰中，這些故事構成了一次小交火、一場小沖突。和大多數爭戰一樣，這場爭戰中的沖突雙方通常是在復雜的情境中相遇，其中有眾多的中立者、旁觀者和忠于不同派別的猶豫不決的參與者。至少，暫時看來，冷戰狀態會繼續維持。因為，一方面，極端對抗會威脅到很多潛在參與者的重要共享利益；另一方面，窮人很難想象直接對抗所導致的后果。這樣一來，“戰爭的消息”就幾乎全部由口頭爭論、制造假象、揭穿謊言、恐嚇威脅、一兩次小沖突和宣傳攻勢組成，其中宣傳攻勢是最重要的。

在這種意義上，廣為流傳的關于拉扎克和哈吉·布魯姆的故事或許可以理解成一種宣傳攻勢。如同有效的宣傳一樣，它們表明了——顯現了——這個小地方正在發生的全部爭論。富人只要一提到拉扎克的名字，就會聯想到一個貪心、不誠實、違背了應共同遵守的村莊規則的窮人形象。在富人看來，拉扎克是負面典型，唉，總體上窮人都在向其方向發展。而窮人們只要一提到哈吉·布魯姆的名字，就會聯想到一個貪婪的、吝嗇的、同樣違背了共同遵守的村莊規則的富人形象。在窮人看來，哈吉·布魯姆也是負面典型，總體上富人都在向其方向發展。

哈吉·布魯姆和拉扎克代表了富人和窮人行為的樣本，他們由此都獲得了相應的象征力量。每個村民都可以觀察到拉扎克的行為，因為每天他都給關于自己的故事添磚加瓦。關于哈吉·布魯姆行為的經驗僅僅是稍微不那么直接。因為幾乎每個人都見過或接觸過哈吉·布魯姆，而且每個成年人都聽過關于他搜取土地和放高利貸的第一手故事。由于這些故事的可感知性，村民可以把地方性的故事與自己的經驗相對照，因此這種宣傳攻勢不必太過于依賴事物的實際情況。至于人們選擇如何利用這些現存的活生生的故事——更確切地說是他們如何表述這些現存的生活生的故事——則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它們源于社會事實。

然而，哈吉·布魯姆和拉扎克作為社會標志的價值，既源于他們的可感知性，也源于他們越軌的行為。這種越軌行為不僅使他們的故事引人入勝，而且使他們成為有效的宣傳工具。即使是塞達卡的窮人也認為拉扎克的過分頑劣使其行為越軌。即使是高利貸者卡迪爾也認為哈吉·布魯姆獲得財富的手段違背了真主的訓誡和村莊社會規則。窮人和富人恰恰都利用一些極端的例子以便更好地為自己的立場服務，這些例子是雙方都不得不承認的。

關于這兩人的故事還應當被看做是正在建構的意識形態大廈的基石。作為意識形態，它們包含了對現實的批判和對理想的展望。它們試圖構建和維持一種觀點，即得體的、受歡迎的人類行為應該是怎樣的。對越軌行為的社會制裁有助于界定什么是正常的、恰當的和受歡迎的行為。這些故事作為完全不受歡迎的行為的負面案例，也達到了同樣的目的。因此，這些故事可以被看成是一種關于人類行為的社會文本。正因為既定的象征秩序的維持和這一秩序的變遷一樣，經常成為問題，這些故事就顯得尤為必要了。意識形態的修復和革新永無止境。

這些競爭性的意識形態的深層目的不僅在于說服，還在于控制；更確切地說，其目的在于通過說服進行控制。就其成功地形塑了人們的行為來說，它們也實現了一種階級目的。如果富人會從哈吉·布魯姆的故事中吸取教訓，他們就不會再放高利貸，不會再算計別人的土地，他們會在宗教救濟和筵席上表現得慷慨大方，他們會雇用更多的佃農和勞力。這樣一種安排會給窮人帶來明顯的利益。另一方面，如果窮人會從聲名狼藉的拉扎克事例中吸取教訓，他們就不會再強求富人的施舍，不會再參加未被邀請的筵席，他們將成為忠誠的勞力，做到言行一致。這樣一種安排同樣會給富人帶來明顯的利益。這就是一種象征的平衡。富人得到的教訓是，如果他像哈吉·布魯姆一樣行事，就會遭到同樣的貶斥；窮人得到的教訓是，如果他像拉扎克一樣行事，就會遭到同樣的鄙視。如果愿望成為現實，如果意識形態成為實踐，塞達卡就將變成由慷慨的、充滿同情的地主和誠實的、辛勤工作的佃農和勞力構成的小烏托邦。

但是，這種均衡也僅僅是象征性的。畢竟，這些告誡性的故事要求窮人和富人為了維護自己的名聲放棄眼前的物質利益。然而，好名聲有多重要呢？換言之，壞名聲的代價有多大呢？不幸的是，問題的答案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你是誰，因為壞名聲代價的大小直接取決于對壞名聲的人施加的社會和經濟制裁的輕重。從階級的觀點來看，人們必須思考窮人在多大程度上依賴于富人對其的好評，反之亦然。由此觀之，關于名聲的政治有點“一邊倒”的意味。可歸結如下：富人通常擁有將其認可的適宜行為強加給窮人的社會權力，但窮人卻很難以同樣的方式來要求富人。對于窮人而言，好名聲的作用有點像社會保險政策，使他們得以應對不計其數的農業生活中的不測風云。好名聲由窮人恭順行為的記錄所構成，包括在筵席和房屋搬遷中幫忙、積極肯干又不斤斤計較工資以及對村莊領袖的默默支持。好名聲會在找工作和慈善救濟時帶給他們切實的回報，在生老病死時帶給他們幫助，并借此獲取所有由村莊中執政黨進行分配的補貼。好名聲也在非正式的玩笑和鄉村生活的儀式方面帶來了切實的回報。已經聲名狼藉的拉扎克也因而獲得了打破村莊生活規則的一定自由。但是，他為這一自由付出了沉重代價——他得不到工作并受到公眾的嘲弄。他唯一的讓步就是經過精心算計后加入了執政黨。相反，哈姆扎確立并維持了一個好名聲。其代價是他花費在村莊項目、筵席烹飪、照看村莊的祈禱室及村莊集會場所方面的時間和勞力。另外一個代價，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就是盡管他有時并不覺得那些社會地位比他高的人值得尊敬，但為了佯裝恭敬，他不得不忍氣吞聲。但是他的好名聲使他在雇傭、扎卡特禮物、病時救助方面獲利并贏得了村民的尊重和體諒。這些回報是非常重要的，它們足以使塞達卡村除三四個窮人以外的幾乎全部窮人在大多數方面選擇遵從由村莊精英界定并強加給他們的適宜行為的標準。

在塞達卡這個小地方，“哈吉·布魯姆”們和“高利貸者卡迪爾”們由于名聲不好而深受排斥。而他們幾乎或完全不用從窮人那里獲得什么。這是一種諷刺：一方面，只有違背對人慷慨和體諒他人的原則，他們才能獲得土地、收入和權力；另一方面，只有遵守對人慷慨和體諒他人的原則，他們才能獲得好名聲。現在，他們實際上不受制裁約束。

但有一點是例外的。盡管富人相對來講或許可以不受物質制裁的影響，但他們無法逃脫象征制裁，比如誹謗謠言、背后議論、人身攻擊等。并且，即使在這個小范圍內，競爭也是不平等的。這在下述事實中體現得最為明顯：人們對拉扎克是當面的斥責，而對哈吉·布魯姆和高利貸者卡迪爾則總是背地里貶損。因此，高利貸者卡迪爾總是被當面稱呼為"Pak Haji"（“哈吉伯伯”）。如果他知道了自己廣為流傳的綽號，我都會感到驚奇。人們對他的嘲笑永遠無需傳到他的耳朵里或使他寢食難安。

當然，大部分對哈吉·卡迪爾的公開遵從都是“虛假遵從”。貧窮的村民，也包括其他人，選擇佯作遵從，因為他們完全知道任何其他舉動可能招致的懲罰。因此，當一位年老的村民伊沙克斗膽以貶抑的口吻談論哈吉·布魯姆后，由于害怕報復，他在最后要求我不要向住在燕鎮或明關村的任何人透露半句。我們在此處觀察到的是“臺前”與“幕后”行為的差異：在“臺前”權力負載的情境中所表現出來的遵從，在相對安全的“幕后”的私秘空間中發生了逆轉，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可以明確地說虛假遵從存在。

然而，即便是虛假遵從，也是對富人的社會權力的明確無誤的展示。毫無疑問，村莊精英繼續控制著公開的“舞臺”。公開的象征秩序通過表面的遵從得以維系，它不會遭到公然挑戰。與物質交換領域一樣，在這一很大程度是象征的層面上，社會權力的失衡允許對拉扎克的公開辱罵，卻禁止對哈吉·卡迪爾或哈吉·布魯姆的公開攻擊。

村莊中掌握權力的人并非完全控制了整個“舞臺”。雖然他們為“表演"寫好了腳本，但在此限制內，好斗者或造反者仍有足夠的運作空間來巧妙地表達他們對事件的蔑視和不滿。臺詞和表演姿勢是事先確定的，但清楚無疑的是許多“演員”只是裝裝樣子，并非在真心“表演”。有一個司機和行人都熟悉的老套例子可以說明“表演”中的此種行為。行人經過十字路口時恰好走到一半，這時交通燈由綠變紅，只要行人未面臨即將開近的車輛的迫切威脅，接下來發生的事就如同小戲劇一樣。行人會稍稍抬高腳走一兩步，裝做匆忙的樣子，從而暗示司機他要先通過。實際上，在幾乎所有的此類場合，如果我沒記錯的話，行人過十字路口的實際速度并不比他原來的步伐快。這給人以遵從的印象，卻沒有實質內容。但是象征秩序，即司機的通行權，并未遭到直接挑戰；實際上，行人表面上表現出的匆忙便是對象征秩序的認可和鞏固。幾乎可以認為，將象征遵從最大化恰是為了使實際遵從最小化。

貧窮村民就是采取了類似最低限度的遵從的形式，使他們虛假的“表演”得以巧妙地進行。他們會去參加富裕村民的筵席，但迅速吃完飯馬上就走。他們會遵循習俗，接受邀請，但其遵從行為常打“擦邊球”。他們也會以實物或現金作為禮物贈送，雖然數量比預期的要少，但也不至于少到被視為公然不敬的地步。按照“要求”，他們會問候走在村中路上的大土地所有者，但這種問候是縮水的，而且也不夠熱烈。所有這些和其他形式的勉強遵從，避免了公然違抗的不利，并且至少符合了富人通常所要求的禮貌和遵從的最低標準。同時，這還代表窮人也為“表演”本身加入了“幕后”的態度，雖然微不足道，但它足以將其意義傳達給“導演”，但又不會極端到冒公開對抗的風險。

我們在此分析的此種類型的沖突非常普遍，它在以下三個層面進行。首先是圍繞公平的定義展開的斗爭，旨在掌握評價當下經驗的概念和符號。其次，是當既定的公平定義用于特定的案例、特定的一套事實和特定的行為時，圍繞其適用性展開的斗爭。例如，假定富人應該慷慨，如果某個地主拒絕給窮人施舍，那么他是否違背了慷慨的原則。又如，如果一個人僅是裝窮或者其行為已使他喪失了接受慈善救濟的權利，此時拒絕救濟他是否合理。最后，當然是在農業革命帶來的巨大變遷中圍繞土地、工作、收入和權力展開的斗爭。

各方在這場斗爭中所使用的資源很難放在一起比較。在村莊的經濟生活中，地方精英幾乎總是有其特有的行事方式。倘若他們掌握了物質資源，他們在很大程度上也能控制公共儀式生活——即控制村莊中大多數窮人的“臺前”行為。只有“后臺”才能不受精英掌控。在那里，充滿了背后議論、流言語、言語攻擊和匿名的暗中嘲諷，以及對公共儀式秩序的否認。打個軍事上的比方，只有在這里，地形才相對有利于武器裝備較差的處于不利地位的一方。

有人也許會問：為什么我要選擇這樣一個不特別重要的村莊來考察少數歷史上的失敗者的抗爭呢？這毫無疑問是有緣由的。用巴靈頓·摩爾的話來說，塞達卡的窮人差不多都必然是“即將被前進的滾滾大潮輾過的階級”的成員。而且，國家強大的軍隊、農業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人口本身的增長都使他們舉步維艱。我們幾乎沒有理由相信，他們在村莊中能從本質上改善其前景，相反，我們有足夠的理由斷定他們會像他們數以萬計的先輩一樣面臨失敗的命運，至少在短期內是這樣。

確定這樣一項研究計劃的理由恰恰在于它的平凡——事實上，這才是歷史上所發生的階級沖突的常規情境。通過近距離、嚴密地考察這些情境，我們便可能發表一些關于常態的階級意識、日常的反抗和平常的階級關系的有意義的言論，因為在通常的情況下，公開的集體反抗或叛亂都不太可能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