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鄭永年：當人文定義不了技術的意義，我們正經歷“史上最嚴峻的”文明危機

對話鄭永年：

當人文定義不了技術的意義，

我們正經歷“史上最嚴峻的”文明危機

Dialogue 2026.6.25

世界｜對話｜觀點

本期對話亮點

HIGHLIGHTS

AI時代技術與人文的關系？技術主義的本質是什么？

AI時代，文化傳播的還有意義嗎？

腦機接口如果普及，會帶來怎樣的后果？

教育是否有機會改變人與AI的關系？

年輕人在AI時代該如何擇業？

編者按

2026.06.25

近期，雨果獎得主郝景芳一句“AI寫作的比重已經占到一半”引爆文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托卡爾丘克也因公開承認“與AI對話”創作而陷入輿論漩渦。與此同時，硅谷大廠正在以百萬年薪爭搶哲學家——從劍橋學者以“哲學家”頭銜入職Google DeepMind，到Anthropic組建專屬哲學團隊。AI一邊在“創造”，一邊在“取代”；人文一邊被“招安”，一邊被“吞噬”。

當AI以“月”甚至“日”為周期迅速迭代，人文的反思與發展卻仍停滯不前。這種速度上的代差，正將人類文明推向一個前所未有的困局。如何破局？大灣區評論與鄭永年教授展開對話。

大灣區對話

邀請嘉賓：鄭永年

本期采編：馮簫凝

技術不是人文，

解決不了“人的意義”問題

大灣區評論：

上一期我們主要從個體認知層面談AI對人的影響。這一期想將視野從個人放大到人文與文明的層面。一個清晰的趨勢是，技術不斷興起，人文卻在持續式微。英國學者斯諾（C.P.Snow）曾在《兩種文化》中討論過科學與人文的割裂。在您看來，AI時代的技術與人文，是一種什么關系？

鄭永年：

美國的科技右翼的一個主要觀點是，二戰以來因為各種因素技術發展被阻礙，人類所面臨的很多問題得不到解決，因此他們提倡“加速主義”，人類不能坐以待斃，希望通過技術的加速發展來解決一些問題。其實，如果我們把眼光轉到人文社科領域，情況更為糟糕。我們多次討論到，在世界范圍內，自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人類還沒有出現一個可以稱之為“偉大”的思想家。與技術進步相比，人文社科一直處于衰落狀態。今天，隨著智能社會的到來，人文社科在加速衰落。從文明的角度來說，這是異常危險的。

技術和人文并非天然對立。關鍵在于人類發展技術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技術的目的是服務于人類，當然可以增進人文。近代以來，印刷術、交通技術、傳播技術等，都讓文化傳播更廣、人的生活更豐富，對人文發展產生了積極作用。

但技術本身不是人文。人文要解決的是人的問題——人為什么活著、什么是美、什么是善。所有這些關于人的意義層面的問題，技術解決不了。

我舉過奧本海默的例子。作為科學家，他是成功的。但是，在原子彈爆炸成功后，他卻無法定義這門技術的意義，所以他非常誠實地感慨道，并引述《薄伽梵歌》說“我已成為死神，世界的毀滅者。”科學和技術可以創造“力量”，但“力量”一旦被創造出來，就不再是科學家們所能掌控的。核武器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人類并沒有因為發明核武器而變得更安全。這說明，技術本身不能定義人，而是要由人來定義技術。

現在的問題是，普天之下都是技術主義。美國很多科技企業家、科技右派，或者科技左翼，本質上都是技術主義——他們傾向于讓技術決定一切，或者另一個極端，反技術。人們需要提問，如果讓馬斯克、彼得·蒂爾、奧特曼這樣的人來定義社會，這將導向一個怎樣的社會？

科技右派們會關心哲學與藝術嗎？會關心文化和意義嗎？大概率不會。至少不是我們理解的那種"關心"。他們可能會把哲學當作“對齊工具”，把藝術當作“內容生成”，把文化當作“可優化的數據集”——一切都是手段，唯獨不是目的。在他們的邏輯里，文化如果不服務于技術擴張，就沒有存在的價值；哲學如果不能為AI提供倫理框架，就是浪費時間的思辨。那么，科技右派們的目的是什么呢？馬克思還是對的，資本就是要主宰世界。

這就是技術主義的本質：它不毀滅人文，而且經常以人文包裝自己，但它無視人文。它根本不在乎人的意義、美與善、文明的厚度與深度。它只在乎一個東西——技術能不能更快地迭代，能不能更高效地覆蓋世界。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大灣區評論：

確實如此。據媒體報道，谷歌、OpenAI等公司在以不菲薪資聘請哲學家。比如今年4月，劍橋大學學者Henry Shevlin宣布加入Google DeepMind，職位就是哲學家。OpenAI CEO薩姆·奧特曼曾公開表示，OpenAI在制定ChatGPT行為規則時，咨詢了“數百位道德哲學家”。您怎么看？

鄭永年：

這種聘請，就是前面所說的“包裝”，似乎人工智能可以“人文化”。但結果則是確定的，那就是取代。這些被雇傭的哲學家，只是幫AI訓練專業領域。事實上，人工智能不會自動取代人類，是人類在賦能人工智能來取代人類。如果這樣，我們就要十分警惕。如果科技精英們真的開始關注到人文的重要性，至少是意識到技術的發展是需要有一條底線的，那這是一件好事，但現實的情況不是這樣的。經驗地看，任何一個領域，一旦被人工智能的資本盯上，這個領域會有一段時間的所謂“繁榮”期，之后就被無情地取代。

谷歌DeepMind最近設立了全職哲學家崗位，劍橋大學學者亨利·夏林（Henry Shevlin）宣布，他即將加入Google DeepMind（圖源：金融時報）

回到上一個問題對《兩種文化》的討論。斯諾早在1959年就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他在劍橋大學那場著名的《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演講中指出，西方社會的知識生活正日益分裂為兩個對立的陣營——人文知識分子與科學家，二者之間橫亙著“一道互不理解的鴻溝”。

但是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斯諾描述的那道鴻溝不僅沒有彌合，反而在技術的急速膨脹中被越拉越寬。在斯諾的時代，科學文化的崛起尚在可感知的范圍內——人造衛星上天、核物理突破，技術的速度還可以被人的經驗所跟隨。

但AI時代完全不同。技術迭代的周期從“代際”壓縮到“月度”甚至是“日”，人文的反思還沒來得及展開，新的技術版本已經覆蓋了前一個。人文的發展速度，根本配不上技術的“加速度”。

一個很直觀的觀察是：二戰之后，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世界范圍內再難出現堪文藝復興和啟蒙時代比肩的偉大哲學家、思想家。我們有技術天才、有商業巨擘，但沒有新的孔子、柏拉圖、康德。這固然有學科分化日益精細的原因，但更根本的是，思考需要時間，而技術的快速迭代不給人時間。

資本與技術的合流，追求的是速度和效率，而非沉思和批判。人文的節奏是“慢”的——它需要沉淀、需要反復、需要在孤獨中孕育。技術的節奏是“快”的——它追求迭代、追求覆蓋、追求不斷刷新。這兩種節奏天然不匹配，而在這場速度的競賽中，人文注定被甩在后面。更為嚴峻的是，現在大多人文領域的人們，要么不懂技術，不知道如何應付技術；要么在“科學化”的偽裝下把人文社會“理工科化”，做著“自掘墳墓”的事情。

我們正在經歷的，不只是“兩種文化”的對立，而是一種更嚴峻的失衡——技術不再是與人文學科“平起平坐”的另一極。換句話說，技術的發展正在吞噬人文賴以生存的時間和空間。

奧本海默的困境，其實也是人類整個文明的集體困境。我們擁有了越來越多的“力量”，卻越來越少地思考這些力量應當去向何方。如果連“人是什么”這個問題都要交給AI來回答，那么斯諾當年擔心的“整體文化的喪失”，就不再是預言，而是現實。

AI時代可能

“有傳播，但沒有文化”

大灣區評論：

有一個數據值得深思。Graphite的研究團隊分析了2020年至2025年間6.5萬篇英文網絡文章，發現截至2025年5月，互聯網上52%的書面內容已經是AI生成的了。而在ChatGPT問世之前，這個比例僅為5%左右。如果一個社會中，我們接觸的信息和閱讀的內容，超過一半已不再源自人的思考和創造，而是AI不斷迭代出來的內容，這些東西還可以稱作“文化”嗎？

鄭永年：

這個問題非常重要。我們需要先理清一個基本區別。

人工智能時代以前，是人先創造文化，再用技術傳播文化。即使在農業社會，技術水平很低，人也能創造文化——有詩經、有論語、有希臘悲劇。有了技術以后，人使用技術來傳播文化。紙張、印刷術、報紙、廣播、互聯網，都是傳播人創造的文化。

到了人工智能時代，情況變了。技術開始自己為人類生成“文化”。人創造文化，和技術生成文化，這是兩碼事。

有人會說，AI生成的內容也是基于人類已有的文化。但問題就在這里——AI只是基于已有數據的重組，它不是人的思維。文化是怎么來的？文化是人和人、文明和文明之間碰撞出來的，是“化學反應”。文化是多元的，是異質的東西碰到一起產生了新東西。而機器生成的內容是什么？是排列組合，是“物理反應”。它沒有“異質”的東西——所有輸入都是數據，輸出也是數據。這還能叫文化嗎？我對此保持高度懷疑。

更深一層的問題是：如果未來互聯網上80%以上的內容都由AI生成，那互聯網本身作為文化傳播平臺的意義就要大打折扣了。

我們可能還感受不到這種天差地別，是因為我們已經形成了自身的智能，對人工智能尚有辨別能力。但在人工智能時代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可能從小就在這個環境里長大，他們會認為那就是文化。這就回到我們上一篇討論的核心問題——AI正在重新定義“人”。

如果一個社會里成長起來的人，從小接觸的文化就是機器生成的，那他理解的“文化”和我們理解的“文化”，大概也不再是同一種東西了。

以前人們擔心人工智能會帶來集權，主要是擔憂政府更有能力監視你。但現在看，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更大的問題不是監視，而是塑造。當人工智能進入人的成長環境，從一開始就塑造你的信息、情緒、判斷和行為。這比單純監視要更深刻、更隱蔽。

麻省理工學院的研究人員在實驗中用腦電圖記錄了參與者使用生成式AI時的大腦活動，并發現在這個過程中，大腦神經網絡中與認知處理相關的活動較少（圖源：BBC）

大灣區評論：

以前我們說的文化傳播，傳的是不同文明的獨特智慧——中國的、西方的、印度的，各有各的“根”。如果以后全世界的大模型底層邏輯都差不多，生成出來的東西也大同小異，那文化傳播的意義在哪里？

鄭永年：

過去的文化傳播，本質上傳播的都是“人的文化”。基督教創造的文化、東正教創造的文化、伊斯蘭文化、孔子代表的中國文化，都是人類在特定環境中創造出來的，然后再通過技術手段傳播到其他地方。

但現在的人工智能是什么？它更多是一種通信機制，是傳播手段，不一定是文化本身。

設想一下，未來中國有中國的大模型，美國有美國的大模型，歐洲有歐洲的大模型——但底層生成的東西差不多，邏輯一樣、數學一樣、底層結構一樣，只是在某些領域通過人為干預制造出一點差別。

這些不同國家/地區的大模型早已不再是以前意義上的幾大文明了。過去幾大文明都是在不同環境中自我生成的——各自長出來的，各有各的根。以后可能沒有這種自我生成，就只剩下統一化的信息生產了。這還能叫文化的“傳播”嗎？這已經是信息的“量產”和“分發”了。

很顯然，這不僅僅是簡單的文明“傳播”的問題。“傳播”發生在不同文明之間。人類迄今為止的文明都是在不同地區自我生成的。正是因為是自我生成的，我們才講“多元”。只有通過人為的干預，例如全球化或者政治手段，不同文明之間才會找到一些共同的東西，例如人們一直在討論的共同的“規則”“規制”等。

但智能時代的文明是趨同的，具有同質性，因為無論哪一個大模型其生成邏輯是一樣的。進入智能時代，小的文化正在加速被消失，或者被邊緣化，或者被容納，或者以其它方式失去了存在。智能是去文化的。經驗地看，只有通過政治或者其它方式，才會出現一些不同的東西，并且是膚淺的層面。這和迄今為止人類所經歷的文明剛好相反。除非你接受了這種所謂的“新文明”，否則你會覺得這不是文明的進步，而是倒退。文明因為多元而美麗，智能社會導向的是“一元化”文明。這樣的文明自然是無趣的，也是毫無意義的。

大灣區評論：

從這個角度上看，AI對人類的文化多樣性和思維多元性都將產生極大的沖擊。

鄭永年：

是的。人類文明之所以有活力，就是因為不同。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國家、不同思想，這些差異之間會相互刺激、相互激發。沒有差異，就沒有創造力。但大模型如果一路朝著統一化信息生產的方向走，人的思維必然會趨同。

現在語言在大模型里已經不是障礙了，不同語言的語料數據都往里喂。像英文、中文這樣的大語種還能扛一扛，但那些承載著獨特歷史、獨特智慧的小語種，很可能在不知不覺中就被吸收、被同化，然后消失。這是文化多樣性的巨大損失。

你想一想，不同大模型在邏輯上有什么根本區別？數學是一樣的，底層架構是一樣的，數據來源也越來越趨同。區別在哪里？只在某些敏感領域——比如政治、宗教——通過人為干預制造出一點不同。

這就可能出現一個局面：有傳播，但沒有文化。不同國家、不同地域之間，技術上是連通了，信息是流動了，但流動的內容越來越一樣。最后只剩下哪個系統傳播得更快、哪個系統干預得更多或更少——干預多一點，不同就多一點；干預少一點，就幾乎一模一樣。

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在用同樣的邏輯、同樣的表達、同樣的知識系統思考問題，那人類文明還有什么意思？這樣的社會，我不覺得是進步，反而是一種倒退。

敘利亞一座被遺棄的雕像（圖源：BBC）

大灣區評論：

再往遠一點設想，馬斯克那邊Neuralink的腦機接口已經搞了好幾年了。如果人類知識的總和都在大模型里面，甚至以后變成芯片植入每個人腦子里，那會怎么樣？

鄭永年：

如果真到那一步，不要說傳播本身沒有意義了，人本身也沒有意義了。

腦機接口如果只是幫癱瘓的人恢復溝通能力——這本身是好事，是醫療技術的進步。但馬斯克的野心不止于此。正如他在預言中所說，未來人類只是硅基生命的“生物引導程序”，他的目標是人與AI融合，是把大腦變成一個終端，直接和外部系統對接。

如果所有人都能通過腦機接口接入同一個模型，調取同一個知識系統，需要什么內容，腦子里自動就出來了——那人是什么？是一個終端，一個空殼，一個會呼吸的U盤。那不是人，那是機器人。

人的大腦不是存儲器，它遠比存儲器復雜。人有經驗，有判斷，有情感，有直覺，有人與人之間的碰撞和共鳴。如果只是把知識調出來、排列一下，那叫編排，不叫創造。

如果把人類知識的總和直接用“芯片”植入，也就是人類連“學”這個動作都不需要了。那人類賴以成為人的那個過程整個就被跳過了。從來沒有經歷過從“不會”到“會”的完整訓練，怎么可能真正理解世界？怎么可能產生真正屬于自己的判斷？

說得重一點，如果人類只剩下調用知識的能力，而沒有產生新思想的能力，那人類也失去了最重要的存在的意義。

教育仍然重要，

但必須重新定位人與AI的關系

大灣區評論：

聊了這么多，感覺有點悲觀。技術跑得比人文快，那教育還有機會改變這個走向嗎？

鄭永年：

教育當然非常重要，并且是唯一的希望。但當下的教育必須得到改變。文藝復興、啟蒙運動靠什么？靠教育。歷史上每一次人類文明的轉向，教育都是那個舵手。所以我對教育仍然抱有希望——但前提是，人工智能時代，教育界首先要思考如何改革？

現在很少有人能完全拒絕AI了。所以問題不是“用不用”，而是“怎么用”。關鍵是要想清楚一件事：人和AI之間，到底怎么分工？

抽象地看，分工其實挺清楚的。AI擅長什么？實證科學、數據科學、經驗分析——這些“形而下”的東西。處理數據、總結經驗、算得快、算得準，這些AI比人強得多。你讓一個人去跟AI比算力，那是自取其辱。

但人文、美學、道德學、宗教、意義判斷——這些“形而上”的東西，AI比不上人類。AI可以生成一幅看起來不錯的圖畫，但那不是因為它覺得“美”，而是因為你給了它指令。AI可以生成一個美妙的歌曲，但那不是因為它自己聽懂了，而是因為你給它指令，用這個來取悅于你。AI沒有判斷力，它只有執行力。普林斯頓大學的科學家此前有一份報告說，AI充其量就是一個“馬屁精”，此話不假。一句話，AI很難自己開創一個真正新的文明分支——它只能基于已有的東西做排列組合。

人不一樣。人能創造新的方向、新的分支、新的范式。所以人類不是完全沒有希望。希望就在要明確和AI的分工——“形而上”歸人，“形而下”歸機器。這個分工如果搞清楚了，AI就是工具，不是對手。

但前提是，我們必須對人工智能的發展不斷進行反思。不能只是一哄而上，大家都喊“擁抱”。企業擁抱、學校擁抱、政府擁抱，好像誰不擁抱誰就落后了。如果只是為了快、為了高效，不加反思地用，那不是人在使用工具，那是工具在使用人。這是非常危險的。

AI已徹底改變許多人從網絡獲取資訊的方式（圖源：BBC）

大灣區評論：

AI時代，年輕人在專業選擇和未來擇業上，您有什么建議？

鄭永年：

我的建議很簡單，先看清楚AI已經取代了誰，再看看AI還沒取代誰。

現在有一個很諷刺的現象——AI最先取代的，恰恰是那些最“熱門”的專業。資本看到哪個領域火，就往里砸錢，推它三五年，然后呢？這個領域的人可能最先被AI取代。美國前幾年計算機專業最火，現在計算機專業反而是就業受沖擊最大的。碼農也有個高峰期，但現在正在被快速取代。今天人工智能開始雇傭哲學和人文社科學者，那不是“人文化”，而是試圖在不久后就取代人文。簡單地說，不管是什么行業，越是被人工智能看上，這個領域就越依賴人工智能，也越可能更快被人工智能取代。這儼然已經是一個鐵律，只是速度快慢不同。馬斯克說，AI最先取代的是專業人才。這是千真萬確的，因為各個領域的專業人才被資本牽著鼻子走，自毀長城。

所以年輕人別跟著熱鬧走。如果你最終不想被取代，就別看到什么熱門就往里擠，別跟著資本邏輯跑，別輕易相信那些蠱惑人心的宣傳。

我碰到一些管道工、修電器設備的人，他們反而很有信心。這并不是說鼓勵年輕人要去做這些“藍領”工作，而是說明，不要簡單追逐最熱門的技術崗位。很多看似熱門的崗位，可能最先被人工智能取代。

文科生也要小心。剛才提到有AI公司招文科生、哲學家，很多人覺得機會來了。但如果你只是幫AI訓練你的專業領域——比如幫它標注倫理判斷、幫它識別文化細節——你很可能是在幫它取代你自己。AI不會自動取代你，是你幫它學會了你，然后它取代了你。所以年輕人一定要意識到，如果你不想被人工智能取代，就不要成為人工智能資本邏輯的一部分。

要理解一個道理：人和AI之間，應該是勞動分工的關系，不是你主動把自己交給AI替代的關系。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做AI做不了的事，而不是跟AI搶它擅長的事。

人工智能到現在為止，仍然是先“人工”，后“智能”。很多事情人工智能不能做，比如前面說的“形而上”的東西。要學會觀察社會、政治、經濟，并在觀察基礎上形成自己的思考，這些思考和判斷是AI不能真正取代的。

社會始終在變化，國家也在變化。年輕人要走在前頭，要牽著AI走，不是被AI牽著走。要讓AI離不開你，而不是讓它取代你。

工作一定還是有的。但每個人都要好好想一想，你到底想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這個問題，AI不能替你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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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內容為《大灣區評論》編輯組根據與鄭永年教授的訪談內容整理而成。

GBA 新傳媒

對話整理 | 馮簫凝

排版 | 許梓烽

初審 | 王炳云

終審 | 馮簫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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