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是時候支付脫歐的賬單了｜GBA編譯

譯者按 ·2026·06·25

斯塔默上臺之初宣稱以“莊重”與技術官僚治理修復保守黨留下的爛攤子，并刻意淡化脫歐沖突，寄望用溫和的對歐合作換取政治安穩。但現實證明，脫歐帶來的非關稅壁壘、投資外流與增長失速不會因沉默而消失；當外部環境轉冷、利率高企、貿易秩序碎裂，英國缺少單一市場“緩沖墊”的代價便集中爆發。

當地時間6月22日，斯塔默在唐寧街10號首相府前宣布辭職，財政大臣里夫斯的政治前景也已岌岌可危——這不僅是執政團隊的挫敗，更像對“可以低成本脫歐”的終極否定。本文強調的“大協議”思路——把安全承諾與經濟準入打包交易——是否會是下一任工黨領袖在市場壓力與選舉撕裂之間，少數仍可操作的出路？

本文原載于《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原題為“New Prime Minister, Same Problem”，囿于篇幅，有所刪減，供讀者參考。

2024年7月，當斯塔默帶領工黨贏得壓倒性勝利時，他將這一結果譽為保守黨十四年“治理失當”的終結，以及一個穩定、技術官僚型政府長周期的開端。他承諾回歸“莊重”（seriousness），其財政大臣瑞秋·里夫斯（Rachel Reeves）則誓言要將財政責任感與更積極的國家干預相結合。由于選票分布的特性，疲憊不堪的選民僅投出了33.7%的普選票，便為工黨換取了下議院650個席位中的411席。這并非一份熱烈的認可——當時便被戲稱為“無愛的壓倒性勝利”（loveless landslide）——但由于選民愿意“疑罪從無”，這足以開啟斯塔默的任期。

然而，近兩年后，選民的疑慮已固化為近乎蔑視的情緒。在多數全國民調中，工黨已落后于奈杰爾·法拉奇（Nigel Paul Farage）領導的激進力量——英國改革黨（Reform UK）近十個百分點。這與2024年大選形成了鮮明對比，當時英國改革黨的得票率比工黨低了近20個百分點。到2026年6月22日，斯塔默的地位已不再穩固，他被迫屈從于現實，宣布將在工黨選出繼任者后引退。而他幾乎板上釘釘的繼任者是安迪·伯納姆（Andy Burnham）——這位深受歡迎的前大曼徹斯特市長于6月18日在梅克菲爾德選區的補選中以近55%的得票率重返議會。

對于工黨陷入困境的解釋大多聚焦于戰術失誤：斯塔默的溝通失敗、里夫斯過于嚴苛的財政規則、2024年削減領取養老金者的冬季燃料補貼，以及2025年征收的家庭農場稅。這些固然是事實，但它們只是表象而非根源。深層邏輯在于，作為現代英國歷史上的定義性政治事件，“脫歐”終于寄來了賬單，而工黨恰好在此時在任。十年來，英國一直設法推遲對2016年6月公投結果進行全面清算。斯塔默的策略依賴于將脫歐議題“去政治化”，消解其爆炸性，使其既無法成為對手集結的旗幟，也不會分裂自己的聯盟。這意味著他排除了加入關稅同盟或單一市場的可能性，并將其政治雄心局限于與歐盟開展溫和的監管合作。

從選舉角度看，這一策略曾奏效了。在短期內，它幾乎沒有成本；且在2024年相對寬容的經濟環境下，英國經濟的表現雖不及同類國家，但尚能避免劇烈危機。然而，那樣的環境已不復存在。隨著特朗普重返白宮、將關稅武器化，以及基于規則的貿易秩序分崩離析，一個毫無“緩沖空間”的英國經濟已徹底暴露在風暴中。歐盟盡管存在諸多功能失調，但其擁有龐大的內部市場和體量，足以作為大國而非“懇求者”進行博弈。而英國，已失去了這種資本。

眼下，英國若要抵御這場全球性的政治經濟風暴，同時工黨若要防止其執政聯盟分崩離析，唯一的良方便是尋求與歐盟建立更為緊密的伙伴關系。有理由相信，達成一項“大協議”（Grand Bargain）是切實可行的：英國經濟渴求歐洲市場的準入權，而歐洲則亟需英國的軍事力量作為支撐。現在，萬事俱備，唯獨欠缺那最后一份、也是最為難得的要素：政治意志。

6月22日，英國首相斯塔默在唐寧街發表辭職聲明（圖源：路透社）

那些逝去的紅利

要理解為何英國在近期的經濟沖擊中比歐洲大陸鄰國遭受更深重的苦難，回顧其曾擁有的歐盟成員國身份提供了哪些保障是大有裨益的。單一市場曾賦予英國企業無障礙進入4.5億消費者市場的權限，使英國成為外資進入歐洲的“門戶”和“引力場”。關稅同盟則讓英國出口免于原產地規則核查、衛生檢驗以及如今橫亙在英吉利海峽間的繁文縟節。那些允許歐盟公司在成員國內自由跨境經營的規則——即所謂的“金融通行證”（Passporting）——讓倫敦城成為了歐洲事實上的金融中心；而協同監管機制則確保英國在制定歐洲標準時擁有一席之地。

所有這一切，并不需要英國放棄自己的貨幣、央行、財政政策或軍隊。20世紀90年代初，英國首相約翰·梅杰（John Major）在簽署《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時談判達成的“退出條款”（opt-outs），讓英國在幾乎不承受超國家權力約束的情況下，享受了歐洲一體化的大部分紅利。歐洲其他國家之所以容忍這種特殊待遇，是因為英國帶來了軍事分量、金融專業知識，并作為制衡法德主導地位的重要砝碼。

正如兩年前馬克·布萊斯（Mark Blyth）與我在《外交事務》上所論證的那樣，放棄這一安排是一個“災難性的經濟烏龍球”（colossal economic own goal）。非關稅壁壘的引入抬高了對歐貿易成本，據英國預算責任辦公室（OBR）目前測算，將導致長期GDP損失約4%。這意味著國民收入每年將永久性減少約1320億美元，相當于平均每個家庭損失近4650美元。英國對歐服務貿易（尤其是金融服務）從未恢復到公投前的增長軌跡，而外資則已轉向阿姆斯特丹、都柏林、法蘭克福和巴黎。正如英國物理學家理查德·瓊斯（Richard Jones）所指出的，到2023年底，英國人均實際GDP比1955年至2008年間的增長趨勢預測值低了約28%。脫歐并非唯一原因——長期生產率低下、多年投資不足，以及2008年危機后長期財政緊縮的陰影，都早于公投而存在——但脫歐惡化了既有趨勢，并封死了重返增長最便捷的路徑。在公投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這些成本是分散的，很容易被斥為那些從一開始就反對脫歐的經濟學家的“一家之辭”。英國就業市場的韌性（盡管多為低薪、低生產率的服務行業）曾讓支持脫歐者聲稱那些“末日預言者”錯了。但他們并沒有錯，他們只是預測得早了點。

最清晰的信號來自英國債券市場。國債收益率是一個國家借貸所需支付的利率。收益率上升預示著貸款人認為借款給該國的風險正在增加，這使得償還國債的成本更加高昂，從而擠占了其他領域的開支。進入2025年并延續至2026年，英國十年期國債收益率穩步爬升。這并非主要是工黨財政決策的結果——里夫斯比她的保守黨前任更加嚴于律己，她為經濟政策設定的財政規則比前任財政大臣杰里米·亨特（Jeremy Hunt）還要嚴苛。

然而，國債收益率依然持續上升。部分原因源于全球環境：美聯儲降息步伐緩慢，維持了全球范圍內的借貸高成本，并推高了包括英國在內的各國債務收益率。同時，期限溢價（即投資者因持有長期債務而要求的額外補償）也在全球范圍內普漲。

但英國的表現始終遜于同行。目前，其十年期國債收益率比同類法國債券高出約115個基點，比德國債券高出185個基點。這意味著在相同借貸期限內，英國必須支付比鄰國高得多的利息。這種利差反映的并非倫敦的公共財政狀況（其狀況與巴黎或柏林相似），而是相對增長前景以及吸收沖擊能力的減弱。投資者看不出英國如何能擺脫“低增長、高利率”的泥潭，除非其與歐盟的關系發生根本性改變，或者實施一場挑戰政治容忍度極限的長期財政緊縮。

民意的悄然轉向

過去一年中，最令人矚目的發展莫過于英國公眾對脫歐態度的轉變——這種轉變雖悄無聲息，卻已確鑿無疑。YouGov自2022年以來的民調顯示，大多數選民已將脫歐視作一場錯誤。事實上，就在本月，56%的英國民眾表示離開歐盟是錯誤的決定。在工黨選民中，這種轉向尤為劇烈：約五分之四的人支持就加入關稅同盟開啟談判。盡管對于“重返歐盟”尚未形成共識，但辯論的焦點已不再是脫歐是否兌現了諾言，而是英國應以多緊密的程度重新連接歐洲。

令人玩味的是，如此眾多的選民轉而投向法拉奇的懷抱，而他正是當年脫歐運動的領軍人物，且至今仍堅稱脫歐本身沒錯，錯在政治精英階層未能落實。這種現象與其說是對脫歐的熱情，不如說是對建制派政黨的徹底幻滅。英國改革黨的崛起，其動力源自民眾對移民問題、生活水平停滯以及公共服務匱乏的怒火；諷刺的是，大量支持該黨的選民在面對民調專家時，往往會隨口接上一句：離開歐盟確實是個錯誤。

6月20日，英國倫敦，脫歐公投十周年之際，示威者在車站附近舉著歐盟旗幟和支持歐盟的標語牌參加“全國重返歐盟游行”，呼吁英國政府重新加入歐盟（圖源：Getty Images）

然而，這種情緒的轉變尚未轉化為政策。斯塔默團隊曾深受2019年大選的重創：當時工黨支持舉行第二次脫歐公投，導致其在英格蘭北部失去了數十個席位，而那些選區曾是該黨最穩固的地盤（即所謂的“紅墻”）。因此，斯塔默執政后決心規避任何可能被定性為“背叛脫歐”的行為。2024年的工黨競選綱領明確排除了重新加入單一市場和關稅同盟的可能性，僅承諾與布魯塞爾進行模糊的“重啟”。執政以來，該黨僅達成了一項安全伙伴關系協議、一份關于農產品貿易檢疫的微小協議，以及恢復參與“伊拉斯謨”學生交流計劃和部分能源技術合作。對于那些比起學生交流或獸醫文書，更在乎高昂生活成本、停滯的薪資以及瀕臨崩潰的公共服務的選民來說，這些舉措顯然是杯水車薪。

在此背景下，工黨內部同僚對斯塔默發起的挑戰便不難理解了。前衛生大臣韋斯·斯特里廷（Wes Streeting）——他在決定支持伯納姆之前曾考慮過自己競逐領導權——走得最遠，他在5月公開呼吁英國重新加入歐盟。相比之下，伯納姆則無法表現得如此激進地親歐。他所代表的梅克菲爾德選區在2016年投下了脫歐票，因此他在補選期間刻意回避了歐洲話題。這種政治紀律收到了回報，但他新選區的民意傾向仍將是其面臨的張力來源。從全國來看，多數人或許渴望與布魯塞爾建立更緊密的聯系，但對伯納姆議席最直接的威脅，卻來自那些疑歐的改革黨擁躉。

伯納姆的三重困局

伯納姆極有可能在7月中旬接替斯塔默，成為工黨的新領袖。他正面臨著一個典型的“三難選擇”：這位新首相可以在三個目標中任選其二，但絕不可能三者兼得。這三個目標分別是：維持脫歐協議的合法性、通過可行的增長戰略恢復債券市場的信譽、以及保持2024年助工黨奪權的選舉聯盟之團結。

如果堅持捍衛公投結果并維持聯盟團結，那么隨著經濟增長乏力、財政空間收縮，債券市場將無情地施加懲罰。這本質上正是“斯塔默-里夫斯”路線的失敗邏輯，其破產跡象已愈發明顯。如果為了恢復增長而尋求關稅同盟或單一市場對標，改革黨勢必會發起一場“背叛脫歐”的政治運動，從而瓦解工黨的多數席位。如果試圖采取折中方案——在某些領域深化整合，在修辭上捍衛脫歐——結果可能是“兩頭落空”：既不足以安撫市場，也無法平息脫歐派的疑慮。

如今的局面與1976年驚人地相似。當時，詹姆斯·卡拉漢（James Callaghan）領導的工黨政府在貨幣危機中“低聲下氣地”求助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那段往事被視為國恥，事實也的確如此。但那也是一個轉折點：外部壓力迫使工黨放棄了戰后通過主動需求管理維持充分就業的凱恩斯主義戰略——英國政府并非自愿，而是被市場、通脹以及IMF強行攤牌后的轉型。而當前領導層正面臨類似的局面。曾經讓英國在表現低迷時仍能避免經濟危機的“緩沖墊”——全球低利率、基于規則的貿易秩序以及歐盟成員國身份——已悉數剝落。剩下的，是一個增長必須提速、融資成本卻高得難以負擔、且面臨一代人以來最險惡國際環境的羸弱經濟體。這種僵局，遲早會崩塌。

如果這個“三難選擇”有出口，那便是達成一項“大協議”：英國向歐盟提供其雄厚的軍事與情報能力，以換取對單一市場的長期準入。這種安排能實現足以令債券市場滿意的整合程度，又無需通過全盤否定脫歐來撕裂工黨的選民基礎。自2024年我與布萊斯在《外交事務》提出這一建議以來，其必要性已愈發凸顯。當時，人們擔心歐洲過于被動且依賴華盛頓，不值得英國去交易。但那個歐洲已不復存在。受特朗普行為的震懾——他拋棄烏克蘭、威脅格陵蘭、并在北約問題上搖擺不定——歐洲大陸已開始蹣跚地接管自身防務。今年早些時候，歐盟開始撥款執行一項1750億美元的重整軍備計劃，這是其歷史上首次通過共同借貸資助聯合防務項目，以重建被掏空的工業基礎。

然而，未來合作的核心并非由布魯塞爾的機構構建，而是由“志同道合者聯盟”（coalitions of the willing）主導，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由法英引領的軸心。在美援從2024年的190億美元暴跌至2026年的4億美元象征性撥款后，巴黎和倫敦撐起了烏克蘭的防務；今年4月，兩國還召集51國計劃開展獨立行動，以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英國已經在為保衛烏克蘭和威懾俄羅斯提供所需的資金與人力。但由于不在單一市場內，英國未能從其作為歐洲關鍵角色中獲得任何經濟紅利。“大協議”將修正這一錯配。歐洲人或許會對獎賞一個“選擇離開的國家”感到抵觸，但現狀已不再符合歐盟利益。目前英國的貢獻是自愿且可逆的，受制于倫敦政壇的更迭。而一份具有約束力的條約，將把英國的武力、資金和情報長期鎖定在歐洲防務框架內。鑒于歐洲大陸已無法指望美國，英國現在完全有籌碼為這些貢獻“開價”。

最雄心勃勃且最正確的方案，是不會將安全視為貿易協議的“添頭”。相反，倫敦和布魯塞爾應同時簽署單一市場與關稅協議，以及具有約束力的安全伙伴關系。經濟協議將修復脫歐破壞的大部分成果，包括貨物與農產品的無摩擦貿易以及服務業的選擇性準入，同時通過“退出條款”使其在英國公眾面前過關：無需加入歐元區，也無需無條件的人員自由流動。布魯塞爾在后者上不會輕易讓步，但由于其迫切需要英國的防務能力，它可能愿意接受一種針對青年或技術工人的、有管理的互惠勞動力流動方案，而非無條件的自由流動。同時，安全協議將通過條約形式，將英國武裝力量、國防工業和情報機構植入歐洲集體防御——通過聯合采購、整合指揮體系以及保障對歐使命的貢獻——確保這一伙伴關系能跨越倫敦政壇的政治起伏。

這一切絕非易事。但工黨的籌碼遠比其畏首畏尾的“政治紅線”所顯示的要雄厚得多。英國不應以“哀求者”的姿態出現，而應作為歐洲安全事業中“不可或缺的貢獻者”走上談判桌，并要求獲得相應的報酬。否則，擺在面前的只有持續的衰落、飆升的收益率、財政收縮以及政黨的慢性選舉自殺。那是一條通往虛無的死路。

6月19日，重返議會的安迪·伯納姆出席活動現場（圖源：路透社）

殊途同歸

在2017年初發表于《外交事務》的一篇文章中，我曾論證過：脫歐對英國的傷害將遠超歐盟，其成本將不可遏止地累積，這種轉變最終將迫使英國面對一場“大清算”。如今，這一預言已成現實。歐盟并未崩潰，反而通過應對大流行、烏克蘭戰爭以及特朗普回歸等一系列危機，變得更加團結；而在整個歐洲大陸，脫歐已被廣泛視為一個深刻的“警示錄”，而非一條可效仿的道路。英國以前所未有的慘痛方式明白了一個道理：在一個一體化的世界里，身處的“渺小”絕不等同于擁有“主權”。

伯納姆在梅克菲爾德選區的壓倒性勝利，讓他有理由自詡為工黨內唯一能遏制改革黨勢頭的人物。如果他如預期般接替斯塔默，他將不得不正面應對那道“三難困境”。他所面對的，是一個已成為重要選舉力量的改革黨，以及一群疲憊不堪、滿懷怒火且深信政治精英在未來的權衡取舍上并未坦誠布公的選民。

Brexit was, at its core, a revolt against an economic settlement that had failed large parts of the British population. The tragedy is that it produced an even worse settlement.

脫歐，其本質是對一套未能惠及大多數英國民眾的經濟秩序的造反。然而，悲劇在于它催生了一套更糟糕的秩序。“英國可以在不承擔經濟后果的情況下離開歐盟”——這始終是一個幻象，而現在，這一幻象已被徹底擊碎。剩下的懸念在于，工黨是否敢于說出“留在歐盟之外”的真實代價，以及英國的政治和經濟體制能否在不引發更深層合法性危機的情況下，消化這一真相。20世紀70年代，卡拉漢政府最終接受了市場強加的約束，而工黨為此付出了在野18年的代價。然而，當今這一代工黨政客尚未接受他們所處的困境，仍試圖在經濟和地緣政治現實已不再允許的空間內虛與委蛇。

這個憑借“勝任治理”承諾贏得政權的政黨，或許仍能鼓起勇氣，承認其前任造成的破壞，并開始（無論多么謹慎地）去撥亂反正。脫歐的賬單已然到期，總有人要支付。現在的唯一問題是：工黨是以一種能保住執政權的方式來買單，還是以一種注定被逐出政壇的方式來支付？

本文作者

Matthias Matthijs

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副教授，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CFR）高級研究員。

本文譯者

覃筱靖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全球研究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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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詹蘊第

初審｜王希圣

終審｜馮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