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想不明白，社會主義建設了幾十年的蘇聯，會有這么多的問題？

文章來源：近現代史前沿

錢其琛（1928—2017），曾任外交部部長，新中國杰出外交家。

編者按：蘇聯曾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卻在數十年建設后遭遇劇變，留下深刻的歷史啟示。本文為前外交部部長錢其琛所作，收錄于《外交十記》，文章寫于2003年。作者以資深外交家的親身經歷與獨特視角，直面回答：為什么社會主義建設了幾十年的蘇聯，會出現這么多問題。文章立足史實、視角厚重，對理解國際共運歷史、汲取經驗教訓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正文：

初到蘇聯

我第一次出國就是到蘇聯。那幾乎是50年前的事情了。1954年8月，我被派到蘇聯團校學習。那年我26歲，初為人父，女兒出生只有20多天。

從1951年起，共青團中央每年派選一些團干部到蘇共中央團校學習，為期一年。我參加的是第四期，領隊是當時在東北做青年工作的徐凈武同志，副隊長是北京大學的張學書。

我們19名學員，加上兩名翻譯，共21個人，是在1954年8月底離京飛往莫斯科的。記得我們乘坐的是一架小型的蘇聯飛機，從北京起飛，途中降落兩次，并在伊爾庫茨克過夜，第二天換乘大型飛機，中間又停了好幾站，最終才到達目的地。到莫斯科的那天，印象中，那里好像剛剛下過雨，走出機場時，腳下還不時會踩到雨后一片片的積水。

蘇聯中央團校坐落在莫斯科郊外的小鎮威什尼亞基，離莫斯科市區有市郊列車六站地的路程。學校周圍有一片白樺林和一個不小的湖泊，附近還有一座彼得大帝時期一位大臣的莊園，那時已改做博物館。

團校的課程有聯共（布）黨史、哲學、政治經濟學三門主課，還有俄語、青年團工作等幾門副課，另外就是體育課了，冬季還要學習滑雪。

團校授課采取課堂宣傳和課下自學相結合的方式，每天，教授在課堂上先講授三到四個小時。那些蘇聯教授的理論功底很深，講起課來真是引經據典，照本宣科，馬列主義的某個觀點、某句話，在哪一本著作中的第幾頁上，都能一一說出，分毫不差。

課下，我們則要用大量時間來閱讀指定的理論書籍，也就是馬列主義經典原著。此外，就是由教師圍繞教學內容組織的課堂討論，俄語叫“席明納爾”。在這種討論中，教師和學生是一種互動的關系，可以互相提問，內容當然只是從書本到書本，從理論到理論，很少有與實際相結合的討論。

赴蘇之前，所有學員只受過為時半個月的俄語訓練。開始時，老師授課和師生之間交流都要通過翻譯，從俄語翻譯成中文，再將中文翻譯成俄語。學習俄語，成了首要任務。

根據學員的水平，俄文課分成四個小班開設，每個班約四五個人。分班前有個水平測試，讓從地圖上指出某個城市，還問一些諸如“你是怎樣到這里來的？”之類的問題。我和幾位曾在國內自學過俄語的同學分在一個班，被其他同學戲稱為“高級班”。

開學后，大家每天清早一起床，就都忙著背俄語單詞或朗誦課文。到了學習結束時，我和有的學員已經可以用俄語回答問題了。

除了課堂學習外，蘇聯團校還組織我們參觀革命遺址、紀念館、工廠、集體農莊，以及參加一些文化娛樂活動。我們參觀過托爾斯泰故居、高爾基紀念館，觀賞過特列季亞科夫畫廊，還在莫斯科大劇院觀看過經典的芭蕾舞《天鵝湖》，以及聽一些著名的歌劇。

1955年寒假，我們去列寧格勒旅行。時值隆冬，天寒地凍。在一片皚皚白雪中，我們參觀了冬宮、斯莫爾尼宮和因“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而聞名的“阿芙樂爾”號軍艦。全班同學還在蘇聯和芬蘭邊界附近的拉茲里夫湖畔的一個小茅屋前合了影。當年，列寧就是住在那間小茅屋里，寫下了著名的《國家與革命》。

暑假期間，我們又被安排去了烏克蘭旅行，并乘船游覽了黑海和克里米亞。

1954年12月攝于蘇聯中央團校校外小湖上，左一為作者，中間為遇衍濱（原少年兒童出版社社長）

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蘇關系正處于最好的時期。蘇聯團校的教員、同學、翻譯，乃至后勤工作人員，對中國學員都非常熱情，在學習和生活等方面也照顧得很周到。

我們的俄語老師聽說中國人喜歡吃花生米，就在課堂上說，她一定會給大家找一些來。過了很久，大家差不多把這件事忘記了，那位老師卻真的為大家帶來了許多花生米。那是她從莫斯科市里千方百計找到的。當她把花生一一分給她的中國學員時，臉上帶著滿足的笑容。

班上的翻譯瓦里婭還受校方委托，負責安排學員的各種活動，假期帶領大家到外地參觀訪問。她不辭辛苦地幫助中國學員解決校園生活中遇到的種種問題，那份耐心、熱情和周到，給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那時，在我們中國學員的心目中，蘇聯是革命圣地、列寧的故鄉，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樣板。蘇聯的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又在反法西斯戰爭中取得了輝煌的勝利，而社會發展的光明前景更是令人向往。

新中國剛成立不久，百廢待興，在經濟建設等很多方面都在學習蘇聯的經驗。我們到了蘇聯，都很興奮，生活又很愉快，一心要以蘇聯為榜樣，好好學習。

但是，在蘇聯學習的時間長了，和老師、同學的交往多了，慢慢發現蘇聯也存在著一些難以理解、不如人意的社會現象。不少蘇聯人在談吐中，不時會流露一些不滿情緒。大家最初深感詭異，想不明白，為什么社會主義建設了幾十年的蘇聯，會有這么多的問題呢？社會主義社會難道也會不完美嗎？

留蘇工作

1955年夏天，蘇聯團校的學習還沒結束，組織上就通知我，畢業后留在駐蘇使館工作。

我們剛到蘇聯時，我國駐蘇大使是張聞天同志。1955年初，張聞天奉調回國，由劉曉同志出任大使。陳楚同志和張德群同志先后在使館任公使銜參贊。

我先是被安排在使館的留學生管理處工作。

那時，我國一年中同時在蘇聯的留學人員約有4000多人，其中在莫斯科的就有2000多人，在列寧格勒、基輔、斯維爾德洛夫斯克、敖德薩等地也有不少人。

使館的留學生管理處負責所有與留蘇學生有關的事務，例如聯系院校、確定專業、留學生的思想教育，乃至個人生活方面的一些問題也要處理。留學生管理處的主任是教育部派來的參贊李滔同志。在留學生管理處工作時，我幾乎到過所有有中國留學生的蘇聯院校，并有一年的時間住在列寧格勒，專職管理那里的1000多名留學生。

1960年，我調到使館研究室，主持調研工作，直到1962年初奉調回國。

從1954年去蘇聯團校學習，到1962年回國，我在蘇聯學習、工作了八年。這期間，蘇聯內部和中蘇關系都發生了不少影響深遠的變化。特別是1956年，蘇共召開二十大，赫魯曉夫作關于斯大林問題的“秘密報告”，在蘇聯社會引起了強烈反響，西方輿論也廣為傳播。不久，中國發表了《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等文章，兩黨發生分歧。

從1959年起，中蘇開始了為期30年的“冷戰”。我1962年初回國時，中蘇兩黨正處于“十年論戰”的高潮，而兩國關系正在一步步滑向嚴重的對抗。

重返莫斯科

十年后，也就是1972年初，我正在安徽干校勞動之時，又一次奉命赴蘇，到駐蘇使館擔任政務參贊。

當時，中國仍在經受“十年文革”的磨難，人們的思想在經歷了社會動亂之后，正孕育著對社會主義的新認識。在赴莫斯科的火車上，我也在想，不知十年后的蘇聯會是什么樣子，社會有什么變化。

從北京到莫斯科，火車要行駛整整一個星期，一路上，倒是可以好好觀察一下。從車窗望出去，仍是一望無際的森林和原野，挺拔的白樺樹，廣袤的草原……風光依舊。只是沿途看不到什么大的建筑、新的工廠或新的城市。

列車一站站停靠時，從行色匆匆的旅客們的衣著和行李上，以及車站小賣部搶購食品、到處有人拎著面包的情況來看，蘇聯沒有什么變化，發展好像停滯了。當年赫魯曉夫吹噓的“20年內建成共產主義”的“宏偉規劃”顯然已成了泡影。

要說有什么變化的話，那就是北京至莫斯科的國際列車上乘客已經寥寥無幾了，和十年前的境況真有天壤之別。我們幾乎可以獨享整節車廂，旅途煩悶時，只能和乘務員聊聊天。當時，中蘇之間的交往已經很少了，但兩國間的國際列車仍照舊運行。

使館正前方是莫斯科國立大學，從使館樓頂可以清晰看到。中國駐蘇使館在列寧山上，占地12公頃，主樓是一座宏偉建筑。

這時，使館的工作人員已大大縮減。由于雙方關系緊張，蘇聯方面設了好幾個警察崗哨，對中國使館進行嚴密“保護”，也就是嚴格監控。

從使館的樓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莫斯科大學建筑的尖頂上閃亮著碩大的紅星。1957年11月，毛主席正是在這所大學的大禮堂里向留蘇的中國學生說，你們青年人好像是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當時，留學生們高喊著“為祖國建設奮斗50年”的口號來回應，場面激動人心。

時過境遷，當年熱情澎湃的場景已經不在。駐蘇使館里相當冷清，與對方已經沒有多少外交業務了，只能在使團中開展工作。對蘇方，除了一些禮節性拜會外，就是我方提出抗議，或是駁回對方的“抗議”。

20世紀70年代初期，駐蘇大使是劉新權同志。使館有三位政務參贊，除了我，還有馬列和王藎卿同志。

由于莫斯科地處交通要道，過往的中國代表團仍然不少。使館的一項工作就是向他們介紹蘇聯的情況，以及逗留期間應注意的事項。

我們也利用一切機會到蘇聯各地旅行，去了解情況。我先后訪問了外高加索地區和波羅的海沿岸。蘇聯方面對我們的出行格外注意，采取嚴密的監控措施。被“盯梢”真是家常便飯，只是這種“盯梢”太容易發現了，有時把他們甩掉，有時也開開他們的玩笑。

有一次，在旅途中，我們干脆就直接跟“盯梢”的人說，你們跟在后面太辛苦了，我們正好不認識路，還是請你們到前面來，給我們帶路吧。“盯梢”的人被弄得哭笑不得。

1974年夏，我調離蘇聯，去非洲赴任。

從1954年算起，斷斷續續，我在蘇聯度過了整整十年，經歷了中蘇關系最好的時期，也見證了兩國關系的逐漸惡化，而最后這兩年，則是中蘇關系最為緊張和困難的時期。

眾說紛紜

蘇聯的解體，可以說是20世紀最令人驚嘆、也最令人深思的事件之一。

蘇聯的解體，幾乎像是一朝一夕發生的事情，但導致其瓦解的許多因素，卻是長期積累下來的。在這里，不能不提到在上個世紀初，兩個著名的法國作家當年對蘇聯的觀察。

在20世紀30年代，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和安德烈·紀德都曾懷著對這個當時蒸蒸日上的國家的極大興趣，來到莫斯科旅行。他們都將自己在蘇聯的所見所聞、所疑所思，以日記的形式記載了下來。

紀德把自己的日記命名為《從蘇聯歸來》，并在1937年公開發表，坦率地把他對蘇聯的現實考察和長遠思考說了出來。而以小說《約翰·克利斯朵夫》聞名于世的羅曼·羅蘭卻宣布：“未經我特別允許，在自1935年10月1日起的50年期限滿期之前，不能發表這本日記。”他的這一舉動，曾引起不少猜測，從而使他的訪蘇日記蒙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

羅曼羅蘭

現在，我們可以看看他們當時的觀察和思考。羅曼·羅蘭一方面表示，“我從這次旅行中得出的主要印象與感覺”是“無比高漲的生命力和青春活力的強大浪潮”，“他們正在為全人類更美的、最好的、燦爛的未來而工作”；一方面又認為，那里“正在不人道地形成賤民階級，必須承認這一切，只能對此感到可惜，只能糾正和根除”。紀德則寫道：“對絕大多數勞動者來說，每日工資為5盧布或更少；而對某些享有特權的人來說則享受更多的優惠。”他得出的結論是，蘇聯出現了貴族。

無論是羅曼·羅蘭還是紀德，在自己的日記里，都不斷地將高大的紀念性建筑、寬敞的別墅和窄小、簡陋、擁擠的普通老百姓住房作為對比。

紀德在日記中對當時的蘇聯市場有著深入的觀察。他是這樣描繪的：百貨公司還不到營業時間，門前已開始有兩三百人在排隊。那天是賣床墊，或許只有四五百件，卻來了800到1000多顧客。不到天黑，所有的東西都賣光了。需求量那么大，顧客那么多，就是在很久以后，一切東西仍會供不應求。

羅曼·羅蘭則對蘇聯人的精神狀況表示了擔憂：“我確信，他們有時甚至過分低估其他民族的生命力。即使資本主義的政府和制度是他們的敵人，也不能低估其生存力。蘇聯勞動者堅信他們擁有并且親自創造了一切最美好的東西，而其余的世界喪失了這些美好的東西（學校、衛生設施等）。青年不可能自由地將自己的智力成就和思想與他們的西方朋友的成就相比較。真擔心有朝一日突然發生這樣的事，就會產生動蕩。”

對此，紀德顯然也有同感。他寫道：“蘇聯人對于國外的局勢和狀況處于驚人的無知之中。不僅如此，他們還被弄得深信：外國的一切都遠不及蘇聯好。”他說，有一個青年人曾這樣對他說：“幾年前，德國和美國還能在某些方面讓我們獲益。而現在，我們沒有什么必要去向外國人學習了……”

俄羅斯學者阿爾巴托夫是這樣論述20世紀70年代的蘇聯的：經濟學者已經意識到蘇聯的經濟發展一直是在走外延發展道路，而現在外延增長的因素已經枯竭。因此，必須把轉向集約化發展道路提上日程，必須從依靠行政命令轉為用經濟杠桿調控經濟。必須重視已經開始的新科學技術革命等。當這些問題被提到蘇共代表大會上時，只是議論了一番。實際上，一切依然如故，毫無結果。

到了20世紀80年代后期，用曾任蘇聯總統助理的切爾尼亞耶夫的話說，對蘇聯社會的質疑開始出現了。當戈爾巴喬夫說“忠于社會主義價值”、“純凈的十月革命思想”等等時，“我們自己也弄不明白，我們究竟是處在什么樣的社會中”。

曾任蘇共中央領導人的利加喬夫說，我們當時感到特別驚訝的是，蘇聯在科技方面與西方的差距非常大，我們對社會民主化進程的停滯也感到擔憂，這一切都影響到人民生活水平以及社會思想。他認為蘇聯進行改革的前幾年，解決了一些住房之類的社會問題，隨后便困難重重，在經濟方面出現了無組織現象。由于急于扭轉經濟上的不利局面，而又不懂經濟規律，就匆忙決定快速轉向市場經濟，結果遇到很多困難，尤其是消費品嚴重短缺，從而引起社會的強烈不滿。

利加喬夫在分析蘇聯瓦解的原因時，特別強調以下因素：首先是大批黨的領導人在國內外各種因素的影響下變了質；其次，是蘇聯為增強國家的防御能力而過度消耗了大量資金，把最優秀的干部、專家學者，最好的設備、材料和大量的工業企業，都投入到這一領域。

切爾尼亞耶夫進一步分析道，西方用超級武器進行的威脅，原來都是虛張聲勢的嚇人手段，而莫斯科卻特別容易受到這些嚇人手段的支配，并卷入了致命的螺旋式的軍備競賽，為之犧牲了一切，最終，也包括犧牲了自己國家的未來。

曾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雷日科夫認為，俄羅斯議會1990年6月發表主權宣言，是蘇聯瓦解的決定性事件，此后沒有任何東西能夠阻止蘇聯走向崩潰。一旦俄羅斯明確宣布自己是小于蘇聯整體的主權國家，聯盟的瓦解就成為不可避免。

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爾巴耶夫認為，有兩件事對蘇聯解體產生了巨大作用，一是1990年俄羅斯的主權宣言，因為當時全蘇聯境內除愛沙尼亞外，沒有一個加盟共和國搞獨立，俄羅斯向誰要主權？答案只能是：向其他加盟共和國，向蘇聯；再就是俄羅斯聯邦共產黨宣布退出蘇聯共產黨。這兩件事一發生，蘇聯解體的命運就定了，因為支撐它作為一個統一國家的主要支柱已經坍塌，維護和保證國家統一的紀律和意識形態也不復存在了。

如今看來，可以這樣說，就蘇聯而言，成也俄羅斯，敗也俄羅斯。